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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五”计划草案提出
逐步建立新的宏观管理体制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七五”计划草案提出在进一步完善微观经济活动和机制的同时，通过计划、财政、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以及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范围和管理方法的调整，逐步建立新的宏观管理体制。
草案说，计划工作的重点，要逐步地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到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进行间接控制为主的、更全面的宏观管理的轨道上来。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适当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比重，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比重。
草案谈到在第二步利改税的基础上进一步合理设置税种和调整税率时强调，税种设置和税率调整，要为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服务，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同时要明确划分中央、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做好财政分级管理。要通过发挥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作用，保证国家有稳定而充足的财政收入，同时做到公平税负和鼓励竞争。
草案说，中国人民银行要通过综合信贷计划、金融政策、外汇管理和信贷、利率、汇率、准备金等各种调节手段，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贷款总规模；同时要加强对各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的领导、监督和稽核。各专业银行应当坚持企业化的改革方向，逐步办成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但实行企业化的步子要稳妥。
草案说，要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经济法规和管理条例，健全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加强财政、税务、审计、统计、银行、物价、工商行政管理、标准、质量、检疫、专利、海关等管理部门的监督。建立国家经济信息系统，加强经济预测，搞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发布，为宏观经济决策和指导经济活动的运行服务。
关于调整政府经济管理机构，“七五”计划草案指出，要充实和加强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努力提高它们的管理水平和宏观控制调节能力。适当扩大地方政府运用经济杠杆的权限。专业性经济管理部门要从具体管理直属企业的生产经营转向搞好全行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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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五”计划草案对三个经济地带作出规划
发挥各自优势 发展横向联系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七五”计划草案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发展作了规划，要求它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发展相互间的横向经济联系，逐步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不同层次、规模不等、各有特色的经济区网络。
按照草案的解释，这三个地带的分布是，东部包括沿海地区的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未包括台湾；西部包括西南、西北地区的九个省、自治区；其余省、自治区为中部。草案认为，我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这三个地带，并且在发展上呈现出逐步由东向西推进的客观趋势。
草案提出“七五”期间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加强传统工业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大力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档消费品工业，使产品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加快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的建设，尽快形成对外辐射和对内辐射的两个扇面，使这一地带逐步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基地，培养和向全国输送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基地，向全国传送新技术、提供咨询和信息的基地。
根据草案的安排，中部地带要加快能源、原材料工业，主要是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磷矿、建筑材料的开发和建设。同时，大力发展农业，促进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稳定增长。经过“七五”期间以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步把中部地带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若干重要机电产品的生产基地，以及能够提供大量商品粮和其它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
草案要求西部地区要大力发展农林牧业、交通运输业，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发能源、矿产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加工工业。
草案对三个地带在“七五”期间的经济发展分别提出了具体指标，并且规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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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颖超参加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民族组讨论
看望少数民族委员听取意见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多提建议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八日电 （记者何平、陈芸）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今天参加了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少数民族组的讨论，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她在讲话中希望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胜利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而共同奋斗。
下午，在京丰宾馆的一间会议室里，少数民族组的委员热烈讨论了赵紫阳总理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当土族委员席元寿结合赵紫阳总理的报告畅谈自己的体会时，邓颖超走了进来。她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的身旁坐下，说：“今天我来参加同志们的讨论，一方面是来看望兄弟少数民族委员，一方面是来听取大家的意见。”
包尔汉说：“听了赵总理和其他几位同志的报告，很受鼓舞。‘七五’计划草案是在认真调查研究和总结了‘六五’计划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是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它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我现在虽然年事已高，做不了什么具体事情，但我愿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力量。”
委员马德钟（回族）、孔飞（蒙古族）、钟振发（畲族）、生钦·洛桑坚赞（藏族）、邵良础
（瑶族）、尕文祥（回族）、王泰昌（羌族），也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畅谈了少数民族地区
“六五”期间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就，认为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使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坚信，“七五”计划的实现，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们建议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给予适当的扶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智力开发，为振兴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
邓颖超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党中央特别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关心党的各项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贯彻落实情况。今天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很受教育，获益不浅。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的有关文件，畅所欲言，多提建议，把这次会开好。回去以后，把大会的精神传达给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志们，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在实现“七五”计划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会后，邓颖超同志还同委员们合影留念。（附图片）
3月28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来到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的少数民族委员的驻地，参加少数民族委员的分组会议。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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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五”计划草案提出从外部和内部采取措施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七五”计划草案强调，“七五”期间要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发布的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和条例，继续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采取措施，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在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和出口创汇等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能力。
草案说，除少数有特殊情况的部门和行业之外，国务院各部和省、自治区都不再直接管企业。城市也必须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国营大中型企业，在继续完善和巩固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的同时，适当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分级分权管理；部分小型企业，可以通过承包、租赁等形式转为集体或个体经营。到“七五”期末，除极少数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都要实行自负盈亏。对长期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要关停并转。
草案说，要改进企业领导体制，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和具体条件，通过考察任命、民主选举、自荐推荐、招聘任聘等多种形式，把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到企业领导岗位上来。逐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明确规定厂长、经理等经营者的责任、工作目标、权力和奖惩，充分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开拓创新精神。选择少数企业作为试点，设立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探索大型企业的新的领导体制，所有企业都要切实加强民主管理，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主人翁精神和聪明才智，加强党委的监督保证作用，做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
草案要求大力发展企业的横向联系，逐步形成一批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同时还提出从三个方面为各类企业创造比较平等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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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三个经济地带的划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发展作出了规划。按照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划分的这三个经济地带，各自所包括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
东部地带：辽宁、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包括台湾；
中部地带：黑龙江、吉林、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九个省、自治区；
西部地带：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九个省、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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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五”计划草案提出计划生育主要政策措施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七五”计划草案提出，到1990年末，大陆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一点一三亿人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每年控制在12.4‰左右。
“七五”期间，全国进入婚、育年龄的青年人数将处于高峰时期。为此，计划草案十分重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提出了五条主要政策措施：
（1）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把计划生育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大力抓紧抓好。计划生育部门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
（2）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中有实际困难的夫妇，可以按计划生育两个孩子；少数民族夫妇，一般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个别可以生育三个孩子。所有地区都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和节育服务工作，严禁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生育。
（3）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破除封建思想和落后意识，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和妇幼保健等科学知识，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4）加强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成果推广，保证避孕药具的生产与供应。坚持避孕为主的方针，提倡综合的避孕措施。
（5）巩固和健全县计划生育宣传服务站，做到计划生育工作制度化、经常化。提高计划生育干部的素质和工作质量，保证计划生育各项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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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活佛到教授
——访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大学副教授东噶·洛桑赤列
本报记者 傲腾
这位藏族长者，目光深邃，举止文雅，穿着一身合体的制服。他就是新增补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大学语言文学系副教授、西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东噶·洛桑赤列同志。
“我要讲的很多，可惜汉话说不好。”是的，他的汉话发音不准，但他能看懂汉文，尤其是汉语词汇掌握得很多，当对方听不懂他的话时，他立刻换上几个同义词来表达。他说赵总理报告讲的我国形势很实在，这一点西藏近几年的变化可以作证。仅仅几年间绝大多数藏族同胞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样的光景在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他还把赵总理报告中“七五”期间坚持把科技进步、智力开发放在重要战略地位，五年内拿出比“六五”期间高达72％的投资来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一段话用红笔粗粗地画上，指着这一段文字十分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是我毕生盼望的事业！”
当东噶·洛桑赤列刚出生会在地上爬的时候，他就成了第八代确灵寺活佛。从那以后，他接受了最系统、最正规的佛教教化，他的教师是全藏最有名望的四位经师，他每天起来背诵经文，最多能背诵近十七万字的经文，在全藏是第一名。直到二十三岁在拉萨大昭寺经过五场考试获得了拉仁格西学位。但那时他处于“神”的地位，不可能把这些文化遗产加以发展。他回顾说：“过去达赖在西藏时，对藏族文化教育也关注过。1956年他让我回拉萨讲学，培养人才，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可是1959年他自己离开了祖国。我与他恰好相反，1960年中共西藏工委选派我来到祖国首都北京，任中央民族学院藏文教师。在这里我开始学习新的书籍，具备了正确对待旧文化遗产的分析能力。”1978年东噶·洛桑赤列在中央民族学院被评定为副教授，先后参加了编写《布达拉宫史》、《拉萨志》等书的工作。此外，他写出了《颇罗鼐传注释》、《西藏王臣记注释》、《藏文文法注释》等著作，被列为我国高等院校藏文研究班的教材。近几年，他的研究著作《汉藏历史词典》、《汉藏历史年表》、《布达拉宫及大昭寺历史介绍》、《西藏各教派斗争史》、《西藏政教合一的历史实况》等书，有的已在国外翻译出版，1985年他出席在慕尼黑召开的国际藏学学术讨论会，各国专家对东噶·洛桑赤列的学术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颇有感慨地说：“一个人要有所作为，不仅需要个人的勤奋，还需要客观条件，我之所以能取得一点成就，是由于在祖国温暖怀抱里赶上了政通人和的盛世。现在又让我参加人民政协，讨论国家大事，这使我又有了更广阔的报效祖国的机会。
我们的谈话要结束时，同住这个房间的政协委员、西藏大学教师大洛桑朗杰同志从外边回来了，这位英俊的藏族青年教师曾就学于上海华东师大数学系，他汉语、藏语都说得十分流利。东噶·洛桑赤列从年轻人抽屉里翻出《高等数学》等几本现代科学的书堆到我面前，“你看，我们藏族中现在也有了研究现代科学的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我们藏族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为期不远了。”说着这两位新老藏族同胞爽朗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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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联合促改革 联合出效益
——访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钱琼利
本报记者 李杰
钱琼利今年四十四岁，是河南开封缝纫机厂的车间党支部书记，操一口上海口音。
我问钱琼利，听说你在开封缝纫机厂和上海协昌缝纫机厂的联合中，当了“红娘”，作出了贡献，是这样吗？
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是一个人民代表，企业的一员，应把自己置身于改革之中，不能、也不应把自己视为一个旁观者。”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开封缝纫机厂和上海协昌缝纫机厂发展横向联合的情况。那是1983年，工厂由于管理跟不上，产品质量达不到名牌，加之缝纫机市场由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的变化，开封缝纫机厂产品滞销、积压，工厂亏损达一百多万元，工人工资发不出，更别说奖金了。
钱琼利看到工厂面临关停并转的局面，心急如火。1983年5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钱琼利在六届一次会议上，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请主管部支持并促成开封缝纫机厂和上海协昌缝纫机厂的联合。轻工业部积极支持他的建议。钱琼利找到河南省省长何竹康和上海市有关领导人，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和鼓舞，他信心更足了。他利用出差的机会，在开封缝纫机厂和上海缝纫机厂之间牵线搭桥。1984年底，双方达成协议，联合在开封生产蝴蝶牌缝纫机。
钱琼利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联合促改革、联合出效益。”开封缝纫机厂和协昌缝纫机厂去年实现当年联合、当年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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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五”计划草案重视“老、少、边”地区经济文化建设
强调继续实施扶持政策和措施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七五”计划草案强调在未来的五年里，要继续实行“六五”时期以来国家对老、少、边地区所实施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和措施，帮助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和内陆边境地区尽快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等事业。
草案提出，“七五”期间国家对五个民族自治区和三个在财政上按照自治区对待的省，要继续执行财政包干补贴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以及机动金与预备费照顾的政策；对贫困地区继续发放“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低息贷款；国家对经济困难省、自治区普及小学教育的基建投资继续进行补助。各地区要管好用好各项扶持资金，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益。
草案说，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减轻老、少、边地区群众的负担。对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地区，要区别情况给予减免税照顾；对民间贸易及商办工业纳税有困难的，酌情减免工商所得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银行贷款额，给予适当照顾。要继续组织发达地区和城市对老、少、边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在智力开发和技术咨询等方面给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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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老、少、边、穷”地区改变面貌
近几年国家拨出大笔资金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我国近几年拿出大笔资金扶持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生产和其他建设事业，努力帮助这些地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这些“老、少、边、穷”地区长期以来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为了帮助这些地区尽快摆脱贫困状况，从1980年起，国家财政设置了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这项资金1980—1983年为每年五亿，1984年、1985年为每年六亿，到去年底累计已达三十二亿元。
这些地区用这些资金修建公路，兴修水库，改善人、畜饮水条件和灌溉条件，固沙造林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在向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1985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6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时谈到，根据初步统计，今年国家用于支援“老、少、边、穷”地区的资金，再加上边境建设投资和事业费，拨给贫困地区的粮、棉、布以工代赈款，治理“三西”地区的资金，对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照顾等，总数将达到三十亿元左右。王丙乾希望各地区按照分批治理的原则，把这些钱首先用于那些至今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最困难地区，帮助他们增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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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牙齿的哲学
——任仲夷、李坚真谈改革
新华社记者 杨继绳
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广东代表团的住地，记者访问李坚真代表的时候，任仲夷代表也正好来看望她。李大姐端上广柑招待客人。记者的牙齿不好，吃了一个就向主人道谢。
于是，牙齿便成了我们的话题。
任仲夷代表用风趣的口吻说：“我昨天掉了一颗牙，我的孙子最近也掉牙。我们两人掉牙有本质上的不同，我掉牙是衰老的表现，而他却是成长的象征。”
八十岁的李坚真十分机敏。她爽朗地笑着，接过任仲夷的话茬对我说：“他在谈改革呢。改革中出点问题如同小孩掉牙一样，是新生事物成长发展中的问题。这个比喻好。”
李坚真1926年投身革命，参加过反击敌人围剿红军的战斗，经历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现在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经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现在也是中顾委委员。两位老同志虽然退居二线，但对改革的情况了如指掌。人代会前，他们就曾花了一段时间，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任仲夷站起来，一边走一边说：“前进中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解决问题的因素，只要继续前进，问题就会解决。”
李大姐说：“广东的物价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
1980年，广东放开市场，价格一下子上去了，鱼涨到三块五角一斤。群众有意见，上面有些部门也有不同的看法，可省委、省政府却决心硬着头皮继续前进，终于抗了过来。现在，广州的鱼价是全国各大城市中最便宜的，其他副食品有很多价格也比北京低。
任仲夷沉思着说，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对出现的问题应当积极采取新的办法去解决，这样才能加快新体制的建立，缩短新旧体制交替的时间。
任仲夷侃侃而谈，李坚真在一旁笑着不时点头表示赞成。她用一段话来结束这次讨论：“审议‘七五’计划，当然要研究哪个数字多一点，哪个数字少一点，但最根本的是要统一认识，要把认识统一到推进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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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届人大代表、内蒙古农科院副研究员唐洪明一九五四年从四川农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内蒙古工作。他参加的“马铃薯实生薯在生产上应用”课题研究，曾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和内蒙古科技一等奖。近几年，他先后发表论文八篇、译著十二篇，受到国内外专家关注。图为唐洪明（左一）向外国专家介绍自己培育的无病毒马铃薯。新华社记者 杨慎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