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赵紫阳在向人大作的报告中指出“七五”计划的关键性问题
规定恰当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赵紫阳总理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规定恰当的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努力提高投资效益，直接关系到“七五”期间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也关系到九十年代以至更长时期经济发展的后续能力，这是“七五”计划的关键性问题。
“七五”计划草案规定，五年内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为五千亿元，比“六五”期间增加49％；更新改造投资二千七百六十亿元，比“六五”期间增加87％。
赵紫阳说，投资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客观规律。无视这个规律，把投资规模搞得过大，必然造成重大比例严重失调，使经济发展走弯路，延缓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他说，“六五”后期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猛，投资结构也不合理。主要表现是，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投资比重偏低，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偏高；更新改造投资不足，而相当一部分更新改造投资又被用于基本建设。
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赵紫阳谈到了“七五”期间调整投资结构的方向：
一、继续增加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投资，适当增加农业、科学、教育事业的投资，相应压缩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
二、适当控制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增长。
三、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提高更新改造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
四、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带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资源条件，确定不同的投资重点和恰当的投资比例，使东部地带的发展和中部地带以及西部地带的开发更好地结合起来。
第2版()
专栏：
3月26日，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始举行分组会议，审议赵紫阳总理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图为台湾省代表、暨南大学副校长李辰（右起第三人）在小组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第2版()
专栏：
赵紫阳如实报告经济工作中某些缺点和失误
清醒地认识到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赵紫阳总理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时，如实地报告了我国经济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失误。
赵紫阳说，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工作上还存在某些缺点和失误，前进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
他说，我们前几年虽然注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但对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有时还是注意不够；在处理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对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产品质量还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监督；在着重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措施未能及时跟上；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在某些时候也有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的情况。特别是1984年第四季度以后，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一度出现追求超高速现象，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进口控制不严，经济生活中产生了某些不稳定因素。赵紫阳说，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过去年一年的工作，有的问题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经济环境正在从紧张向宽松转化。他说，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搞好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努力巩固和发展当前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好形势。
第2版()
专栏：
赵紫阳分析新旧体制转换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改革只能在探索中前进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六日电 赵紫阳总理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时强调指出，在改革中必须充分认识新旧体制转换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他说，在我国的改革中，旧体制的消亡，新体制的形成，都只能是逐步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体制同时并存，交互发生作用，这就决定了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问题和矛盾复杂纷呈的局面。由于改革的进行必然要触动和调整原有的经济利益关系，而新的利益关系的合理格局又不可能一下子形成，势必存在各种利害关系的磨擦和矛盾，出现种种机会不均的现象。由于改革只能在探索中前进，经验只能在实践中逐步积累，工作中产生某些失误也就难以完全避免。
赵紫阳指出，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而又持久的大变革，它对固有模式、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在思想上对此也必然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这种种情况，客观地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新旧体制转换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对改革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决不能因为出了点问题就惊慌失措，甚至因噎废食，放弃改革。另一方面，在各项改革的实际进行中，必须精心指导，周密规划，全力以赴，谨慎从事，认真试点，提高预见性，力求减少失误，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边实践边总结经验边前进。
赵紫阳说，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改革中的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才能得到解决。
第2版()
专栏：
宋平在人大会议上作报告谈一九八六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扎扎实实做好“七五”计划第一年工作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今天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关于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时说，扎扎实实地做好第七个五年计划第一年1986年的工作，使新的五年有一个良好开端，对胜利实现“七五”计划至关重要。
他说，在新的一年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将做好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工作，同时深入调查研究，拟定方案，争取为明后年迈出新的改革步伐作好充分准备。在经济建设方面，将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同时努力改善供应，把各项生产和流通事业进一步搞活，力争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大体平衡，使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
宋平在报告中着重介绍了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具体任务和主要指标：
（一）农业要在保证粮食稳定增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计划草案安排，1986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包括村办工业为6％），粮食产量四亿吨或者更多一些。
（二）工业生产要把确保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性能和降低能源、原材料消耗放到突出的位置上，在这个基础上保持工业的适当增长速度。计划草案安排，1986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其中轻工业增长9％，重工业增长7％。全国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生产总量计划为八亿五千八百五十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加一千九百五十万吨；钢材产量计划为三千七百六十至三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年增加八十一至一百六十一万吨。
（三）在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适当改善投资结构，加强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计划草案安排，198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一千五百七十亿元，投资总规模大体维持上年实际水平。在其中九百五十亿元的基建投资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四百亿元，比上年计划增加近四十亿元，主要加给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和农业、智力开发等方面。今年国家计划安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计六百八十一个，其中续建五百九十七个，新开工八十四个；在新开工项目中，新建的四十五个，改建、扩建的三十九个。
（四）安排好市场商品供应，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以适应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计划草案安排，1986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加一百四十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一百亿元。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将比上年增长7％。农民的收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仍将有较多增加，预测今年平均每人的纯收入将比上年增长7％左右。为了适应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的需要，要尽力安排好市场商品供应。198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计划为四千八百二十亿元，比上年增长12％。
（五）大力增加出口，进一步扩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计划草案安排，198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五百六十八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比上年增加，进口总额比上年有所压缩。
（六）进一步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计划草案安排，1986年中专招生七十一万人，比上年增长6.3％。普通高等学校和研究生去年招生规模偏大，今年计划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六十万人，研究生招生四点五万人，以便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育水平。要组织动员科技界的精锐力量，开始有步骤地实施“七五”科技攻关计划。
第2版()
专栏：
王丙乾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
去年国家财政出现可喜变化 今年国家财政预算妥善安排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关于1985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6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时指出，1985年我国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在坚持搞活、开放、改革方针的同时，认真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国家财政状况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王丙乾说，根据现在预计的数字，1985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一千八百五十四亿一千一百万元（其中国内财政收入为一千八百二十九亿元），完成预算的120.8％，国家财政总支出为一千八百二十五亿九千四百万元，完成预算的116.7％。收入和支出相抵，财政结余为二十八亿一千七百万元。
王丙乾谈到的国家财政状况出现的一些可喜变化是：
（一）国家财政由略有赤字，转变为收支平衡。1985年国家预算中列有赤字三十亿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为了消除财政赤字，稳定经济，国家在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增加收入、控制支出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在收入和支出都有较大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了收支平衡。
（二）在经济发展、财源扩大的基础上，财政收入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始终徘徊在一千亿元左右，一般每年只能增收五六十亿元。从1983年起，财政收入开始稳定增长，1983年和1984年，国内财政收入分别比上年增加一百二十七亿元和二百五十五亿元，1985年又比上年增加三百六十二亿元，增长24.7％。
（三）合理分配和使用资金，保证了国家重点建设和智力开发的需要。这一年，国内财政支出比上年增加二百八十九亿元，增长19％。其中，国内基本建设拨款比上年增加九十亿六千万元，增长20％；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比上年增加五十三亿九千九百万元，增长20.5％。这两项支出都超过了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这一年的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重点建设工程进度加快，当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建设项目有九十七个，单项工程有一百三十四个。
（四）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1985年，我们在工资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在有条件的少数大中型企业中进行了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试点，大多数企业仍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办法，但对职工的工资标准作了适当的调整。对少数由于奖励基金很少，进行调整工资标准有困难的企业，国家给予了适当的补助。1985年全国城市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和农民每人平均纯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上年分别增长10.6％和8.4％。
（五）通过全面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初步整顿了财经纪律。
王丙乾说，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妥善地安排和组织实现这一年的国家预算，对于实现“七五”时期的经济与财政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在提请审议的1986年国家预算草案，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各为二千一百四十一亿四千七百万元，收支平衡。
王丙乾说，为了保证1986年国家预算的圆满实现，继续做到财政收支的平衡，实现“七五”计划第一年的经济与财政任务，我们必须统一思想，群策群力，认真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必须狠抓增产节约，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确保财政收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必须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意控制和节约财政支出；
——必须按照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要求，认真做好经济体制改革的填平补齐工作，继续完善财政税收制度；
——必须加强财政监督，严肃财经纪律，认真纠正不正之风。
第2版()
专栏：
教育与生产 联合是方向
——访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张维
本报记者 武培真
“教育非与生产搞联合不可。到大会上，我还要讲。”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张维和我临别时，特别强调这一点。
这位在清华大学主管教学和科研近二十年的前副校长告诉记者：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高等院校，人才聚集，科研设备、技术资料齐全，特别象清华大学这样的以工为主的综合大学，更具有解决生产问题的优越条件。与生产联合，既有助于教育、科研，又可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较快发展。
张教授坚定地主张教育与生产联合。基于一系列成功的实践，近二三年，该校与二十九个省市区和十几个部委的生产单位挂钩，技术转让和开发合同每年累计近千个，双方受益匪浅。
这种联合，打破了学校“死水一潭”的局面。学生由于得到了较多的实习场所和设计机会，从书本之外获得较多的感性认识，学业更扎实，毕业论文的实践意义更大、水平更高了。许多教师，因为较多地接触实践和研究科技新课题，不单是传授知识的教书匠，而且成了富有新知识和实践经验、为学生信赖的导师。这种联合为学校反馈大量信息，又有助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选题。同时，技术转让所得收入，又进一步武装了科研队伍，改善了科研条件。该校1985年科研费近三千万元，比1965年增长十倍，大部分来源于横向联合。
这种联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社会效益显著。据了解，由清华大学研制、属于我国首创并由二十多个厂家投入生产、全国多数棉纺厂投入使用的新型塑料“合金”纬纱管，取代了数以亿计的木质纱管，仅此一项，年效益即达一亿元以上。这种横向联合已从单项技术开发扩大到对整个企业和整个地区的技术改造。
张维还特别指出，高校与生产部门联合，可使经济建设走捷径。自十九世纪以来，我国科技教育界有许多人出国进修，不少研究课题在国外开花结果。我国从国外工业界引进的先进技术和产品，有些就是中国人在国外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科技教育界与工业界渠道不通。本来，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应有试制（技术转让）环节，我国的工业体制和财政制度不能提供这方面条件。而且，教育和生产还被体制上的条块分割所困扰。这些都严重地阻碍着生产的发展。教育、科研与生产横向联合，可以克服这些弊端。
有人担心，这种联合势必出现学校的教师、科研人员在生产部门的兼职现象。这是否合乎中央规定？张教授说，要把技术开发和干部经商区别开来。这种兼职，是正常现象，不属经商，对国家经济计划有益无害。取得一定报酬，也是应该的。开辟技术市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只能鼓励，不应限制。
第2版()
专栏：
实事要办实 好事要办好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市长李瑞环一席谈
本报记者 石德连
“实事要办实，好事要办好。”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对改善人民生活问题的体会。
从1982年以来，天津市每年都以政府名义作出决定，为改善人民生活办一些实事。三年里，全市包括各单位在内，所办的实事累计起来是相当可观的。去年，是办实事大丰收的一年，先后完成了中环线西半环工程，新建了三百二十六万平方米住宅，改造了“三级跳坑”住房，建设和修复了青少年活动中心、古文化街、国际商场、蓟县古长城，整修了六十条街道，并开始了城市气化工程。这对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城市面貌、完善城市功能、鼓舞群众士气、密切干群关系、促进各方面工作等，都起了明显的作用。对此，李瑞环谈了几点体会。
“一是办多数人受益的事。如在研究今年办实事的过程中，我们与人民代表座谈，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进行了户卷调查，最后根据多数群众的要求，确定把抓好居民住宅、市场物价、医药卫生、环境保护、孩子上学等，列入今年要办的二十件事。坚持办多数人受益的事情，就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事情就容易办好。”
李瑞环说：“第二条，办群众最急需的事。这虽然有时只是少数人受益，但是，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解决少数人的疾苦，可温暖全社会。
“第三，办长远起作用的事。要解决群众的急迫问题，但不能完全去求急功近利。群众的利益，既有当前利益，也有长远利益。一般来讲，群众往往对当前的切身利益注意得多，领导者的责任在于高瞻远瞩，既考虑当前又想到长远，搞好远近结合。办当前需要的事情，尽可能地为长远作铺垫、打基础，而不能给将来安钉子，设障碍；办长远的事，尽可能地结合当前需要。这样办实事，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后劲，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大的利益。”
谈起天津市政府为人民办实事能够说到做到时，李瑞环深有体会地说：“要办力所能及的事。当前，在人民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许多困难，群众要求解决，应该说是合理的。但是，只有那么多钱，那么多物，不能百废俱兴，一个时期内只能集中力量解决一批问题。如果项目列得过多，把财力、物力‘撒芝麻盐’，甚至连急需办的事也办不了。”他还说：“实事办实有个领导问题，我体会一要有实招，二要有实力，三要讲实干，四要讲实效，善始善终，善做善成，不拖尾巴，不留‘胡子’。”
话题转到办实事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李瑞环的体会是：“为人民办实事，不仅要改善人们衣食住行的条件，还要注意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精神文明建设，既是我们办实事的目标之一，又是将实事办实、好事办好的根本保证。”
第2版()
专栏：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三月二十六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大会。图为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 刘少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