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宏观控制目标和调节机制问题
王积业
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的客观需要。经济体制模式转换过程中的宏观控制问题很复杂，涉及许多方面，我想着重谈下列几点：
一、改革初期的宏观失控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总是要强调放开微观经济，不这样，改革难以起步。而在搞活微观的同时，由于原有的宏观控制机制会发生部分的失灵，而新的宏观调节手段又不能马上建立和完备起来，因此，在改革初始阶段发生微观活动和宏观要求不相协调，甚至出现宏观某些方面的失控，是在所难免的。工作做得好，可以把宏观失控限制在狭窄的范围，不致酿成经济大波动。完全避免失控，只能是人们的善良愿望。因此，怎样对待改革初期的宏观失控，就关系到改革是前进还是停滞或后退的重大战略问题。对此，人们可以有四种战略抉择：
第一种是害怕改革初期出现失控而不敢改革，特别是不敢放开放活企业，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处于想改而不敢改的两难境地。由于改革迈不出关键性的步伐，只能对原有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宏观虽然不会发生失控，但微观缺乏根本的活力和动力。
第二种是只强调放开放活微观，没有及时地采取得力措施解决宏观某些方面的失控。这样，日积月累，就会发展成为宏观全局的失控，使国民经济陷入长期的失衡状态。
第三种是对改革初期的宏观失控惊慌失措，搞急刹车，用老办法解决宏观失控问题，回到旧体制的老路，造成改革的夭折。
第四种是适时发现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改革初期出现的宏观失控，同时改善宏观控制，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把改革推向前进。
我认为，我国当前的改革，采取的正是第四种对策。
改革初期出现的难以完全避免的宏观失控，启发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宏观失控点在哪里？怎样才能及早发现并加以控制？从我国情况来看，改革初期的宏观失控主要表现为，由于攀比速度而引起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度和外汇储备减少，而主要失控点是投资。投资失控伊始，往往不会立即引起人们的重视。于是，随着投资失控的发展，资金和物资供应势必日趋紧张。而且，固定资产投资中又有相当的部分间接地转化为消费基金，从而埋下了消费基金膨胀的根苗。又由于改革初期往往容易产生经济增长过热的现象，在投资效果没有显著提高的条件下，对投资扩张产生了巨大的冲动，从而带动了信贷的过度投放。加上生产和建设中设备和原材料自给率不高，从而推动了钢材等原材料进口迅速增加，出口创汇能力又跟不上，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导致外汇储备下降。宏观失控的这种连锁反应，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它告诉我们：如果对第一个失控点有所疏忽，不加控制，就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其他方面，给进一步改革带来困难。因此，我们在改革初期要特别注意控制投资规模，并做到见微知著，以便及早发现问题，采取得力措施，努力消除失控现象。
二、宏观控制目标
宏观控制目标似可分为两个层次：总目标和具体目标。在经济管理和计划管理中，宏观控制总目标又可分解为三个层次：
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实物形态的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供给和需求。价值形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指的是补偿基金、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供给和需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否平衡，涉及到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能否协调和合理的问题，这一平衡是宏观总量控制的最概括的目标。
国民收入总供给和积累加消费的总需求的平衡。如果技术进步无重大突破，社会生产的物质消耗比较稳定，总供给和总需求将突出地表现为国民收入总供给和积累加消费的总需求。当前，我国经济中发生的所谓国民收入“超分配”，指的就是积累加消费的总需求超过了国民收入总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中蕴藏着不稳定的因素，物价总水平会呈现上升的势头。特别是当积累和消费的需求都过大时，会对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新增国民收入总供给和新增积累加消费总需求的平衡。在原有积累和消费的对比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建设的扩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将取决于新增国民收入的供给。在新增积累加消费的总需求同新增国民收入总供给保持基本平衡的场合，还有个恰当规定新增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比例的问题。有些年份，为了加快生产建设，就要提高新增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另一些年份，要较大幅度地改善人民生活，则在新增国民收入中要适当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所以说，对新增国民收入总供给和新增积累加消费总需求的宏观控制，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要控制新增积累加消费的总需求不显著地超过新增国民收入总供给，二是恰当确定新增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这两者又是互相影响的。在新增积累加消费总需求显著地超过新增国民收入总供给的时候，即使整个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是合理的，基础却比较脆弱。过大需求的存在，往往导致积累率的上升，并进一步加剧国民收入总供给和积累加消费总需求的失衡。
上述三个层次的宏观总量控制，或者叫作宏观控制总目标，在经济和计划工作实践中又可以具体地分解为两个层次：一层是投资和消费的需求和供给，两者相比，控制投资更为重要；一层是信贷投放和外汇收支。如果投资和消费需求显著地超过各自的供给，又不能通过其他渠道进行调剂，信贷投放过度乃至外汇储备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分清这两个层次的宏观控制目标，才能溯本求源，更准确地把握宏观控制的重点。
宏观控制总目标分解为具体目标，而具体目标又要在国民经济管理的各个层次上加以落实。比如投资，多大规模的预算内投资应该由哪一级负责控制，多大规模的预算外投资又应该由哪一级控制，其他各种渠道的投资，也应该明确由谁来控制。消费基金也是这样。企业工资总额（包括奖金）、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开支，都应该明确控制范围和责任。只有这样，宏观控制才能落到实处，收到预期效果。
三、宏观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绝对平衡只是偶然的例外，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有两种：一种是严重的不平衡，一种是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的不平衡。后一种情况可以称之为基本平衡，是宏观总量控制可能而且应该达到的目标。问题在于，从经济和计划管理角度看问题，总需求是略大于总供给好，还是略小于总供给对经济发展有利？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都要求总需求略小于总供给，以利于在总体上出现买方市场。但我们还难以马上实现这一目标。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和今后趋势来考察，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很可能是：第一步，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使总需求显著地超过总供给的情况趋于缓和；第二步，实现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第三步实现总需求略小于总供给。今后一个时期应该首先实现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
实现上述宏观控制步骤，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的关系。只控制总量而不调整结构，产品不适销对路，满足不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保持总量平衡也没有现实意义，到头来总量也控制不住。另一方面，总量失衡，结构也难合理。对宏观经济管理至关重要的是：在什么情况下要把重点摆在总量控制上，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转向以调整结构为重点。针对1984年下半年以来宏观总量严重失衡的情况，中央先后召开四次省长会议，主要是解决总量控制问题，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当前，总需求显著超过总供给的情况已经有所缓和。为了实现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的近期宏观控制目标，为了使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建立在结构趋向合理的基础上，要求我们把宏观控制重点适时转向结构调整。
广义的结构调整是个大序列，需要把握哪些环节呢？
首先是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服从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消费需求的实现及其结构的变化，又受到现存产业结构的制约。因此，对消费需求的增长及其结构的变化，要有正确的政策加以引导，避免消费结构同产业结构的脱节。产业结构既同技术结构息息相关，又同产业地区布局紧密相连。从当前来说，产业结构能调整到什么程度，主要取决于投资结构的调整。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地区布局和投资结构这个大序列中间，投资结构是个关键环节。目前，我国投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第一，与一般加工工业相比，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在总投资中比重偏低。第二，与非生产性投资相比，生产性投资比重偏低，影响经济的后劲。第三，与基本建设投资相比，技术改造投资虽然有所增加，但使用效果不够理想。第四，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土建部分比重过大，国家虽已采取措施（如税收）进行限制，效果并不明显，这是工程工期拖长的一条重要原因。
基本建设投资在整个投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改善投资结构要从控制基建投资规模、调整基建投资结构入手。经验表明，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结构的关键是合理安排建设项目。一要清理在建项目，二要严格控制新上项目。这样才能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经济效益好、国家急需的项目上，并实现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以保证按期竣工投产，从而提高投资效果。
四、宏观调节机制
宏观调节机制首推计划机制。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要借助于财政、信贷、物资、市场、外汇等方面的计划平衡来实现。在经济运行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也要靠计划机制从整体上进行调节。至于象国民经济增长率的确定，消费结构的引导，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等，更要依靠计划机制的运用。当然，计划机制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必须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把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结合起来，逐步过渡到以间接调节为主。计划机制毕竟是主导的宏观调节手段，其他宏观调节机制要围绕它来配套，逐步形成完备而健全的宏观调节体系。
作为宏观调节机制的计划机制，主要靠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发挥功能。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不仅是中央一级计划机关的事，地方和部门也要缩小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实施指令性计划，要研究怎样使企业愿意接受它。除了坚持谁下达指令性计划，谁负责主要生产条件的平衡衔接，还要想办法让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的企业得到应有的利益。为此，价格要适当，能源、原材料供应要有保证。同时要强调指令性计划的严肃性，必须保证完成。实施指导性计划的关键在于指导性计划如何起指导作用。指导性计划应实行分级管理、分级平衡。国家要运用掌握的一部分物资、资金和外汇择优安排和支持社会急需产品的生产，并把指导性计划逐步建立在经济合同的基础上，以稳定协作关系，保证计划的落实。对于关系国计民生和供需矛盾较大的产品，应规定浮动价格。要使企业在生产经营上具有必要的弹性和生机，又有利于引导企业完成国家计划，满足市场需求。
宏观调节第二方面的机制是财政和信贷。它们是宏观调节的两道闸门，是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控制投资规模和调整投资结构的重要杠杆。发挥财政和信贷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要以国家计划为依据，同计划机制紧密结合起来。拿银行信贷来说，国家制定的信贷计划银行必须遵守，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则是银行控制投资规模和把握投资方向的重要依据。总之，计划、财政和银行信贷要拧成一股绳，更好地实现宏观计划目标。
宏观调节第三方面的机制是市场机制。市场的最主要机制是价格。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说到底是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运用市场机制实行宏观调节，要区别不同的情况：对生产周期短的短线产品，运用价格来调节供给和需求，效果会明显些。运用价格来调整生产周期长的短缺产品，并不能很快见效。对后一类产品供需关系的调节，更要把计划机制和价格机制结合起来并用。对于因资源分配不合理而造成的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可以起较大的调节作用。
市场机制的作用将随着经济的横向联系的扩大而逐渐增强。发展横向联系是大势所趋，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发展横向联系不仅能弥补计划机制的不足，而且可以冲破条条块块的束缚，进一步暴露原有体制的矛盾，为改革指出具体方向。当然，发展横向联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是排斥和削弱计划的宏观管理，而是给运用计划机制提出了新课题。诸如，在发展横向联系的过程中怎样管好投资，不致突破国家规定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怎样搞好综合平衡，避免重复建设；怎样调节好收益分配，使原料产地切实得到益处等等。我们要密切注视横向联系的发展，研究和解决体制上的新问题，努力改善宏观调节措施，把改革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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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序言
李一氓
中国自成为一个国家以来，就朝代而论，只有汉唐两代最为开放、最具有世界性，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力量，充满自信，不搞锁国主义。所以“汉”作为我们民族的族称，而“唐”亦为汉族之异名，直到现在。其他的朝代，如宋、明、清则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出息不大。明代初年，“三宝太监下西洋”，不论其动机如何，总还算是从海洋走出了中国的大门，显示了当时造船航海技术上的成就。可是在炫耀了一阵“威风”之后，就偃旗息鼓了。至于其他朝代，三国、晋、南北朝、元，则另是一种情况，为自身的纷乱所困扰，就说不上什么开放或封闭了。史书著录了汉代张骞、班超等人远至异域的见闻；唐玄奘游学印度等地之后写了《大唐西域记》；明代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写了《瀛涯胜览》；费信写了《星槎胜览》；巩珍写了《西洋番国志》。他们的记载，使中国人大开眼界，知道除了长安、洛阳、北京以外，还有一个广阔的世界。
可惜这些前人的少数著作和活动，没有能够激发起后代中国人追求这个事业的勇气和胆量。同时，一些眼光短浅的封建统治者也把出海出边视为妄行邪举，发布禁令，设置种种障碍，以致象徐霞客这类伟大的旅行家，也只能在云南境内艰难地转来转去。这种情形，在清代更甚。特别是鸦片战争后，那些“?夷”、“红毛”、“罗刹”，已经以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列强的面貌出现在我国的周围，对我实行炮舰政策，而我仍然自居为天朝上国，把他们视同匈奴、吐蕃、契丹、鲜卑……一样，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只好被动挨打，落得个赔款割地的下场。闭关锁国之祸，至此而极。
清代后期，不得不打开大门，接触西方世界。一批政府派出的外交使节，如志刚、郭嵩焘、黎庶昌、曾纪泽、薛福成等；一批考察外国政治、法律的专使，如戴鸿慈、载泽等；一批政治流亡人士和旅行家，如王韬、康有为、梁启超，都先后到了西欧各国和美洲各国，也包括日本。他们在接触到轮船、火车、机械之外，还看见了巴力门（国会）、鲁哇故宫（卢浮宫）、单纯（跳舞）……。虽然这批人多数是洋务派——从办“夷务”到办“洋务”也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少数是改良主义者，但都多多少少意识到中国之所以积弱之故。西欧不仅有奇技淫巧，而且还别有立国之道。解放了的巴黎巴士底狱和放在纽约港前的自由神，不能不在他们的思想上引起震动。可是“天朝上国”的阴魂不散，承认西学为用的同时，还一定要配上一个以孔老二为招牌的中学为体。即西学为用也没有完全接受，以郭嵩焘之高明，还反对修铁路；以康有为之迂顽，自然更反对法国式的革命了。
这些人在东西洋游历、考察、从事外交活动之后，留下各种著作，纪述翔实，态度认真，这在当时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现在看来，也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因为，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中国的社会变革不得不缓慢而痛苦前进的纪录。
钟叔河同志搜集了1840到1911七十年间的这类著述约百种，编为《走向世界丛书》，现已出第一辑，计三十余种，十大巨册。这是近年出版界一大业绩。叔河同志在主编此丛书时，用力既勤且精。在整理和标点上，凡重要段落他都在书页旁加注要点，每种书后都增附《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对原书人名、地名的异译，都加注原文和今译。这都是费力麻烦的事。特别是他在每种书前，还精心地撰写了一篇对作者及其著作的详尽的述评，文笔流畅，论断精当。这确实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 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我总觉得，搞改革的、搞近代史的、搞古籍整理的，对这部丛书，都注意得很不够。因此我更希望叔河同志不要半途而废，把其他六十几种，分为第二、第三辑，继续整理出来，继续印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集《走向世界丛书》各书前叔河同志所撰之叙论为一辑，以《千秋鉴借吾妻镜》为书名，裁篇别行，以便读者，征序于余，故乐为之略加论列如此。
（《〈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第一辑，即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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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康有为》读后
陈祖怀
在近代中国社会激烈的新陈代谢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曾试图运用西方的学说，对中国封建社会实行改革，从而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康有为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尽管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以康氏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无疑代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代表了一代中国人的要求。所以，康有为历来为中外史学界所重视。最近读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洪林新著《康有为》一书，近十七万字，立论严恰，图文并茂，是一本值得一读的著作。
在这本书里，作者把笔触深入到康氏的家世、生平、学术思想和交游的领域，对康有为性格、气质的形成和他后来的政治思想活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对康氏一生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描绘，从而在读者面前有血有肉地展现了这位在八九十年前，当中华民族灾难空前严重时刻，投袂奋起、不畏艰险、疾呼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者的生动形象。作者认为，推动和实现戊戌变法，确是康氏一生活动的高潮，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这还不是他的全部，“他不独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而且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在康有为作为“保皇派”落伍于时代之后，他作为一名学者，访美洲、旅欧洲、寓东洋、居印度，出亡十六年，遍游世界三十一国，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特别对日本的学术界、书法界留有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不少名家还在临摹康氏的书法艺术。书中对康有为在近代文化学术思想领域中取得的成就与地位作了评介，从而系统地向读者介绍了康氏后半生的活动，填补了康有为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
在史料方面，作者用数年时间，博学旁搜，钩沉辑轶，追寻康氏遗迹，走访康家后人，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宝贵资料。书中附有相片二十六张，其中许多照片是从康家后人的相册上直接取下来的，在国内尚属第一次发表；特别是书中引用了故宫博物院近年刚发现的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更给人以信史的感觉。
在议论方面，作者吸收了我国学者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政治思想作了比较深刻的探讨和介绍，在某些方面充实和弥补了一些近代史著作的不足。书中还就目前国内史学界颇有争议的康氏大同思想，阐明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以较多的篇幅，对康有为的《大同书》进行了详细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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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大型多辑本《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开始出版
由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十八所高等院校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一部分同志编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多辑本《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开始出版。
这套丛书选辑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主要政治思潮、政治派别和代表人物的主要著述。全书拟出二十辑，每辑四十万字左右，计划五年左右出齐。所编各辑均由总序、专题研究论文和专题资料选辑三部分组成，并附专题资料索引和图片。
这套丛书已经出版的有第一辑《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在此之前，丛书的另一辑《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下），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将出版的有《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等。
（肖生生）
△《中国历史学年鉴》（一九八五年）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以前各册相比，史学研究一栏的编辑方式有了变化，即由综述文章改为主题条目，比较简明扼要地反映出一年中史学研究的成果，并便于检索。史学界动态、考古文物新发现、现代已故史学家、书目和论文索引等栏亦有比较丰富的内容。附录有关于世界史问题的讨论简介，分专题系统扼要地介绍了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中所讨论的问题。
（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