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顺天游 不断头”
——为李季编《顺天游》出版而作
贺敬之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李季同志搜集和编辑的《顺天游》，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
这本书对于研究陕北民歌和研究李季具有双重的重要价值。书中近两千首《顺天游》中的大部分，是李季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三边地区，直接从人民群众的口头搜集来的第一手材料。1950年编辑成书时，李季同志除自己写引言外，还附上了他写于同一时期的《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这篇重要文章。这样，这本书就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仍属数量最为丰富、纪录又颇为准确的一部宝贵的“顺天游”（即“信天游”）文字资料，而且大大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些“顺天游”产生的生活根源和历史背景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座具有特殊艺术魅力的民间诗歌宝库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有助于认识它的作者们——劳动人民群众非凡的艺术创造才能。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使我们更具体地看到诗人李季和陕北民歌（特别是“顺天游”）的血肉联系，看到一个人民的、革命的诗人是怎样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看到他怎样在肥沃、深厚的陕北民歌的土壤中培育出《王贵与李香香》这株根深叶茂的诗歌之树的。
当然，今天出版这本书不是只为适应少数专业研究工作者的需要，更重要的还是为适应众多读者的需要。这中间不仅包括那些对陕北民歌和李季的诗歌有深厚感情的老读者，而且我相信也会有不少将被它吸引的青年一代的新读者。
近几年来，不断有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各种不同岗位上的同志向我谈到：他们和他们所熟悉的许多人，都是喜欢听、唱或者阅读民歌（包括过去时代的民歌和革命历史民歌）以及其它民族民间文艺作品，喜欢阅读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或其它民歌体的新诗的。他们这些人中间，有不少确实还就是“八十年代新一辈”的年轻人。正是同这些同志的接触和交谈，使我确信了一点：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人对文艺的看法同只在少数人中间流行的某些看法往往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鄙薄而是热爱自己民族民间的优秀文艺，不是否定而是珍视自己国家的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我不仅对这本书将会找到它知心的读者而具有信心，同时也对这里引出的这个重要的文艺观点问题会得到正确解决而具有信心。
其实，应当说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只要我们尊重马克思主义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的一些基本观点，多少承认一点革命文艺史上在这方面曾取得的正面经验，并且倾听一下实践的呼声和人民群众的意见，那么，就至少可以说：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定要坚定地在文艺鉴赏和艺术交流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上贯彻双百方针以及提倡革新创造；但坚决这样做，丝毫也不意味必须以否定一切民族文化遗产，抛弃一切革命文艺传统为必要条件。当然，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中有不少消极成份和糟粕，革命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少失误和反面教训，这是必须看到的。但是对它们整体上的积极面和消极面、精华和糟粕、主流和支流等等，是应该并且也是可以做出实事求是的、全面的科学分析的。如果把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和属于劳动人民的文化不加区别地混同起来，把统治阶级文化中也具有的精华部分和糟粕部分一律同等看待，统统归入要彻底否定的封建糟粕中去；如果对民歌或其它民间文艺看不到它们人民性、革命性和健康的艺术美的主流，而把它们只作为小生产者落后意识的反映加以否定，或者竟把这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都当成“国民劣根性”的表现要寻出来加以铲除；那么，这恐怕不能说是真正的改革者所应有的科学态度。同样地，如果对待革命文艺传统中的成就和问题不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如果对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不是在肯定其基本原则的正确性的前提下，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的论述中占主导地位的正确部分和属于局部性的错误区别开来，如果不是同时也把革命文艺运动实践中的正确部分和错误区别开来，而不分是非曲直地一概都看成是错误，是统统要打破或要予以“更新”的所谓“传统观念”，甚至把“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和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左的荒谬言行，也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的问题，那么，这就势必要走到完全否定革命文艺传统的结论上去。但这样的做法难于令人信服，恐怕不会被人民群众和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所接受。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推行“空白论”、“文艺黑线论”，完全否定革命文艺传统和民族民间文艺遗产的严重教训，对大家还是记忆犹新的。
看来，问题只能够是这样：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一定要解放思想，实行开放，大胆革新，不如此就不能大踏步前进。但同时也必须正确地对待历史，批判地继承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坚持并发展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不如此便不能在正确方向下顺利向前。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毫无疑问地还要继续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克服保守僵化的不正确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研究我国文艺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探求新方法；但同样毫无疑问地也必须防止走向另一极端，即对民族民间文艺传统采取虚无主义、对革命文艺传统采取否定一切的不正确态度。
正是这样，假若有人问：是不是认为有了“顺天游”之类的民歌或民歌体的诗就可以满足，有了《王贵与李香香》一类作品的已往经验就可以止步了？回答当然是：否，否。决不能也决不会满足，更不会止步。革命文艺在这之前和之后的发展历史已经作了证明。李季本人从来也没有只局限于他的三边“顺天游”和《王贵与李香香》。从生活实践到创作实践，从作品的内容到形式，他几十年来总是不停步地在探索，在开拓。那么，假若又有人问：可否认为民歌和民歌体的诗已经落伍，李季式的那种创作道路已经过时？回答同样是：否，否。尽管完全可以有人不喜欢民歌和民歌体的诗，但决不能否认它们的生命力仍然是旺盛的、强大的。尽管李季不会拘泥并且不曾拘泥于确属过时的经验，甚至直到他去世前夕仍在热情洋溢地主持新创作的评奖工作并强调向青年同志的新创造、新经验学习；但同时他也从未动摇、更未放弃作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的那些本质的东西。李季所坚持的向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创造学习，和人民群众结合，和时代结合，积极地参加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自觉地用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的一种根本精神，这样的一条生活和创作道路，或者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也包括这样的一种“主体意识”，是不会过时并且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顺天游，不断头……”——这是在陕北流行的一句群众语言，是李季经常爱引用的。在李季同志离开我们已是五年以后的今天，在为《顺天游》这本书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愿意再一次引用它。是的，人民的歌声“顺天游”是不会断头的。一切来自人民并为人民而创作的作品和由它们组成的艺术长河是不会断头的。李季和他的前辈、同辈、后辈几代人共同坚持并努力加以发扬的革命文艺传统，是不会断头的。它存在着，发展着——从昨天，到今天，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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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镜头对准当代生活
——影片《少年犯》观后
成谷
张良同志执导的《少年犯》，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艺术感染力量的影片。它是张良同志紧接《雅马哈鱼档》后又一部成功之作。从张良所坚持的创作道路看，至少有几点是值得称道的。
一是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我国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新面貌、新情况和新问题，并且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与呼吁。他的摄影机的镜头，始终对准着当代生活和当代人。他同时代同现实，同生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在银幕上，有一定思想艺术质量的当代题材作品奇缺，已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而这几年，当有些同志拉开同现实距离的时候，张良同志却始终在这一领域里埋头开拓。抓了《鱼档》，接着又抓住了少年犯罪这一相当棘手的题材。他把少年犯管教所的神秘铁门在银幕上打开，把少年犯罪这一极其严肃的命题尖锐地推到了社会面前，向家长、教师及人民群众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疾呼。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拍过此类题材的影片。但张良透过这个题材，却准确地通过我们的司法制度，生动地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展现了中国劳改工作战线同志的崇高形象和美好心灵，洋溢着社会主义特有的温暖和感情。影片的基调是明朗的、健康的、高昂的。正是作品的这种强烈的现实感和社会意义，它一问世，就在观众中获得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张良的实践印证了他自己的座右铭：“艺术离生活越远，人民就离艺术越远；艺术离生活越近，人民就离艺术越近。”
涉足当代现实题材，比较而言，当然难度要大得多；需要冲破的阻力和探讨的问题也不少。此间甘苦，圈内人尽知。但《少年犯》的成功，却大有助于扫除这种畏难情绪，推动与鼓舞电影艺术家朝现实题材的广阔领域进军。
这几年，张良所以能坚持这一条创作道路，能接连抓住当代两个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题材，同他平时十分注意深入生活是分不开的。为了拍《少年犯》，他们夫妇二人（该片编剧之一王静珠同志是张良的爱人）从1981年起，在整整三年又十个月的时间里，足迹遍及上海、广东、北京、山东、辽宁等省市的少管所、监狱及劳改场所。他们同司法战线各级领导和干部广交朋友。他们住进少管所，以父母般的心情，同一个个少年犯促膝谈心，甚至随车执行任务。他们象社会学家一样，到生活中去探究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因此能比较准确而有把握地反映这样尖锐的现实题材。
尤为可贵的是，从《少年犯》这部影片中，人们可以触摸到创作者那颗火热的心。他们对孩子们的真挚的爱，溢于画面。影片是充满激情的。这种激情，正是编导及摄制组同志们激情的自然而真实的流露和映照。对生活，对现实，他们不是回避，不是旁观，更不是冷漠、挑剔和嘲笑，而是充满激情地参与。请听听张良自己的叙述吧：“我们选这个题材，既不凭先知先觉，也不靠‘搭脉’赶形势，而是现实生活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忘不了那一张张渴求新生的脸。”“生活让我们欲罢不能，有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令你奋不顾身。”有人拉张良去拍武打片，被他谢绝了，他感到“只有拍完这部影片，我们的良心才能得到安慰”。这样看来，《少年犯》的问世，就不是偶然的了。
对于这一政治性甚为强烈的现实题材，张良同志尽力做到艺术地去反映它。这就是说，他不是靠图解说教，没有掉以轻心，粗制滥造，而是注意遵循电影艺术的规律，力求通过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来实现影片自身的社会效益。《少年犯》没有编造一个虚假的大团圆的故事，而是采用纪实性的报告文学手法，精心塑造了好几个栩栩如生的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贯穿着颇为吸引人的情节和场面，注意以情感人，注意影片的可看性，通过人物的行为和命运，使观众感受作品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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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行“深井”中的艺术发现
——谈郑义的《远村》和《老井》的艺术特色
罗强烈
从题材领域的涉猎范围来看，当代小说存在着这样两种创作现象：有的作家思维活跃，在广阔的现实时空中处处都能找到自己的艺术触发点，但有时难免浮泛；于是，更多的作家便致力于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以此作为一扇窗口去窥视变化的时代和深邃的生活。山西作家郑义近两年的小说创作，也以在他所熟悉的太行山“挖一口深井”，而得到了新的突破。他把自己的艺术之根扎进了贫瘠而深厚的太行山，终于从那里开放出《远村》和《老井》两朵艺术之花。
《远村》发表于1983年，是全国获奖的优秀中篇小说。它反刍了十年动乱前后那一段严酷的现实。但作为艺术品，它又是从严酷现实中升腾起来的一首沉重忧伤的诗。这正是小说独到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之所在。这一点又与小说独特的生活内容和艺术表现分不开。小说写的是杨万牛和叶叶几十年痛苦的生活和酸甜兼杂的感情，写了一种在太行山区并不鲜见的充满了辛酸和苦涩的爱情形态。杨万牛和叶叶虽有真挚的爱情，但却无法正大光明地结合。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写出了这种畸形的爱情所受的贫瘠的物质生活的制约，并最终归结到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原因。这就从一个侧面比较深刻地触到了那一段特定历史的痛处，引动我们的思索。
《远村》从三条线索发展情节：主人公杨万牛的现实生活，他对过去经历的回忆以及他的牧羊狗黑虎的遭遇。三条线索结合得十分自然，过去与现在相互补充。青年时期的杨万牛和叶叶曾有一段动人的爱情，但是，等他当兵回来时，叶叶却因家庭贫穷而“豆腐换亲”嫁了人。他们的爱情，便只能存在于畸形的关系之中。小说写了“左”的指导思想给农村造成的贫穷，写了由于贫穷而产生的换亲的婚姻形式，但它没有停留在这种并不很新鲜的生活场景上，而是越过这一切给人物命运所造成的悲剧性曲折，更深一步地探索人物的正常感情被压抑、被扭曲所造成的深沉而巨大的痛苦，传递主人公灵魂的震颤和感情的积郁，从中透示出生活的苦难与艰辛。
《远村》对生活的处理还显示了作者的某种辩证眼光。这种对生活的辩证把握和剖析，郑义在探寻《老井》中运用得更为充分。
从总体上看，《老井》标示了郑义创作风格的显著发展。《老井》探寻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从中找到了凝聚历史感、现实感和时代感的艺术内核。《远村》淡泊悠远，《老井》却醇厚浓烈。《远村》是一种历史的反刍，其思辨具有当代性，但思辨的对象却是历史的。到了《老井》，郑义的创作取得了重要进步：不仅它的思辨具有当代性，作为思辨的对象也具有了当代性，这就带来了《老井》在艺术风格上的变化。《老井》也写了一种真挚的爱情，但这种爱情却是包含在今天发展着的现实生活之中。作者写了这种爱情的产生和痛苦，更写了它从产生到分离的必然过程；写了这种分离的悲剧性，更写出了这种分离的现实必然性。而正是在这种辩证的发展过程中，作者深刻地把握到了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和时代前进的趋势。
旺泉和巧英的爱情是美丽而感人的，这一点，作者用了浓重瑰丽的笔墨进行了描写。但是，作为社会的人，他们所受的现实制约不一样，当他们从爱情中回到各自的现实时，他们分离了。这种现实的制约，在他们的爱情的曲折变化中也得到了表现。他们的分离是悲剧，又不是悲剧。从个人的角度看是悲剧，因为他们失去了爱情；从时代的角度来说不是悲剧，因为他们都接受了现实对自己的支配。他们的分离的内在因素，是时代变化的复杂的驱力。巧英是一个具备时代新质的青年农民，她向往外面，她的运用科学办法种田，透示出她心灵深处对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巧英是一个具备更多时代新质的人物形象，所以，她最终的出走，是一种顺应时代的召唤，而旺泉反而挣不脱传统观念对自己感情和理智的重缚。
但是，我们不应只从表面来理解旺泉这个形象。因为他同样体现了作者对当代农村生活的一种评价和期望，显示了作者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性的深刻把握。巧英代表着一种离乡离土的追求，旺泉代表着一种立足本土的建设。作者把对中国当代农村的发展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比巧英深沉的旺泉身上。在他身上，作者挖掘到了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从这种历史感中去唤起人们的一种庄严的责任感。为此，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去写老井村的历史和现实。他写了一个打井世家，也就是孙氏门族，把这个世家放在那一块土地上去展现，放在我们这个民族悠久的艰难历史中去刻画。正是孙氏门族那种与大自然搏斗的意志和为村人打井的责任感支配着孙旺泉。旺泉最终以牺牲爱情而扑入故土。巧英的追求体现出时代的召唤，旺泉的责任则代表了迎接时代新变化之前的历史要求。正是这两种力量在当代农村生活中相纠相缠，而形成一种时代演进的合力。《老井》比较深刻地把握到了这一点，这是它对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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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部开拓性的著作
——《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简评
程继田
李泽厚、刘纲纪二同志主编的五卷本《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先秦两汉时期美学思想）已经出版。它结束了长期来没有中国美学史专著的状况，为中国美学史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的论述，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又符合我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实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较大的突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它体现了八十年代中国美学家的探索精神和科学态度。
就第一卷来看，它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
第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从分析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关系入手，全面考察先秦诸子和汉代各家的美学思想，科学地揭示出这一时期的主要美学思潮是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美学，并对它们的产生原因、特点、作用和影响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历史的评价。作者抓住这三个主要思潮，也就抓住了这一时期美学思想的主干，使人读来眉目清晰，重点突出，有助于认识这一时期审美意识的发展规律。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对这一时期出现的美学的概念、范畴、原理进行科学的分析解剖，力求把历史的分析和逻辑的分析统一起来，并从对它们的具体历史考察中揭示出它们实际具有的美学理论含意，作出相应的评价。
书中对“和”、“赋”、“比”、“兴”、“风”、“神”、“气”以及文与质、象与意、志与情等概念的考察和分析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考察和揭示这些概念、范畴的内容时，都以严谨的态度弄清古人原来赋予它们的含意，又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去加以阐明。做到了以论带史、史论结合，从而真实地揭示了我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发展规律。
其三，从历史实际出发，着力揭示我国古代美学的基本特征。尽管第一卷所论及的只是先秦两汉时期的美学思想，但对于这一时期已经形成的我国美学的基本特征，例如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强调情与理的统一，强调认知与真觉的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富有古代人道主义精神，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等等，都在分析和论述中作了揭示。这种揭示，对于我们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极为必要的。
其四，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来说明问题。该著不仅注意到不同美学思潮之间或者同一美学思潮内部之间的比较，而且也注意到中西美学思想的比较。作者不是作简单外在化的类比，而是通过比较来进一步阐明某种美学思想的优劣，从而给以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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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争鸣录
关于中国画继承与创新问题的讨论
自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之后，关于中国画继承传统与创新的问题，在全国美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去年夏天，有的刊物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问题引起了争论。去年十二月份中国画研究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约请了北京的部分中青年画家、美术史理论家就“当前中国画所面临的挑战”这个题目进行了讨论。与会同志对目前中国画的“危机”，青年人与中、老年人在艺术观念和艺术实践上所持的一些不同观点，以及中国画的创新和中国画的传统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今年一月中国画研究院和北京画院《中国画》编辑部又邀请了北京的老年画家、美术史理论家，就中国画的当前形势与发展进行了认真的研讨。
老画家们对“代沟”的提法表示怀疑，认为老中青作者之间在艺术见解上有差别是应该承认的，但不是深不可测的沟，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笔墨当随时代，中国画应当创新这是肯定的。但认为“传统中国画已是穷途末路，只能作为保留画种”却不妥当。有些同志指出，这种思潮产生的原因，有对外开放带来的影响；有十年动乱的流毒干扰；有美术界个别人搞艺术投机、作品粗制滥造和一些报刊随意吹捧等不正之风的影响等等各种因素。
老画家们认为，青年人要观念更新，追求新的视觉方式，变革旧的审美观念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轻视传统，要对民族遗产作全面的理解。当然，我们也不必担心传统会如一件旧衣服一样被丢掉，一个国家民族的优秀的传统必然会得到继承、发扬。专家们指出，一切艺术品不论新老，均有艺术水平高低之分及美、丑、善、恶之别。表现时代性最强者，其永久性愈著；民族特色愈鲜明者，其世界性亦愈显。艺术家的创新是从渐变到蜕变，而不是摇身一变。关于某种艺术达到顶峰后是否就必然死亡，大家认为艺术的顶峰并不意味着绝路，并用许多生动的事实加以说明。同时，许多老画家也表示自己要紧跟时代，继续探索前进。
这种从不同层次、角度的学术讨论，大家认为是有益的，值得提倡。
（张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