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忠心耿耿为党奋斗六十年
——悼念袁任远同志
王恩茂 苏进 刘转连 贺庆积
袁任远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忠心耿耿为党奋斗六十年的老革命家。去年9月26日，他虽已八十八岁高龄，还兴致勃勃地乘坐飞机到乌鲁木齐，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1日，他同中央代表团、全国各地代表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一同参加庆祝大会，观看群众游行。但没有想到，他竟于今年1月2日与世长辞了。
我们认识袁老，已经半个世纪左右，短则四十多年，长则五十五年。袁老的不幸逝世，对于我们来说，感到特别悲痛。我们认识他的时间很长，同他相处的日子很多，得到他的教益也很多。袁老年轻时就参加过五·四运动，在南洋一带从事过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背叛本阶级而积极投身于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嗣后经历过马日事变，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许多革命党人被杀被关，不少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叛变、脱党的情况下，他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回湘西石门县组织了南乡起义。起义失败后，革命信念毫不动摇，辗转万里，由武汉到开封，到南京，到上海，寻找党的组织。他的名字本来叫袁明濂，在上海找到党组织后，他感于革命确实任重道远，遂慨然改名为现在的名字，而且一直以此自励，千曲百折而不改其革命的初衷。此后，他参加过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和红七军工作；参加过湘赣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突围长征时，他带着刚刚十七岁的儿子一起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长征结束后，转战于华北、陕甘宁边区和东北，一直到全国解放，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党。袁老参加革命六十年如一日，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是感人至深、令人难忘、使人钦敬的！
袁任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就被同志们尊称为袁老了。记得首先这样称呼他的是王震同志。直接的缘由是和他一起长征的儿子到陕北之后成了婚。按照子女成婚便称老的习惯，人们就约定俗成地这么叫了起来。其实，他那时才过“不惑”之年。慢慢地，周围的同志便根据各自和他直接或间接接触中获得的感受，在这个称呼中注进了更深的内涵。
袁老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党性坚强、实事求是、遇事冷静、头脑清醒。早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他就对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打倒一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很反感，对肃反扩大化，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打击很反对，对当时的湘赣省委书记刘士杰（后叛变，被我处决）卖力地执行王明“左”倾路线，肆意打击好同志很有意见。他十分同情那些无端被杀、被关的同志和由于对“左”倾路线有怀疑，执行不力，而被打击的同志。他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工作时，在任弼时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参加纠正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的斗争。他在任红二军团六师政委时，大力恢复由于“左”倾路线错误造成对部队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干部不信任而取消了的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这时期，他还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长征到达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他在六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张国焘派人迎接红二方面军时，向六军团散发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刊物，他发现后当机立断，报告王震同志后立即加以收缴销毁。他在红三十二军任政委时，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消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团结三十二军干部，加强了部队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华北抗战时期，他任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协助王震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敌后斗争政策，为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建党、建政、扩军、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扩大雁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他从华北回陕北时，协助王震同志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指示，积极参加了驱逐绥、米、葭、吴、清五县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在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抢救失足者”运动时，他任绥德地区专员，在“抢救”工作中，注意实事求是和执行政策，不搞人人过关，反对“逼供信”。五十年代末，他在青海省任省委书记、省长工作期间，因为对一些违反实事求是，图虚名搞浮夸的做法持不同意见，被视为“右倾”，好几年时间坐冷板凳。至于“文革”当中，他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宁可被抄家、被软禁、被流放，也不肯随声附和。“四人帮”倒台之后，他对“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仍然把持中央有关部门大权深为气愤，挺身而出与之斗争，其刚正不阿之气，对我们这些熟悉他的同志来说，更是不言而喻的。王震同志对他有过一句评语：“袁老很自尊，过火的事他不跟，他不是顺风倒的人。”也许，正因为他不是顺风倒的人，而且敢于讲不同的意见，在过去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便受到不应有的压抑。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经六十年之考验，袁老不愧是党性坚强，能坚持实事求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早在1929年，袁老就被党派到李明瑞的广西部队中任政治教官。此后，从红七军、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直到三五九旅，他长期从事部队的政治工作。作为一个政治工作领导干部，袁老有他个人的鲜明的风格。
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象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红军时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他文质彬彬，口无鄙语，但和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毫无雅俗两隔之态。打起仗来，他可以拿起驳壳枪冲锋在前。在湘鄂川黔地区攻打永顺县城时，他就是和尖兵连一起，爬城墙攻入城内的。他吃苦耐劳，同工农干部比较毫不逊色。他在部队工作，总是和战士一样生活，不吃小灶饭，不搞特殊化。长征过草地时，他在后卫部队三十二军担任政委，在粮食供应断绝的情况下，他以病弱之躯，和战士一样吃野草，啃皮带。一个知识分子干部而能如此以身作则，这是他使人折服、说话管用的重要原因。他自己严格遵守纪律，也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纪律。长征时，他经常在部队住地检查纪律，发现违反纪律的现象，立即纠正。他还有一大长处，不管同事性格如何，他都能够团结得很好。凡是了解袁老的同志都一致认为：“如果有谁和袁老搞不好团结，那责任一定是在对方。”关向应同志说他“为人长厚”，王震同志说他“朴实、厚道”。朴实、厚道、谦和、诚恳，可以说是他性格的本色，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可贵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也有慷慨激昂义愤难以自制的时候，也有遇事不平，内心激动的时候，但他决不计私怨。有一位湘赣苏区出来的老同志，袁老对他当时搞肃反扩大化本来很有意见。“文革”中，这位老同志受到冲击，袁老得知后，经常去看他。还有一位在青海和袁老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因为执行“左”的政策，袁老和他意见不合。这位同志调走时，袁老因故没去送他，为此一直怀有歉意。以后他来北京住院，袁老特意前去探视，而且当面表示歉意。袁老襟怀之宽厚，于此可见一斑。
至于他善于联系群众，作风平易近人，关心部属无微不至，那更是同志们公认，而且心悦诚服的。在三五九旅时，下级干部有问题需要解决时，常常写信给他，或者直接找他，从工作问题、干部关系到生活问题，这样的信每天都有十几封。他总是亲自出面回答或授意秘书找有关部门尽量解决。有的工农干部写给他的信上错别字很多，他一一改正过来，然后寄还本人。解放战争中他在吉林工作时，他的二儿子打仗负伤。就在这时，他接到一个部下牺牲的消息，他心情抑郁，寝食不安。得知那个部下家境困难，把手头的钱悉数拿出来，凑了一百多元，亲自写了封慰问信，一并寄给烈士家里。身边一位同志问他：“那你自己的儿子呢？”他说：“他有组织上管，养养就会好起来的。”
袁老对个人的地位和物质待遇一向淡然处之。因为部队整编或其它人事因素，他多次从上级领导岗位降到下级单位去任职，甚至从军政委下到师部去当秘书。他都以事业为重，服从党的决定，从没听说他有过怨言。建国初期定级，他听说在同一地区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只定八级，于心不安，便提出把自己也从七级降至八级。以后这位老同志高定了一级，他才接受七级。从那以后，他的级别一直未动。组织上两次要给他调级，他主动提出不要考虑他的调级问题。许多他原来的下级，职务级别都超过了他，他安之若素。组织上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提出他可以享受一些特殊供应，他不要，始终和家属一样享受普通市民的供应。他平素自奉俭朴，滴酒不沾；抽烟剩下的烟蒂，都要拣起来，捏成碎末用烟斗来抽。战争年代他从来没有开过小灶，没有菜吃或菜乏味，炒点辣椒吃，他就觉得很满足了。他的钱，经常用于周济部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由于济人之难开支太多，以至去世之后存款无几。
他自己不特殊，也反对别人特殊。对那些凭老资格向党伸手的人，他极为反感。谈起这类现象来，他总是一反平素温和之态，义形于色。在中纪委工作期间，他力主严肃党纪。部下有人摆老资格，他批评起来也是很厉害的。但是，人们不能不服他。因为，在党风方面，他六十年始终如一，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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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贺龙同志在抗战初期
裴周玉
1937年7月上旬，在陕西省三原云阳镇，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贺龙同志。那时，我是红二十八军二十四岁的军特派员，军党委委派我前去军委参加这次高级干部会议。因为红二十八军军长宋任穷同志调援西军（即支援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工作，军政委蔡树藩同志又不在机关，政治部主任伍晋南同志派去做西北军的联络工作，军里仅剩下参谋长唐延杰同志一人主持工作。所以，只好派我前去参加会议。
军委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八路军”的整编，及红军整编后党的领导与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开会那些日子里，红二方面总指挥贺龙同志知道我是红二十八军的代表，见面时，总是热情打招呼，问长问短。他曾几次找到我个别谈话，详细询问了红二十八军的创建、干部状况、战斗经历、思想政治工作及生活保障等问题。贺龙同志初次找我谈话时，开始我还认为他是关怀红二十八军的成长。后来，贺龙同志向我说明中央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师，想听取我对中央这个决定的意见。我当时表示自己坚决拥护，而且还认为红二十八军的全体同志也会热烈欢迎。因为红二十八军早在刘志丹同志任军长时，就曾不断向部队、向干部宣传学习主力红军光荣优良传统，不断教育本军干部要虚心地向主力红军学习，所以指战员听到加入主力红军的消息，就一定会热烈欢迎与拥护。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同志任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任副总指挥，下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三个师。一二○师由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与陕北的红二十八军、二十七军组成，师长为贺龙同志，副师长为肖克同志。因国民革命军没设政治委员，所以原二方面军政委关向应同志被任命为师政治部主任。
一二○师完成编组任务后，于8月底，从富平庄里镇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直接对日寇进行浴血奋战。正当一二○师开进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作战地区时，日寇已侵占了山西雁北的大同、朔县等十座县城。正当山西这种不利与紧张形势下，八路军一二○师在师长贺龙的率领下，开赴抗日前线——山西之宁武、神池地区，准备配合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抵制日寇的进攻。
一二○师进抵山西宁武、神池后，部队就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贺龙师长不顾疲劳与困难，果断地组织部队挺进朔县，向日军进攻。他还派出宋时轮率领的游击支队，挺进雁北，收复了平鲁县城及雁北广大地区，袭击了左云、山阴县城之敌，破坏了平朔公路。同时，组织了部队对同蒲铁路的破击战，经过二十四小时突击破路，就将朔县至宁武的铁路与电话线破坏了三四十里，有效地阻击了朔县日军南向的锋芒，打破了日军利用同蒲铁路，经宁武长驱直入进攻忻县、太原的企图。
正在太原战局紧张之际，贺龙师长派出本师主力从宁武挺进代县，袭击晋北战略要地——雁门关，向固守雁门关口之敌与增援忻县、太原之日军的行军纵队，进行突然袭击。经过我军战士的猛烈冲杀与肉搏激战，终于歼灭了日军一个联队的大部，攻占了雁门关，破坏了公路与桥梁，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支援了国民党阎锡山军的忻口战斗。
正当日军突破忻县防线向太原城池逼近之际，一二○师又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全力支援太原保卫战斗。当贺龙师长亲自率领部队从神池、宁武以急行军的速度，日夜兼程赶到太原附近时，阎军已从忻口、忻县向太原退却，溃不成军，并准备放弃太原继续溃退。贺龙师长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与支援阎军作战，不顾全师的安危，主动向太原挺进。不料部队赶到太原时，城垛上已插上了日本的国旗。这时，贺龙又命令部队在太原城西抗击日军的进攻，同日军浴血奋战三四天，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并在阳曲、交城、文水、汾阳构筑阵地，节节阻击日军向西南挺进，掩护与支援阎军安全撤出战区。
当山西大同日军二十六师团黑田旅团与伪军一万余人，1938年2月向晋西北的宁武、五寨等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时，阎锡山的几万抗战部队，不仅没有坚决抵抗，而且日军离城几十里，各守城部队就闻风而逃，致使宁武、神池、五寨、保德、河曲、偏关、岢岚七县，十天内陷入敌人魔掌。当这些地区几十万人民遭受危亡之际，处在阳曲、清源、文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一二○师奉命北进。贺龙同志率领一二○师部队从忻县、阳曲、清源、文水出发，日夜兼程五天内赶到岢岚时，日军凭着岢岚的坚固城墙、依山傍水的有利地形进行顽抗。经过激烈的攻城争夺战斗，逼使守敌弃城逃走，我三五九旅收复了岢岚城。接着同保德、河曲、偏关溃退之敌，在五寨之三井镇、神池之三岔口进行了激烈的两次追击战斗，给了溃退之敌沉重打击，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经过一日的激烈战斗，歼灭了一千五百敌人，收复阎锡山军队丢弃的宁武、神池、五寨、偏关、河曲、保德、岢岚七座县城。然后，贺龙师长主动将这七座县城交给阎锡山，恢复国民党的政权机构。
在太原沦陷、困难当头的情况下，许多具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人却愿意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来。特别是在八路军健儿雁门关、平型关、阳明堡大捷胜利消息的鼓舞下，晋西北群众要求参加八路军的情绪非常高昂。在一二○师政治部民运工作部长罗贵波的直接参预下，在晋西北地方党领导的各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与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大力支持与努力下，在兴县、保德等地很快征集了三千多名新兵。但贺龙同志得知傅作义将军的三十五军在太原作战伤亡严重时，就把这三千多名志愿参军的工农骨干全部补充进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后来，这批青年中不少人成长为傅部的中下层军官，多数人在绥远起义时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二○师由贺龙师长率领于1939年初挺进冀中平原开展抗日活动后，晋西北仅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抗日斗争。阎锡山的顽固势力，乘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武装挑衅。党中央被迫命令在冀中坚持抗战的一二○师回师参加反顽固派的斗争。贺龙师长接到命令后，率领主力，回到了晋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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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主阶级的叛逆者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回忆阮慕韩同志
张友渔
阮慕韩同志生于1902年，出身于河北省（原察哈尔省）怀安县柴沟堡一个大地主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庆应大学，1931年回国后，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运动。抗战前，在华北联络局工作；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察绥游击军政治部部长、冀中军区司令部秘书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秘书主任，察哈尔省法院院长、石家庄市人民法院院长；建国后，担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不幸因患癌症，于1964年逝世，享年六十三岁。今年是他的八十五岁诞辰，他的故乡为他建立纪念馆，这是应当的。
阮慕韩同志出身于地主阶级，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而能转变为马列主义忠实信徒，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竭尽全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的一生经历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青年知识分子应当向他学习。
慕韩同志是我的老战友。1933年，我认识他于北平。当时我在党的北平市特科系统做上层统战工作和文化运动。党组织让我同慕韩同志和王右铭同志（即王思华）组成一个核心小组进行工作，我担任组长。我们每星期在我家里碰头一两次，传达党的指示，讨论问题，布置工作。有时需要开人比较多一点的会，因我只租住一间房子，并且是同房东住在一个院里，为了避免惹人注意，常在慕韩同志家里开会。慕韩同志住在自己的一所院子里，并且有客厅，开会很方便。慕韩同志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那时他的职业是大学教授。他给我突出的印象，既不象大地主家庭出身，也没有大学教授的架子，生活朴素，工作热情。只要是工作需要，哪怕是跑腿的事，他也尽力去完成。他在统战工作方面，主要是同西北军上层人物联系。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将军退居天津，要同我党联系，曾经慕韩同志找我，我介绍给在天津领导特科工作的南汉宸同志。慕韩同志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作风的朴实，常使我感动。
有一件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事。1934年，因为他同我一道工作的关系而被捕。那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世界日报》总主笔，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民国大学等校教授，作为进步文化人同反动派进行斗争。例如，在民国大学新闻学系1934年毕业典礼上，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对学生作报告，要新闻工作者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效力。我兼该校新闻系主任，在讲话中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毕业的学生们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因此，就被他们认为是“粉红色”教授，只是慑于舆论，不敢轻易加害。由于市委特科同我联系的一个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了我。于是宪兵第三团副团长丁昌亲自率领宪兵、特务、警察数十人，在一个夜里包围我家来捕我，可巧我接受党组织的临时任务去山西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我向报馆请假三天，当天下晚班后，没有回家，直接去火车站乘车赴山西了，他们扑了个空。但他们并不甘心，留下数人在我家“蹲坑”。过几天，慕韩同志去我家找我，经“蹲坑”的特务等盘问后，报告他们的上级，到慕韩同志家中逮捕了慕韩同志。他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他通过在狱外的社会关系营救出狱后，积极找组织关系，同南汉宸同志接上头，继续为党工作，曾积极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我到太原不久，因国民党政府追捕我，党组织让我暂离太原，去日本。“何梅协定”后，又回太原工作。1936年夏，被调回北平工作。约有两年时间没有见到慕韩同志了。他被捕的这段遭遇又时常萦绕在我心头，所以我深深地思念着他。
我回到北平后，在王世英同志领导下，负责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的工作，慕韩同志又协助我工作。王世英同志常住天津，每一两个星期到北平一次，由我约慕韩同志来，三个人在我家里开会。王世英同志传达中央和北方局指示，我和慕韩汇报工作，共同研究问题，布置工作。当时，我们把推动华北五省二市当局抗日作为重要任务之一。慕韩同志负责联系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的工作。小组印刷传递宣传品等具体工作也由他领导几个青年同志去做。这一年，我们接触甚多，相知更深。
“七·七”事变后，我和慕韩同志先后离开北平到天津。我走时把家里的东西存放在他家。解放后我来到北京，发现他家的老保姆董妈还为我保管着这些东西，使我惊讶不止，同时深深感到慕韩同志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连他家的老保姆也受到了熏陶。
1937年8月，我、韩幽桐和慕韩同志奉华北局的命令去太原汇报工作，接受新任务。我们同许德珩夫妇、程希孟夫妇一道从天津乘船到烟台，转乘私人的长途汽车到潍县，再搭乘火车到济南。一路上，我们有责任照顾好许、程两家人，慕韩同志做得很好，既热情又仔细。到济南后，许、程去南京，我、韩幽桐和慕韩同志去太原。
在太原，担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召集南汉宸、王世英、慕韩同志和我开会，决定王世英留山西，负责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南汉宸也留太原，和阎锡山搞“山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我去山东联络局任书记；慕韩同志仍继续去做刘汝明的工作。
从此，我和慕韩同志再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以后，我和他匆忙相逢几次，每次都来不及尽情畅谈。1937年底，我从山东撤退时，中途在济宁遇到慕韩同志，匆匆见了一面，他还介绍我同刘汝明的李参议见过面。一年以后，我随石友三部队从山东开到河北，听说慕韩同志在冀中工作，可惜没有见上面。直到十一年后，在华北，我才又见到阔别已久的慕韩同志。他当时任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市法院院长。听说他在担任察哈尔省法院院长时曾把自己的地主家庭中的三千多亩土地献给了人民政府，献给了贫苦农民；还听说他在法院工作的建设上也很出色。我们见面时，他一句也没谈自己的贡献，还是那么朴素、谦虚。他的妻子张耀湘同志，多年来支持他的革命工作，正积极要求入党，我给她写了个证明材料。以后，又是各自东西，各忙各的工作，多年不见。
解放后，我在北京见过他一次，没想到竟是最后一面。1964年，我听说他来北京治病，住在友谊医院。我去看望他时，因为我太忙，又怕他累着，也没有多谈。他带着病回到他工作多年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这次看望竟成为我们的诀别。
我怀念慕韩同志，怀念他和地主阶级决裂，彻底革命的精神；怀念他没有个人主义的打算，艰苦朴素，一生为革命的高尚情操；怀念他严格掌握政策，在司法工作中做出光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