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文化生活
老舍的“挑选”精神
郭瑞三
老舍的新版《微神集》，在案头摆着。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老舍先生写于纽约的那篇序。序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晨光出版公司要印我的全集。我想，我应当挑选一下，把值得留下的留下，不值得留下的删去。这样，虽然不大象‘全’集了，可是使读者不至于多买坏东西，我的心里可以稍微舒服一点。”
老舍是一位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作家、语言艺术大师，他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所有作品都是佳作，字字珠玑。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值得留下”的篇什。这就是他毫不迟疑要“挑选”、要“删去”的原因。
解放前，老舍写这篇序时，还是靠卖文为生。这“挑选”、这“删去”的内里，分明有一颗高洁的心在跳动。这位老作家宁可少拿钱，也要对读者负责，实在令人钦佩！
在我国传统的意识里，有所谓“重义轻利”之说。最近，在讨论思想观念现代化时，有论者将它和西方文化思想相对比，认为它是我们观念现代化的一个包袱。窃以为此论似仅说对了一部分。在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今天，不讲效益，不计功利，“光算政治帐”，未免冬烘得可爱。然而，我们在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还要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于此，一切精神生产的领域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还真得讲点“重义轻利”呢！从前面引文看，老舍先生不就是重义轻利的吗？不过，我们今天的“义”，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情操、道德、理想等。不重这个“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从何谈起呢？
作家的工作，确实是影响人、塑造人的灵魂的工作。今天一个作家，当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写什么，怎样写，有广阔的驰骋天地。但是，今天一个作家，更有基于“义”的“挑选”的社会责任：未掂笔之前，究竟写什么，怎样写，不能不从将对读者发生什么影响，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什么作用加以考虑。发表过的作品，要结集出版了，不可一股脑儿全往集子中撮，为社会效益计，不妨学一学老舍的“挑选”精神，尽可能为读者提供健康的、优秀的精神食粮。可惜今日文坛上，却有若干见利忘义之辈，为了钱，哪管粗制滥造。为了钱，把自己的作品，今天以此名义塞到这个集子中，明天又以彼名义填入那个集子中，到处串门儿。更有甚者，为了钱，不惜以格调低下、庸俗不堪、荒诞不经的作品贻害读者……凡此种种，和老舍先生的“挑选”精神比一比，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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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献给“国际和平年”
——记报告电视剧《今年在这里》座谈会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上海电视台联合录制的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报告电视剧《今年在这里》，由白桦编剧，蒋晓松执导，日本著名演员中野良子主演。该剧播放后，受到观众好评。三月十五日在上海召开的座谈会上，王辛迪说：这部电视剧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样式新颖，内容深刻。它是当今的现实与历史、艺术创作和生活的比较完美的结合，突破了时间、空间的界限，也突破了剧和非剧的界限。既在“戏”里看到了演员，也看到“戏”外的演员自己。毛时安说：该剧是中日两国人民献给“国际和平年”的一份厚礼，是一部在艺术上有所创新的作品。它把纪实性、抒情性和哲理性非常融洽地结合起来了。因而报告部分和剧的部分都上升到诗意的境界。动荡不安的实际生活与对和平宁静的向往对比着、交织着，不断唤起人们对和平的热烈的追求。王元化说：这部电视剧创造了一个把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新形式。一般电影、电视剧，演员都是以第二自我出现在观众面前，很难看到演员的第一自我。中外一些理论家把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的关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在这部电视剧里，我们不仅看到中野良子的第二自我，还看到她完成了第二自我之后退回到第一自我这个非常有趣的心理过程，很有价值。黄裳说：这部电视剧就象一篇时而回顾历史、时而正视现在的散文。剧组的生活与傣族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强烈的生活感、现场感。赵长天说：它把观众与编导之间的那堵墙打通了，编、导、演向观众真诚地坦露了自己的生活和心灵。梅朵说：这种创新是从内容出发的创新。中日两国之间有过沉重的过去，这是必须正视的。但今天普通人们之间是那么亲近和容易沟通。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友谊将永世长存。中国人民对于国际和平具有充分信心。
中野良子专程从日本到上海听取意见。大家赞扬她不辞辛劳，到我国云南边境拍片，表演自然质朴。她激动地说：诸位的每一句话都是对和平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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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新的田园牧歌
——电影《流浪汉与天鹅》观后
胡代炜
看了电影《流浪汉与天鹅》试映，感到它是一部明丽迷人而又意旨深邃的影片。它不仅描画了我们农村旖旎的风光和景物，而且以鲜艳的色彩涂抹了我们农村的充满生机的社会风貌和农民龙腾虎跃般欲展宏图的勃勃雄姿，它是一首新的田园牧歌。
影片选取题材的角度就很新颖，它是反映农村经过初步的体制改革后经济的变化，从而引起人们精神上的变化，也就是反映了农村初步的改革后而产生的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观念。如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爱慕和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新的恋爱和婚姻观等。这样就使它有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生活内容。它塑造的人物也具新意，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农村新人抹桌儿和杏花。抹桌儿不是英雄人物，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然而是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他本是放鱼鹰的渔民，由于“左”的政策的推行，强行围湖造田，把他的渔船也烧掉了。他在种田方面是毫无能耐的，在当时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得离开家乡天鹅湖到外地去流浪。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新的政策，退湖还田，抹桌儿回到了天鹅湖，又从事渔业生产，而且进行了科学研究，孵育出了鱼苗，又为春柳拟订了一个发展农副业的生产计划，帮助春柳发家。抹桌儿从一个无用的多余的人，变成为一个能够科学地进行劳动的、能够对社会生产做出贡献的人。这里，不仅对人的价值进行了肯定，更重要的是说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能离开社会条件孤立地去谈人的价值，同样一个抹桌儿，为什么在推行“左”的政策的时候，是一个无用的人，而在实行了新的正确的政策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有才干的能人呢？这里，虽然没有直接宣传党的政策，而通过对抹桌儿的命运的遭际的描画，却含蓄地显示出了党的政策的威力。杏花这个人物也是银幕上不多见的，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勤劳纯洁的农村姑娘，然而，她却是当前农村的新型的妇女。她生活上遭到挫折，心灵有很重的创伤，然而，她不怕恶语中伤，能挺立起来做人，她能深刻地观察人生，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认识到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就是有价值的人，她按着自己对生活的了解而形成自己的恋爱婚姻观。她坚决选定流浪汉抹桌儿为自己的配偶，她是我国当前农村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新人物。
影片中湖边树林相见的那场戏很精采。它把杏花、抹桌儿、王兆华几个人的复杂心理和彼此之间的微妙的关系细致地描画出来了。在这里，杏花的新的感情、新的观念更为突现出来了，抹桌儿的精神境界的提高也得到应有的表现。而且这场戏处理得幽默风趣，活泼生动，影片在摄影镜头下出现的湖光水色、苇丛树林、荷塘农舍、鱼跃鸟飞、红色朝霞，都给人一种美感。而这些自然美均赋予人的感情色彩，表现出人对自然的爱，人与自然感情上的交融，蕴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造成迷人的意境。
这部影片也有不足之处，首先，对于抹桌儿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而外出流浪的，没有用必要的情节来表现。这样，不仅使这个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和完整，而且抹桌儿所处的两种不同的社会条件，没有鲜明的对比，影响到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充分体现。（附图片）
抹桌儿与杏花把伤愈的天鹅放回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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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燕河风波》有新风
李庆成
甘肃省陇剧团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后，为首都观众演出了现代陇剧《燕河风波》。这出戏并不是很完整的，无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思想的开掘和表导演艺术上，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这出戏却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取胜，给人们刮来一股新风。
《燕》剧的题材来自现实生活。党为新时期的农村制定了致富的政策，广大农民经过几年的艰苦劳动，也的确逐渐富了起来，但致富以后却遇到新的矛盾和问题，又需要进行新的努力和斗争。剧中的青年农民肖燕子和她的上门女婿石冬生劳动致富成了万元户，可是她的三叔肖三能和四叔肖四能等却在“女儿不能顶门立户”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掩护下，打着“过继儿子”的旗号，公然把她家的财产掠夺一空，并打伤了石冬生，占据了她家的新楼房。而作为共产党员的马乡长却居然站在肖三能一边，为肖家开了一张“过继儿子”的“证明”。这是何等的触目惊心而又发人深思啊！肖燕子一家致富后的遭遇并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它说明必须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注意精神文明的建设，特别要敢于向腐朽的封建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
该剧在人物塑造上有成功亦有不足。主人公肖燕子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思想品格，在“桔园摆宴”一场中得到了较好的表现。马乡长的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个人物的塑造是《燕》剧的独特之处。肖二能这个由于迷信封建宗族观念从而害人又害己的“老实人”，和肖三能、肖四能是有区别的，正因如此，这一人物的悲剧色彩也更浓。马乡长及肖三能、肖四能和彩凤等几个人物，演员表演得活灵活现，有生活气息，但显得太外露了些。肖燕子、石冬生的形象塑造显得弱，剧作者有点过于追求情节的曲折，而忽略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性。（附图片）
《燕河风波》剧照 白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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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短波
艺文短波
△青岛市话剧团在京公演话剧《飞吧 海燕》通过一群即将毕业的高中生，面对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探索和追求理想前途的故事，较好地表现了八十年代的中学生特有的气质和心理。剧作生活气息浓郁、语言生动形象，演出时台上台下情感交融，气氛活跃。
（袁）
△喜剧片《马铁腿外传》制成 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这部故事片，说的是马铁腿为调回在农村插队的独生子，在一些“明白人”的指点下，变着花样送礼，闹了不少笑话，他自己也成了喜剧人物。 （月）
△《青海美》美术摄影作品展览在京展出 1985年夏，应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和省文联的邀请，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组织了一批作家、艺术家去青海参观访问。作家、艺术家对青海的美丽、富饶、辽阔、险峻和青海人民的创业精神留下了深刻印象，创作了一批文艺作品。中国文联、中国美协、青海省文化厅、省文联从中精选了一百余件美术、摄影作品，于3月27日起在中国美术馆展览。（柴鸿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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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感于影视中的“外国话”
彤辰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一些国产电影电视中常常出现中国人讲外国话的场面。至今好象已经形成了一股小小的“风”。
我并不是说在银幕或屏幕上绝对不能出现几句外文。文艺作品中出现外文，以前也是有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人物对话就有许多法文，是为了描写沙俄宫廷中贵族们的生活风尚、心理的。如果真正是出于表现现实生活，出于一个作品艺术构思的需要，当然亦无不可。然而当前更多的更普遍的是另一种情况：有的是为了表现主人公发奋图强，拚命学习外文，或为了表现主人公博学，就用外文夸夸其谈以自炫。有时因为剧作者本身外文水平并不高，却设计出这样一个细节：得了外国博士学位的中国著名学者还在那里苦苦背诵最基本的物理学外文名词。这样的电影在海外放映时，引起中国留学生们的哄堂大笑。还有描写外国人出场，对戏中所表现的某些“新事物”、“新成就”进行赞扬和肯定，好象非此不足以表示此事的价值。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畸形的自卑心理的反映。诸如此类的描写又怎能使人愉快地信服和接受呢？
文艺作品中的细节、环境、语言都是受整体艺术构思制约的，而不应是作者随意所为而成为赘疣。银幕屏幕上演映的无论是什么题材内容、艺术手法，它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我们民族的形象、心理、精神面貌。我想，它应是健康的、富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有责任维护、纯洁祖国语言，那么，作家艺术家就更应意识到，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物的文艺作品中的语言使用，有更大的规范、推广作用，更应维护它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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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湖春水（水彩画） 古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