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
——《林伯渠传》序
王震
林伯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从十九世纪末的青少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我幼年时期，他就已经是一位知名人士，著名的革命党人。1934年1月，我作为湘赣苏区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林伯渠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已是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之一。会前他向我们询问和调查了湘赣苏区的情况，而后又在会上作了《经济建设》的报告，会议结束后，还同我讲了他在苏联急于想回国参加斗争的事，鼓励我回湘赣继续坚持斗争。无论是他的报告还是个别谈话，都使我深受教益。当时他才四十多岁，却银发满头，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林老”。
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我在陕北再次见到林伯渠同志。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三五九旅从晋察冀调回陕甘宁边区，我兼任绥德专员及随后任延安地委书记、延安警备司令和卫戍司令之后，与林伯渠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在他领导下工作，经常聆听他的教诲，使我对这位革命长者的高风亮节，更加敬仰。
林伯渠同志一生的战斗生涯，是同中国革命在这个期间的全部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他青年时代目睹清廷腐败，外国列强不断欺凌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富国强兵”的思想，赞成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成了保皇派，林伯渠同志东渡日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蔡锷、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等革命家。1905年8月，在日本听了孙中山先生讲演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旋即奔走于上海、湖南、湖北和东三省，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革命果实很快被军阀袁世凯篡夺后，他又参加了反袁斗争和护法战争，反对封建军阀勾结列强复辟帝制，维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继续追随孙中山坚持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林伯渠同志同当时许多革命者一样，因革命屡遭失败，政治澄清遥遥无期，而“时常苦恼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伯渠同志在他的好友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很快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于1921年1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的同盟会老友董必武、吴玉章，在此前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伯渠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后，仍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是我党最早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者之一。陈独秀、李大钊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晤，他大多参与其事，许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也都直接间接同他有关。他不但帮助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为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出了坚定不移的努力，同反对和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革命的三大政策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林伯渠同志在他的一生中，总是顺应革命的潮流，不断随着时代前进，“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辛亥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或者追随封建军阀去做官，林伯渠同志却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有人劝他脱离共产党，他断然拒绝，坚持走自己的路，参加了南昌起义。在王明“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头，他又毅然踏上长征之路，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领导，坚持党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此后在党内斗争中，林伯渠同志也总是站在正确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巩固党的团结。他逝世时，陈毅同志在悼诗中赞誉他“革命一生毫不愧，路线正确是英雄”，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林伯渠同志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革命统一战线、财经工作和政权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林伯渠同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他坚持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他对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非常尊重，总是以诚相待，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关照。对那些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他始终不忘。所以，许多民主人士都把他视作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遇到什么事总是愿意找他谈谈。
作为一个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林伯渠同志不但一生非常崇敬孙中山先生，同宋庆龄、何香凝等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一直到晚年他也还怀念着在台湾和海外的许多旧友。1958年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二周年，在北京碧云寺，他与何香凝、李济深诸老，谈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台湾赋诗怀念大陆和旧友时，还对于右任深表同情和怀念，并步于诗“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原韵，疾书一绝：“不怕扫墓人白头，中山陵树绿悠悠。当年黄埔分明在，风雨同舟忆旧游。”期望在台旧友与祖国人民一道，团结在中山陵树之下。
林伯渠同志留学日本时就攻读过经济学，研究过财政学和簿记学、统计学。护法战争中他任湖南财政厅长，大革命时任国民党中执委财务委员。后在南昌起义、中央苏区、长征路上和初到陕北期间，他也一直在做财经和部队的供给工作。抗战开始，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及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期间，还同时兼任着中央财政经济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时，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指示，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
那时林老经常强调要克勤克俭，重视发展生产，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解决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耐心地做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的生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关于发展生产，他认为“关键在于资本（按：指资金）与技术”，提出在资金方面，“帮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或合营企业，尤应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到边区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他们可以单独经营或与政府合作经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与可能的协助”。在技术方面，除继续发扬职工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外，应“尽可能地争取边区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农业建设，他们来后，都给以必要的优待。”他的这些见解，至今仍给人们以重要启发。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了屯田政策，三五九旅一面保卫延安，一面到南泥湾进行屯垦，而最先踏勘南泥湾的却是林老。1943年，林老带着边区政府的礼物前来慰劳军垦战士，在报告时说：“八路军是无敌的军队，它既能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又能征服自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给了指战员很大鼓舞。
林伯渠同志从中央苏区时起就从事政府工作，后来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国初期又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在政权建设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诸如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发挥政府各个部门的作用，争取和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真正做到使他们有职有权，等等，他都可谓是典范。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上虽然是地方政府，但因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国民党又拒绝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政府，它实际上又是各抗日根据地的首府。它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采取的许多措施，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许多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都同当年林伯渠同志倾注心血树立的风范分不开的。
林伯渠同志不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高贵品德也堪称模范。
长期以来，林伯渠同志总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在延安，他多次跋山涉水，到各县进行调查研究，每次从西安或重庆回来，都要拄根棍子，挨个窑洞走走，与同志们进行亲切的交谈，了解情况，研讨工作。晚年，他身体衰弱，也仍然是力疾从公。他走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体察人民的疾苦，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他还在日记中端端正正地写下“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印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林伯渠同志非常关心同志和干部，重视专家学者，重视知识分子。他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对同志、对干部，他总是强调看他们的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而不是看一时一事。同志们工作有困难，他总是设法帮助解决。思想有长进、工作有成绩，他热情鼓励；有缺点错误，诚恳帮助，甚至严肃批评。他常说，“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他一贯强调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鼓励知识分子干部深入实际，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鼓励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知识。他认为对工农干部，“如张国焘那样胡乱的捧是不对的”，对他们也要进行“理论的培养，工作的检查，不要乱戴高帽子”。当时许多人都把林老看作恂恂长者，好的导师。
林伯渠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他虚怀若谷，欢迎党内外的批评。就象古人所说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对于个人生活，他一贯以淡泊自持，十分简朴，进北京以后，仍然保持着延安时的老传统。
林伯渠同志学识渊博，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和诗人。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他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他经常手不释卷，勤奋地学习，尤其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他六十寿辰时，他还向毛泽东主席请教：“象我这样的人，应该如何学习？”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象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林伯渠同志非常重视毛泽东同志这一教导，他多次向同志们讲述毛泽东同志同他的这次谈话，直到党的八大时，他还着重地讲了学习马列主义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不仅在过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在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主观主义，“在过去曾经使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遭到失败，在现在也同样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挫折。”“只有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
为了纪念林伯渠同志的百年诞辰，学习他的高贵品德，《林伯渠传》编写组收集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撰写了《林伯渠传》。它紧密地结合中国革命的崎岖道路，从大处着笔，全面地叙述了林老光荣的战斗的一生和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对他的品德、风格着意地进行了刻画。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林老如何由一个学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从他一生的战斗历程中，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这部传记的出版，我想无论对青年或干部还是史学工作者，都会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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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责任
彭定安
我们正在从事前人从未做过的伟大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党的先辈是一直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斗争、服务和献身的。但是，不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历史的局限，也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没有能够从理论上提出我们今天提出的这个历史课题，在实践中也走过艰难曲折的路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仅表现出理论上的勇气和创造性，在实践上也卓有成效地在建设确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列宁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的1919年，就曾郑重地提出：东方各民族的共产党人面临着一个特殊的任务，这就是“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的民族条件下，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时至今日，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总题下所进行的工作，所要解决的，也依然是列宁提出过的那个“古老的”课题。不过，我们确实前进了，发展了，我们使这个命题具有了更为实际、更为丰富、更为具体的内容。这个内容，带着中国民族的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特点，带有新的科技革命来到了的时代特点，更重要的是，我们使这个命题同十亿人民的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和伟大实践结合起来了。我们使这个理论的命题，变成了具体的实践和群众的行动。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何等广泛而重大的意义。
为了实现这个艰巨、伟大而光荣的历史课题，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要进行自己独立的、创造性的工作。这种独创性的实践，自然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进行，只有这样，我们的实践才具有正确的方向，才能得到最正确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实践具有理论觉悟，而这种理论觉悟又会反过来推动我们的实践。因此，这里便有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我们一向非常重视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把它看作是认识上的上升运动，是对于实践的总结，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我们却未免怠慢了甚至没有自觉意识到，从抽象到具体也是一个认识上和实践上的上升运动，是把理论付诸实践，同时又受实践检验的运动。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认识上升的过程，也是思维具体化和深化的过程，也是理论的运用、总结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要完成前述的重大历史课题，就必须循着这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去进行工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总结的工作。
这里，我们便又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接触到新的课题了。这就是：我们需要首先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需要学习。要在新的条件下，用新的方法、新的要求，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学习；要有决心、有恒心地学习。
接着，我们还要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用新的事实、新的成果和新的观点、概念、理论，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使它得到发展，使它由于新的历史事实与实践经验的增加而更充实、更提高。当然必须看到，这种发展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表现为终结形态。相反，它是表现为阶段性的、递进性的，这是一个实践的运动过程，也是一个理论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理论意识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自觉地以理论为指导，自觉地在实践中运用理论；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在实践中经常进行理论的思考，理论的概括，形成见解、观点、理论，逐步地实行理论总结。只有这样，我们才既是具有理论武装的实践家，又是具有实践经验的理论家。这样的实践——理论家，才能担当伟大的历史责任，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提到另一个重要的课题，这就是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的问题。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列宁肯定了犯这种错误的难免性。他说：“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这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但列宁紧接着便指出，不仅要承认错误，而且要“学会改正这些错误”。他在另一个地方更提出了“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的命题。（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71页）。这又表现了对待错误的辨证态度。所谓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就是要从总结犯错误的原因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使反面的教训变成正面的经验。
“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这个命题对于我们来说，有两层意义：首先是从总体上讲，我们要从过去几十年中的失误中总结经验。当然，总结过去，需要有一个座标、一个参照系，以它来对照出我们是在什么问题上，怎样失利和失误了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座标和参照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因此，我们总结经验的首要工作也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失去或忘记这个座标和参照系，我们的总结就可能失去方向，就做不出正确的和科学的结论。这里就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课题。而当我们总结了经验，剔去了过去的错误，归纳出正面的道理，这样便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了。
“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它的最深刻的意义，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一是坚持，二是发展。
第二，从我们当前的和今后的实践来说，我们的每一个重大的步骤，我们的广泛的、日常的实践中，还是难免发生局部的、枝节的、次要的以至可能产生比较重大的失误的。只是我们力求避免不出重大的错误，并把它局限于最小范围内，也不拖延时日甚至坚持错误，而是及时发现，及时纠正。“我们只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习下去，用实际经验来检查我们每一个步骤，不怕多次地改进初步着手的工作，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也一定会升到更高的年级。”（《十月革命四周年》）这也是一种学习和提高。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就其内涵和归宿来讲，实质上也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这个过程，同我们前面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在总体上正是互相衔接的。这是一个实践——理论的螺旋式上升的循环圈。正是在这个“圈”中，我们一方面逐步完成我们所从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样两个方面，都是我们的历史责任，都将是我们对于民族和世界的贡献。
（原载辽宁《理论界》杂志，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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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现代社会研究方法》出版
《现代社会研究方法》全面、详尽地介绍了今天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最新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反映了美国和西方社会学界在方法论领域里的成就。作者肯尼思·D·贝利（Kenneth·D·Bailey）是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这部共约五十万字的巨著，已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许真译为中文，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为了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密切结合我国实际的、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科学的社会学，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同时也必须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社会学方法论体系。为此，我们不但应该认真研究世界上现代社会学迄今所积累的大量知识，而且也应该研究它们所使用的现代化的研究方法。
《现代社会研究方法》一书介绍并评价了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止社会研究的各种现代化的方法。它详细地论述了社会研究的原理（研究过程、研究课题的选择、社会解释的确立、测量），调查研究方法（调查抽样、问卷设计、邮寄问卷、访谈研究），非调查资料搜集方法（实验、观察、民俗方法论、文献研究、模拟和博弈），资料的简化、分析、解释和应用（编码和资料简化，量表测量，资料的分析、描述和解释，社会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应用、建立和修订综合理论），还附有美国社会学协会和舆论研究协会的职业道德准则。
尽管这些方法中有的对我国不尽适用，有的其本身也不尽科学，但总的说来，这部书可为我借鉴、采用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从专家学者到初学调查研究方法的院校学生、有关部门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都可以从中借鉴到不少有益的东西。在我国正大力恢复、重建、发展社会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同时各有关部门和有关企事业单位亦正竞相运用现代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今天，它的出版必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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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孔子研究》即将创刊
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孔子研究》即将创刊。该刊以发表孔子、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论文为主要内容，其宗旨是总结、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孔子研究》提倡学术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的交流和讨论。《孔子研究》创刊号刊登了侯外庐、冯友兰、蔡尚思、毛礼锐、杜任之、王明、张健等人的文章。
该刊由齐鲁书社出版。 （艾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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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胡愈之的最后一本书
《怀逝者》收入胡愈之所写悼念亡友的文章十九篇。胡愈之以质朴动人的文笔，满怀深情地追忆了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介绍了这些已故者的生平和英雄业绩。笔触所到是各个历史时期党内外著名的政治、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人士，如周恩来、蔡元培、杨贤江、邹韬奋、沈钧儒、杜重远、高崇民、潘汉年、范长江、冯雪峰等。
这是胡愈之亲手编定的最后一本书，并亲自题名为《怀逝者》。本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周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