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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使用和监督
今年对县以上主管部门普遍进行教育经费审计
新华社武汉4月9日电 （记者黄家仿）昨天在武汉结束的全国行政文教审计会议提出：今年我国审计部门要对县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普遍开展教育经费审计。同时，全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下属单位的教育经费也要开展自查和重点抽查。
近几年来，我国财政拨出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各地教育经费占当地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大。但是，总的来说，教育经费还不能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使用和审计监督，让有限的财力充分发挥效益，从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
这次会议对教育经费进行了专门讨论研究，要求各地严格按国务院和审计署的部署，对挪用教育经费、滥发钱物、以及乱收费、乱集资等问题要进行重点审计。对因违纪而造成校舍倒塌、砸死砸伤学生等后果严重的问题，要查明原因，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对大案要案要一抓到底。会议还要求这次审计工作争取在今年10月底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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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特种贷款支持乡镇企业发展
农行已发行金融债券七亿多元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记者王迎春）到3月底，中国农业银行共发行金融债券七亿四千六百多万元，已接近完成发行计划的一半。同时，利用这笔资金发放了六亿六千一百多万元特种贷款，支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银行在国内发行金融债券，开辟了一条新的筹集资金的渠道。农业银行资金组织部负责人在向记者介绍这一情况时说，农业银行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发行金融债券的，这次计划发行十五亿元，全部发行工作计划到今年6月底结束。金融债券的期限为一年，年息为9％。由于归还期短、利率优厚调动了群众认购的积极性。农业银行这次发行金融债券主要是为乡镇企业的发展筹集资金，发放特种贷款。据江苏、天津、上海、北京、广东、河南、陕西七省市不完全统计，到2月底共发放特种贷款三亿七千多万元，对二千六百多个处于半拉子工程的乡镇企业给予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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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写信给意共中央 热烈祝贺意共十七大召开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天写信给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祝贺意大利共产党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贺信说：“在意大利共产党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意大利共产党人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贺信说：“意大利共产党是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缔造和培育的、隆哥和贝林格曾经领导过的伟大而光荣的党，是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坚强力量。意大利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勇于探索，善于创新，为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本国实际，在意大利寻求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长期以来，意大利共产党为维护意大利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争取民主革新和社会主义，团结一切民主、进步力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和声望。我们衷心预祝你们在今后的斗争中，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
贺信说：“意大利共产党为维护世界和平，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军备竞赛和战争危险，争取在大小国一律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进行着坚持不渝的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一支中坚力量。”
贺信说：“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中意两党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传统友谊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各国友好与合作、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等各个方面，有牢固的团结基础和广阔的合作前景。我们深信中意两党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的亲密友谊将永葆青春。”
贺信最后祝意大利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获得圆满成功，祝意大利共产党在争取民主革新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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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李先念分别会见帕潘德里欧
邓小平：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是世界上两个根本性问题
李先念：各国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别国的内政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希腊总理安德烈亚斯·乔治·帕潘德里欧时说，世界形势错综复杂，但我们应该看到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
邓小平说，东西问题实际上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现在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苏美两个国家。我们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和平力量的支柱，也把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看作是维护和平的力量。
他重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长期的对外方针。
邓小平还指出，南北问题不仅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现在贫穷的国家太多了。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的话，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不解决南北问题，人类的发展将遇到困难，这将是一个全球性和长期性的问题。
邓小平还向帕潘德里欧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情况。他说，我们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七年来，有了点收获，这给我们的领导人和人民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为了创造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条件，我们正在进行改革。
他说，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改革从农村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这件事并不容易，没有前人的经验，全靠自己去摸索。过去五年农村改革的经验很宝贵。
邓小平说，改革中出现一些差错是难免的。我们要继续进行改革，还会出现差错。有了错误，我们就努力去改，但改革的道路是坚定不移的。
帕潘德里欧说，改革需要经验，经验也需要从一些错误教训中得到。我们从遥远的希腊注视着中国进行的改革。我们祝中国人民在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上前进。
邓小平和帕潘德里欧还就中希关系进行了交谈。他们对两国在各方面的合作表示满意。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国家主席李先念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希腊总理安德烈亚斯·乔治·帕潘德里欧一行。
李主席说，中希两国有许多共同点，都是文明古国。两国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只有友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是相似的。他说，帕潘德里欧总理这次访问进一步增进了两国间的友谊。
帕潘德里欧说，我们两国都渴望和平。我们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发现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有许多相似的看法。此外，两国都愿意在经济和贸易等方面开展合作。
李先念重申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不同它们建立战略关系。
他说，只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无论社会制度相同或不同的国家都能搞好关系。如果不遵守这些原则，即使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关系也搞不好。
他强调不管大国小国，强国弱国一律平等。世界上的事情必须由各国人民和政府共同商定，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别国的内政。
帕潘德里欧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面地概括和体现了和平和平等的原则。他完全支持以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李主席希望欧洲国家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帕潘德里欧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从长远来看，欧洲应成为一支真正独立强大的政治力量。
会见中，李先念还向客人们介绍了中国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政策。（附图片）
邓小平会见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
新华社记者 李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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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政协会议举行大会
委员们就加强法制建设、理顺出版工作关系等问题发表意见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大会，继续进行大会发言。
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出席了大会。
在今天大会上发言的委员是：金绍先、杨纪珂、黄鼎臣、叶至善（代表张志公）、邹春座、孟雁君（代表林碧英）、李希泌、林亨元。他们分别就加强法制建设、理顺出版工作关系、稳定中小学教师队伍、发展图书馆事业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向今天会议提出书面发言的委员是：孙廷芳、林华、阎维仁、陈铭珊、程裕淇、侯祥麟、凌其翰、汪德昭、陈鸿佑、赵丛礼、赵子立、郑坚等十六人、蔡演雄、周尧、汤德全、文强、张伟强、吴元龙、冯友、刘宜伦、刘震乙、乔培新、汤蒂因、宋儒耀、单士元、梅祖懿、张光斗、庄炎林、邱德根、蒋毅等三人、屠守锷、季毓彪、康永和等九人、黄敞、周一峰、王连芳、蔡子伟等三人、资耀华。
今天的大会由副主席周培源、屈武、马文瑞主持。出席会议的副主席是：杨静仁、刘澜涛、康克清、帕巴拉·格列朗杰、钱昌照、杨成武、陈再道、吕正操、包尔汉、王光英、邓兆祥、费孝通、茅以升、刘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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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三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即将在东京举行
赵紫阳说两国民间友好活动十分重要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记者李志高）赵紫阳总理今天说，中日民间友好活动十分重要。我们过去通过官民并举、相互促进的做法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非常成功，今后还要继续坚持。
赵紫阳是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即将去日本参加第三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时讲这番话的。
赵紫阳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就是在民间友好活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实现的，两国关系的发展又为民间友好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赵紫阳指出，当前中日关系总的看来是好的。只要双方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四项原则和胡耀邦总书记提出、中曾根首相赞同的四点意见，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就一定会继续发展下去。
赵紫阳还说，至于中日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只要双方以中日友好大局为重，彼此尊重对方的民族感情，采取积极的态度，不回避问题，加强友好磋商，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赵紫阳表示相信，这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在中曾根首相的重视和关心下，经过与会双方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赵紫阳请代表团团长王震转达他对中曾根首相的问候。
第三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定于4月15日至18日在日本东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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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分组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
赞扬人大常委会一年来工作很有成绩 强调要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在分组审议陈丕显副委员长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赞扬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来的工作很有成绩。他们强调指出，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保证“七五”计划的顺利完成。
天津代表徐大同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一年比一年前进，经验一年比一年丰富。全国人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运转和活动。刘达代表提出，地方人大常委会应该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经验很好地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去，为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努力。
解放军代表张霖等人指出，人大常委会对执法情况的监督，要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天津代表杨坚白等人说，人大常委会要全面地行使监督职权，既要搞好法律监督，又要搞好工作监督。既要监督执行机关的工作，又要监督司法机关的工作；既要听取政府、法院、检察院工作情况汇报，又要检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的情况。
天津代表张光寅说，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不能仅限于召开代表大会期间，应使之经常化、制度化。因此要广开渠道，制定办法。人大常委会应加强同代表之间的联系。他针对当前某些部门和个人不重视地方人大作用的现象，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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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先念会见埃及工人工会总联合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国家主席李先念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主席萨阿德·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为团长的埃及工人工会总联合会代表团。
李主席向客人们介绍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他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也要使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
他说，中埃两国都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目前，两国现代化程度差不多，因此我们可搞各种形式的合作，这对双方都有利。
萨阿德说，埃及和中国两国工会之间的关系是牢固的，而且正在不断发展。他说，两国关系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利于两个友好国家的工人和人民。
他高度赞扬李主席不久前对埃及的访问。他说，这次访问给埃及政府和人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埃及驻华大使艾哈迈德·阿·萨利姆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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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物介绍
缅甸总理吴貌貌卡今天抵达我国访问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吴貌貌卡1920年6月7日出生，青年时代就读于仰光大学工程学院。1942至1948年参加缅甸军队，曾在敏加拉洞军事学院学习，并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8至1962年，在缅甸工兵部队服役，担任过各种职务，晋升为上校。1962年起，吴貌貌卡曾在工业部工作。历任国防部工业处处长、工业部副部长、工业和劳工部部长。1974年当选为人民议会代表，1978年、1981年和1985年再次当选为代表。1974年任矿业、劳工部长。1977年起当选为国务委员会委员和总理。1972至1981年当选工人理事会主席和工人协会主席。
1971至1974年，吴貌貌卡当选为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自1974年起至今当选为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吴貌貌卡总理曾于1979年访问中国。
（新华社）（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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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土奇葩
——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
新华社记者 李峰 林楠
编者按：介绍鲁冠球先进事迹的报道值得一读。鲁冠球同志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党所提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的政策。他讲求实际，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有理想，把创业目标、实现四化同共产主义理想，即走社会主义道路紧密联系起来，时刻不忘为共产主义忘我劳动。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通往共产主义的路就在脚下”。
西子湖畔的春天，竹笋在没人注意的地方破土而出。鲁冠球从他那偏僻的家乡走上杭州人民大会堂的讲台，给全市机关党员干部讲授党课。这个农民“万元户”、企业家党员，用他的创业史和思想的果实，把“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就在脚下”这个大主题讲得有声有色。
听完课，记者又走访了这位浙江省1985年度特等劳动模范所创办的工厂。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开放和改革的土壤上，鲁冠球创造了“一步登天”的业绩，他的精神世界也灿然升华，坦荡洁净。
夺取全国冠军
虎年来临，鲁冠球和他带领的杭州万向节厂近千名职工，更增添了虎虎生气。他们从新来的信息中发现，在刚过去的1985年，本厂的产品产量、产品质量、产品品种、全员劳动生产率、资金利润率、资金税利率和万元固定资产产值，这七个重要经济指标，在全国同行业中都是第一名。这就意味着本厂获得了“全能冠军”，而且已经是“二连冠”了。他们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在这个乡镇企业后面追赶的，全是城里的或国营的工厂。
万向节是汽车传动轴和驱动轴的连接器。它象个十字架，大的长度近一尺，小的长不过一手指。四个头的横断面平光如境，磨掉一根普通头发的六分之一就得换新的。鲁冠球的理想和追求，就象和这种产品浇铸在一起。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也好，不管怎么说都少不了万向节。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就在自己脚下，这一辈子就扑到万向节上了。
可是刚迈步，就遇到个进不去“考场”的问题。那是在1979年，机械工业部要在全国五十多个生产万向节的工厂中，选择三个整顿得最好的，作为国家定点生产万向节的工厂。乡镇企业不归中央有关部门管，鲁冠球所在的工厂连整顿企业的文件也拿不到。他们得不到这些“考题”，当然也就没有同国营厂竞争充当国家定点厂的资格。
就在这个关头，鲁冠球想出了个“怪”办法：他悄悄地派出了个“密使”，用人托人的办法，国营对国营的名义，把那个整顿企业的条例弄到了手，来了个“考场”外面答考题。
在整顿企业的四百个“考题”中，难度最大的是产品质量问题。鲁冠球解这道难题的方法和魄力轰动了县城和省府。那是在1980年的初秋，鲁冠球把全厂的中层干部和金加工车间全体工人集合到一起，在三万套万向节次品堆边召开了个现场会。这些次品，有的是鲁冠球派三十个人到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听取用户意见时“背”回来的，有的是工厂在加工过程中剔出来的。
鲁冠球个子不高，笑起来咧开大嘴，显得格外爽朗、憨厚。可是今天，鲁冠球站在大家面前，皱着眉，绷着脸，眼睛象检查人数似地左右巡视，威严得象个发布命令的军人。他那高昂而又带点沙哑的声调，使现场会更显出一种战前动员、宣誓的气氛。他说：“全国的形势发展了，‘将就’产品吃不开了。拿次品搞四化，就是对人民犯罪。从今天起，一切只能将就用的产品，一律按废品处理。”鲁冠球当场下令把三万套万向节装车运往废品公司，六分钱一斤，一个不剩。
我们问鲁冠球：“你这样做，损失多少钱？得到的是什么？”
鲁冠球说：“那些东西值三四十万元。实际损失还要多些。由于产品质量要求高，有一段时间产量和利润下降了，全厂职工曾一连六个月没有发一分钱奖金。不过也好，生产“将就”产品还发奖金，对工人思想是腐蚀，对企业是经济自杀。”
鲁冠球沉思了片刻，象是从脑海里寻找几句总结性的话，来表达这次抓质量和各项整顿工作的收获。他的双眉向上一扬说：“我们得到的是全厂职工对用户和社会的责任心。乡镇企业的队伍，象是农民组织的游击队，开始的时候，作风涣散，操作马虎，学习粗浅。要去掉这些，把游击队训练成能打硬仗的正规军，就得严。个人干事业，一个‘严’字能得益一辈子；企业求发展，一个‘严’字就是大本钱。”
当年年底，鲁冠球就捞到了一大笔本钱。这位在“考场”外答卷的厂长，把“考官”们请到工厂验收。经过一个星期的严格检查，这家乡镇企业得了九十九点四分，中了状元，成了国家定点厂。
1983年，鲁冠球承包了这个厂以后，才获得了对全厂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权力。他象要建设一座科学管理的大楼，把组织建设、分配制度、招工办法、质量管理章程、培养人才和经济责任制等等的改革分层精心设计，节节进行施工，从而全面提高企业素质。在经营上，鲁冠球革除了乡镇企业“生产出来就行，卖得出去就好”的思想，树立了质量以优取胜、品种以多取胜、价格以廉取胜、服务以好取胜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
鲁冠球把更新设备和培养人才当作企业最重要的基本建设。他宁肯减少分配，以增加积累，更新设备。目前，1980年以后制造的新设备已占全厂设备的90％，其中有一半是国内第一流的水平。来厂考察的一位美国客商指着一些自动磨床说：“我们的工厂还没有用这种设备。”鲁冠球把智力开发，当作是企业最大的后劲。他走大学，跑大厂，求科研部门，从社会上聘请了十九位教授和工程师当厂里的兼职顾问。派出了四十四个人分别到五个大学十个专业学习，培养厂里技术力量的“第二梯队”。他在工厂办的业余技术学校，近四百个年轻人常年在灯下攻读。老职工都是培训班“二进宫”的学生。
鲁冠球一承包，厂里许多事象翻了个过，变了新样子。过去，生产和管理单靠命令办事，干部忙得象过去催种催收的生产队长，下面则是推推转转。“包”字一落到每个车间、班组和个人，下班铃失去了作用，谁都想晚下班，多干活，车间主任赶人下班只好拉电闸。每一个产品的质量，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它。工人自己干活的质量自己查，道道工序还互相查。大家立了一条规矩：多出一个废品按五个废品罚。滚针车间现在用的新设备买来以前，全年生产的一千万根细如钢丝的滚针，工人们硬是用眼睛一根一根检验把关的。
鲁冠球的整顿和改革，党支部的保证作用，使这个乡镇企业生产规模由小到大，设备由土到洋，产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次到优，市场由国内到国外，为乡镇企业走出了一条创业之路。从鲁冠球承包前的1982年到1985年，全厂产值由五百五十三万元增加到一千九百多万元；在绝大部分钢材用议价买进，而产品按平价卖出的情况下，三年实现利润翻两番；产品品种从六十七个型号发展到一百个；产品质量冠全国，有的指标超过国外先进水平。
我们问鲁冠球：“‘七五’期间你们厂有什么新打算？”鲁冠球说：“到1990年，产值争取增加到一亿元，全国汽车用的万向节，70％由我们这个乡镇企业包啦！”
闯入世界市场
鲁冠球的理想中，有的目标是和数字连在一起的。他象熟知自留地里种植的日本五针松和龙柏似的，一口气能讲出关系自己事业发展前景的一长串数字：轿车社会保有量，美国是一亿六千万辆，日本约九千万辆，联邦德国两千多万辆，……全世界共四亿辆，每年维修需要二亿二千万套万向节。闯入这个世界市场，就是鲁冠球理想中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支配他工作和学习的一个动力。
还是在1979年，当国产车万向节滞销的时候，鲁冠球在北京得知进口车的万向节奇缺，而对外一开放，进口车将会越来越多。可是由于它的质量要求高，品种规格多，生产批量小，很多厂不愿意干。
鲁冠球能成为农民企业家的一种本事，就是他能锐敏地识别信息的价值，迅速地把信息变成物质财富。他在北京听到这个信息，心里当即浮现出一个新的经营方针：先在国内同外国货竞争，为国家填补这个空白。
一些进口车用的万向节很快试制出来了。
鲁冠球立了一条：把试制品送到用户手里，装到车上，一律奉送，只收试用的信息。
“酒香不怕巷子深。”1984年春，美国派来克斯公司代表奥当罗先生，从广交会上看杭州万向节厂的产品，一直跟踪到了这个乡下的工厂。他从这个车间看到那个车间，用行家的眼光审视着每个角落。他看到，每个车间外边，都是冬青作栅，碧桃和月季环抱，象是套在车间外边的方形花环。车间里白璧无瑕，太阳从窗外斜射进来，束束光柱里面看不见飞尘。奥当罗随手拿起一个万向节零件到测试室亲自测试，连声称赞：“很好！很好！”这位美商当场同鲁冠球签订了协议，由这家乡镇企业当年向美方出口三万套万向节，通过美方的销售网，转销世界各地。
优质产品是最好的推销员。万向节厂随着产品的出口，二十多个国家的客商、专家和记者接踵而来。1985年2月23日到3月8日，鲁冠球应派来克斯公司总部邀请飞往美国，考察和参观了这家公司所管的多伊尔公司和舍勒公司。在舍勒公司的大厅里，四个屏幕同时炫耀着这家公司在四十四个国家的销售网络。双方在美国签订意向书，在以后的五年，每年这个厂向美方出口二十万套万向节。签字以后，美国这家生产万向节最大公司的总裁舍勒，握住中国这个乡镇企业厂长的手说：“我们两家一起干，占领国际市场。”
两只大手握得紧紧的，公司为欢迎鲁冠球并排插在门口的中美两国国旗飘飘。曾到白宫参加里根总统招待赵紫阳总理的国宴的一位大亨，也赶来助兴。这时，鲁冠球仿佛第一次感受到，国家的地位，党和政府开放、改革的方针，给自己这个“乡巴佬”厂长闯荡国际市场所增加的巨大力量。
1985年年底，美国舍勒公司特意发来的一份电报中写道：“我们对杭州万向节厂的技术表示敬意”。来电还希望鲁冠球增加今年的供货数量。
鲁冠球有一种经营哲学，叫做“小财不舍，大财难来；只要国内外市场上吃香，薄利也能大发展。”按去年达成的意向书，鲁冠球今年应向美方出口二十万套万向节。由于这家厂生产的“钱潮”牌万向节是名牌货，国内争相购买，只能出口十二万套。而且，生产一套出口产品，等于生产五套国产车万向节用的工时，所得利润要减少七、八元。尽管这样，鲁冠球还是豁出去“吃亏”一百多万元，出口二十万套。这个厂占总产量60％的五种产品已达到了国际水平，今年元月荣获了机械工业部颁发的国际标准合格证书。鲁冠球满怀信心地说，要尽量拿出更多的产品到国际市场上去较量，为乡镇企业争荣誉，为国家四化创外汇。他在杭州人民大会堂讲党课时宣布：杭州万向节厂在“七五”期间，要把这种“吃亏”的出口买卖作为“主攻方向”，争取在三年之内，使这个乡镇企业成为我国独此一家的万向节出口基地。
在共同富裕的路上
万向节厂“发”起来了，鲁冠球这个被贫穷折磨了半辈子的人，却遇到了“金钱”的考验。
按承包合同规定的分成比例，从1983年到1985年，三年累计下来，鲁冠球应得四十四万九千元。
鲁冠球当初承包时，估计顶了天，一年能得一万元。谁知改革的潜力有那么大，第一年就可得八万七千元。怎么办？拿，合法也有理。当时合同上定的分成指标，象挂在高枝上的甜桔子，谁都想吃，谁也没敢伸手。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合同规定，第一年毛利要比上一年增长52％，增加六十四万元，以后每年要递增10％，完不成合同规定的指标，每差一万元赔二百元。鲁冠球把自留地上的苗木折价两万元作抵押，双方才在合同上签了字，合同有县司法局公证处的公证，完全具有法律效力。
不拿，会不会有人说自己是沽名钓誉，或者说党的政策变了，政府说话不算数呢？
作为合同的甲方，乡政府明确表了态，合同要兑现。但这么大的数目，毕竟是改革中谁也没有想到的新问题。这事也惊动了上边的领导机关。大家认为，承包伊始，见人家拿钱多就变，对面上改革不利，应当按合同办，走着看。
正在这时候，鲁冠球从北京京丰宾馆寄来的信送到了乡政府。他是在参加一个会议抽空写来的。他郑重地写道：“我愿意将承包超额利润分成部分全部献给企业，发展生产和进行智力开发，使企业办得更好。”
乡政府在接受鲁冠球建议的同时，作为对他的特殊贡献，奖给了鲁冠球八千七百元。但鲁冠球为什么不按合同拿分成，当时谁也不知道，他自己也好象没有完全想清楚，讲不出多少道理。
1984年，万向节厂毛利润超过承包指标二百二十四万元，鲁冠球应得十一万二千元。这一年，鲁冠球虽然先用自己的工资和奖金买了一千元国库券，但由于遇到特殊情况，厂里原定数额买不完，鲁冠球又用应分成的一万二千元，包揽了全厂没有买足的国库券的数量。其余的十万元捐献给乡里办教育事业。
1985年国庆节前后，会计就透出风声说，这一年的利润要超过毛利润指标五百多万元，鲁冠球可分到二十五万元。谁都明白这个数字的分量，鲁冠球就是再照旧“风格”十万元，也还有十五万元。这点钱存在银行里，靠利息也能吃它两代人。
多少个夜晚，多少次二十五万元的冲击！
鲁冠球的思绪有时陷入似清非清的朦胧之境。不过，这位1984年入党的新党员，想的不是他把这一年应分成的二十五万元再捐多少，自己留多少。他是在想：过去他在厂里一连住了十三年，没黑夜没白天地干，却没有搞出名堂，为什么这三年的利润能超额那么多？这三年自己一个人的作用和全厂近千名职工的作用应该怎么看？作为先富起来的党员、厂长，面对集体赚来的钱到底应当怎么办？
鲁冠球被这些问题缠绕着。
他觉得，自己在八十年代遇到的这些“富问题”，比过去遇到的“穷问题”，似乎更复杂。想到靠借债三十块钱才办了婚事，想喝碗酸梅汤兜里掏不出七分钱，想到那时愁得愿卖命也挣不到钱的窘境，他觉得自己很懂得金钱对人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但是，看到有的干部因拿钱太多，同职工收入差别太大而发生的问题，他觉得金钱似乎又暗藏着一种离心力和腐蚀力……
1985年的仲秋，钱塘江畔，棉花开得白白的，晚稻穗沉甸甸的，鲁冠球思想里的果实也成熟了。他走上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的讲台，一条一条地说出了自己不拿四十多万元分成钱的原因。他说：“第一，我承包万向节厂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企业自主权，把生产搞上去。这是我的事业、理想和追求。如果只是为了钱，我可以去搞别的，不一定要冒这个风险。第二，承包取得的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主要是靠党的政策，全厂职工的苦干，社会各界的支持。第三，生产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三年，用集体的积累更新设备，花了三百零六万，还增加了三百多个劳动力。定合同时没有考虑到这些，不够完善。那样办，生产越发展，我与职工的分配差距就越大。”
会场上一片寂静，空气象是凝结了。
鲁冠球接着又说：“第四，我们是全乡人民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企业，分配上应体现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原则。分配上一定要承认差别，但差距又不能太大。”
原合同第一条规定：在承包期内，“本合同还有未尽事项，需要变更，修改或废除，均应该双方协商一致，经原签证机关公证后生效。”鲁冠球根据这一条文，要求在原合同规定的最后一年，即1985年和延长承包期的合同中，将“超额利润的5％归承包者”这句话，改为“承包者奖金从优”，“厂长承包”改为“以厂长为代表的集体承包”。这一改，1985年鲁冠球按原定合同应分到的二十五万元，全部划入了企业收入，他按“承包者奖金从优”的办法分配。
鲁冠球一讲完，掌声震荡了全场。但更大的震动是鲁冠球那种坚强的党性在人们心里引起的共鸣。
鲁冠球这三年在考虑他搞承包出现的新情况的同时，还经常想着另一个新问题：共产主义要消灭三大差别，自己创办的乡镇企业起来了，不能让工厂的一道围墙，在务工的农民和务农的农民之间，造成不合理的新差别。无工不富是大家富，以工补农是企业的责任。鲁冠球爱把万向节厂比作全乡农民致富的“火种”。他说：“这把火要烧到围墙外面去，让全乡人民逐步富裕起来。”
今年3月刚增选为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鲁冠球，这几年一直把厂里的技术和资金作为伸向墙外的结瓜之藤，在全乡帮助办起九家万向节分厂，安排了上千名农村种植业的剩余劳动力，也提高了万向节厂生产专业化协作的程度。他把全乡尚未安排的一百零八名复员军人也招进厂来，分配了适当工作。在厂休日，他带人到百里外群众耕作不便的一个围垦区实地勘察，在那里开始动工建设一个有三百亩土地、二百亩水面的农业车间。到市里去开会，他又从民政部门要来兴办福利事业的条文，筹划着把全乡的残疾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辅助劳动，也来为社会作出贡献。现在，全乡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干万向节厂的活儿，拿万向节厂的工资，宁围乡大有成为“万向节乡”之势。
1985年以前，乡镇企业每年应给乡里“进贡”多少钱，国家和地方都没有个条文。鲁冠球总是在保证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积极支持乡里的公共建设。这个乡为走共同富裕之路服务的“八大工程”中，都有万向节厂的贡献。我们在那里看到：能容纳六百多学生的四层高的中学教学大楼，为全乡培育有文化的新一代农民；设计别致的三层高的乡中心小学教学楼，北京的孩子看到也会羡慕；纵横贯通全乡的四条马路，加快了这里工农商各业发展的速度；新建的孵坊、饲料加工厂为乡里发展饲养业提供服务，半机械化蛋鸡场商品率很高；沿河岸新辟的有绿色玻璃瓦顶棚的农贸市场，每天都有方圆几十里的人来买进卖出，附近设有电影院、阅览室的农民文化宫，夜间格外活跃；宽敞整洁的敬老院，恬静的氛围中不时传出欢笑……
如今，乡里乡外都知道，大约有一半人家住上了小洋楼的宁围乡，沾了农民企业家鲁冠球办厂的光，享了党和政府开放、改革政策的福，日子过得象刚吐红的花苞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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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令人担忧的转变
关毓敏
一位在工交系统工作的同学向我报喜，说他最近由办事员升为股长。原因是近年来他没给领导“出难题”，领导言行是对是错，他概不发表异议。无独有偶，几天以后在商业局工作的朋友也沾沾自喜地说：入了党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一条重要缘由也是自己“成熟”起来，不再给领导提意见。
记得这两位朋友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常与领导“过不去”，什么这个方案不科学，那个措施不得力等等，有时会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常使一些领导下不了台。所以那时尽管他们的工作是认真刻苦的，但是先进没有份，入党提干更没门。
眼见一对富有朝气、肯于进取的青年朋友，变为明哲保身、唯唯诺诺的和事佬，不禁使人担忧。因为他们在“变”，而个别领导刚愎自用的官僚作风却没变。在这样的领导人主管的单位和地区，工作能开创新局面，恐怕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