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答卫君
巴金
来信收到,我读了很难过。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到了泉州,在大学里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没有想到你还在美国医院治疗,又病到了这样。我有病,小林又忙,无法代笔,因此久未给你去信。我责备自己只顾到我的困难,失去几次跟你们联系的机会,现在突然得到你这封信,似乎一切都完了?
这两年我常常在想自己的事情,我这个病也是不治之症。我也是靠药物在延续生命。我整天感到浑身不舒服,而且坐立不安。我估计再活二至三、四年,一直在考虑怎样安排生活,安排工作。万想不到你会落在比我更坏的境地里。你和我不同,我活了八十多年,多少做过一些事情,你却是这么年轻。你是你父亲最小的女儿,你活泼爱动,又学到一些本领,你一直想把自己真诚的感情献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甚至在第一次动手术以后,你还准备回到你父亲熟悉的地方,“找一个工作园地,好好地将所学用出来,在祖国人民中间平静地过一段日子,等病魔再来时,走得也心安理得,就象有一种沙漠植物,四十年开一朵花,花高四十呎,花落,整个植物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你讲得多好!多么美的愿望!哪里象是晚期癌症患者的信函?我拿着信,从我熟悉的那些字迹上感觉到春天的暖气。我仿佛看到了你那颗火热的心。你第一次回国前后我并不理解你,你准备舍弃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放弃比较方便的工作条件,回来长期工作,我还以为你只是一时的冲动。我和你父亲分别多年,你在台湾长大成人,又在美国读书就业,我单单在1980年同你见几次面,我怎么能接触到你的内心?我只看出你的乐观和干劲,却并不理解你的毅力和深沉。你从未谈过你对祖国的感情和对事业的理想。今天反复念着你这次病中写的那些字句,我才明白什么是对祖国的爱,事业在你心里占什么样的位置。原来你这位建筑设计师,六七年前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就设想在先人生长的故土上修建千万间广厦。你为这个理想到处奔走,就在它快要实现(你是这样看吧)的时候,突然得了可怕的病,开刀时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目前你正在进行药物治疗,是否有效,说是三个月后便见分晓。你说:“我只盼望这药物延续的生命不只是维持一个接受药物的肉体,不只是锻炼我和家人的耐力,但愿能找到个有意义的‘事’把时间投入,免得白白地浪费。”
你正在经受生与死的考验,一切希望都濒于破灭,四十年一次开花的机会已经“没有可能”,你还在挣扎,争取生命的延续,你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你的理想、你的事业。你还在考虑把争取回来的宝贵时间怎样用在有意义的事业上。你要走得心安理得。你用了一个“走”字,这说明你有毅力工作到最后的一刻。你不只要锻炼你和家人的耐力,你用了“耐力”这个词组,就说明你有决心坚持到最后一息。这都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你在讲自己的心愿和心情,你的每一句话,仿佛你拿了刀把它们刻印在我的心上,你的确是在给我指路。我也应该锻炼自己的
“耐力”,不让靠药物延续的生命白白浪费;我也应当“走”得平静、从容。而心烦意乱,思想集中困难,这说明我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了。你这番话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起了一阵雾,满腔泪水中我看见一朵巨大的、奇怪的、美丽的花。那不就是沙漠中的异卉?不,不是,我从未到过沙漠。它若隐若现,一连三天,不曾在我脑中消失,也有可能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就是生命的花吧。我明白了,只有深沉的爱、强烈的爱、真诚的爱、执著的爱才能够开出这样的花。你不要太多地折磨自己,你让我睁开了眼睛,这是你的生命在开花,你得到了我追求一生却始终不曾得到的东西。
爱,尤其是象你有的那种对祖国、对事业的爱,要战胜疾病,战胜死亡!
问候你的老父亲,你的病对他是多大的打击!三年前他回国讲学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广州病倒,是你接他回去就医,那时我患骨折,给拴在病房中牵引架上动弹不得,少同你们联系。他行动不便,讲话困难,他一直同你相依为命。他为你的病“落过几回泪”,这情景我想象得到。虽然还有你姐姐和你哥哥,可是他多么需要你!你真能撇开他“走得心安理得”么?但愿你的“耐力”、你们一家人的“耐力”能创造奇迹!
1986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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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纵横集

反馈中的反常
蒋元明
反馈,是眼下一个时兴的词儿。
有位外籍华人最近赞扬说,前几年,他回国参观访问,国内的人介绍情况,也谈存在的问题,但最后总是叮嘱一句:千万不要传出去!现在不一样了,谈完之后还要特别说明:你们最好把这些写成文字,发表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国外一发表,容易引起国内的重视,问题可能比较快地得到解决——这叫反馈的作用!
今非昔比,才几年的工夫,从上到下,实事求是的作风就多起来了。国内的同志在接触海外来客中不再报喜不报忧,除了国家机密外,敢于谈自己的看法,甚至不满,不怕露丑,不怕揭短;这些东西传到海外,当事人不但没有被扣上“里通外国”一类帽子的危险,反而有可能引起国内有关方面的重视,什么时候一个批示下来,多少年的问题一下就得到解决了。滴水见太阳,我们国家思想的解放,政治的开明,可见一斑。
可惜人心不足,我对这“反馈”多少还有那么一点遗憾。
试想,从海内到海外,再从海外到海内,这中间的距离何止万里?一个信息,经过这样一番长途反馈才引起重视,这总不大符合今天“时间就是金钱”一类的法则吧。再说,海内“种花”的与海外“走马观花”的,到底谁心里更有数,还需要论证吗?但遗憾得很,舍近求远的现象仍不绝于目。一个单位,前年整党提出的问题,今年端正党风又重端一遍,莫不是因为没有参加长途“反馈”的缘故?
别看中国科学技术比起世界先进水平还差一截,可某些人的架子却不差,常常喜欢充当终审裁判一类角色。国内一项科技成果、学术成就出来了,那怕是世界水平的,也有可能无声无息,无人理睬;等传到海外,外国权威一发言,一定调子,再反馈回来,国内才开始承认。陆宗羲被外国人称为数学家而大加赞赏的时候,他却在国内一所中学鲜为人知。“修氏定理”也非国人所定。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这样的人和事在“反馈”中!中国人干出的事,往往要等别人先发言,这是由于放不下架子呢,还是出于对别人的特别尊重?
同样的人,在国内不论怎么干,有多高的水平,有多大的成就,也许没人把他当回事;一旦出国转一圈,得到外国同行的几句嘉语,或者有准备“高薪聘用”一说,那他的身价就要看涨了。同是硕士、博士,带洋味就是香些。我不知道,在“出国热”中,有没有为着“反馈”而去涉洋过海的?若有,他们实在不该成为非议的主要对象。
如此“反馈”,实乃反常——起码是一种反常心理!自谦是一种美德,但前进一步就是自卑。人们倘若总怀着这样一种反常心理,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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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与散文

应当允许尝试
北京 卫建民
报刊对散文作品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散文创作。这几年,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小说、诗歌的评论。有争议的、引起读者兴趣的,也几乎全是小说和诗歌。散文四平八稳,是个“好同志”,却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读者的冷落。
专门的散文刊物,综合性刊物的散文栏,报纸的副刊,似乎对散文这一体裁有着固定的见解,老是在旧轨道上安全运行,小心谨慎,丝毫不敢出格。这从刊物的编排,也能窥见一二:前几篇,必定是所谓“时代性强”的;后几篇,才是多少有点艺术追求的。
不是散文创作队伍薄弱,不是因为没有设全国性的散文奖,就挫伤了作者的积极性,而是缺少足够的报刊接受、允许散文艺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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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与散文

意趣为何转移
河北廊房 王太吉
我酷爱散文,也写过散文,但渐渐的意趣转移了。寻究起来,似乎有些缘由。除《散文》、《随笔》等有数的刊物专登散文外,不少刊物原先有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刊载散文的版面,渐渐被小说专号、传奇专号、报告文学专号等等所淹没。报纸副刊本该有散文一席之地,但不少又被影评、剧评、海外轶闻、明星趣事所取代。而且以字计酬,千把字的散文不如诌一首短诗……无怪乎不少散文高手,忍痛割爱,弃枪弄刀,另择高枝。
振兴散文,关键在两个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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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叶

读《郭沫若文艺思想论稿》
漳河
继《郭沫若的文学道路》之后,黄侯兴同志的另一部理论专著《郭沫若文艺思想论稿》最近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黄侯兴的《论稿》系统地研究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基本特点,以及郭沫若在诗论、剧论、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文艺家的修养、文艺批评与鉴赏等方面的理论主张,探讨了郭沫若文艺观所显现的浪漫主义的审美意识与艺术个性。
《论稿》的作者提出:浪漫主义始终是郭沫若文艺思想的灵魂与核心,即使郭沫若在实现世界观转变途中一再标榜他的文艺主张是现实主义的,但在涉及文艺的本质、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等问题时,他所坚持的理论主张仍然是浪漫主义的。
《论稿》突出的特点是:(一)在考察郭沫若文艺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时,顾及到了他的全人、全文以及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历、思想和社会环境等状况,因而论断比较切合实际。(二)鉴于郭沫若是杰出的文化战士,其理论主张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作者在研究他的文艺思想时,注意了把握它同一定的社会思潮、政治倾向保持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因而结论比较全面。(三)郭沫若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文艺思想涉及政治、哲学、历史、宗教、伦理学,乃至于生物学、心理学等异常广泛的领域,《论稿》注意了它的内在统一性,把郭沫若的文艺思想从整体上作宏观的研究,避免了偏狭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四)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于郭沫若那些富有真知灼见的理论主张,如他对天才、灵感和鉴赏心理等问题的看法,《论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对一些偏离文艺内部规律与特性的观点,作者也提出了有见地的批评意见。(五)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必然和他的创作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论稿》作者也十分注意了这一联系,因而使论述十分丰满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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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埗新城小记
范怀烈
罗湖是深圳特区草创期间的发祥之地,五年前特区初办时的奠基石。
上埗在罗湖西侧,如果说罗湖原是宝安县治的旧城,那么上埗则完全属城外郊野了。两三年前,那是一条黄尘滚滚的公路,路两旁矗立着高高的桉树,从粗大的桉树枝干间朝外看,触目尽是山坡、田畴、甘蔗和树林……路人稀疏,偶有本地姑娘“客家妹”路过,红衫绿裤,头戴竹编凉帽,帽沿四周系着一抹轻纱飘拂的挡风,帽顶露秀发,却难以看清脸庞……一幅牧歌般的田园画,闲逸宁谧!入夜,南望海那边香港新界、元?桔红色的长街灯火,光走龙蛇,东不见头,西不见尾……直距一千公尺左右的内海,隔海南北,动与静却殊异!
黄沙公路换成了宽坦的深南大道;山坡、田园变成了厂厦群立;繁杂取代了闲静——仅几年工夫,许许多多的地方,即使跨越几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仍未能如此蜕变呢!上埗要建成外向型工业区,重点发展电子工业、轻工业,西南向与南头、蛇口连接起来,要把这片十多公里长的地面,从乡村新建为工业城。
我们驱车进入海滨的沙嘴渔村,一栋栋整齐的新楼,一条条笔直的水泥大道,一棵棵翠绿的路树映入眼帘,令人惊羡!村支部书记欧木容在自己宽敞的客厅中接待客人,向来访者详细地介绍了几年来沙嘴村的可喜变化。仅有一百五十户的渔村,却有一百八十多栋三层小洋房的“别墅新村”。
这几天,适值上埗文学艺术学会成立,新区文学艺术工作者百余人欢叙一堂,庆贺学会的成立。秦牧同志急就贺诗即席朗读:“上埗新芬隽似诗,风流人物更多姿,特区风暖花争发,秀茁文联第一枝。”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猎枪与干粮
“文化大革命”前,蒋南翔同志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学生毕业走入社会如同猎人进森林,我们应该教会他们使用猎枪,而不能老让他们带干粮。”这里讲的是教学方法,但它所体现的辩证关系则是普遍适用的。我们现正在向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开展形势教育,精力应该放在哪里?是把现成的“经济形势大好、政治局面前所未有的稳定”之类的结论,直接灌输给他们,甚至写入时事测验题让他们背诵,还是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看待形势的辩证方法,在讨论、学习中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这里不也有“干粮”与“猎枪”的关系吗?
自然,前者要比后者轻松得多,“见效”也快,但后者则要比前者更有意义,更有实效。前者用来应付官僚主义的上级有特效,而后者则可以真正成为群众大干四化的动力。如今,一些工厂运用对比、算帐的办法,让工人自己得出形势好的结论,这说明我们的干部已经学会教会群众使用“猎枪”了。什么时候真正把立竿见影的“干粮”丢掉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也就有成效了。
许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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