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笔蘸衷情写巨人
——读刘白羽的《大海——记朱德同志》
朱兵
远在近半个世纪前的1939年春天，刘白羽同志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接受了写一本《朱德将军传》的任务。他随八路军总部行动，陆续访问朱总司令达几十次之多，掌握了极其全面、系统、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为了确保素材的真实性和丰富性，白羽同志还遍访了和朱老总一起生活过、工作过、接触和交往过的同志，将近百人之多。在太行山，访问了左权将军、刘伯承将军、任弼时同志等；回到延安，访问过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朱德同志各个时期的战友、部属、警卫员、炊事员、公务员、马伕等等，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受，对朱德同志的工作、生活、思想、作风、品德、情操等各个方面的材料，作了必不可少的充实。这些材料，如同发源于四面八方的涓滴细流，曲曲折折，经过各种不同的渠道，终于汇合成塑造朱德形象素材的浩瀚大海。刘白羽同志不惜光阴，不辞辛劳，锐意穷搜的这些材料，正是长篇报告文学《大海》获得成功的坚实可靠的基础。
白羽同志并没有就此止步。在采访之外，他还翻阅了有关的文献资料、苏区报纸等，甚至敌人的报纸、有关的国际新闻材料……总之，凡是有可能找到的文字材料，一本、一张也不轻易放过。正反两方面材料的鲜明对比，使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更丰富，更生动，更有血肉。1941年，白羽同志在延安写出了《朱德将军传》一稿。1946年刘白羽从东北回到延安时，朱德同志找到刘白羽，并且告诉他：稿子看过了，你写得合乎我们的事实，也很有文彩，谢谢。在以后的长时间里，不论在敌后，还是在前线，白羽同志几乎什么都丢弃过，唯独这份《朱德将军传》的复写稿，一直带在身边。岁月递嬗，转瞬几十年过去了。朱德同志逝世后，白羽同志产生了重新修改《朱德将军传》的念头。但是，在当时，原始的纪录本无处寻觅，延安的复写本音信渺茫，只能对天长叹。拨乱反正开始时，他得到了退还的延安的复写稿，但油墨漫漶，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份十分清晰的打印稿寄到刘白羽手中，这是在《红旗》杂志工作的一位同志寄来的“文革”中印发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他希望作家据此整理加工，公开出版以教育后代。白羽同志深深感受到人民群众对这本书的殷切期待。在此基础上，经过慎重思考，刘白羽决定改变文体，另起炉灶，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献给热爱朱德同志的广大读者。
报告文学兼具报告和文学的双重特点，摆脱了传记体过分拘泥于历史事实的框框，提供了作者在符合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对人物、事件、环境加以艺术描写，对意识、情感、心灵加以抒发、议论和评判的自由。从1983年到1984年，白羽同志经过将近一年的辛勤笔耕，《大海》终于脱稿了。1941年的《朱德将军传》和1985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大海》相比较，决不仅仅是十几万字与二十多万字的区别，而是一个质的飞跃，一个完全崭新的再创作。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朱德形象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增强。囿于延安时代参考书和参考资料的限制，刘白羽同志的文学视野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动笔写《大海》之前，他又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系统阅读了近代和现代的历史书籍，对于如何把握朱德性格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关系，如何把握朱德的革命生涯在中国近、现代革命潮流中的历史地位，有了更大的准确性，描写得更深厚，也就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读完《大海》就有这样的感觉：朱德的形象与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巨人的形象融汇在一起，朱德的道路与中国近、现代的革命洪流水乳交融了。
第二，充分发挥艺术细节和肖像描写的功能。刘白羽是著名的散文大家，在《大海》中，他驾轻就熟地运用艺术细节，使朱德的形象具有传记中的坚实内核，又具有报告文学的丰满血肉。细节的描写极其真实、极其生动地丰富了朱德的形象，比原来的传记增添了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白羽同志又善于通过对朱德同志外貌的勾勒，反映出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他象一位工力深厚的雕塑艺术家，形神兼备地完成了朱德同志前半生的塑像。
第三，在《大海》中洋溢着作者的诗情。这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其一，刘白羽是诗情激奋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生活、对描写对象从来不是客观的冷漠的态度，而总是对生活和人生的美倾注澎湃的激情；其二，白羽同志与朱德同志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在延安第一次和朱德同志见面时，就油然产生一种敬仰之情，太行的频繁交往，敬仰之情弥笃，直至朱德同志逝世。他执笔创作《大海》的时候，积蓄了近半个世纪的源远流长的情愫，象火山爆发一样，喷突而出。这种情愫的凝聚、提炼、升华而成为《大海》中文字精辟而寓意深邃的诗情。阅读刘白羽同志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在字里行间时时有一种感情的洪流，猛烈击叩你的心房，使你不能平静。
《大海——记朱德同志》是一部优秀的长篇报告文学。它既是一部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又是一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肥田沃土中的文学奇葩。这部书又恰恰出版在朱德同志百年诞辰和逝世十周年的前夕，就更成为出得非常及时的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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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富有教育意义的抒情诗
——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观后
夏川
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是一部成功之作。它是一首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抒情诗，做到了寓教育于优美、抒情的诗意之中。它又是一个希望全社会关心失足青少年的呼吁书。呼吁整个社会去理解、疼爱和关心所有失去了爱抚，受到种种歧视的孩子们，帮助他们去找回那本来就属于他们的世界。
根据柯岩同志的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给人一种独特的新鲜感。
文艺作品应该采取特有的艺术手段，形象而又自然地反映出历史背景，形象而又自然地体现出时代精神，才能增强作品的真实感，才能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电视连续剧更应该如此。否则，就使人很难理解《寻》剧中的谢悦为什么要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报仇；就使人很难理解向秀儿为什么要装疯；就使人很难理解围绕着工读学校所发生的一切。
应该说，《寻》剧在这方面的处理是不错的。它再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刚刚恢复的一所工读学校的生活。编导把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种种情况，表现得相当真切、充分。
作品所写的背景是，“四人帮”虽然已经被打倒了三四年，但混乱局面并没有完全结束，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受到严重病虫害的祖国的花朵迫切需要医治；迟威、薛人凤这些留恋动乱年代权势的小小野心家，随时都在拨弄是非，幻想卷土重来……这就造成了形势虽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却依然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扯皮拉筋的生活现实。编导使观众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作品所反映的特定时代情境之中。
《寻》剧在艺术创作上的另一成就，是塑造了一群令人难忘、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不论是徐问、黄树林、谢悦、郭喜相、赵建国，还是于倩倩、宋小丽、向秀儿以及一亮相、一张嘴，就让人厌恶的薛人凤，无一不是惟妙惟肖。如果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再加以拔选，我则更喜欢于倩倩、宋小丽、薛人凤这三个写活了、演活了的人物。
于倩倩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愿为工读教育事业承受一切牺牲，又是一个比较幼稚、幻想较多、有诗人气质的姑娘。最初来工读学校，只是凭热情；从到工读学校，投入了实际斗争之中，才真正看到自己的价值。领向秀儿参观了疯人院，使她认识到疯人院的工作人员所担负的任务，比自己更艰难、更繁重，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事业心。最后她虽然没有得到她热切希望得到的爱情，却依然为得到了一个更完整的世界而感到满足。这里虽然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却一样把于倩倩的性格刻画得那么鲜明，那么动人，那么可信！
宋小丽的塑造，是柯岩同志笔下，和经过导演许雷同志艺术处理之后，所共同获得的“精品”，使人看到这个似曾相识、不争气的姑娘，就象生活在我们身边一样。毫无问题，演员不下苦功，想达到这样的水平，也是不可能的。
薛人凤是在打倒“四人帮”前后，我们所熟悉的人物的写照，同样写得、演得成功。薛人凤愚昧无能，全靠造反起家，是个满脑子“钱”、“权”，善于搞“拦腰大批判”，惟恐天下不乱，俗不可耐的人物。作者没有用多少笔墨，就勾画出了这种人的丑恶嘴脸。
导演在艺术创作上有不少独到之处，特别是几场戏处理得较精彩。向秀儿装疯追打宋小丽；徐问在一级战备情况下重回工读学校复职；谢悦和郭喜相打架；于倩倩带向秀儿参观疯人院；薛人凤假批李心鲁；于倩倩、何荷家访白小远……对塑造人物，揭示矛盾，都收到了一箭双雕的良好效果。
但决不能因此就认为这部优秀作品不再有什么瑕疵。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尽管都比较成功，但仔细推敲，在分寸的掌握上，不够适度的地方也还是有的。徐问这个人物的处理，难度最大。写得不错，表演也不错。但不能给人以更多的思考和联想。谢悦也写得太成熟、太有“心计”了些。
这些意见都不一定对，愿意和大家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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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后来向上
——读1985年《中国作家》的几点印象
蓝翎
文学刊物如林海，大型文学刊物如林带，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葱郁繁茂。
大型文学刊物的大量出现，是新时期文学运动特点之一。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前，引人注目者只《收获》一家，孤树不成林，形单影只。“文革”以后，《收获》重出，其他先后拔地而起的，不下几十家。其中当以《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在竞赛中居优势，但其他各家，亦时有新星升起，重头作品问世。办文学刊物如无终点的长距离赛跑，谁也不一定能期期领先、年年领先。然而对于后来者，却不能不说是具有一定的威胁。
先行者有创业的艰难，后来者有追赶的不利。谁想一出现就“后来居上”，似乎没有那么容易，但“后来向上”却是每家新刊物一开始就应具备的品格。特别是在有的刊物一味向歪向邪向下的乱风中，后来向上就是最稳妥的立足之点、起步点，也是将来有可能作为“后来居上”的潜在动力和雄心壮志。
《中国作家》对于诸大型文学刊物来说是后来者，1985年2月才出创刊号，至今刚过一周岁。当我重新从第一期翻览一遍，结合已有的印象，觉得它是相当稳定地体现了在创刊号《致读者》中所阐明的主张的：“我们的刊物当然不想使自己具有”“四平八稳、但求无过”的平庸形象。把它同其它文学刊物从总体上作比较，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后来向上。
《中国作家》“以刊载中、长篇文学新作为主，而又兼及各种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和体裁的作品”。仅就中篇小说而言，一年间就发表了不少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冯骥才的《感谢生活》、阿城的《树王》、陆文夫的《井》、贾平凹的《商州世事》、张炜的《童眸》、高晓声的《觅》。当然，还不止这几篇。我这里不想多谈这些作品本身，而是从编刊物的角度看，能经常保持有相当思想艺术质量的作品，它本身就体现了刊物水平的稳定性，在稳定中争取逐步向上。
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有意安排，《中国作家》第一期的首篇作品就是冯骥才的中篇小说《感谢生活》，写一个青年画家华雨夏在苦难的逆境中仍诚挚地不断发现生活中的美和创造艺术的美。以我读后的主观感受来说，无论顺境或逆境、顺风或逆风、安定或动乱，永不停息的生活巨流——历史潮流永远是淘金的筛子，筛出的是真金。生活筛出了艺术家，艺术家通过生活认识了人民，认识了民族，认识了历史，从而以自己心灵的花朵回报了人民、民族和历史。在创作和评论中，不是动不动就要提到“哲理的高度”加以俯视吗？如果从作家和生活的关系来说，我看“感谢生活”就颇具哲理。中国历史上的众多作家，哪一个不是生活造就的——正如“时势造英雄”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几代作家，又有哪一个不是生活造就的？谁不该“感谢生活”？当代一大批经历了坎坷折磨的中年作家能复出，并很快拿出作品活跃在文坛，一大批经历了“十年浩劫”的青年，觉醒后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加入了作家队伍，这既应感谢过去的生活——不是感谢错误本身，也应感谢现在的生活，甚至更应加倍地感谢。《中国作家》把这篇小说当作创刊的头条推荐出来，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近几年来关于生活的种种不恰切议论的正面回答：生活对于作家的产生和作家的成长是根本的。
还有陆文夫的中篇小说《井》，一出现就获得广泛一致的好评。主人公徐丽莎的一生，经历了建国后种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直到新的历史时期，仍然争取不到专志于事业和家庭幸福的权利，于是带着悲愤投井而死。徐丽莎的悲剧，使我想起老解放区的一首歌：“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解放后，我们并没有从精神上彻底填平这眼封建主义的苦井，致使“最底层”又新增添徐丽莎的冤魂。说这里的“井”是象征也好，是别的什么也好，总之是写出了现实的真实感和历史的深厚感，刨出了阻碍生活前进的一条非常长的老根，即历史上渗透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中的封建意识，到今天仍潜在地毒害着人的灵魂，吞噬着弱者的生命。当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意图不等于刊物编辑的思想。但是，编辑把什么样的作品推荐给读者，却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判断编辑的文学主张。我所以举出《感谢生活》和《井》两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中国作家》是有意识地组织、提倡、鼓励作家，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和风格，真实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变革和走向，使读者认识生活、热爱生活，从而也更加热爱反映生活的社会主义文学，通过文学的领悟而“感谢生活”。《中国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同某些刊物和创作思潮的明显区别，就在于引导作者和读者更加自觉地同生活保持密切的血肉关系，以“感谢生活”的主动精神，推动现实生活的发展，而不是把生活看作是束缚自我选择的老茧加以咬破。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神圣职责。
《中国作家》虽以发表中、长篇作品为主，但并不轻视其他短小的文学形式和体裁。一个刊物，以什么文学形式为主或侧重什么，决定于它的整体规划，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其他形式都作为“主”的陪衬，而不精心经营，那种编辑的眼界和心胸，不能不说是相当偏狭的。不同的文学形式和体裁，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各有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谁也不是为陪衬谁而存在的，只有各以自己的特点争芳斗艳，才能显示出文坛繁花似锦的胜景。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在有的文学刊物的编辑实践中被忽略了、轻视了，以至有的文学形式经常以敬陪末座的面目出现，聊备一格，勉强凑合，实际是在糟蹋这种形式。不知道《中国作家》的编辑家是否注意到时下编辑工作中的这种缺陷或疏漏。而从我读该刊的感受中，的确看到有两个栏目力求在“兼及”的范围内办得有特色，能使喜爱这些形式的读者获得高水平的欣赏。
第一个栏目是“散文”。一年所发散文，多为有份量之作。特别是老作家冰心的《关于男人》三篇“系列散文”（作者几十年前有名作《关于女人》，《关于男人》当是与前者对应的著作），写人朴实自然，读后觉得她写的那些人就在眼前，各有其面，各有其性情，“不隔”，远胜于那种如隔雾看花的中长篇作品。如果把朴朴素素、扎扎实实，不矫情、不卖弄，文笔如行云流水，语气如闲聊家常，看作“五四”后散文的优良传统之一，那么以巴金、冰心老人的散文为示范，我以为《中国作家》是有志在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的。当前小说刊物发行量下降，散文刊物却反而上升，恐怕不是读者避实在而求“空灵”，恰恰相反，是弃空花而摘实果。《中国作家》散文栏之受欢迎，当与读者的这种兴趣流向有关，或者说它及时地为推动这种流向尽了一把力。
第二个栏目是“作家写作家”。作家写作家，自古就有，当代文学刊物上也有这种文章，而作为刊物的专栏，却是《中国作家》率先倡导。作者或为小说家，或为散文家。不是传记，却有传记性的清晰轮廓。不是评论，却道出了对作品的浓烈感受和冷静判断。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画龙点睛。剖析性格如抽丝，透视心灵若探海；描风流满纸烟云，传语言声犹在耳。糅多种文体的因素为一，读来有趣，其效果如当代的“世说新语”，留下的是活脱脱的印象：这一个。但正是因为作家善用笔，若胡吹瞎捧或随意性地乱扯起来，其“巧妙”更甚于拙劣的电视广告，不可不多加留心。而有的不那么严肃的文章也送到读者手中，恐怕是编者重作者之名超过了重文章之实。若不谨慎，这一栏很可能先倒声誉！
《中国作家》创刊虽只一年，要想全面地探讨其成败得失，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作为一个读者，我的感受只能说是几点印象。但是，我赞成该刊主编冯牧同志在新春伊始提出的主张：开拓一条“曲高和众”的道路（见1986年第七期《文艺报》）。我认为，在人民群众已是主人的社会主义时代，离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文学战略，孤立地强调“曲高和寡”是不明智的。因此，我祝愿《中国作家》在“和众”的广阔道路上更向上，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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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第二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评委会组成
第二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评选委员会正式组成，评选工作已经展开。
本届评委会由余秋里任主任，郭林祥、周克玉、刘白羽任副主任。其他评委由总政文化部负责同志和驻京部队的著名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以姓氏笔划为序）王愿坚、叶楠、朱春雨、时乐蒙、李瑛、李家许、李俊、陆柱国、胡可、赵国政、徐怀中、高虹、韩瑞亭、韩静霆、魏风组成。评选委员会还请丁毅、王苹、李伟、张少庭、张景华、魏传统、魏巍同志担任顾问。
这次评选范围包括自1983年初至1985年底，军内外作家在全国、全军各报刊、出版社、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剧院、展览馆等发表、出版、演出、摄制、展出的军事题材文学艺术作品。评选重视反映部队现实生活、塑造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和当代军人形象的优秀作品。上届未入选的作品，经群众检验确实优秀的，也可参加本届评奖。
会议确定，1986年8月1日前后公布评奖结果，在北京举行授奖大会。授奖坚持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原则。
（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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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全国微型小说大赛”评选揭晓
上海《小说界》编辑部举办的首届“全国微型小说大赛”已胜利结束，日前出版的1986年第二期《小说界》公布了评选结果，有十六篇作品夺得了大赛奖。西安作者朱士奇的《神奇的绳子》和北京作者路东之的《！！！！！！》荣获一等奖，程天保、彭达、王明义、张长荣的作品获二等奖，濮本林、李本深、徐芳等十人的作品荣获三等奖。
这次评奖是经群众推荐，王蒙、蒋子龙等评委认真评选出的。据悉，该刊今后还将举办这种大赛。 （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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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文汇报》开展“西方文化思潮研讨”
《文汇报》最近开辟专栏开展“西方文化思潮研讨”，三月十七日三版以大部分篇幅，发表了上海文学界、哲学界的一些研究、教学和出版工作者的讨论文章。
讨论文章指出：近几年间，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或文化理论中的一些观点、方法，引起了我国文艺界广泛的兴趣和关注。出现了一些“探索影片”、“探索小说”、“新观念”戏剧。文艺上这种多样化、多层次、多角度的兆头和趋势是健康的，令人鼓舞的。现在的任务是亟需加强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系统研究。
多数同志认为：我们今天研究西方文化，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引进”，而不是排斥。对西方文学文化，我们既不要奉若神明，也不要视作洪水猛兽，不该消极地设防，而应作为系统的工程来研究，目的是为了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而不是为了回到封闭的状态中去。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发展，就不能是孤立的、封闭的。引进西方的文艺思潮，再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和需要加以改造，可以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还有人说：窗子打开了，难免飞进来几只苍蝇，但并不可怕。经过消化，使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成为我们文化的新血液，它的消极的因素自然就会历史地被淘汰掉。
有人指出，西方现代文化不等于西方现代派文化，也不能说西方文化以现代派为主流。他们还列举了西方现代文化中可资借鉴的几点，如注重培养青年人的创造性、独立工作能力和自尊心；学派林立，不搞一统；不愿雷同，以雷同为耻；学术研究没有禁区，可以针锋相对，各抒己见等等。
有些同志指出，由于对西方现代文化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认识，近年来那些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艺术劣品和消极之作也时有出现。有些文艺批评、理论文章中过于仓促地运用了许多新术语，显得很生硬，停留在皮毛上，这种没有经过很好消化的生搬硬套现象是不好的。也不应把西方昙花一现的、不占主导地位的东西，或者是已过时的东西当作新鲜货来推崇。有鉴于此，加强对西方文化思潮的系统研究和分析，搞清楚它们有哪些重要的流派，各自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观点以及这些文艺、文化理论的实质和它们产生、存在的历史、社会原因，就显得格外重要而紧迫了。
有人提出，要对西方文化思潮摸底就要有资料，建议第一步先从资料的翻译、出版做起。
《文汇报》开展的这一研讨正在继续进行。
（朱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