第5版()
专栏：
认真肃清政治生活中的封建遗毒
白纪年
领导机关带头端正党风，不仅要继续坚决纠正经济方面的不正之风，而且要认真纠正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风。我们过去对政治生活中封建的东西批评、纠正得不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家长制、一言堂，是政治生活中封建遗毒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不少地方，党内生活仍然不够正常，缺乏民主，甚至一个人说了算，大家唯命是从，遇事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更谈不上对不正之风开展批评。有的部门和单位，把重要人事任免报告送到上级审批去了，可是他那个党委的成员却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有的领导人把党和人民委托自己负责的部门和单位当作独立王国，不听上级的招呼，不受群众的监督，专横跋扈，唯我独尊。有的要求下级无原则地服从自己，把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变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有的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开会，主要领导人从头讲到尾，别人都插不上话，集体讨论，集思广益，成为一句空话。所有这些，不能不严重压抑干部和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削弱和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使我们的事业受到损害。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承认领导人有他的重要作用，但我们坚决反对把个人放在不适当的地位。领导人要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使自己融合在集体之中，必须自觉地把自己的活动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这是共产党人党性的表现。作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应当为集体领导成员、为各级干部、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提供一种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发表自己意见的条件，创造一种大家敢于畅所欲言，亲切、自然、融洽、平等的气氛，使上下之间、干群之间，在思想上、感情上、心理上都接近起来，融合起来，真正确立同志间的相互平等、团结合作、亲密无间的关系。绝不可以不适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和群众之上，绝不能随意侵犯党章规定的党员和党委委员的民主权利。“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常政治生活遭到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遭到破坏，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是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这个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
在组织、人事工作方面，有的人总是爱搞团团伙伙，选拔任用干部不公道，不正派，凭个人印象、个人好恶甚至个人恩怨来选拔干部，喜欢任用那些对自己恭顺、比较圆滑的干部，特别是对自己的亲朋故旧、熟人、乡党、老下级，多方提拔，大加重用。而对那些真正有才识、有棱角、有个性、敢于改革创新的干部，却非难指责，甚至排斥，这和我国古代那种封建门阀制度、门阀作风，很有几分相似。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许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亲属聚集，夫妻同堂，父子、母子同堂，亲家联襟同堂，父母儿媳同堂，翁婿同堂，兄弟姐妹同堂，以及表亲、干亲、甥舅、妻兄弟等等关系，形成错综复杂的血缘、姻亲关系网络。群众形容这种现象为“党政干部亲套亲，政法干部父子兵”，这是目前比较普遍的带有浓厚封建宗法色彩的一种社会现象，已经成为组织人事工作方面一个突出的新问题。这种现象弊病多端，危害严重，需要引起重视，认真进行研究，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若不采取措施解决，遗患将是很大的。
政治生活中的封建遗毒，还是一种无形的思想“紧箍咒”，妨害我们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些部门，一些同志，开会、讲话、写文件、办事情，常常只是照抄照转上级的东西，或者别的哪个权威讲过的东西，至于上级文件上没有的，上级领导没有讲过的，就不敢讲，不敢做。遇到问题，遇到困难，不敢抓，不敢管，总要问一个有无文件规定，有无先例可循，就是不问怎么做对人民有利，怎样做符合实际，符合党性原则。明明应该办、也能办的事，硬是不办。有些文件和报告，这个地方可以用，那个地方也可以用，姓张的讲也行，姓王的讲也行，去年讲也行，今年讲也行，没有什么针对性，没有什么特色。这种唯上司之马首是瞻，靠“等因奉此”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精神状态，说明我们不少同志受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毒害很深还不自觉，很需要好好地解放一下思想。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工作不会真正做好，要开创新局面，更是根本不可能的。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上，有这样一段话：“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全党必须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调查研究现实情况，解决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提出的新问题，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否正确，是否出色，就要用这一句话、用这个标尺来衡量。现在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你究竟贯彻执行得如何，就要看你是不是依据了这条思想路线，去探索，去实践。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真正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人，应当也是敢于提出前人、别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的人，敢于对实际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的人，敢于锐意创新、开拓前进的人。这就是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应当积极鼓励和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种种妨害我们创造性工作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决裂，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的立场上来。在当前进行全面改革的新时期，尤其需要提倡创造精神。可以说，能不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工作，是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有没有胆略与见识，思想政策水平、业务能力和政治责任心高低强弱的一个集中反映。
长期以来，在我们一些机关、单位，还形成一种很不好的作风，就是只为少数几个当权者服务。谁一当领导，后边嘘寒问暖、提茶倒水的一大帮，殷勤备至，甚至千方百计地巴结、奉承；而对广大干部、职工的利益却漠不关心，不努力为他们服务。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有工作人员思想上的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少数领导人以为当官享受是天经地义的，好坐轿子，喜人奉承，要求别人无原则地满足他的不合理要求，甚至以此作为评价、选拔干部的依据，造成人与人之间极不正常的关系。对这种不良风气，广大干部、职工是很不满意的。当然，为领导人服务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服务，同一切封建的、旧的官僚衙门有着原则性区别。巴结、奉承当权者的做法，是从个人的利害得失出发的。在封建衙门里，一切都为了最高当权者一个人，一切都围着这一个人转，普通工作人员是没有任何地位的。现在有些老同志反映，一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就有一种冷落感，这也和一些人好走“热门”，不愿走“冷门”的不良作风有关。人家在岗位时，工作忙得很，你三天两头拜访，看似热情，实在也添了不少麻烦。人家退下来了，事情少了，困难多了，需要看望、帮助时，你却躲得远远的，生怕粘住了。这种势利眼作风，根本不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风，而是旧式官僚衙门作风，是一种封建遗毒，应当坚决铲除。
政治生活中这些封建遗毒，是我们进行改革、搞活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重大障碍，必须认真加以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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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子之道 不可不察
穆福田
也许是东方文化更为讲究家庭伦理的缘故吧，我们这个民族历来比较重视爱子之道的研究。披览史籍，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伦理学家就此写下的长文短札连篇累牍。“家训”一类著作自不必说，就是专以文笔取舍而不虑及伦理价值的《古文观止》，就不期而遇地选进了《石碏谏宠州吁》、《触詟说赵太后》、《马援诫兄子严敦书》等好几篇阐述爱子之道的短文。唐代史官吴兢在辑录唐太宗及群臣研讨治国方策的言论时，也开列了“教诫太子诸王”、“规谏太子”的专章，和“君道”、“任贤”等章并列，写入名著《贞观政要》。时至现代，此类文章更是累见不鲜。
鲁迅先生有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共产党人当然也钟爱子女。问题是怎么个爱法。在我们的干部中，爱子以方者固然不乏其人，但也毋庸讳言，确实也有一些干部，他们的爱子之道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封建主义灰尘：有的千方百计为子女谋官，巧通关节，互相方便，要挟组织，私相授受；有的处心积虑为子女谋财，安排美差，提供情报，官商一体，无本万利；有的想方设法为子女谋“治外法权”，官官相护，说客频仍，指鹿为马，玩弄法律。凡此种种，人数虽少，影响极坏。它损害着党的形象，败坏着党的事业。邓小平同志曾尖锐地指出，有些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亲属子女，把他们也带坏了。现在，党中央决心实现党风根本好转，其中就包括了纠正子女问题上的不正之风。为人父母的人们，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是该认真审察一下自己的爱子之道了。
教育子女作遵纪守法的公民，这是社会对家长的起码要求。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似乎还停留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期，认为法律只管别人，管不着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平日里对子女娇宠有加，疏于守法的教诲；子女触犯刑律后，却庇护有术，充当子女的靠山。殊不知，在父辈的保护伞下，在某个特定时期，子女也许能肆虐于一隅，得逞于一时，一旦法律恢复了它应有的尊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再来慨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也无济于事了。如果把这种子女比作一颗毒瘤，社会上残存的腐朽思想固然是它萌生的土壤，那些被糊涂油蒙了心，溺爱子女，姑息养奸，终使子女罪错小以坐大的父辈也难辞其咎。爱乎？害乎？此可思之一也。
我国古代一位哲人曾说，人的美德盖源于节俭，劣行盖始自奢侈。陈毅同志也曾经写道：“历览前朝兴衰事，成由勤俭败由奢。”我们党历来提倡以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后代。不少党员身居高位，严格要求子女“乐与众同”：不能享受不应有的物质待遇，不能利用父辈声望谋取私利。不少老党员临终，把全部积蓄缴纳党费，不留给子女分文遗产。在他们的严格教诲下，子女无坐享其成之念，有锐意进取之心，顺境中恪守其操，逆境中不失其节。但也有些人，为满足子女过高的物质奢求，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甚至有只要个人能捞、国家损失再大也不顾者。这就不仅愧对共产党员的称号，就是比之封建时代的清官，也“弗如远甚”。宋代史家司马光在那篇教诲儿子司马康力行节俭的《训俭示康》中，旁征博引，把以俭教子的道理讲得淋漓尽致。为什么有些共产党人的眼光反倒不如这些封建士大夫呢？现在，有些老同志深感子女“不类我也”了：事业心差而虚荣心强，缺乏理想而嗜钱如命，安于享受而懒于进取，疏于专业而精于“关系学”。他们为子女的才智平庸、大器难成而愤懑，却不晓得正是自己那种金丝笼中养雀、玻璃缸中喂鱼的爱子之道，窒息了他们奋发拚搏的活力，造就了他们胸无大志的惰性。爱乎？害乎？此可思之二也。
唐人有诗云：“洪炉思哲匠，大厦要群材。”四化伟业需要亿万优秀人才为之奋斗。望子成才，是每个家长的心愿。青年的家庭背景千差万别，成才之路却只有一条：通过自身努力，掌握真才实学，接受实践淘洗，让国家量才而用。领导干部应发挥自己党性强、水平高、学识深的优势，给子女以更高尚的熏陶、更正派的教诲，把他们引上一条成才的正路；而不应该为子女寻找“曲径通幽”的门径，搭设“暗度陈仓”的阶梯。“天下为公，能者为之”。在学识和才能面前人人平等，优胜劣汰。既不承认“近水楼台”之家，也不存在捷足先登之便。这样，干部才当其位，事业才能兴旺发达。然而，总有些人想凭借权力和关系把子女拉上与其能力不相适应的高位。这种揠苗助长式的爱子之道，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也不敢苟同。春秋时郑国名相子产认为，硬要没本事的人担当某种职务，就如同让不会操刀的人割肉，只能自伤；如同让未尝乘车的人驾车射猎，只能车覆人亡。稍后的赵国触詟则进一步提出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思想。他说，位尊无功，俸厚无劳，“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有权的人只想让子女作官，而不考虑他们有无能力立功于国，一旦父辈辞世，他们将何以自托？爱乎？害乎？此可思之三也。
亲子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因而，能不能正确地处理这种关系，也不仅是个人的问题。对一般人来说是如此，对领导干部来说，尤其是如此。可惜，这一点还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认识清楚了的。毛泽东曾经建议全党读《触詟说赵太后》，周恩来也曾提醒领导干部莫让子孙步清代八旗子弟后尘。观盛衰之变，穷治乱之理，他们正是在洞察了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正确对待子女的重要性之后，才提出了这种语重心长的告诫。此情殷殷，此意拳拳。爱子之道，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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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王琢
宏观经济管理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坚持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消除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而要消除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就要找出国民收入在哪些环节发生了超额分配，对症下药，才能收到实效。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主要发生在以下一些环节：
一是财政赤字。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却硬要办那么多的事，对资金不足的缺口，就打财政赤字来弥补。这种财政赤字，直接表现为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
二是由生产与流通领域的不正常现象导致的财政虚收实支。就生产说，如工业企业生产的废品、残次品，需要削价处理的产成品，库存不适用的零部件和机械设备以及呆帐损失等，由于没有及时核销冲减利润，其中一部分依然作为税利上缴国家财政。这部分税利本是虚假的，但是，一入财政金库就作为实实在在的财政收入而相应地安排支出了。再以流通领域为例。当工业企业完成了产值计划，把产品销售给商业企业后，如果有些产品不适销对路，压在商业企业的仓库里，其价值就无法真正实现。但从工业企业本身看，产品已销售给商业企业了，相应地也把税利上缴了。这样，财政从工业企业收到的这部分税利也是虚的，用于财政支出，就会形成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
三是在物价上涨时，企业在价格上涨前用低价购进的原材料或库存原材料，现在可以高价卖出，相应地表现为利润的增加。但这部分利润是由于没有相应调高库存的低价原材料的价格而形成的。从宏观上看，这部分因价格上涨而形成的利润是虚假的，其中一部分作为税利上缴了财政，也会形成财政虚收实支，从而形成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
四是银行发行货币作为收购农副产品贷款的资金来源。在五十年代，我们的做法是，收购农副产品没有钱就发票子，发出票子收购物资，卖出物资回笼票子，而且农副产品经过加工增值，还可以回笼更多的票子，这不会出现通货膨胀，不会发生国民收入超额分配。但是，近几年情况有了变化，农业丰收，农副产品库存增加了，而国家没有相应列上一笔农产品储备基金，所以，投放用于收购农副产品的票子中有一部分没有相应的商品来回笼。没有商品回笼的票子，一部分变为农民的手持货币，随时可以冲击市场；一部分存入银行形成储蓄存款，而银行又把这部分储蓄存款放出去，形成膨胀的需求。这也是一种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
五是通货的过量发行（即非经济性发行）。一种是财政赤字造成的财政性的货币发行；另一种是贷款缺乏资金来源，就用发票子的办法弥补，其中一部分贷款还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这后一种过量的货币发行，也会形成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
六是派生性存款，导致信用膨胀，造成贷款规模扩大。这是通过信用膨胀而造成的国民收入超额分配。
总之，在上述情况下，国民收入中必然有一个相当部分是虚假的。如果不加分析地主张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就有可能出现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所以，国家对资金的使用量必须实行适当的控制，为了避免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即使帐面上有那么多钱也不能花那么多钱，办那么多事。过去我们控制的办法主要是用行政手段“截流”，而对国民收入本身就存在虚假的情况注意不够。今后，必须采取“堵源”的办法，堵住前面列举的产生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漏洞，使每笔资金都有相应的物资保证。有了这个前提条件，才可以实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
为了实现资金平衡，改善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还必须把握住三条：第一，通过资金调节机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实现资金平衡。资金平衡包括财政资金平衡、信贷资金平衡、外汇资金平衡以及三者之间的统一平衡。为此，要坚持以收控支，多收可以多支，少收必须少支，不能安排支大于收的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计划盘子。
第二，根据资金平衡原则控制宏观经济决策。凡是需要花钱的宏观经济决策，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决策，不管对长远或者对眼前有多么必要，都必须遵循资金平衡的原则，不能用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办法追求高积累、高投入、高速度；同时，在体制上可以考虑，用财力资金控制取代额度指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办法。
第三，实行分层次的资金平衡管理体制，即在国家的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分灶吃饭”的自负平衡的管理体制。管理宏观经济层次的各级政府，各吃各的饭，各当各的家，既具有自我调节发展的机制，又具有自我调节需求的机制。这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实行以收控支、自负平衡的管理体制。这样才能治好旧体制反复出现的需求膨胀的痼疾，才能为价格体系改革提供基本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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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三十一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讨论会召开
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三十一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讨论会于3月24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社会科学、经济科学的发展战略。会议重点讨论了三个问题：①社会科学、经济科学在整个科学领域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②社会科学、经济科学发展战略。③实现社会科学、经济科学发展战略的环境。
与会同志认为，社会科学、经济科学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社会科学、经济科学的研究可以为党和国家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一个社会科学、经济科学落后的国家是不能跨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的。但是现在有不少人对此认识不足，没有把社会科学看成科学，而常常把它等同于一般的思想教育。
在谈到社会科学、经济科学自身发展战略时，与会者认为，现在要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要重视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但理论研究不能满足于跟在实践后面走，要显示出指导实践的理论力量。与会者还说，我国社会科学、经济科学的发展要有一个较为具体的规划，对新学科的建立、老学科的发展与完善要有通盘考虑。会议还提出，要积极发挥各学会的作用，加强学会内的学术交流。
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科学、经济科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是讨论会的“热门”话题。不少与会者认为，科学研究不能有禁区，自由探讨的学术环境是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自然科学的试验可能失败，社会科学的探索也会犯错误，如果没有错误和失败，就无需科学探索了。大家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主空气比较浓了，学术气氛比较活跃了，这些都为社会科学、经济科学的自由探讨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社会科学、经济科学的研究在某些单位、某些部门还没有能受到应有的鼓励和保护。 （姜渭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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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义和团运动》出版
由路遥编的《义和团运动》一书已由巴蜀书社出版。本书是《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中的一种。编者对建国以来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评述，并收入各种不同意见的文章三十五篇，书末附有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文、资料索引，基本上反映了建国以来史学界关于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全貌。
《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是由李侃主编的，今年还将出版《戊戌变法》、《清史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等多种。
（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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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出版
外国资本在旧中国的活动，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课题。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张仲礼、陈曾年著）一书阐述了这方面的内容。
沙逊洋行是英国资本在旧中国的四大垄断集团之一，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进入我国，以鸦片走私起家。鸦片战争后，又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和英帝国的支持而逐步膨胀起来。从沙逊家族成员伊利亚斯·沙逊来广州开拓业务，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它在中国的土地上盘踞了一百多年，在外国资产阶级侵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书首先通过对沙逊家族的来历和百余年的活动概况的叙述，介绍了沙逊集团发迹的历史。接着剖析了该集团贩卖鸦片与其他进出口贸易的兴起衰落、房地产经营、工业投资、金融垄断活动、与买办的关系、英镑投资和两次撤退等情况。最后，总结了沙逊集团在旧中国活动的特点，分析了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