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借鉴·激励·奋进
——莎士比亚戏剧节感言
孙家琇
今年4月，我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由两院两会——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主办，并分成南北两片，在北京和上海同时举行。这是纪念这位伟大的英国戏剧家逝世三百七十周年的有意义的活动。
这次活动本身以及有很多单位踊跃参加和积极筹备的情况，就能说明莎士比亚在中国的影响了。他的名字和作品，从清末相继传入我国以来，尤其是在解放以后，随着翻译、演出和分析研究的增多，日益受到读者和观众的珍爱。莎剧曾给中国话剧的发展以有益的营养，我国的话剧大师们都曾有意识地向莎剧借鉴过。这次戏剧节是一件新事，它不仅体现我国人民对于莎士比亚的景仰，有助于增进我们同英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友情，而且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发展我们的戏剧事业，应该是有助益的。它可以促使我们的戏剧艺术家和莎剧爱好者，更有意识地去探讨和借鉴莎剧当中有益于今日的创作经验。
人类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莎士比亚戏剧同现代以及我们今天的关系，已经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的人由于弄不清这个关系而产生了类似下面的态度或看法，例如不注意莎剧作为戏剧脚本的旺盛生命力，而只把它奉为经典著作和高深的剧诗来学习和钻研，不免把莎剧变成了古雅深奥的书本学问。又如承认莎剧伟大，但是偏重它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把它视为“大、洋、古”，认为它作为历史的产物，即使再好，它的思想和形式也是陈旧过时的了。再如，认为莎剧里的人物角色、故事情节以至戏剧手法都太遥远离奇，不够真实，缺少现实感，不能使人感动，这样也就不去认真地注意剧中的精华，领会它的认识价值和艺术魅力了。再有，立意创新，要吸取西方戏剧的艺术经验，却容易简单笼统地把各种现代派戏剧置于莎剧之上，以为比莎剧新颖“先进”和更有借鉴价值。凡此种种，不是不正确，就是不够全面和切实，因而会妨碍我们更好地分享这份人类财富——戏剧艺术的瑰宝。这就有必要提出一个希望来，即尽力弄清莎士比亚戏剧和现代的关系。
莎士比亚具有乐观主义精神和时代前进的意识，但他又宣扬抽象的人性论和带有基督教意识的人道主义。这些都是必须看到和批判地对待的。拿后一项为例吧，恩格斯说到歌德的伟大在于能“使艺术摆脱宗教桎梏”时，就指出过：“在这方面，无论是古人，还是莎士比亚，都不能和他相比”。但重要的是：在辨别莎士比亚各种局限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莎士比亚戏剧反映人类走上近代、现代历史阶段的新的本质。这里用近代、现代的提法是为了强调指出，诞生莎士比亚戏剧的那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虽然是近代的黎明，却至今在世界极大范围内远未结束，而只是经历了发展恶化阶段，并且仍在继续经历着。这也正是为什么莎士比亚所思考和抨击的严重问题，今天在世界多少地方广泛地和变本加厉地存在着。不信的话，可以看看随手列出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某些主题和问题。
象《哈姆雷特》和《麦克白斯》中的政治野心、血腥暴力和社会黑暗；象《奥赛罗》里埃古式的智能与道德分家的那种邪恶，最为圆滑奸险的两面派、假忠诚、“玛基雅维理式”的不择手段；象《李尔王》里的忘恩负义、两代人的冲突倾轧、贫苦人的非人处境等等；象《特勒伊洛斯和克雷茜达》中旷日持久的愚蠢战争、盲目的和无耻的两性关系；象《雅典的泰门》里，黄金——“有形的神明”和“尽人可夫的娼妇”之为害，等等。正是这种种问题和思想深度使莎士比亚戏剧获得了真正的社会性和现代性，仍然可以给当代世界擎起照妖镜。试问：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多少现代剧作能有这样的思想深度和揭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罪恶实质的惊人力量？有多少是以同样令人难忘的活生生的典型形象体现其内容的呢？
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中表现出鲜明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他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换体裁和题材，在剧中塑造理想人物，提出社会问题，表现出对于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他所向往的“人的价值”、“人性美”、伦理道德观念、爱情和婚姻自主、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等等人道主义理想，以及可能受到莫尔《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影响而产生的，对于公正美好的人类生活的要求，至今仍是世界上千千万万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应该进一步明确肯定的是，莎士比亚戏剧实际上开了近代、现代戏剧艺术的先河，而不是属于古代传统的了。当然，他继承了各种约定俗成的剧场老套子，常用些落后的传统手法，不能不写些低级的脏话和噱头，不能摆脱宗教迷信的细节。但是他首先借哈姆雷特之口提出了要给时代照镜子，显示它“演变发展的模型”和“善恶的本来面目”这种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戏剧观。他对于表演艺术和观众反应极为注意，而这两方面是戏剧的根本。再有，他是一个真正以人为中心的剧作家，着力于表现各种人的性格、情欲、社会斗争、处境与命运等，因而创造了形形色色真实鲜明的人物形象。而尤其突出的是，能在展示广阔的生活背景之下，对于人的精神世界体察入微，从而最善于揭示人物心灵的体验，特别是隐秘复杂的活动与变化，而这又是同生理上的反应密切相连的。我们知道，人的心理或精神世界是现代文学艺术家们极感兴趣的领域，也是我们戏剧创作的比较薄弱的环节。因此，莎士比亚展示人的精神世界的特点和成就是值得注意的。
李卜克内西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多么欣欣向荣”时，曾强调它是“从取之不尽的矿藏中吸取灵感，这矿藏的来源就是生命力量与人类活动的总和”。莎士比亚广泛地接触生活并以高度的敏感密切观察周围世界，因而能够兼收并蓄、包罗万象。所以别林斯基早就说过，心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等都可以从莎士比亚戏剧中受到教益。所以多少音乐家、舞蹈家和美术大师们常以莎剧为蓝本创作出各种作品来。而现代剧作家们也是常向莎剧觅宝的，有的拾取了自以为适合其主张与流派的种子，置于自己的土壤之内；有的受到了有益的启发加以创造性的运用。然而他们取走的种子或枝叶，总比不上粗壮长青的参天大树。
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正在向宏伟的目标奋进，迫切需要清除各种旧痕与新病，培养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应该说，莎士比亚的正面理想与此并不相悖而是可以被吸取的。莎士比亚诗剧闪烁出来的理想光采，仍然可以激励我们，使我们联想到我们的理想与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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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变革时代的艺术开拓
——读1985年部分中篇小说
牛玉秋
1985年中篇小说创作，据初步统计，数量达到了千余部。在这个社会改革向纵深发展、文学创作主体意识不断强化和文学观念发生变革的时期，小说创作出现了从主题、题材到艺术手法的多样化的趋势。特别是改革的社会思潮、“寻根”的文化趋向和对外开放的形势影响下产生的文学意识的变化，对中篇小说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尽管时下有人对文学观念有不同的理解，对文学的内部规律越来越重视，而在创作中，一大批作者执著地表现生活，反映历史新时期的心理和情绪，尤其是对改革生活的追踪，还是今天日益繁盛的中篇小说创作中一个主导的现象。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作家反映变革时代的意识越来越明确。不少作家把与时代同步作为自觉的使命，把诗情融入跳动着的生活脉搏，不断深化对生活的理解，升华审美意识，突破了改革作品已经开始形成的某些公式化老套套，使这类作品在内容上和手法上都实现了不断的创新。
改革题材中篇小说的发展和深化，首先体现在作家们更加注意揭示改革进程中人们的精神觉醒。经济改革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比过去更为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且在从贫向富转变的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开发自己潜在的能力、不断完善自己的机会和可能。在《秋天的愤怒》（《当代》第4期）里，张炜以凝重沉郁的笔调把青年农民对改革中经济关系的思考推进了一步。肖万昌凭借他三十几年当干部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优势，在农村经济改革之后，依然不动声色地欺压着周围的农民。李芒因此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昔日，他作为地主狗崽子受尽肖万昌的无理欺压，爱情横遭摧残，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今天，他成了县里最早的黄烟专业户，生活虽比过去富裕了，却依然形同肖万昌的长工，甚至被村里人看成肖万昌的帮凶。他由思索而觉醒，因觉醒而愤怒，一个翁婿联合的专业户就这样破裂了。这破裂标志着农民在经济改革之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认识达到了更自觉的程度。在《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莽原》第3期）中，张一弓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由贫穷而丰裕的农民企业家宋福旺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物质上的丰裕，社会地位的提高，唤醒了宋福旺重建自我尊严和寻求精神丰裕的要求，当他把这一要求付诸实施时，却摆脱不了历史恩怨的纠缠和现实关系的羁绊，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意向的控制下，他险些弄虚作假，再度丧失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改革题材中篇小说创作另一个明显变化，是作家对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客观进程的思索，开始从轰轰烈烈的壮阔场面转向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场景。长期以来对题材的狭隘理解使不少人把重大事件等同于重大题材。而实际上，对文学来说，它的价值主要看它影响人的范围和程度如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带来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千百万人心灵深处的变化才是最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经常、最大量的表现是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之中。何立伟的《花非花》（《人民文学》第4期）和陶正的《假释》（《十月》第5期）正是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感悟了改革的必要性及其进程的客观性。在《花非花》中，克职尽责的老师积劳成疾终致不治；向学生介绍中外名著的老师受到非议；业余翻译文章的外语老师被视为不务正业；顺从听话的是好学生，女学生和男青年一起看一场电影便被勒令退学……，这一幅幅画面都在无声地呼喊：教育事业必须以关心人、尊重人、充分发挥和发展师生的聪明才智为宗旨，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了。《假释》所展示的也是最常见的生活场面：高级餐厅变成了音乐酒吧，歌舞团的歌手在酒吧卖唱，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教授交谊舞，电声小乐队要脱离歌舞团去“走江湖”……正是在这乱糟糟的场景中，素以开明、开放自居的歌舞团团长，发现他一年前就任之初力主的全面改革，已经带来了他意想不到的后果。无论是对艺术还是对生活，年轻人都有了一套截然不同于他设想的看法和作法。这些看法和作法是在他的支持和扶助下发展起来的，又是他所不能赞同的，而当他试图劝阻时，却又发现这已非他力所能及的了。这两篇小说异曲同工，都有较为丰厚的蕴涵。
关于“寻根”的文学主张，在1985年颇引人注目。尽管倡导者的主张同创作之间还存在着交叉与错位现象，但这一文学思潮对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影响。“寻根”的文学主张是以广义的文化意识的形态被提出的，而从创作上看，它更多地体现了对狭义的民族历史的追寻，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对它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有些在题旨上相似的作品并不就是由此产生的，但对于作家们由反思历史到挖掘和追寻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的根系，力图从历史渊源上搞清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中华民族独有的现象的来龙去脉，搞清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对今日生活的影响和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陆文夫的《井》（《中国作家》第3期）揭示了传统社会心理作为历史惰力对社会进步的阻碍。一个正直有为的女知识分子，在极左路线猖獗时受到不应有的苛待，在社会干预下屈服于不幸的婚姻家庭生活，这一切尚可理解。然而，她何以在风和日暖之时，二度恢复青春之际，再次感到走投无路，非以投井自杀结束自己有为的生命呢？作家入木三分地揭示出，几千年封建传统所形成的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嫉妒成功者等等落后意识已经深入很多人的深层意识之中，成为社会心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即使在政治清明的社会条件下，这些封建意识也能象无形的刀子一样扼杀人们对事业的追求、对幸福的向往，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郑义的《老井》（《当代》第2期）则从相反的方向挖掘我们古老民族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习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精神。
同样，在蒋子龙的《阴错阳差》（《黄河》第3期）和谌容的《散淡的人》（《收获》第3期）中，作家也从知识分子的现实命运入手，刻画了耿介直率、才华过人的知识分子不能见容于周围环境，在个体与群体的不和谐关系中深究底里，从一个侧面完成了对民族心理的考察。在我们这个传统意识浓厚的国度里，对女性的传统要求是温柔、顺从。布天隽在任何地方都要冒尖、喧宾夺主、以自我为中心、直欲压倒须眉的性格，是不受欢迎的。然而，这一性格特点却正是布天隽成就事业之关键所在。社会心理对某一种性格的厌恶并不对具有这一性格的人的生存形成直接的威胁，然而它却无时无刻不在挤压、摩擦、扭曲着它所不喜欢的性格。《散淡的人》中的杨子丰是一个封建地主兼买办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老知识分子，数十年如一日，追求真理孜孜不倦，却在古稀之年仍不能解决组织问题，其根源就在于他那耿介直率的性格。
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中包括一些消极的成分，对它们的考察和开掘，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历史惰力对社会生产关系和人们生活的阻滞。朱小平的《桑树坪纪事》（《钟山》第3期）在农民习以为常的生活中看到了封建宗法制的生产关系和精神传统的种种落后野蛮的表现。而极左路线与封建主义的结合，造成了农村经济破产、人情冷酷。王志科、李言的命运，玉兰、彩芳的婚姻悲剧，并非由某一个恶人造成，而是在全村人赞同和参与下完成的，这就更加深刻地控诉了封建主义精神传统对广大农民的摧残和毒害。张宇的《活鬼》（《莽原》第4期）中的侯七经历复杂，思想也复杂。他有占山为王的土匪思想，有朋友义气的江湖思想，有投机发财的发迹思想。就是这样一个流逛蛋，却能因机缘巧合，屡屡成为风云人物。这个形象虽写得不够圆熟，然而从他的成败兴衰却可以瞥见民族心理、社会思潮的选择弃取。
由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实行，中外文化更为广泛的交流，大批作品和观念的引进开阔了作家们的文学视野。他们一方面开始考虑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提高它的地位、加强它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更为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学手法的横向移植。王安忆的《小鲍庄》（《中国作家》第2期）力图表现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有些片断写得真切细腻，深情动人。但从全篇作品看，作家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整体把握尚欠功力，这就使它那松散的纪实体结构缺乏凝聚一体的中心。另外，人物经历的时断时续，事件发展的忽明忽暗，影响了作品的可读性。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人民文学》第3期）中所表现的青年人躁动不安的心理和情绪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但是由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具有自己的特点，纯粹外来的艺术形式如果不经过民族化的过程，在表现中国的社会生活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局限性。看不到这种局限性，路子恐怕会越走越窄。
1985年中篇小说虽然没有前几年那样振聋发聩之作，但大部分作品都在一定等高线上。这是否表明文学正逐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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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争鸣录
关于“二重性格组合原理”等问题的争鸣
——近年来文艺理论问题探讨概述之一
白烨
近些年来，文艺理论研究中形成一定影响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是“二重性格组合原理”、“文艺的心理学特性”和“文艺魅力的本质”问题。很有意味的是，这三个问题分别从描写对象、创作者和鉴赏者的不同角度，形成了对于文学主体问题不期而遇的共同考察。
“二重性格组合原理”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一个新的问题。提出这种理论的同志认为，这是对艺术中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人物性格的内在机制的一种描述。这种看法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命题生发开去，侧重审视人与社会生活不无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心灵世界的深层运动形态，认为：人的性格是各有自己独特结构的有机系统，虽然每个人的性格世界的构成元素都有自己的排列方式和组合方式，但一般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都是存在着正与反、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善与恶、美与丑等两种性格力量互相对立、互相渗透和互相制约的张力场。两种力的冲突、因依、联结、转化，便形成人的真实性格。这一理论在揭示以二极性为特征的性格内部组合，强调动态的辩证活动过程和突出由心理力量拚搏而产生的情感颤动等方面，表述了自己独特而系统的理论思考。
有的同志认为，用“二重组合原理”的观点概括文学中的一部分人的性格，是可以成立的，但把它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原理”，用以解释或指导一切性格描写，就可能导致另一种公式化。有的同志还认为，“二重性格组合原理”似乎把典型性等同于复杂性，实际上复杂性本身构不成审美价值，它还需要中介，需要同其它审美价值尺度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审美的意义。有些同志则认为，“二重性格组合原理”透过人物性格纷繁的表象探求性格运动的内在机制，发现产生表象之“多”的动因在于“二”，这真切地揭示了性格自然生成和运动发展的客观内在形态，把人们对于性格问题的认识从感性阶段和知性阶段推进到了理性阶段。
“文艺的心理学特性”的理论，不只是把心理学看成是文学的构成因素之一，它从文学生成过程来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认为“社会生活只有首先成为心理的，才有可能成为艺术的。文学艺术的世界是一个‘心灵的世界’。”文学作品“是文学家的实践活动、生命活动和心理活动的结晶”。因此，它主张循着文学家的心理运动的轨迹，来认识文学的本体、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的价值，去探悉文学艺术的内在特性和种种奥秘。这一理论，从创作主体入手考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形成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文学的系统看法，与长期以来只注视生活和作品本身的眼光迥不相同。一些同志撰文指出，对文学进行心理学的研究，弥补了我们长期以来忽视对反映者的研究的缺欠，使人们对创作主体的认识更细致、更深入了。也有同志对这一理论中的一些具体论点提出质疑，认为论者在从心理学角度考察作家的审美认识时，有把情绪与思维对立起来之嫌，因而所得出的“审美认识上的模糊性是必不可免的”这个结论，与作家的审美认识实际并不相符。
“文艺魅力的本质”问题，是探讨鉴赏过程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的。论者认为，为艺术的审美认识、审美评价、审美表现的三维结构所决定，具体作品表现为谐趣、意趣和情趣三种审美形态，艺术的魅力就是这种深层结构衍生出来的复杂功能体系所激发的综合美感效应。因此，艺术魅力并不是文艺作品的一种客观属性，而是人对于文艺作品的审美关系的产物，是审美主客体的统一。艺术作品的内在生命力，就在于具有触发读者心灵和想象力的象征意蕴。这一理论试图用系统科学和发生认识学的概念和方法，对艺术魅力的本质以及建立层次较高的审美心理结构等作出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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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梁湘与首都作家座谈
欢迎作家深入特区
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人大代表、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四月四日上午应中国作家协会之邀，同部分在京作家畅谈深圳特区的改革情况。梁湘表示热切盼望作家们去深圳特区参观访问、体验生活，盼望作家用生动的笔触去反映特区火热的改革生活和斗争。他说，在大变革的时代，深圳特区尤其要重视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抓理想教育，开展丰富多采的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目前，深圳特区正在创造有利于创作的环境与条件，以吸引作家、艺术家到特区去。
参加座谈会的作家纷纷表示响应倡议，准备深入特区，用自己的创作来支持特区改革事业。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说：我们要继续积极组织和支持作家到特区去体验生活。
著名作家肖军、草明、韦君宜、张志民、邹荻帆、邵燕祥、戈扬、葛洛、从维熙、孟伟哉、张僖、张锲、黄宗江等四十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杨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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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京华闻见录》〔纪实小说〕
作者 梁晓声（载《中国作家》1986年第2期）
这是一部有特色的纪实小说。一介书生，初入社会，等待他的是什么？作品主人公九年前从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他曾发誓要在这人才荟萃的大都市大干一番，但是事实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美好。他失望过，沮丧过。激怒之下，他曾“春草闯堂”；面对腐败现象，他怒不可遏。师长、朋友们的友谊和爱，使他倍觉温暖；对社会的某些丑恶现象，他一腔正气，猛力抨击。他的直率与嫉恶如仇，使他生活得毫不轻松，甚至受到恐吓。但他性格如此，唯其如此，他才是他。作者以自己九年京华生活的“闻见录”，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社会积弊的抨击，对人与人之间真诚友情的呼唤。作者一如既往地钟情于现实生活，不计利害，激浊扬清，又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精神可贵。
（龚阔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