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忠荩流芳万古新
——学习《董必武选集》并纪念董老百年诞辰
伍修权
在董老逝世十周年时，他的儿子良羽同志给我送来了新出版的《董必武选集》，并告知1986年初将是董老的一百周年诞辰。当我翻开书页览阅各篇题目及写作年月时，一个个有关董老的历史画面，马上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
六十多年前，我才是武昌一个十几岁的学生，由于家境贫困和社会混乱，正为寻求解脱之路开始投身革命。当时，常见一位留着八字小胡、有时还戴着瓜皮小帽的忠厚长者，与我的老师及革命引路人陈潭秋同志过往交谈。不久，在潭秋同志引见下我认识了他，才知他就是先为清末秀才和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员，后来又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同志。那时他还未到“不惑之年”，却已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信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和领导人之一。我初识董老时，他正是党的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成员，除了和陈潭秋等同志一起，领导当地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外，还不断用各种方式对包括我在内的革命青年进行教育启发。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1924年列宁去世后，他和潭秋同志一起，在我所在的武昌高师附小楼上，召集了党团员会议，我作为“SY”（社会主义青年团）之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聆听了董老和潭秋等同志的讲话。董老所讲的主要内容正是《选集》第一篇即《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他在那次会议上讲话的追记。当时从他那诚朴持重的外表下，发出那么活跃鲜明的思想，曾经极大地激励了我这样的初上革命之路的小青年。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时，董老又和武汉的党组织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势，在武昌阅马场组织了规模盛大、人数众多的纪念活动，运用各种形式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对于反对军阀列强、扩大我党影响和宣传革命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武汉地区在那一时期的革命活动，许多都是在董老等党的领导人统一组织和指导下进行的，我曾荣幸地成为他领导下的小兵之一。
1925年秋我被党组织选派赴苏联学习，想不到两年以后又在莫斯科见到了董老。他是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由党安排来苏联的，开始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不久又转到列宁学院深造。这时他已年逾四十，却以青年人一样的热情和顽强精神，潜心研读马列主义理论，分析和总结自己的革命经验。1932年他回国并进入苏区，开始与我同在红军学校工作，以后又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检查委员会和中央党校等处担任领导职务。长征时他已年届半百，却象普通战士一样，徒步走完了充满艰险的二万五千里路。在他的文章中说，如果没有安排他参加长征，他是要争取参加的。真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在重庆、南京等国统区从事统战和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回解放区后又在政权建设和财经、土改等各条战线上屡屡作出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是花甲老人，工作却更繁忙辛勤了，先后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任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国家副主席、代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从他去世回溯纵观其一生，在他入党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几乎从事或领导过我党我国除军事指挥以外的各个方面的工作，特别在政法工作、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方面有着重大建树，他是我党我国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之一。也正因此，他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敬爱。我做为他的学生和后继者之一，有幸直接得到他的不少关心和教诲，由衷地感到幸福和光荣。《选集》中的许多文章和讲话，有的我在几十年前就看到或听到过，如今读来，只觉它的每一篇页和字句，都化为董老那为人熟知的谦和笑貌与亲切语音，使自己又重温了他给予我们的革命深情。
董老的这部选集，是他一生中大量著作、文稿和讲话等的很少一部分，却又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可说是一部内容广泛、思想深刻的革命教科书。其中对党在各个时期的伟大斗争，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和总结，从而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由于书中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我仅就其中有关党风、党纪和党员的党性修养等方面的论述，结合我近年来参与的整党工作，谈一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通观《选集》各篇，不论其内容大至建党建政，还是小至植树造林，有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其间，即反复强调所有党的机关和党员都要为人民服务，他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和自由幸福，革命者必须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忘我精神。共产党人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应该和人民“同安乐，共患难，休戚相关，生死可托”。董老一生对自己连同其亲属子女的严格要求，对人民事业的竭诚尽忠，早已有口皆碑。在书中他一再说，共产党员过于计较地位、待遇等个人要求，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脱离群众和骑在人民头上的作风，则是反人民的行为；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即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党员义务中很重要的一条。他说：“现在我们党员中的问题，有许多都是由于不能承担这条义务而发生的。”又说：“只有从广大人民的利益着想，解决了广大人民利益的问题，个人利益也就在其中了。……一个人的脑筋是有限的，你从个人利益出发往往不能解决，再继续想下去，结果就没有时间去想广大人民的利益了”。我们党内有的不想或少想人民利益，只想或多想个人利益的党员，特别是个别贪婪无厌地向党伸手，争名夺利甚至借党营私的党员，看了董老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不是应该扪心自问和自责吗？
董老做为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一生都在全力维护党的团结，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歪风，不断进行着坚决反对和深刻批判。他说：“宗派主义……在党内没有占着统治的地位，可是也没有根绝，它的残余还不时袭击我们党，使党受到损害。”事实正是这样的，远的历史不说，十年动乱中产生的派性，就是宗派主义的新变种，其遗害至今还在破坏着党的事业，败坏着党的形象。极少数坚持派性的人，正如董老早就指出的，他们是“只管与自己志趣、情感相合的一群的利益”，或是“只管某个一脉相传范围内的部分人的利益而不管其他。总括一句，……就是不顾大局。”“这些人的力量不用去对外而用来对内。”甚至不惜采用“互相竞争、互相欺骗、互相猜疑、勾心斗角”等恶劣手法。对此，董老严肃地说：“党决不是宗派，不能象青洪帮那样只给自己一党一派的人谋利益。”当前整党中进行的清除派性工作，也就是我党历来反对宗派主义斗争在新的情况下的延续，它对党的巩固甚至存亡是至为重要的。历来的反党野心家都是用搞宗派、拉山头来开始其阴谋活动的，林彪、江青一伙正是制造和利用了派性，才一度搞得天下大乱。整党以来揭露的事实表明，极少数权欲熏心的人，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三种人”，一直企图利用派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对此都不能掉以轻心。董老在这方面的论述，正可以用来做为今天反对和清除派性的思想武器。
加强纪律是这次整党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模范地遵纪守法，也是党对每个党员的一项重要要求。董老对此早已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他曾说：“目前我们法律工作的问题，一个是法律不完备，一个是有法不遵守”，而“有法不守的现象比较严重。”其中更严重的是“我们有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的法制有不重视或者不遵守的现象，并且对于这些现象的揭露和克服，也还没有引起各级党委足够的注意。”“甚至一些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对法律也是不够尊重的。”又说：“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有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法律。”“甚至有的人自命特殊，以为法制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可以超越于法制之外”。有这样思想和行为的人，不正是整党中应予查处的吗？不久前我受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的委托，处理过一个问题。某省一位党的负责干部，儿子行凶杀死了人，被当地人民法院判为死刑立即执行。这位干部和他也是党员干部的妻子，竟利用权势上下疏通活动，强使法院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以图救儿子一命，结果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我们一个小组在调查研究这一案件后，认为原判决是正确的，便由中指委责成该省委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对无视法律甚至以权试法的党员干部，给予严厉批评和处分。我们的做法也正是董老的一贯主张，他曾说：“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早在四十年代初，他曾更强调地说，党员应是群众中的觉悟分子，他如果违犯了政府法令，“除受到党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又说：“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罪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这些指示，不又正是我们今天用来加强党的纪律、维护国家法制的重要准则吗？
所有熟悉董老的人，都知道他一生酷爱学习，他曾多次说，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学不了。《选集》中有不少篇章都说到了学习，有的论述学习对于革命者是如何重要，有的指出学习的方向和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从政治生活到经济形势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同志的思想感到一下子适应不了，对中央的某些政策和生活中一些新事物，不能迅速理解和接受，作为党的负责干部，往往失去了工作的主动性和发言权。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认真学习。董老说：“用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不够的，必须努力学习，才能适应新的环境，解决新的问题。……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学出来的。”所谓学习，又不是只钻书本，“只有在群众斗争的活生生的事实中去虚心领会，去刻意追求，去脚踏实地地试验，才会得到成果的。”因此他反复强调，只有不断地和群众一起在实践中学习，才能领导群众前进。读到这里，我想起六十年代前期，与董老在河南、陕西和山西等地的一次旅行。当时我国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左”倾错误，生活中开始有了转机，董老这时已近八十高龄，却兴致勃勃地亲自奔赴各地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正好我也利用着外事工作的间歇，出来感受和学习些新事物，便与董老结伴而行，一同走访了许多工矿、农村和建设工地。他在访问时一再发现并抓住许多现实问题，从中归纳出政策性意见和理论性观点，不仅表现了他的勤于思索善于学习，又显示出他知识面的广博和对新事物的敏感。他在这方面完全不象个垂暮老人，而象是一个充满探索精神和求知欲望的奋发青年。董老的学习是多方面的，除了刻苦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革命理论，还认真学习各种文化科学知识。从《选集》中也可看出，他不仅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大事上有所创见，连植树造林以至利用沼气等具体问题上，也都十分懂行，这正是他一贯勤奋学习的结果。按照这个要求来看，我们有的同志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总是不想或不会学习，以致常感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在新的形势下无所适从或不知所措。这一点董老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
董老的一生是功勋卓著和令人敬仰的，他的著作是丰富多彩和发人深思的，我以上说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片段。但是就这几点也够我们终生学习和遵行的了。在《选集》中我还注意到，选入书中的最后一篇是1965年即十年动乱的前夕写的，而他是十年以后，即1975年才辞别人世。这表明他在林彪、“四人帮”暴虐时，也被剥夺了继续为人民造福的工作机会，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都未能进一步阐述和更多地整理发表出来，这不能不认为是我党我国的一大损失。1975年初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时，九十将至的董老抱病参加了大会，虽然“四人帮”将他排在主席台上的“右”边席位，却仍然被大会选举为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当时我刚被“解放”尚未完全恢复工作，他在会议中见到我时，还给我亲切的慰勉和鼓励。他说革命者正是在不利的条件下，更可以得到教益和锻炼，不怕挫折和危难，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性格。这使我想起1945年的一件往事：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中央决定董老率领我和几位同志，作为中国代表团中的解放区代表去重庆，转赴美国参加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飞机起飞后因为秦岭上空的气象恶劣又折回西安，停了一段时间，情况略有好转，飞行人员请示董老是否起飞，董老毅然答道：“能飞就飞，继续前进！”起飞后气象仍不太好，不少同志都因飞机颠簸呕吐不止，董老却谈笑自若地毫不在乎。飞机在月光下飞行，未能到达目的地重庆，总算是幸运地到达了成都附近的新竹机场，次日才转飞重庆。后来我和别的同志虽因国民党政府的刁难未能出国，董老却以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份及时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并对在美华侨发表了讲话，即书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文。整整三十年后，我正为自己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老师和前辈依然健在而感到高兴，不想两个来月后他就因病与世长辞，使我心中久久怅然若失。这次读了董老的选集，正好不久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我就边读边随手写下上面一些话，以示自己对六十年前就相识并得益的导师和先辈的敬仰怀念之情。
第5版()
专栏：
谈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札记
李文海
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依存的两极，也是史学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重大课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无数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一个虽然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统一发展过程。社会历史现象同自然现象一样，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实际上却始终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
显然，承认和重视历史必然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这个问题却不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
诚然，有一些历史唯心主义者是根本否认社会历史有必然性存在的。但是，另外一些历史唯心主义者却并不否认历史的必然性。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奴隶制时代和封建时代都曾长期流传过一种天命的历史观，这种观念把社会历史的兴衰治乱一概看作是天、上帝或神的意志和安排，是人的力量所无力和无法改变的必然进程。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他不但把历史运动看作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而且还竭力主张要“从偶然性的假象里去认识潜蕴着的必然性。”（黑格尔：《小逻辑》）不过他讲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只是他所谓的“绝对精神”的体现而已。
历史唯物主义所坚持的历史必然性，是指客观历史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确定不移的轨迹和途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历史现象虽然纷繁复杂、千变万化，但一定时代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因此，他们也就只能在这种无可任意选择的社会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们的历史联系正是这样形成的。社会的变迁，政治的变革，阶级之间的搏斗，意识形态的冲突，说到底，无非是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反映，而物质生产发展程度便是这种关系的根源。
当我们正确地强调历史进程最终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受历史必然性的支配的时候，有时会有意无意地走过了头，犯轻视、忽视甚至无视历史偶然性的偏向，似乎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是无足轻重、不起任何作用的，甚至还会把在历史研究中注意或谈论历史偶然性看作是与唯心史观划不清界线的表现。
其实，马克思在1871年4月写给路·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曾毫不含糊地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首先，历史必然性必须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只有通过各种偶然现象才能反映出历史必然性来。如果把历史必然性比作一根轴线，那末，在现实历史发展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由无数偶然性组成的上下波动的曲线，划出这条曲线的中轴线，才能认清历史必然性所确定的发展轨迹和脉络。
其次，历史发展的总的方向，虽然是由历史必然性所确定的，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而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活动，包括他的性格和个人品质这些偶然因素的作用，无疑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最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按着总规律进行的，但决不能把历史必然性的思想理解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都表现为一套模式、一种面貌。历史现象总是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正是这些构成了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历史特点。我们可以说，许多历史事件的特殊面目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偶然性发生作用的结果。1837年，到广州应考的洪秀全无意间在大街上得到了传教士梁发散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这当然是一件纯属偶然的事。洪秀全即使没有得到这本书，甚至根本没有洪秀全这个人，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民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太平天国运动以拜上帝会作为自己的组织形式和思想武器，给太平天国运动带来某些特点，则不能不说同前述的偶然事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揭示历史规律。如果只是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复述和罗列，在种种历史偶然性面前迷惘失措，是不能算完成了科学研究的任务的。但是，如果不去了解和分析历史偶然性，如果不通过对这些偶然性事件进行大量概括，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也就无从发现。
历史必然性总是内在的、隐蔽着的、等待人们去发现的，而历史偶然性则是表面的、外部显露出来的事物。因此，离开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量历史偶然现象，就失去了进行科学概括和抽象的客观依据。从这里可以看到，重视对历史偶然性的研究和分析，并不意味着向唯心史观的靠拢，却反而是唯物史观的本身的要求。因为，缺乏客观依据而总结出来的所谓“历史必然性”，如果不是主观主义的，至少也是苍白的、空洞的东西。
在我们的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我们常常抱怨有些史学著作过于枯燥，不能反映丰富多彩、曲折生动的历史实际。记述历史事件的作品往往缺乏情节的描绘，历史人物的传记则很少有性格的刻画。似乎历史过程总是冷冰冰地按部就班进行，而历史人物除了政治活动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个性或其它特征。
在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时，我们往往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定性”上，某人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某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某个农民起义领导人是英雄还是叛徒，某个思想家的宇宙观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某个事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等等。似乎对人和事分别归入某个适当的类别之中，研究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当然，在历史研究中，确定某种政治性质的确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研究的全部内容，更不是研究的终结。事实上，由于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同一政治派别的人物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在两种对立的不同质的事物之间也必然会存在着多种中间的层次。任何简单化的做法都不能充分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有时，我们常常只停留在分析历史现象的共性而不深入研究事物的个性。在谈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原因时，总是归结为这种单纯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必然要失败。这自然是对的。但是，所有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根本缺陷，在太平天国运动这一特定事件中，是如何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实际活动具体体现出来的？不说清这个问题，也就很难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得到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的有益启示。在谈到辛亥革命运动的失败原因时，总是归结为领导这次运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人们同样要求了解，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这次运动中是在哪些方面具体反映出来的，否则，人们就无法区分辛亥革命运动同也是资产阶级政治代表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在失败原因方面究竟有什么不同。
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明，重新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推进我们的史学研究，仍然是何等的必要。
第5版()
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文化史丛书》介绍
王有为
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时期，如何深入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使传统的中国文化更好地为两个文明服务，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周谷城教授曾经指出：中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优秀文化遗产，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却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忽视，以致国内外学术界要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概貌，还得参考半个世纪前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有鉴于此，上海人民出版社从1984年开始筹备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由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主编，国内专家组成丛书编辑委员会。
丛书编委会曾就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的总体设想和编辑方针，以及若干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史”等展开讨论，并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认为文化史不能限于研究单纯的精神文化史，也不能变成以学术思想为主的中国通史，它应该包括我们民族先人创造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综合研究历史上的精神文化和物化了的精神文化。与此同时，中国文化是我们今天建设两个文明的宝贵资源，丛书的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运用建国以来有关文化史各个领域在学术上取得的新发现新材料新成果，探讨总结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的内在规律，以及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历史联系，为建设两个文明作出贡献。
根据这一方针，经过二年来的努力，《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批三本于最近出版，即郑为编写的《中国彩陶艺术》、沈福伟编写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吴浩坤编写的《中国甲骨学史》。这是建国以来首次有系统地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化史著作，必将受到学术文化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