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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30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政协协商 民主监督 不断开拓新的工作领域
——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一)
政协工作的“黄金时代”
段力佩委员(上海育才中学名誉校长)说,现在是政协工作的“黄金时代”,一是政协团结的面扩大了,各级政协委员人数比以前多得多;二是空话说得少,实事干得多,各级政协做出了许多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这是过去没有过的。统战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不是空的,是通过办实事体现出来的。基层政协工作也有新的发展,上海静安区政协和江苏淮阴市政协建立了联系,为淮阴提供咨询服务等,互相帮助,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吴荣委员(民进中央执行局委员)说,政协工作的“黄金时代”还表现在民主气氛的高涨方面。现在没有“政协语言”了,大家心情舒畅,敢发言,敢提建议,敢提批评意见,畅所欲言,民主气氛空前的好。
卢浩然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说,1985年是政协工作最活跃的一年,表现在:(一)注意了人民外交,从国内做到了国外;(二)注意了边远地区,从大城市做到了老(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远地区);(三)注意了抓精神文明建设。
刘延东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说,回顾去年的政协工作,有四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更“活”了。政协工作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方法,调动了委员的积极性,工作富有生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二是更“广”了。政协的工作领域更加开阔,不但积极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商讨、为改革和经济建设出谋献策、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促进作用,还发挥了政协委员同海外有联系的优势,为统一大业出力,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等等。政协委员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自己的专长和作用。三是更“深”了。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改革和建设等,政协组织委员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四是更“实”了。去年的政协工作不是空发议论,而是紧密结合国家的各项实际工作进行,提出的许多意见和建议切合实际,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参考价值。
方荣欣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说,国家形势越来越好,政协形势也越来越好,真正体现了国家兴才有政协兴,政协兴也推动国家兴。一年来政协工作的特点,可以说是求实,创新。
冯之浚委员(上海科学学研究所所长、教授)说,政协工作一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归结为“五个更加”:思想更加明确,方向更加坚定,范围更加广泛,工作更加扎实,功能更加发挥。政协已不是象过去被人们认为的“党委点戏,政府唱戏,人大审戏,政协评戏”了。现在政协也进入了角色,充分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新的一年要更好地发挥政协“学科齐全、人才荟萃、老马识途、经验丰富、较为超脱、客观公允、爱国心切、敢于直谏”的优势,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献计献策。不仅在个别专题、个别领域内献计献策,而且应该从整体上、从宏观的角度献计献策。
汤元炳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浙江省工商联主委)说,过去的一年里,全国政协的工作有了新发展,开拓了新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是可喜的,但新的形势又要求我们有新的发展,新的提高。今后在为四化建设服务方面要做出更大贡献,就要注意克服“满”字。我省已建立县级政协组织七十多个,但工作怎么开展,还需要认真研究探索。有人问,过去民建、工商联搞咨询、培训等工作,开出了“五朵金花”,这几年怎么开不出第六朵?我们一方面要巩固已有成绩,另方面要有开拓、创新精神,争取更上一层楼。
围绕改革和建设开展工作深受欢迎
王光英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说,常委会工作报告,总结了经验,又有新的探索,是个开拓型的工作报告,贯彻了改革、开放精神。一年多来,我先后到过许多国家,进行业务洽谈和考察,深刻体会到,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不会有光大公司的出现。两年多来,我们与香港和一些国家共二千五百家企业建立了业务联系,接待洽谈业务一万多人次。外国朋友把光大公司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我所接触到的外国朋友,都对我们实行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分敬佩和赞许。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强调要加强横向联系,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但由于部门所有制的观念严重,这方面的阻力还非常大。对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政协可以充分发挥
“智力库”的作用,向政府提出建议,帮助政府解决。人民政协的工作要和经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经济建设中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特殊作用。
罗越嘉委员(吉林省政协副主席)说,政协围绕改革和建设开展工作,深受政府和群众的欢迎。去年6月,为了促进教育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吉林省政协教育工作组召开了十次调查会和座谈会,出席的有一百五十人(次),听取了教育界的意见。然后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吉林省教育事业发展战略的建议”和“吉林省教育发展形势的分析和教育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建议”报告。这两个报告作为省教育工作会议参考材料印发了,大部分内容被采纳。
陶述曾委员(民革中央常委)说,武汉已搞好“两通”(交通运输、商品流通)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搞活了整个城市经济。不少产品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市场日益繁荣。去年武汉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广州,跃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京、津、沪。现在市场上肉、蛋、禽、水产品和蔬菜非常丰富,价格稳中有降,这集中表现在今年春节副食品没有上涨,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在改革中武汉市组织了一个六十多人的“智囊团”,其中很多人是市政协委员,包括各方面的人才,“两通”的建议就是他们提出来的。
刘崑水委员(民建中央常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说,政协这几年的工作是开拓型的,路子越走越宽。地方政协组织发展很快,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重庆市荣昌县是全国三个饲养瘦肉型猪的地区之一,过去该县要发展瘦肉型种猪饲养业,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该县并入重庆市以后,重庆市政协和该县政协一起向政府呼吁,得到重视。目前,农牧渔业部已经帮助该县建起了瘦肉型种猪畜牧场,二十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俞恩瀛委员(水电部电机学会副秘书长)说,杨纪珂委员、陆钦侃委员和我分别参加了政协专题调查组工作,对长江中上游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对三峡工程及对海南岛经济技术开发情况进行了考察,写出的专题报告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并使一些具体问题得到解决。无党派委员在改革和建设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梁尚立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委)说,四化建设中有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即人才培养。对外开放、
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问题,说到底,也是人才问题。政协人才荟萃,应该也可以在培养人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可以请国内的专家,而且可以请国外的专家,特别是那些退休的专家来讲课。要针对各种需要,开办各种专业讲座,既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也使委员的知识得到不断更新。这样政协的吸引力就更大了。
冯勤为委员(西安政协副主席、高级工程师)说,知识分子为四化充分尽力仍大有潜力可挖。科技人员在职工队伍中的比例是衡量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的这个比例很低,而大批老年高级知识分子尚有余热,他们退休后身体尚健,却不能继续发挥作用,只好在柴米油盐上消磨时间。建议给这些老专家一两个科研课题或带一两个研究生,在不干扰在职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他们的余热。
思想和组织建设成效大
孙起孟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说,这几年来,政协的理论学习在整个政协工作中是比较薄弱的一环。这几年注意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成绩很大。理论学习跟不上,就会出现人们所说的学时事政策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执行政策就容易出现机械死板,唯上唯书或遇到疑难问题左右摇摆这样两种偏差。所以应该注意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同时事政策学习密切结合起来,即不但要学到文件中关于形势的判断和政策的规定,而且要学到据以作出这些论断和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重视学习工作,是人民政协的一大特色。从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起,就建立和发展了学习工作。应该很好地总结过去的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制订一些合乎实际的具体措施,来保证在加强形势政策教育的同时,做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
冯梯云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说,近年来全国政协狠抓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成效很大。一方面,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新的探索。政协多次组织形势报告,帮助委员和各界人士正确理解和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去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学习工作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开创人民政协学习工作新局面的指导思想、学习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方法。政协开展的学习和宣传潘恩良、李树楠等先进典型的活动不仅在统战系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社会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地方政协的联系和指导。
傅文祺委员(四川省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说,政协以及工商联过去非常重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等方面的学习,成效很显著。为什么会出现公私合营的高潮,为什么在十年动乱中,我们在政治上、精神上、家庭以至身体上遭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仍然能坚信党和社会主义呢?这同五十年代的深入学习是分不开的。现在工作很忙,更需要政协很好地组织大家学习。建议政协按委员所在地区或系统组织学习分会,分层抓学习,以补委员们不能都到政协学委会学习之不足。
冯和法委员(全国工商联驻会常委)说,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有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四化是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无用了”。理论界有些人甚至把一些资产阶级的理论也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政协应该抓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落实。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因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而动摇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
佟英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说,政协工作出现了组织上大发展、政治上大团结、工作上大进展的新局面。湖南省各级政协组织由过去的二十一个发展到一百二十四个,委员由二千人发展到一万六千人。
王平水委员(特邀军队代表)说,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个体生产者的数量有了很大增加,对他们如何管理是个问题。单靠地方政府管理还不够,建议吸收他们当中有代表性的先进人物参加地方政协,这有利于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引导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
莫艺昌委员(民建中央常委、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说,政协委员的老化问题逐年严重。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协的作用,建议今后多增补一些中、青年委员,做到“老、中、青”三结合。这不仅有利于开展工作,而且关系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贯彻执行。
人民外交大有可为
纳忠委员(北京外语学院阿拉伯语教授)说,在国外,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以为中国没有民主和信仰自由。1981年,沙特阿拉伯代表团访问新疆,在那里他们亲眼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去清真寺做礼拜的场面,十分感动。他们说,“今后如果再有人说中国迫害伊斯兰教,我们就出来和他辩论。”据说,在沙特的新疆侨胞有五万人之多,在我实行开放政策以后,对我们的态度都很好。去年,我们代表团访问沙特时,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为我们举行欢迎仪式,许多人争相请我们吃饭,还有人在聚会时呼吁大家到新疆投资,情景十分感人。访问中,我向老同学、老朋友和沙特朋友介绍全国政协工作和中国穆斯林情况(我本人就是穆斯林),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我们的了解。我认为,人民外交大有可为,它有时能起到政府谈判所起不到的作用。
刘靖基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说,在近几年的外事活动中,我感到,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人民政协这个组织的性质、任务还很不了解,需要广泛宣传。采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走出去、请进来是个好办法。
我们在外事活动中,以工商界的身份广交朋友,宣传我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政策,效果很好,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反映,有亲切感、信任感,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发挥这种特点和优势,为开创政协外事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
吴克清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说,几年来,政协在开展人民外交活动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后应继续开展下去。政协委员中有海外关系的较多,应该利用这一优势增加政协的人民外交活动,积极发挥作用。去年我到了新加坡,碰到那里的许多同乡,他们对故乡的情况很不了解,我多方做了宣传,使他们消除了误解,表示愿意回到广西观光和投资。
李振麟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说,政协的外事工作,开拓了人民外交的途径,这是政协工作的大突破,说明了党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信任。统一战线内部有两个宝:一有人才,二有信息。它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对外打开局面,这对于引进人才,引进技术都大有好处。
孙铭九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和汤祖坛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说,去年政协的外事工作很有成绩。我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民主制度,为许多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取得胜利后继续保持各党派的团结、共建祖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吴景敬委员(大连市农科所副所长、高级农艺师)说,政协开展外交工作有很多有利条件,因为委员们在海外有许多亲友。从我接触到的海外朋友来看,他们对祖国建设非常关心,对“一国两制”很感兴趣,希望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但也有些人对我们的一些政策,如知识分子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不太了解,我们应当多向他们宣传。政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提案工作大有进步,但需继续改进
黄大能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建材科学研究院技术顾问)说,近一年来,政协的提案处理工作比过去大有改进。去年我提了两项提案,都得到了详尽的、满意的答复。不过,目前在提案工作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主管部门尽管表示赞同提案,却不见具体实施,使一些可行的提案迟迟见不到社会效益。建议政协将委员提案的办理结果作一调查,看看究竟有多少提案已被采纳,有多少目前尚无采纳的条件,又有多少属于能够采纳而未被采纳的,推动一下提案的落实工作。提出提案的委员希望看到真正的社会效益,而不是表面的数字。
徐博文委员(水电部电力科研院咨询、高级工程师)说,提案的处理,以往都是由政协答复,去年改由各负责部门回答,这是一大进步。组织提案人与承办单位直接见面,举行座谈,加快了提案的处理,这是创新。
邓以纯委员(西安煤矿设计院原总工程师)说,目前对提案的处理还不够完善,有的只是走过场。漏洞很多,不够深入。希望能真正做到“协商在决策之前,监督在决策之后”。
马大猷委员(民盟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说,政协开展提案工作,许多单位能认真对待,但也有某些部门不够负责,只是应付了事,流于形式,不少提案虽有答复,但过于简单,并不令人满意。比如,我们提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四个时差区,但只用一个统一的北京时间是不够的,解放三十多年来这种状况一直未变,造成很多不便。这个问题提了多次,均未给予圆满的答复。我认为,对于提案工作,除了要制度化,还应该有检查提案是否得到落实的措施。
陈光辉委员(上海机械学院教授)说,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讲到,提案的答复率是98%。我想是否能统计得再详细一点,比如已经解决的占百分之几;基本解决的、暂时不能解决的、不可能解决的各占百分之几。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问题。提案工作应该逐步完善细致、科学化。
存真求实,抢救文史资料
沈谱委员(轻工业部科学研究院原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说,目前,我在做些文史资料工作。在工作中,我感到一方面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另一方面,要遵循周恩来同志关于整理史料“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为这是一件严肃的工作,它将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文化宝库。我在工作中,发现有些书面材料存在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有的单位引用资料时,只是照搬照抄,不进行核对。这样做不好。另外,我还感到一个突出问题是:有的同志脑子里装满了极为丰富的活资料,但他们年事已高,应尽快“抢救”,让他们把所经历过的近代风云,记录下来,传之后代。
许绍高委员(机械工程学会秘书长)说,古代中国科技领先,后来发展缓慢,其原因很值得研究。由于社会动乱,科技史料毁坏很多。现在还有一部分科学家活着,要做史料的抢救工作。此外,科学家的奋斗史很值得一写,可以激励年轻人。
郝诒纯委员(九三学社副主席、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说,文史资料工作非常有意义,是研究我国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珍贵史料,也是对青年一代进行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出版的文史资料看,偏重于政治历史、政治风云人物,对文化、科学技术的历史写得很少,今后文史资料应该充实丰富文化科技史方面的内容。
钱鸿业委员(辽宁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总工程师)说,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更加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了,将国民党抗日将领的事迹放进军事博物馆,对海外人士影响很大,国民党知名人士的家属看了很感动。
李纯青委员(台盟总部副主席)说,全国政协应当设立一个图书馆,广泛收集图书资料,使政协委员有个便于研究和写作的地方,这样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献计献策,才能使全国政协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承宗委员(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说,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去年是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上海市政协出版了《抗日风云录》,内容充实,很受欢迎。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时,出版了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等史料及《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特辑》。目前还保存着几百万字的文史资料,正在逐步重新整理。
孔令朋委员(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委)说,文史资料的确面临“抢救”问题,仅号召委员们动手写是不够的,负责整理文史资料的同志要主动去找,去调查核实。整理史料一定“要存真,要实事求是”,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代。
李希泌委员(北京图书馆文献副主编)说,做好文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希望做到:(一)不断扩大征集面。政协本身有十分丰富的资料来源,我们不能舍近求远,应利用现有的资料来源,通过各种形式,有计划、有重点地把资料搞出来,保存下去。对于海外名人的资料,也要加强抢救工作。(二)整理、研究、利用文史资料,应坚持爱国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去粗取精,出版简单易读的《文史资料文选》,使文史资料用途更广泛。(三)文史资料的资料工作者与研究工作者要很好配合,把资料工作搞活并研究出成果。
石景宜委员(香港汉荣书局董事长)说,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史资料工作应实事求是,整理文史资料,要按历史本来面目反映历史事件和人物,既不任意贬低,也不任意拔高,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热衷于猎奇,搞低级趣味去迎合社会上某些人的口味。现在应大力开展港澳台以及海外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因为,在现代史上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的人物,现在有不少居住在海外及港澳台地区。有的历史事件,若现在没有写出来,再过十几年就写不出来并且将永远不为人所知。
落实政策工作应继续抓紧
司徒擎委员(致公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说,胡子昂副主席的报告中没提落实政策问题,实际上有些方面的政策还未落实好,不是政策有什么问题,而是贯彻执行上的问题。广东某地区有些干部以权谋私,对申请出去的人进行勒索。中央抓大案、要案,这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否则,慢慢腐蚀下去是会烂掉的。革命先烈出生入死,流血牺牲把江山打下来,能容许少数败家子来毁掉吗?落实侨务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项工作意义深远,一定要抓好。
郑洞国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说,落实政策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希望在工作报告中强调一下,继续抓紧抓好,善始善终。
覃异之委员(民革中央常委)说,落实政策作用很大,可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可以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可以沟通海峡两岸人们的思想感情,促进祖国统一;也可以使干部得到锻炼,提高政策水平。凡是落实政策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其他工作也做得好。
3月27日,科学技术界的全国政协委员认真讨论赵紫阳总理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献计献策。(附图片)
图为李德仲委员(右三)就如何发挥中青年科技人员作用的问题在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 刘建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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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许家屯在审议“七五”计划草案时说
赵总理的报告明确回答 一国两制可以和平共处
本报讯 记者吴恒权报道:3月28日下午,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同港澳人大代表一起审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在谈到内地的改革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时,许家屯说:最近台湾进行了一次国际性的关于香港经济问题的研讨会。会上有些经济学人对香港前途抱悲观看法。他们说什么一国两制行不通,两制在一国内不能并存。
许家屯说,赵总理的报告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报告以充分的数据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他说,报告还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的内涵,对于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验问题作了突破性的概括。由此说明,两种制度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可以和平竞赛,和平发展。
许家屯说,赵总理的报告,增强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这个报告是从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得出的科学总结;我们已经摸索到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说明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必须进行“改革”、“开放”。


第2版()
专栏:

“七五”计划草案提出一项重要任务
打破条块分割和封锁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八日电 打破条块分割和封锁,使各省、自治区和各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和农村之间进一步相互开放,逐步建立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管理下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是“七五”计划草案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实现这一任务,草案强调从五个方面逐步完善计划指导下的市场体系:
——继续扩大消费品市场。对于农副产品,要完善对少数产品实行的合同定购制度。同时,积极建立各种形式的批发市场,为大批量的蔬菜和副食品进入城市创造条件。对于工业消费品,要采取计划收购、订购、选购、代批代销和工商联营、联销等多种购销形式,不断扩大市场。积极发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在商品流通方面的横向联系,增加一些新的商业渠道和新的商业形式。
——逐步减少国家分配调拨物资的种类和数量,扩大生产资料市场。对产需基本平衡、供求关系协调的物资,逐步取消国家统一分配调拨。对供不应求但资源开发前景好、生产潜力大的物资,适当扩大自由购销的比重,以刺激资源开发和增加生产。对资源短缺、生产潜力不大的重要物资,要保留必要的统配资源,并对个别产品的非统配部分实行专营。
——有步骤地开拓和建立资金市场。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和管理下,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发展横向资金融通。有步骤地开展银行同业拆借,促进资金融通。银行可以为少数企业开办债券发行业务,有控制地开辟企业筹集资金的渠道。
——有步骤地开拓和建立技术市场。进一步发展技术有偿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技术市场活动。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全国和地区性的固定技术市场。应用性的科研成果逐步实行商品化,一部分应用性强的科研单位逐步实行企业化经营。
——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采取恰当政策,鼓励科技人员、技术工人、教师、医务人员,从大城市向小城市,从沿海向内地,从经济发达地区向老、少、边地区,从人才密集的地区和单位向人才缺乏的地区和单位流动。改革职称评定制度,逐步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合理使用人才,促进人才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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