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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带领各族人民治山治水铺路架桥
蒙古族女县长李淑莲努力为群众办实事
新华社呼和浩特3月6日电 （记者王增海）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蒙古族女县长李淑莲，在县委和县政府其他领导干部积极支持和协助下，带领全县各族人民治水修山筑路，很快改变了全县贫困面貌。1985年，全县由过去吃国家返销粮达到自给有余，每人平均收入也由1983年的一百三十多元增加到二百七十六元。
1983年，李淑莲担任副县长时，从调查研究中认识到，要改变全县贫穷落后面貌，首先要治理浑河、摩天岭和修筑县乡公路。1984年1月，她任县长后，立即提出治理建议，得到县委和县政府的同意。2月份，她首先挑起了治理浑河总指挥的重任。
浑河是一条横穿全县东西，全长一百多里的害河，每年流入黄河几千万吨泥沙，四十万亩良田直接受到危害，两岸村落大都毁于洪水。李淑莲带领一千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在浑河两岸修坝筑堤，日夜苦战，不到半年时间，便筑起了一千二百多条防洪坝，使千支百道的河流都被牵引到固定的河床里，澄出四万亩可耕农田，并在坝内外栽种了柠条、酸棘和各种杨柳八千多亩，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两岸长期受洪水灾害的几十万亩农田，恢复了耕种。
同年雨季来临，她又担任了治理摩天岭的总指挥。她同五百多名青年农民一起，登上风沙肆虐，人迹罕至的摩天岭，安营扎寨。白天，她同农民一起种树种草，工作长达十二小时，晚上，她在四面透风的帐篷里和衣而睡。同志们看到她的脸被晒得掉皮，嘴唇也干裂了，劝她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再来。她说：“你们不是也和我一样吗？我为什么要搞特殊。”她坚持不下岭。一个夏天，他们就造林三万五千亩，成活率在90％以上，完成水土保持面积一万四千亩，为彻底治理摩天岭奠定了基础。
1985年，李淑莲又挑起了修路总指挥的担子，调动全县人力物力展开大规模的公路建设。
和林格尔县有80％的面积是山地丘陵，公路少，交通不便，这是造成全县难以摆脱贫困的主要因素。李淑莲同志同县委和县政府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走访了全县十七个乡（镇）、八百七十一个村庄，动员起十万多人，采取群众集资，民办公助的办法，平山填沟，铺路架桥，当年建起八条县乡公路，全长二百四十五公里，实现了县与乡、乡与村、村与村的公路连接、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公路的建成，促进了山区商品生产的发展，1985年，全县外运各类土特产品比1984年增加了五百多万斤，收入二百多万元。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与1983年相比，乡镇企业产值增加了六倍。
今年，四十四岁的李淑莲又挑起了利用浑河水造福人民，根治摩天岭工程总指挥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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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耿丽淑九十寿辰
上海举行庆祝活动
邓颖超写贺信 市政府授予她“荣誉证书”
据新华社上海3月6日电 （记者周解蓉）中国福利会今天上午在上海市少年宫为该会顾问、美籍老专家耿丽淑女士九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
大会宣读了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给耿丽淑女士的贺信。她祝耿丽淑健康长寿，并称赞她长期以来为增进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贺信说：“你献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高贵品格和国际主义精神，令人敬佩和尊敬。”
少先队员向耿丽淑敬献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送给她的一束鲜花。
出席今天庆祝活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在会上讲了话，他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三S研究会高度赞扬了耿丽淑的国际主义精神。
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耿丽淑女士“荣誉证书”，以表彰她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的进步事业所作出的有益贡献。
今天，满头银丝的耿丽淑女士穿了件中国式的素雅棉袄，神采奕奕地作了深情的答谢词。她表示要竭尽全力为贯彻已故的中福会创办者宋庆龄所制定的为妇幼服务的方针而努力，为妇女、儿童福利事业作出毕生的贡献。
参加今天庆祝活动的有上海市党、政负责人芮杏文、汪道涵以及美国驻沪总领事鲁植夫妇等。
耿丽淑的老朋友、《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爱泼斯坦专程从北京来参加今天的大会。她的老朋友路易·艾黎、马海德、陈翰笙、沈其震等也发来了贺信、贺电。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市妇联等单位向耿丽淑赠送了礼品。（附图片）
图为耿丽淑和上海少年宫的小朋友在一起。 张耀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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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位热爱中国的美国妇女
——访中国福利会顾问耿丽淑
中国福利会顾问耿丽淑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她九十寿辰前夕，记者访问了这位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在她幽雅、清静的寓所里，耿丽淑对记者说：从来到中国至今，我目睹了旧中国人民遭受的压迫、剥削和痛苦，也亲眼看到了新中国人民的解放、幸福和欢乐。我看到了中国正在建设一个新型的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为这些变化而激动。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变化象一根纽带，把我的命运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了。
1926年，三十岁的耿丽淑作为美国全国女青年会的工作成员，来到中国。在三十年代，当时一些旅居上海、倾向进步的外国人士，如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经常到她住的地方聚会，谈论他们苏区的见闻和旧上海的黑暗。这些聚会使耿丽淑逐步认清了中国今后前进的方向。抗日战争爆发后，耿丽淑目睹日军践踏上海的情景，毅然加入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行列。
不久，耿丽淑担任了由宋庆龄联合爱国人士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的秘书工作，主要任务是向在香港的宋庆龄传送信件和报告情况。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通过邮局寄出的信件大都得经过检查，更不用说是寄给宋庆龄的信了。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耿丽淑想方设法把信件送出去。那时每周都有一艘美国“总统号”客轮在上海停靠后，驶往香港。耿丽淑每次了解到客轮停靠的时间，便化装设法上船，将信件投入客轮的邮筒后便又下船。以后，她不仅在上海，还回到美国到处奔走，多方进行募捐活动，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支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五十年代初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在这场劫难中，耿丽淑因同情中国革命，被视为“赤色分子”，美国女青年会解除了她的工作。尽管失了业，但她仍不放弃理想和追求。1952年的一天，耿丽淑收到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立即回中国工作——宋庆龄”。耿丽淑说：“没有经过这样遭遇的人，是想象不出我当时激动的心情的。这种来自异国他乡的友情抚慰了我的心，我决定投向新中国的怀抱。”
从那时起至今，她就一直住在中国，一直担任着中国福利会（注：即“保卫中国同盟”前身）顾问的职务。
和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一样，耿丽淑是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几十年来，耿丽淑以自己在新中国的经历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新中国、宣传新中国。来上海访问的许多外国人，都想拜访这位“老上海”。的确，耿丽淑是中国现代史的见证人。她有着说不尽的新旧对比的故事，她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介绍中国、介绍上海。她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时，还千方百计地通过她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西班牙的朋友来帮助发行这份由宋庆龄创办的杂志。这在中国当时还没有与世界建立更多联系的情况下，她所作的工作是难能可贵的。
今天，尽管耿丽淑已是九十高龄，但她的精神很好，步履稳健。当一些友人问她如何保持健康的秘诀时，她总是笑着说：“这应该归功于中国医生。我有着很好的医疗保健。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热爱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因而我能够保持旺盛的精力。”
耿丽淑告诉记者，当她被安排为中国福利会顾问的那一天起至今，她有机会目睹了中国福利会的发展，认为这个组织在妇幼保健及儿童教育工作方面确实做出卓越的成绩。她说，福利会在上海创办的妇幼保健院想方设法地改进母婴保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好评，而且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誉。为了满足全社会的要求，中福会正在筹建一所新的、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幼儿园。
她深情地说道：“我要努力工作，继承和发展我们已故的中福会创办者宋庆龄所制订的为妇幼服务的方针。我是充满着欢乐情绪在干这些工作的。
采访结束时，记者对耿丽淑说：“祝愿您长命百岁！”她笑着说：“这是我的目标。我一步一步地走，再走几步，将到一百岁了。那时，能亲眼看到中国实现四化，该是多么愉快！”
新华社记者 周解蓉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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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民政厅局长座谈会提出
积极探索基层社会保障体制
本报讯 记者罗同松报道：积极探索基层社会保障体制，是3月1日至3月6日全国民政厅、局长座谈会突出议论的一个问题。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谈到，民政工作承担着大量的社会保障工作。据统计，这项工作的直接对象有两亿人之多。民政工作面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以社会保障为主体，发展各项民政事业。
去年以来，随着民政工作改革的深入，城乡基层出现了社会福利网络，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座谈会的发言中，号召民政系统的同志积极探索基层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保障制度作出应有的贡献。
民政部顾问张凯、副部长邹恩同、杨琛、章明也在座谈会上发了言。
又讯 据3月6日出版的、由民政部主办的《社会保障报》（试刊第1号）报道：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民政部门端正了业务指导思想，锐意改革，使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较快，1985年国家用于抚恤和社会救济的经费达二十九点三亿元，比上年递增20％；优抚事业和福利事业单位的床位达四十五万张，比上年增加23％。
农村的扶贫工作，已由扶持自给性的生产、简单的借款帮物和包户扶持，发展成为扶持商品生产、发展第三产业、提供科技信息和联合兴办各种经营实体。全国先后兴办起近十万个经济实体。全国累计扶贫已达九百五十万户，脱贫五百万户，仅去年一年脱贫户就达一百七十万户，占脱贫总数的34％。
我国城乡社会福利企业和社会福利事业也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由民政部门经办的社会福利企业固定资产有七亿元，年产值十三亿八千万元，比1980年分别增长62％和61％。
优抚安置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国家对烈士家属、因公因战牺牲病故军人家属的优抚标准做了相应调整。老红军、老复员军人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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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提出
努力提高法律服务社会效果
本报讯 记者晓渡报道：司法部3月5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学习和贯彻全国政法会议的精神，明确了在“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要求下，司法部门应承担的任务。
参加会议的司法厅、局长在讨论1986年任务和规划时，认真学习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指导思想，也认真学习了全国政法会议的精神和讨论了中央对司法部工作的要求，即“要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有严格的法制做保证，司法部应当以此为奋斗目标”。他们认为，为了贯彻以上精神，就要坚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服务，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方便人民群众服务”的业务指导思想，认真做好普及法律常识工作，在工作中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和工作质量，更好地为经济改革、开放、搞活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促进社会治安的稳定好转，保障四化建设的胜利进行。
会议具体讨论了做好普及法律常识工作的具体措施和要求，以及加强司法队伍建设的问题。他们认为要担当起当前的任务，一定要努力学习，增强从事司法工作的光荣感，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尽职尽责，同时要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努力提高法律服务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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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人武部由军队建制改为地方建制中
向地方交好班子交好队伍交好家底交好作风
人武部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发出倡议书
本报讯 记者罗同松报道：3月5日，全国县（市）人民武装部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在座谈会结束之际，向全国人民武装干部发出倡议，认真做好人武部由军队建制改归地方建制的交接工作。
倡议书首先说，做好人武部归建地方的接交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们每个人武干部都面临严峻的考验。我们一定要不辜负党和军队多年的培养教育，在归建过程中，坚决做到识大体，顾大局，听指挥，守纪律，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把移交工作做得扎扎实实，真正交个好班子，交支好队伍，交份好家底，更要交好作风。
在这样重大的体制改革中，做好物资接交工作既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倡议书说，要确保人民武装部的营（房）产完整，公物齐全，资金不少。钱物不能挪用、私分或挥霍，房产不能用来做任何交易。
倡议书特别强调，在接交中要坚持正常工作秩序，尤其要保证民兵武器库的安全，不出任何事故。
代表们在倡议书中还表示，县（市）人民武装部归建地方，只是建制的变动，性质、任务、名称未变。今后我们要在地方党委和上级军事部门的领导下，按照兵役法的规定，完善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有计划、有重点地搞好后备力量建设，注意对民兵和预备役人员进行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和依法服兵役光荣的教育，并且组织他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以劳养武，富民强兵，为实现新时期党的总目标、总任务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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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军开展财经纪律大检查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由一百三十多名军队干部组成的十五个检查组，即将分赴全军各大单位开展财经纪律大检查。
这次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以国家规定的各项财经方针、政策和全军统一的标准、制度为依据，认真检查各种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边检查，边改进，边处理。通过检查，要发现和表彰一批严格执行和维护财经纪律的单位和个人，使干部战士受到教育，增强政策纪律观念，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使不正之风得到纠正，从而保证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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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京成立
本报讯 记者张砚报道：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3月6日在北京成立。这是在中国记协召开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上宣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陈慕华到会祝贺。她在讲话中热情赞扬女新闻工作者队伍是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勉励大家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努力开创新事业。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是建国后建立的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的群众团体，由中国记协主席团成员汪溪担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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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湖北省建始县后塘乡天鹅村，地处偏僻，世世代代居住着土家、苗、汉各族同胞。这个村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但过去却一直是个缺吃少穿的穷山寨。1983年前人均只有细粮三百来斤，纯收入只有百把元。人们说：“哪是么子天鹅哟，简直就是一只连毛都没得的‘丑小鸭’。”然而，在短短的一两年里，一只振翅欲飞的新“天鹅”展现在人们面前。
1984年，县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在这个村开展民族工作试点，下拨民族周转金，发放低息贷款，扶持发展以白助烟为主的多种经济，全村多种经济作物由七十亩发展到二百亩，这一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一百九十七元。
1985年，村民委员会决定先从调整种植业、养殖业的内部结构开始，把出发点放在增加农民收入，为国家多提供商品上。1985年全村种植白助烟五百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0％。丰收之后，天鹅村的土家、苗、汉各族群众象过节一样快乐。 赵洪松 刘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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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主席的特使前往葡萄牙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作为李先念主席的特使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里斯本参加3月9日举行的葡萄牙新总统马里奥·苏亚雷斯就职典礼。同行的有外交部副部长周南。
到机场送行的有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龙彬和葡萄牙驻中国大使瓦莱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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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震分别会见一些美国公司驻华代表和日本客人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名誉会长王震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二十一家美国公司驻华办事处的代表。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董事长河野康雄率领的日本太平洋国际工程顾问公司访华团。河野康雄一行在京期间会见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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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纳驻华大使举行独立日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加纳驻中国大使奥塞·邦苏·阿曼夸和夫人今天在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加纳共和国独立二十九周年。
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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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女兵连生涯回忆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抒怀
刘晓 陈桂荣
那是1937年的4月，开封的春天还毫无暖意，我们正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开封女师教室里上课时，河南省国民党省党部通过校长翟绍武把我校民先队（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领导人抓走了。于是学校一片混乱，所有思想进步的同学们的安全都受到威胁。当时摆在我们面前可供选择的出路只有一条：投奔共产党，到抗日合法的地区去。当时可以去的地方只有延安和太原，我们的总领导人被捕了，拿不到组织介绍信，延安去不了，太原是可以去的，因为1936年底绥东抗战爆发后，从开封奔赴太原的大、中学生中有几位是我们的好友。就这样，我们这些年仅十六七岁，最多不过二十岁的女同学们，也决心投笔从戎了。
当我们从太原火车站乘坐一辆人力车找到国民师范门前，正发愁已身无分文无力支付车费时，一位有着白皙面孔，眉目清秀，精明强干，看上去大约二十七八岁模样，令人感到可亲可敬的人，骑着自行车也来到大门边。他听说我们是从开封来的学生，无钱付车费，希望马上找到自己的老同学，立即热情地告诉传达室为我们付了车费，并带着我们进了国民师范大院。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早来的老同学。她们都是身着军服的女兵，从她们口中我们才知道亲自领我们进入国民师范院内的，正是我们久已渴望见到的、实际主持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全盘工作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薄一波同志。就在这一天，我们脱掉了开封女师的学生装，换上了军装，正式成了十一连的女兵。
十一连是1937年1月筹建成立的，是军政训练班中十二个连队里唯一的一个女兵连。她们来自全国十六个省、市，除山西本省以外，河南、北平、天津、上海来的居多，还有不少是东北的流亡女青年。其中有女工，但更多的是进步女学生，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有些人参军之前就是共产党员或民先队员，她们有的是因遭到国民党的通缉，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送到山西的；更多的人是在党的直接、间接影响下，或因在国民党统治区“谈抗日有罪”的情况下，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存亡，辞别亲人和故乡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
女兵连的政治指导员刘亚雄同志是1926年入党的老同志。大革命时期，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是鲁迅的学生，参加过反抗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政府大肆逮捕学生运动骨干。于是，党派她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做党的宣传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她在天津工作时被捕，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出狱后，党派她到山西做统战工作。
女兵连的军事训练是很严格的。头一个月，是在操场上进行变换队列的基础训练，以及跑步、跪下、卧倒等徒手动作。第二个月，每人发给一支崭新的六五步枪，进行持枪、瞄准、射击等基本训练。然后就与其他连队一起出城“打野操”，在野外进行阵地战训练。训练的最后阶段是进行步枪、冲锋枪、轻机枪、手榴弹的实弹射击。通过军事训练，大家脸晒黑了，劲练大了，革命意志更坚定了。
我们很认真地对待每天的政治课。那期间，我们学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三民主义》、《唯物主义》、《列宁论帝国主义》、《苏联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妇女问题》、《民运工作》等等；课外我们还分秒必争地阅读斯诺著的《西行漫记》，以及鲁迅和高尔基的著作。经常给我们讲课的有杨献珍、周仲英、韩钧、廖鲁言等同志。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肖克、周小舟、彭雪枫等同志也曾给我们作过时事报告。最令人难忘的是周恩来副主席作报告那天，国民师范礼堂内外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周副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他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以及一定会取得胜利的道理。那时没有扩音器，但他的声音洪亮清晰，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大家听了非常兴奋，深受启发和鼓舞。他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芦沟桥事变”后，多少爱国青年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之奔走呼号，甚至卧轨请愿，梦寐以求的全面抗战开始了。我们这支经过“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严格训练的山西前线的女兵，更是枕戈待旦，纷纷要求上前线。8月1日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命名的山西新军正式成立。招收对象原规定为男青年，但女兵连的学员不肯示弱，也坚决要求参加决死队。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当时开展各方面工作的需要，女兵连的学员经过自愿报名和组织分配相结合，分批走上新的战斗岗位。最先成批离开太原上前线的是由刘亚雄大姐挑选出来的二三十名骨干，其中包括由河南开封来的九名高初中学生，还有东北流亡学生，以及山西本省的学生参加到当时由阎锡山当局出面组织的山西妇女战地服务团，于1937年8月10日开赴晋绥前线。这个总共有五十多名成员的山西妇女战地服务团中，一部分人慰问伤兵，到战地医院作救护工作；一部分人做地方工作，宣传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和参加部队保家卫国。由于晋绥军抗战不力，战地服务团出发当天，太原北的崞县原平镇已是最接近前线的地带了。这里有一处战地医院，收容了很多伤兵。日本飞机每天低空扫射和投掷炸弹，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的伤口化脓，甚至有生蛆的。阎锡山的旧军医们生活腐败、官僚主义严重，只顾自己安危和享乐，不顾伤员死活。我们目睹这一情景，立即由十一连来的女兵带领服务团内受过护士训练的人，一起投入抢救伤员的战斗；另一部分同志，便分组深入到驻地附近的山村里去作宣传动员工作，早出晚归。在这片土地上，由于十一连女兵们的辛勤劳动，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为最后战胜日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播火种的女兵们，在这块国土上工作到当年的10月1日。为首的女同学因被日军的机枪射伤，到正规大部队全部撤离后，才转移了阵地。
第二批离开太原上前线的是参加决死队的十一连的三十多名女战士。她们身体健康状况最好，体格特别强壮，经过体检合格，参加决死队后被编入第二大队第四中队第三排，队长是老党员胡兆琪同志。这部分女兵参加决死队之后，军事训练更加强了，每个人都发了枪枝弹药和军毯、棉大衣等行装。背包和枪弹有二、三十斤重，经常全副武装和男队员一道进行军事操练和急行军，从没有一个人掉队，更没有人叫苦。有一次出操回来，说实在的，大家已经很累了，但薄一波政委要考验一下女队员的毅力，下令：“男队员解散，女队员再跑三圈！”这时女兵们个个精神抖擞，负枪荷弹，绕大操场整齐地跑了三圈。大家高兴地瞧着政委，笑着跳着解散了，政委也笑着点头称赞说：“不错，不错！能行，能行！”在太原失守前的中秋节、日本飞机大轰炸太原后的第二天，决死队的全体队员随同薄一波政委上五台山开辟根据地去了。
除了这两部分整批分配的学员外，十一连的其他女兵，都是根据开展工作的需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个别地或三俩人一起地派遣到太原市区和各县的“牺盟会”作特派员、协助员之类的抗日救亡的民运工作。这部分学员占十一连总人数的绝大多数，她们中凡是党员的，除做民运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做发展党员和建党工作。太原失守后，有不少原为十一连学员的女战士转到以程子华同志为首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动员委员会”所属的青年工作团和妇女工作团里担任重要职务，更多的是直接参加地方武装部队或组织领导游击队。女决死队员从五台山到盂县后一部分人直接从事武装斗争。
在整个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这支训练有素的山西前线的女兵，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我们神圣国土失而复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有的同志流了血，有的同志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她们在保卫山西中的功劳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