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文学作品专页

我欲乘风飞去〔报告文学〕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礼赞 乔迈
地球是人类的襁褓,但人类不甘于永远被约束在襁褓里。当他开始长大的时候,他就试图挣脱束缚他活动天地的外衣——大气层,去窥探太阳系和银河系,进而还想到整个宇宙去遨游——人类永远是个不安分的大孩子。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中国人很早便发明了黑色火药;宋代出现了以火药为动力推动的箭,叫作“火箭”;到了明代,一位又性急又勇敢名叫万虎(亦称万户)的人,把四十七支火箭捆在一起,作成飞行器,自己笑踞其上,请人帮忙点燃。结果可想而知:他和他的飞行器,随着一声巨响和一团浓烟烈火,同时化作碎片和粉末。
万虎失败了,但是五百年后的他的后继者成功了。1957年,一个苏联人首先跳出了地球母亲的怀抱,过不多久,几个美国人蹒跚着爬上了月亮,1984年4月8日,万虎的同胞也把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送上了天,那个金属球的名字叫作地球同步通信卫星。
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是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一群象万虎那样勇敢的人托举起来、送上天空的。
不平静的月亮城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现任最高长官姓侯,侯司令,大将军八面威风,但在接待我们的时候,他的态度随和、亲切。我想,那可能因为我和我的朋友是从遥远东北来的(多谢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安排)给他带来了几分乡思吧——侯司令的老家就在我们吉林省白城地区。我们一边吃着西瓜,一边听微风吹动窗前荼?花枝软语轻唱,同时象老朋友一样娓娓倾谈。
我向他表示遗憾,因为我们来得不巧,没有赶上卫星发射那种人间奇观,同时也错过了欣赏他作为令下千军奋一呼的卫星发射中心长官的勃勃英姿。侯司令笑了,他说:“如果那时候你们来,我就不会象现在这样从容接待了,就连五分钟时间大概也没有,尽管我非常尊敬你们作家。”
我和我的朋友赶紧点头,表示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当时的紧张、迫切以及无比的忙碌。于是大家谈起了本中心的情况。
侯司令现出自豪的神情,白皙的脸泛起红光,他讲,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是在十几年前开始建设的。之所以选中这块地方来建设中国的“肯尼迪角”(美国著名航天基地),是因为这里的经纬度适合,便于把卫星以及将来把航天飞机送上轨道;西昌向来又有“月亮城”的美誉,因为空气透明度高,看月亮比别处圆而明,气象条件优越,是比较理想的发射“窗口”;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卫星发射中心是要锁到绝密保险箱里的,这儿本身就象个天然保险箱——当然,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
如今,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位于中国成都市西南、莽苍苍大凉山右臂环护中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了。他们还知道,这儿曾经是震惊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经过的地方,距此不远处就斜亘着神秘莫测的大雪山,奔腾着九龙咆哮的大渡河,而站在当年刘伯承将军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的彝海边上,差不多就能望得见耸入云霄的火箭发射塔架。彝族是中国发展最为迟缓的少数民族之一。人类史上第一个人剥削人的奴隶制度,在黄河流域,从夏代开始形成,到春秋战国之交就已结束,但在这儿却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以后。凉山彝族自治州山高水险,路隘林深,朝避猛虎,夕避长蛇,最无吸引力,也最有吸引力,这儿作为中国社会和经济最落后的角落,也成了中国科技最优秀的地方。
1970年,一支工兵部队浩浩荡荡地、也是小心翼翼地向这里开进。其时,和这支工兵部队的行进方向成犄角之势的一条战略铁路也正在兴建。许多年以后,来这里参观的人们发现,这两条路的沿线,隧洞、桥梁和指示危险的标识特别多,烈士墓和英雄纪念碑也多,当时艰苦的情景可以想见一斑。
有一次在永宁河上架桥,期限是三个月。永宁河是雅砻江的支流,雅砻江是金沙江的支流。这条河水面不甚宽,但是常有山洪暴发。河上自古无桥。彝族同胞中胆大些的就撑了独木舟往来碰运气,胆小些的就一辈子隔河相望,钟情的青年男女也只有泪汪汪地借山歌和山风传递情愫。工兵部队开来了,汽车和器材不能靠独木舟运送,山歌也与英武的战士不相干。这时需要的只是决心和力量。这两样东西他们不缺乏。
桥基很快挖好了,洪水也跟踪来袭,决口处象有万支金枪齐射。八连长一声吼,全连百多名战士便一齐跳进水里,筑成了冲不垮的血肉墙。
岸上也很快筑起了同样的一道墙,那是我们的彝族同胞,人人披着“察尔瓦”(黑色羊毛斗篷)。阿爸和阿妈,还有阿咪子(少女),一律牵着羊和猪,捧着桔和梨,还有酒。老人们齐刷刷地跪了下去,虔诚地仰告上苍保佑这些“菩萨兵”,少女们流下了眼泪,小伙子纷纷跳进水里。他们知道,这座桥也是为他们修的,因此,当他们为牺牲在水里的三名小伙子举行盛大民族传统葬礼的时候,一边号哭一边大声唱歌,他们的歌词直译过来就是:“年轻的鹰啊,你们飞上天了,你们不要怕寂寞,卫星上天陪你们……”
这座桥后来被命名为“长征桥”,全部工期只用了两个月。数万战士、民工、数不清的器材、机械,都从这里进了山,然后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卫星发射中心。
我站在这座桥头,展开在我眼前的是一座座红白相间的雄伟的建筑群,巨大的球形观测站,银亮的天线,还有缤纷的花坛和水榭。雄踞在这一切之上的,自然是那钢浇铁铸、巨人般的发射塔架,胡耀邦同志称它为“通天塔”,我觉得它更象我们卫星发射中心英雄群体的纪念碑。
纪念碑上的头像
在这纪念碑的醒目位置上,雕刻着一位鬓挂银霜、面容清癯的老人。整整三十年前,他从美国留学归来,就一头扑进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大漠上的驼铃,深山中的猿啼,还有实验室里电流的轻轻吟唱,催促着他生命中的灿烂年华渐渐逝去了。他不悲伤,他知道这一切终将得到报偿,那报偿就是有朝一日火箭腾空时的轰鸣。
但是,他焦躁不安起来。
那一天,周恩来总理的炯炯目光扫视着大会议厅,忽然大声问:“喂,他来了吗?他在哪儿?”
他在最后一排座位上,这时,赶紧站起来回答:“我在这儿,总理。”
周总理微微笑了,向他招手说:“到前边来,”然后又指着第一排座位,说,“你的位置在这里。”他注意到了,总理说后一句话的时候,没有笑。
他知道自己的“位置”——试验通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和技术总指挥。但是,周总理指出的仅仅是这个“位置”吗?不,那是中国航天工业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宇宙空间虽然是无限的,但是能够容纳地球同步卫星的轨道却是有限的。这里奉行的冷酷法则是:捷足者先登。他不能不为之焦躁不安。
他的目光盯视着世界先进水平,他提出并组织了关于火箭载体新型发动机的研究。他的面容更加清癯了,鬓边银霜也染满了头顶,但他是可以感到欣慰的。张爱萍部长高兴地讲:4月8日的发射表明,“我国运载火箭技术水平不亚于其他先进国家!”
火箭载着卫星在高空中平稳地运行,老科学家坐在指挥控制中心他的“位置”上,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巨大电视屏幕上绿色的曲线,谁也不知道此刻他在想什么。我觉得那纪念碑上雕刻的就是他的这个形象,由于肩负重托而凛然不笑。
也还有别的比他年轻、比他快活的形象。严谨的科学思维并不能销尽人们的乐观情绪和无处不在的幽默感。人们告诉我,国防科工委系统有著名的“三胡”,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又有“一群羊”——那是三位姓胡的工程师和一群属羊的工程师,都是四十多岁,都是航天工业的中坚力量。
“三胡”之一的是一位“哈军工”毕业生,在我国发射会演奏“东方红”乐曲那颗试验卫星的时候,是他按的发射键钮,因此,人们说他的那根手指价值万金。后来他又参加过西昌同步卫星发射的最高决策会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就是这样一位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卫星发射专家,却在长时期里苦恼于得不到另外一个人的理解,那是他的妻子。他眼镜后边的眸子虽然时时也在笑,但人们看得见那笑的后边藏有深深的苦味,因此他也长得瘦。
卫星发射中心上的不少人有着这样的苦恼。就说那群“羊”吧,他们虽然能够研制卫星的自动点火装置,还为建立先进的地面测试系统立过大功,但是他们那充满智慧的头脑却解不开一道简易数学式,这道数学式是,一个男人(丈夫)和一个女人(妻子)相加等于一个家庭。
他们长期建立不了这样的家庭——在卫星发射中心里,夫妻分居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少人都按照“牛郎织女”的古老模式生活。荒僻遥远的山沟,家属们难得调来,调来了工作也不好安排,学校太少,子女教育也大成问题。那就宁可每年举行一次“鹊桥会”吧,有不少人就这样一直举行到退休,或者到死。
不是丈夫不爱妻子,也不是妻子不理解丈夫。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他们要为国家争取有利空间,就不得不做出必要的牺牲,而把自己的生活空间压缩得很小了。
然而,“三胡”们和“群羊”们精力充沛地工作着,在卫星上天的那壮丽的一瞬,他们的笑容里是绝不掺带苦味的。
我还见到过另外一种笑容,那是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附近的一个观测站。这个观测站是负责卫星上天以后,冲进视野又消逝于视野的极短暂的一段时间的跟踪任务的。就为了这极短暂的时间,这里的干部战士却要长年累月坚守在岗位上。
有两名小战士守着一个孤零零的山头。山头上有一部仪器,他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部仪器。这里有小草却没有大树。他们自己就象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他们的绿叶只为装点春光而生。从站里到他们的岗位去并没有路,他们的脚踏到哪里,哪里便算是路。山上也没有象样的房屋,他们的“军营”只是一间用薄铁皮搭架起来的小窝,人钻到里边去,冬天比外边冷,夏天比外边热,好在这里的小草冬夏都绿——他们装点春光的顽强的决心耐得住冷,也耐得住热。最难耐的是山上没有水,要吃水全得下山去自己背。一次背两个塑料桶,十五公斤水,同时还得背粮食和菜,有时还有一点腊肉。腰一定要弯得象张弓,有的地方还得手脚并用,就象黑猩猩慢腾腾地爬行。后来他们大喜过望,他们发现在一块很大的光石头上有一个浅浅的窝,一阵细雨过去,窝里藏着浅浅的水,他们设法用尖锐的石块凿那石窝,就象石器时代的两位居民。后来再有细雨过去时,石上果然就出现了一个可观的蓄水池。
他们为这蓄水池唱了一会儿歌,跳了一会儿舞,然后就畅怀大笑——我知道,他们的笑容也一定雕刻到了纪念碑上。
明天我们会相见
夕阳西下时,发射场坪上缀满了灯光。
四围青山默默地望着发射塔架,就象望着一个沉默的巨人。塔架上的工作平台缓缓张开了,就象巨人恋恋不舍地松开了手臂。乳白色运载火箭的秀丽身躯紧紧依偎着发射塔架,就象少女紧紧依偎着情人的怀抱。
但是,今夜他们要分手。
青山的暗影里,一个女人痴痴地望着——侯司令称她是我国科苑里最杰出的女性。她亲手参预设计了新型火箭。火箭带着卫星将要远行。朝思暮想送它走,它将走时又难舍。她终归是个女人。她出生在冀中平原的青纱帐里,十六岁参军入党,在边区兵工厂当女工,生产炸药和地雷。炸药、地雷和火箭会有不解之缘吗?是这样。党送她到苏联去留学,学的就是航空火箭。从生产炸药的女工变成设计运载火箭的女专家,新中国的航天事业走的就是这样的道路。
一遍又一遍地望着,泪水模糊了年已半百的女设计师的眼睛。
怀着这样深情望着的只是她一个人吗?不。看!各种各样录象机和摄影机的早已瞄准了的镜头,看!场坪上、山坡上、掩蔽洞口一双双深沉的眼睛,看!指挥控制中心大厅里权高威重的指挥员、专家和顾问们的沉思的面影……侯司令在哪里?也在这儿,在指挥长的身边。我们的指挥长,感情深埋在心底,铁一样的面孔透出来的只有冷静和信心。卫星发射进入八小时准备以后,他亲自聆听过国防部长从北京传来的指示:“现在已经上阵,重要的是冷静和信心……”他记住了。他知道,正是此刻,国防部长同志望着这里,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望着这里。
指挥长不是孤军作战的。此刻,整个卫星发射中心都进入了临战状态,火箭将要经过的全国许多地方的观测站、通信点和自控站,还有先期赶到太平洋赤道地区的远洋测量船,都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
指挥长同志知道,就是本地区的彝族同胞——从奴隶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从前的“娃子”(奴隶)们,也为卫星上天动员了起来。一位彝族青年民兵奉命警卫一段通信线路。高山四月,还有雪落霜凝,还有饥饿的狼和冬眠乍醒的老熊,偏偏那民兵胆子小,表现出犹豫的样子。他的妻子眼到手到,一言未讲,就身前抱上了孩子,身后背起了背篓,背篓里装了粮和水,同她的丈夫一起上山去了。她的丈夫挎上腰刀拿起枪,就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胆气。他们在山上守卫了四天,一次也没有回家。谁能说,他们还是那个处在黑暗蒙昧状态的后进的民族呢?
夜,象一柄巨大的伞,渐渐遮严了因为极度激动而变得极度寂静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月亮城今夜并没有月亮升起,或许她知道自己的清辉不能和火箭的绚丽的光焰比美,就藏起来了。
发射场上,最后几名检查人员已经撤离。万籁俱寂。而我们那位深情的女设计师却还在青山的暗影里痴痴地望着。
“点火!”1984年4月8日十九时二十八分整,电子计算机发出了历史性的指令。一刹时,山谷怒吼,大地震颤,烈焰喷腾,星空失色,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运载火箭,以雷霆万钧之势拔地而起,直冲云天。五百年前,万虎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由他的同胞完成了!欢呼声响彻在整个发射中心和月亮城上空!
与此同时,我们那位卓越的女专家,站在寥廓的星空下,凝望着渐渐远去的她的心爱的、她为之付出了半世心血的火箭,以手扶额,泪如泉涌,她的嘴唇颤抖着,发出无声的嘶喊:
“别了,亲爱的!……”
是的,今天别了,明天我们会相见。中国的航天事业,正方兴未艾。我们还要发射广播卫星、气象卫星、航天飞机、空间站,也许还要建造太空居民点,亲爱的,等着我,明天我也要乘风飞去…… 1986年1月2日,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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