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纪律是端正党风的重要保证
强晓初
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有铁的纪律。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铁的纪律，仍然是我们抵制和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端正党的思想作风，顺利进行两个文明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
陈云同志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端正党风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当然，对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得这么深刻，持有“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这种态度的，还大有人在。如果党风、社会风气搞不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肯定是搞不成功的；即使经济有所发展，也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嫁妆，因为精神方面的变质，反过来会影响和导致整个经济的变质。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和放松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要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最坚决的措施端正党风，维护党规党法。
纠正不正之风，既是当务之急，又是全党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动员全党，上下左右一起抓。要表扬好的，惩处坏的，奖惩严明，以昭昭之理而扬正气，以严峻之法而惩腐恶。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党纪党法的尊严，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包括纪检组织，存在着软弱和纪律松弛的状态。少数单位和部门违反法纪的现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有的以权经商，买空卖空，倒买倒卖，从中牟利；有的假公济私，乘开会、出差之机，借参观学习之名，用公款游山玩水，请客送礼；有的弄虚作假，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等，“一切向钱看”，实际是在谋财害命；有的与坏人勾结，同流合污，非法炒买炒卖外汇，行贿受贿，走私贩私，逃避关税；有的玩忽职守，甚至发展到渎职犯罪的地步；有的复制、贩卖、播放、传看淫秽录相，道德败坏，腐化堕落；有的出国不顾政治影响，丧失人格、国格，等等，给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他们置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顾，我行我素，甚至有法不依，执法犯法。这些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的行为，不仅干扰和破坏经济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严重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毁掉了一些干部。探究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除思想的和社会的根源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执行党纪和法纪“失之于宽”。这是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它启示我们，不严格执行党纪、政纪、法纪，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就是一句空话，两个文明建设也会落空。为此，今后必须：
第一、执法执纪从严。十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党纪国法，歪曲、破坏和废弃党和国家的法纪，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很大的“后遗症”。因此，消除这些影响的关键，就是要从严治党，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一般的说，党内的和党外的犯错误，对党内的要严；党内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犯错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因为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犯错误危害大，影响也大，不仅是个人的声誉问题，更重要的是影响或损害党的形象。因此，对他们从严处理作用也大，有利于挽回影响。当然，我们讲的严，绝不是说越严越好，越重越好，不是重复过去那种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而是要严得合理、合纪、合法，真正达到既能挽救本人，又能教育大家的目的。
第二、惩办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严惩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达到教育的一种手段。我们历来主张施教于先，执法于后，先晓之以理，导之以规，再绳之以法。这就是说，我们不搞惩办主义，但要杀一儆百，“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这样，才能刹歪风，正党风，扶正祛邪，取信于民，尽忠于党的事业，保证各项工作不断地向前发展。对于出现的问题，如果是原来没有明确规定的，或者政策界限不清楚的，或者是属于没有经验在探索中发生的问题，都应立足于教育，晓以利害，总结经验教训，不可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但如果是打过“招呼”，特别是中央已三令五申、人所共知的规定，还明知故犯，给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的，就必须从严处理，绝不能以各种借口或理由原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者“痛而后畏”，以儆效尤。
第三、党纪面前要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纪面前也应如此。党有党规，国有国法，不管什么单位、什么人危害社会主义利益，败坏党风，违法乱纪，除了依纪依法秉公处理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对于设置障碍，干扰案件查处或为有问题的人说情开脱、袒护包庇的，不管是谁，都要追究其责任，严重的还要依法予以惩处。在党纪国法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该撤职的撤职，该开除的开除。对于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照法律，该捕的捕，该判的判，该杀的杀，绝不能姑息养奸，遗留后患。现在少数犯罪分子所以有恃无恐，斗胆包天，一犯再犯，就是由于我们在处理某些案件和人的问题上，往往遇到干扰和阻力。有的人只讲人情，不讲法纪，只讲关系，不讲原则，甚至徇私枉法，官官相护，使有的案子处理不下去，或表现为上轻下重，亲轻疏重等等。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是纪律检查机关的基本任务，每个纪检干部都要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在重大是非问题面前，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一切歪风邪气和腐败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为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搞好两个文明建设而奋斗。 （本文作者是中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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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上梁正 下梁正 刹歪风 腰杆硬
安阳县煤炭局党组成员带头端正党风
河南安阳县煤炭局党组领导成员严于律己，带头端正党风，带动和促进了全局党风的明显好转。最近，县委决定在全县推广他们的经验。
这个局党组在建立党风责任制和进行党风大检查的同时，局党组成员在“人、财、物、吃、用、行”六个方面制定了“十不准”，并作为文件发到基层，让广大职工监督检查。在一些群众比较敏感的问题上，他们更是行得正，被群众奉为楷模。去年合同工自然减员，县劳动局给这个局分配十八个招工名额，消息传出，有的上级领导同志打电话、写条子，有些老同志出面说情托关系，还有一些机关干部伸手要。在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金生的建议下，局党组决定党组成员和局直属机关不准占用招工名额，招工名额全部分给基层单位，并将决定公布于众。各厂矿都严格按规定招了工。工人称赞说，有这样的好领导，我们放心。去年8月，有个煤矿的副矿长私自把六个干部子弟从井下第一线调为机电工，其中有局党组成员张成敬的孩子。老张知道后，马上请求局党组进行干预，局党组及时协同矿总支进行了处理，批评了这个副矿长的错误，使这六个干部子弟又返回了生产第一线。近两年来，这个局党组一班人对外不讲“关系学”，对内不搞特殊化。
上梁正，下梁不歪。在局党组领导成员的带动下，全局党风明显好转，出现了许多自觉抵制不正之风的好人好事。有个工人想为妻子调动工作，买了一箱啤酒送到干部吴玉生的房子里，老吴坚决让他全部搬回去，并批评他说：“该办的事，不送礼也要办，政策不允许的事，送礼再多也不能办”。局直乡村煤矿办公室主任王日才，秉公办事，拒绝受贿，仅一年多来，就拒收各种礼品十多次。党风的好转，也促进了全局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一年来，这个局共涌现出四个先进党支部，二十二名模范党员，二百五十名先进生产者。
（刘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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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市委副书记受处分
黑龙江省黑河市原市委宣传部长张××于1984年1月被提为市委副书记。同年4月，市委机关党委责成组织委员通知张××：今后到纪委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当时，张要求继续留在宣传部党支部。组织委员向他解释说：“按照黑河市的惯例，主管党群工作的书记都在纪委支部过组织生活。”9月，张××又一次向机关党委提出，在宣传部支部过组织生活。10月，机关党委研究并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张××仍然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从1984年1月至6月和1984年10月至12月，先后九个月未按时交纳党费。
黑河市委宣传部党支部、市委机关党委、市委常委对这件事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张××身为主管党群工作的市委副书记，不按期交纳党费，较长时间不到基层支部过组织生活，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决定给予他党内警告处分。
（黑龙江《党的生活》供稿）
编后
主管党群工作的市委副书记，长期不参加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不按期交纳党费，是缺乏组织观念、党性不强的表现。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应以此为戒。按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和交纳党费，这是党章对党员提出的明确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按照这个要求，自觉地去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率先垂范，作出榜样，绝不允许以领导者自居，做不参加组织生活、不交纳党费的“特殊党员”。机关党的组织也应把党的组织生活切实抓紧。越是党员领导干部，越要对他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使他永远置于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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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地委书记的一天
李劲夫 霍桂华
元月29日上午，寒风瑟瑟。湖南省岳阳地委书记詹顺初同志驱车来到湘阴县石塘乡双桥村双桥组听取群众对党的现行政策和中央一号文件的意见。老詹首先来到农民甘铁成一家，问他家开辟了一些什么生产门路。“除了种好几亩责任田外，就是喂猪，办小果园，用手扶拖拉机搞运输，买了机器，加工农副产品，二儿子还做木工。”甘铁成一五一十地说给詹书记听。“1985年的纯收入有多少？”詹书记笑着问。“我的记性不好，记不清啦！”甘铁成是个勤劳、精明的人，家庭一年的大体收支怎么会记不得呢？老詹察觉他有顾虑，忙向他宣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会变。劳动致富，收入再多也要受到保护。甘铁成听这么一讲，心里乐滋滋的。这时，老詹对陪同来的乡党委书记李铁罗说，在宣传、贯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时，我们既要尽力做好扶贫工作，又要继续大力宣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让农民放心。临别时，老詹鼓励甘铁成把屋旁的果树种好。
离开甘铁成家，詹顺初同志朝前面的丘岗地走去，边走边看。长岭区有六万多亩丘岗地，已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还有近两万亩适宜种植水果，但农民缺乏这方面的技术。1984年冬，区里从外地购回十二万株桔树苗，由于农民没有掌握栽培技术，栽后冻死不少。午饭后，在石塘乡政府的会议室里，老詹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区、乡党委书记关于开发利用丘岗地，发展水果生产的情况汇报，同县科委主任等同志研究了如何搞好技术服务的三条办法。
下午北风更大了，气温降得厉害。詹顺初同志继续深入到安静乡了解乡镇企业情况。当得知乡上有个工厂停办了时，他很快赶到那个厂。这个厂共三十人，1985年上半年筹办，6月投产。产品销路好，半年时间，产值达十万元，盈利一万多元。詹顺初同志问厂里负责人：“为什么停办了呢？”“资金短缺呀！”晚上，詹顺初同志和县委、县政府领导商讨发展乡镇企业的问题。他反复说明，不能因为强调“无农不稳”而忽视“无工不富”，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接着，他和县里同志商定了两条办法，解决一些乡镇企业缺资金的问题。这时，已近二十一点钟。然而，詹顺初同志仍无倦意，回到县政府招待所后，又捧起《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文件》读起来了！（编者按：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而不是坐享清福、指手划脚的“官老爷”。“领导就是服务”。詹顺初同志不畏辛苦，体察民情，解决实际问题，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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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致富的领路人 农民的服务员
徐绍义
河北省雄县米家务乡米西村党支部在经济改革中，加强组织和服务工作，全村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协调发展的好形势。
米西村党支部十分注意因势利导，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一方面，根据本村工副业生产基础较好的特点，组织群众发展工副业生产，五名支委主动为群众从事工副业生产铺路搭桥，作示范。二是加强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为农户发展工副业生产排忧解难。村党支部提供的服务项目多，范围广，从办理营业执照、写证明信，到质量检验等。在支委一班人的带动和帮助下，全村工副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两年多来，这个村大力发展以电缆和纸花为重点的工副业，全村90％的户都有生产项目。1985年，全村工副业生产总产值达六百四十三万元，向国家纳税一百万元，平均每人向国家纳税一千元。
为了使工农业生产协调发展，村党支部教育群众克服“赚钱就是一切”的思想，重视农业生产，并积极带领群众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了积累支农基金，他们在提供服务、积极扶持农户发展工副业生产的同时，按上级有关规定向联合体和个体户收取必要的服务管理费，用这笔收入购置农机具，修水渠，办水电，铺马路，建校舍，发展公益事业。现在，全村水浇地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90％，每亩地的浇水费用由原来的六元降到一元，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生产大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提高。村党支部在农民中的威信更高了，不少农民夸支委们是“农民的服务员，致富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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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防火、防水、防纪委”析
王玲
最近，听到一句顺口溜：“防火、防水、防纪委。”为何编出这么个顺口溜？原来某单位负责人巧立名目，滥发奖金、毛料，被纪检部门查出后，受到严厉处分。受处分者耿耿于怀，视纪委如“洪水猛兽”，于是，编出这句顺口溜，一方面发泄心中的不满，一方面表明他将采取“防范”这一对策。
违纪者之所以将纪委与“水”“火”相提并论，是因为纪委与水火有相同之处——既不讲情面，又威力巨大。当然，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纪委只查处无视党纪者，而水火则“一视同仁”。
明曰“防”，实则也有点“怕”。这个顺口溜，也从反面说明我们的纪检工作有起色、有成绩，至少使一些人在违法乱纪时有所顾忌。
刮不正之风的人采取“防守”对策，并非表明弃旧图新，只不过慑于党的纪律的威力而暂时不敢轻举妄动罢了。为了坚决刹住不正之风，领导机关尤其是纪检部门的同志必须不断进击，常抓不懈，使那些无视党的纪律的人防不胜防，直至改恶从善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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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仅仅是乔迁之喜
今年初春，记者在铁道部兰州机车工厂采访，巧逢一些职工庆贺乔迁之喜。说起分房事，他们更是喜上眉梢。
1985年10月，机车厂原党委书记因工作调动把家搬走了，留下一套四十平方米的住房。
这套住房分给谁？全厂五千多双眼睛都盯上了。一百多名要结婚的大男大女虽不敢奢望住进去，但他们希望“住房困难户”搬进去，倒出一间给自己当“洞房”；还有近三百个住房困难户渴望自己能交上“好运”；更多的人却是想通过这套住房的分配，看看刚组建不久的工厂新领导班子的作风究竟如何。
僧多粥少。房管科长心潮翻腾：
厂长兼党委书记薛振藩住在漏雨的四楼，又有老人，很不方便。这套住房是三楼，是不是让他往下挪挪？
副长厂朱臣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半房里，孩子也大了，是否让他搬进去？
副厂长严福保才住一间房，家里来个谈话的，捉襟见肘，妻子孩子陪着不睡觉。这套房子给他？
总工程师家才住二十多平方米，还有党委副书记……哎呀，还有那么多要房子的职工。房管科长觉得他面前的难题象陈景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
再说四年前，机车厂曾闹过一场“分房风波”。当时，个别领导为自己挑房子、批条子，房管科留房子，少数党员带头抢房子。一百九十套新房分不下去，被抢占六十八套。三天之内工厂象闹了场“地震”。这个教训是沉痛的。
“分给谁，分给住房最困难的职工。”工厂领导不约而同地说。房管科长心亮了，腰也直了，将这套住房分给了七口之家的老工人范振坤。
范振坤喜，喜他有了宽敞的住房；全厂职工喜，喜他们的领导有先人后己的风格。
但也有少数人喜中带忧：是否因为一套房子不好分，让出去做个姿态？且看年底。
1985年底，机车厂一百四十四套住房竣工了。
薛振藩说：“我的房子漏雨，修修还是好房子。现在‘房子、票子、孩子’已被人们看作一个单位党风情况的晴雨表，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群众认识我们，信任我们。”
朱臣说：“为民谋利，艰苦奋斗，这是党的传统，我们丢不得。”
严福保说：“前任班子交给我们一个‘六好企业’，我们肩上的担子重得很。让套住房又何妨，党风端正事业长。”……
结果，九位厂级领导谁也没有向房管科要房子。一百四十四套新房按照厂职工代表大会的意愿分给了职工。厂纪委副书记原准备接待一些对分房有意见的职工，至今却没有一个上门的。
老工人范振坤对记者说：“我把一肚子要说的话都说给你听：党风好转大有希望！”
新华社记者 曹永安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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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钱不认法
原载《广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