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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有一个正确的艺术观
吴作人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第三十八项，阐述了各项文化事业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为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提出了各项方针、政策。这些都是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我表示衷心拥护。
保持党的文艺政策的长期稳定，有利于文艺创作的繁荣昌盛，也符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文艺事业这一基本任务的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从“左”的倾向中彻底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存在有不健康的、落后的因素（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内部的）的干扰。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需要我们创造大量好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的艺术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艺术观，也要有正确的世界观。
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开展了与世界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也不断促进着本民族艺术的发展。对“传统”，对“外来”，都应当有取舍地借鉴，要消化变为自己的，用以发展和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
要成为世界性的、国际性的艺术，首先必须具有民族性。具有几千年优良传统的中国艺术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得到承认、推崇，获得应有的地位，就是因为中国艺术有它的独创性。如果我们自己把这点宝贵的东西丢掉了，去模仿人家，任你怎样模仿也走不到人家的前面。这就象“邯郸学步”那个寓言，一个人尾随人家的步子，跟不上，反倒把自己的步子也忘却了。总之，我们中国人要走自己的步子。
我觉得这类问题并不限于美术方面，可能在文艺界带有普遍性吧？！
（本文是作者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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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尚雅合群 随流不俗
——祝贺中国昆剧研究会成立
林默涵
由首都一些社会热心人士和文艺界同志发起，经过半年多的积极筹备，“中国昆剧研究会”终于在本月15日正式成立了。不久前，文化部也成立了“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打算对昆剧艺术采取特殊保护政策。这是十分值得庆贺的事情。
昆剧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迄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明代中叶到清初的一、二百年内，是昆剧的鼎盛时期，曾经产生过许多杰出的作品，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都是驰名中外的传世之作。昆剧音乐继承了唐宋大曲、宋词、鼓子词、唱赚、诸宫调等我国古代音乐和当时的民歌小曲，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至今不少剧种和民族音乐中还保留着许多昆剧的曲牌和声腔。它的一些保留剧目（特别是传统折子戏），长期不断演出，积累和传下了精湛的、丰富的表演艺术精华，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演体系。昆剧在文学、音乐和表演上的这些成就，使它成为我国民族戏曲的代表剧种。它对稍后产生的众多兄弟剧种有着深刻的影响，我国现存的绝大部分戏曲剧种，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昆剧的滋养。
然而，这样一个历史长、影响大、成就高的剧种，近一、二百年来，却渐趋衰落，到解放前夕，已经奄奄一息。建国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出现了誉满全国的《十五贯》，昆剧才又重放光辉，真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它获得了新生。
昆剧发展史上的中道衰落，其原因除了受当时社会条件的影响之外，其本身也存在由于格律、程式严谨，易于陷进凝固、保守的倾向；兄弟剧种大量地从昆剧汲取养料，振翅飞翔，而昆剧自己却老大自封，长期停滞不前；加上曲文深奥难懂，难于做到雅俗共赏，因此，当梆子、京剧等花部诸腔兴起之日，称作雅部的昆剧就“曲高和寡”，被夺走了广大观众。
尽管如此，昆剧长期衰而不亡，虽奄奄一息而终不咽气，这个事实，又表明这一剧种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的幽婉雅致的曲调，深刻、含蓄而优美的表演，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如《牡丹亭》、《烂柯山·痴梦》等剧的艺术感染力，是其它剧种无法代替的。
民族文化艺术遗产，有两类：一类是有“形”的，如文学作品、剧本、书画、雕塑、建筑物等等，这种有“形”的遗产，只要照原样保管好，就能流传下去；另一类，如戏曲、舞蹈的表演艺术，音乐的歌唱和演奏艺术，工艺美术品的制作技艺等等，却是存在于艺术家身上，要靠艺术家的头脑、躯体、手足、眼睛、咽喉等等来保存、表现、传达和发展的，如果没有一代一代艺术家去学习、继承、保存下来，并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加以提高、发展，就会衰退或绝迹。所以，对于后一类文化艺术遗产，应该引起我们加倍的重视，决不能让它失传，因为那样是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代的。
我们提倡振兴昆剧，正是为了抢救、保存、继承、发展这一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使之更好地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
当前，在执行对外开放、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方针下，一些资产阶级的腐朽文艺和思想不可避免地会趁机进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也会抬头，提倡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抵制盲目崇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昆剧研究会的任务中有一条，要在大学里、特别是文科学生中，普及戏曲知识，使他们能欣赏祖国的优秀戏曲艺术，这确是一项重要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来，昆剧已逐渐为外国观众所理解和欣赏。去年江苏省昆剧院曾被邀到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有一个国家的报纸评论说：我们的社会是很肮脏的，昆剧《牡丹亭》中的人物和故事，却给了我们纯洁的艺术享受。的确，大多数人总是需要高尚的精神生活的，《牡丹亭》中青年男女对梦中爱情的忠贞不渝、之死靡他的精神，不能不使人深深感动。所以，如何把我们优美的戏曲艺术有计划地介绍给外国观众（不能只搞商业性演出），这也是昆剧研究会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总之，我们提倡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不是要抱残守缺，迷恋“国粹”，而是要使它能为更多观众所欣赏，以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阿甲同志给北方昆曲剧院的题字中说：“尚雅合群，阳春白雪；随流不俗，下里巴人。”我觉得，这几句话很好，愿中国昆剧研究会能有助于昆剧界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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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的脚步
——读韶华的《过渡年代》
胡采
老作家韶华的长篇新作《过渡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记录了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间，中国人民所迈出的非常豪迈又多少有些令人遗憾的脚步。这些，今天当然都已经是历史了。但我们这些从这个历史时期走过来的人，联系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实际，来阅读作家为我们所谱写的这些真实动人的历史篇章，心情却很难平静，既感到非常亲切、兴奋、回味无穷，有时也不无某种伤痛之感。青年人对这段历史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面对着书中所揭示的重大的生活矛盾冲突，也不能不为众多的主人公们的奋斗、牺牲、欢乐、愁苦、怨愤和个人命运的多舛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生活故事所深深感染。
《过渡年代》以当年一个大型水库的建设过程为大的背景和故事展开的主轴或主线，以便能够舒展自如地、开放性地描写社会生活，描写人，描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生活际遇、矛盾冲突，并旨在通过这种描写，展示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怎样从那个既伟大又复杂的年代，从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走过来的。如果说，这种写法也可以叫做“写传”的话，那么，这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写传，为当代历史生活写传，为战斗的人民写传。
作者曾经在水库工地生活工作多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作为生活底蕴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主人公们的思想、感情、性格、道德、情操以及涉及到心灵世界的真善美与假恶丑方面的那些入骨三分的描写，这既是作者在实际生活中长期观察的结果，也是作者同他的主人公的原型人物们直接打交道、交心，并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锋，从而获得了丰富深刻的感受，并进而做了艺术上的升华的结果。
站在八十年代的时代高度和思想认识高度，来描写发生在五十年代带有一定复杂性和曲折性的历史生活，如何既能体现作家思想认识上的时代高度，又能保持当年历史生活的更大真实？这里面存在着矛盾。还有，具体的水库工地生活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实际上也就是一定生活环境的具体性。具体性一失去，生活的真实性就难以存在了。但在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对于作品的总体设计上，又想通过这种具体的和有相对局限性的关于水库工地生活的描写，去表现具有广阔社会意义的东西，去表现那些能反映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生活脉搏的东西。如何把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好，这也有矛盾，有难度。在文艺创作上，解决这些矛盾，克服这些难度，终究是要靠作家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功力。具体的解决办法可能有多种，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通常人们所说的从历史实际和生活真实出发，在艺术描写上采取典型化方法和典型化手段。从事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要想完全抛开典型化方法，而能创作出成功之作来，这是很难想象的。韶华在《过渡年代》中，对于矛盾双方分歧问题的描绘，对于人物思想性格的刻画，是明确地、有意识地运用典型化方法来进行创作的。作品所塑造的陶冶、秦可道、陆希扬以及赵媛、姜之萍等一系列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典型化的艺术高度。
具体地分析《过渡年代》的创作结构，可以看出，作者在解脱作品生活基点的局限性上，在达到能够开放性地反映生活的广阔程度上，是用了心思的。我们看到了如下两点：第一从水库工地这个生活基点向外开放，向外延伸，以拓宽作品的生活领域，这并非作者的纯主观设想，而是水库工地这个本身基点、本身生活的发展所形成的客观要求。第二，作品中主人公们的生活、思想、性格，牵引着他们走向各自不能不走的那一段生活路程。当他们走上各自的生活路程时，也就自然形成若干个不同的生活的流。这种生活的流，既是属于生活的拓宽领域，又是水库工地这个总体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创作上讲，这是一个艺术整体。
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终究要通过人物的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而表现出来，其中有些冲突起着推动、揭示、激发人物思想性格进一步发展的杠杆作用。在《过渡年代》中主要矛盾双方的代表人物陶冶和秦可道身上，作者不惜多花笔墨，把两个不同的灵魂、不同的人物性格、不同的人生哲学和人生目的的追求者，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赵媛和姜之萍这一对亲如手足的姑娘，在为人上都堪称楷模，但在爱情观上却常常发生争执。赵媛勇敢地、坚定不移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姜之萍却被环境和追求者所左右，导致终生悔恨。作者围绕着姜之萍恋爱婚姻的真实而又曲折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心地善良却优柔寡断的姑娘的性格悲剧。
我们现在看到的《过渡年代》，只是这部长篇巨著的第一部。愿早日读到第二部、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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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的突破 新的起点
——从《新星》等优秀电视剧谈起
丁浪
电视剧《新星》，以其耀眼的光芒在文艺长空猛然升起，引人注目。这部电视剧，连同春节前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寻找回来的世界》、《她们和战争》、《诸葛亮》、《西游记》、《巴桑和她的弟妹们》一起，把不同层次的观众都吸引到电视机前。同一个时期，不是一部而是多部电视剧受到好评，这表明电视剧艺术工作者已经把注意力放在提高质量上。电视剧有了新的突破，也是我国电视剧的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多年探索、思考、实践，迸发而形成的一个良好的势头，它预示着电视剧创作将日趋成熟、日益繁荣。
《新星》在屏幕上出现所带来的反响，是近年来少见的。李向南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千百万观众新结识的朋友。人们在李向南身上看到了党风根本好转的希望，看到了中国改革大业的光明前景。这深刻地反映出广大观众的美学追求和欣赏趣味，他们在艺术上追求更高的境界。
一部电视剧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引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广大读者和观众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品？事实表明，文艺固然在引导观众，而热情的观众也在引导、鼓励、敦促甚至是强迫文学艺术家回答时代的呼唤，作出自己的选择。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人民群众要求文艺作品能够准确地表达出他们的愿望，丰富地展现出他们改造现实生活的风貌。
《新星》在反映时代的深度和广度上比过去某些电视剧具有更多的特色。它敢于直面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并且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剖析它，成为描绘中国当代农村的巨幅画卷。它敢于解剖那些看来革命却充满着虚伪的人物的灵魂。在屏幕上，它比较丰满地刻画了象顾荣这样一个“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封建家长”式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他对革命有过贡献。但他在古陵经营三十多年，上上下下都有他的亲朋部属，盘根错节，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改革，就要侵犯他的利益，他以不变应万变，玩弄权术，壁垒森严，是李向南面临的巨大障碍。他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可说出的话几乎没有一句错的。作品把这个人物的灵魂刻画得入木三分。正是面对着这种严峻的现实，李向南大刀阔斧、冷静沉着，尽管他经验不足，有些傲气，有时处理问题略嫌简单，但是他敢于和善于排除前进途中的障碍，这个人物形象就活生生地站起来了。李向南和顾荣的交锋及其强弱的转化，既真实生动，又富于哲理性，因此，更能把观众引向深入的思考，引起共鸣，更有艺术感染力。既敢于契入生活的漩涡，表现时代生活脉搏的跳动，又避免过去那种“写中心、演中心”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这是我们当前电视剧创作的一个新的突破。至于表现社会矛盾，问题不在于尖锐不尖锐，而在于是否正确地把握了矛盾的性质，并能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去剖析它；是否塑造了时代新人的形象，并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反映了生活的主流，写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回答了时代的呼唤；在于是否具有令人向往的艺术魅力！这正是《新星》以及近期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成功的关键。
艺术的独创性也是至关重要的。有些反映现实生活、表现尖锐矛盾的作品为什么不吸引人呢？问题在于缺乏艺术创新。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不但要开掘深，而且要寻找艺术表现的新的领域和新的角度。《新星》表现李向南撕开重重关系网时，一反影视艺术不宜有过多语言的常规，用了大量精彩的对话、旁白，这种政论性风格，有助于保持原著的气势和基调，以及揭示生活矛盾的深度与广度，别具一格。《寻找回来的世界》这类题材很难掌握，过分了可能满目龌龊，表现不足又可能失真，该剧分寸得体。它的新颖之处就在于能从触目惊心的美与丑的斗争中，捕捉生活的美、生活的诗意，把观众引向一个美好的艺术世界。《她们和战争》是军事题材，但与一般写军人的作品不同，它把军人的妻子作为主人公来歌颂，作为了解军人心灵的窗口，角度很新。《巴桑和她的弟妹们》是表现少数民族现实生活的，它通过一家普通藏民在生活上、观念上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出西藏变革的轨迹，充满时代推移的流动感，向观众展示一幅幅从未见过的当代西藏高原的风情画，别开生面。
《新星》等电视剧的成功，说明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在开掘的深刻和表现角度的新颖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这也是新的起点。我们热切期望电视剧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早日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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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老佬》〔中篇小说〕
作者 王兆军 载《青年文学》1986年第一期
乍看起来，这篇小说颇有点荒诞不经的味道。生活在史家村的史光辉（绰号“不老佬”），虽然年逾半百，身体发育仍然停留在少儿阶段，但他头脑发育很正常，并开始衰老了。他的家庭成员结构，普通又独特：有善良慈爱的母亲，留学法国的老二，识书达理的老三，开出租汽车的老四。
兄弟三人一致认为，大哥“不老佬”这种不正常的发育情况，是生理机制失调的结果，是一种病态，希望他能采纳老二的建议到法国马赛医治沉疴。“不老佬”对兄弟们的说法极端反感，他确信自己非但无病，而且比一般人更有发展前途。他有他的理由：长得慢是好事，长得慢活得就会长。他把五十年来的有限经历和街谈巷议当作知识炫耀。当然，他不愿快长也有点内心隐私：怕长大了要干很多很重的活，怕跟大人们一块变“坏”，怕不能再指挥那些不懂世事的毛孩子……在不老佬面前，老三的直言相劝碰了壁，倒是老四的欺骗几乎把他哄上去异国求医的飞机。
小说情节简明，人物滑稽，但内涵深邃，读来不觉轻松。因为作者在结构这则趣闻逸事时，以凝重的笔触，熔铸了自己对现实生活、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态势等多方面的思索和认识。 （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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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唐山大地震》
〔报告文学〕
作者 钱钢
载《解放军文艺》一九八六年第三期
这篇十几万字的报告文学，详尽记录了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过程，有幸存者的痛苦往事，有抢险者的难忘记忆，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作者写了地震后的各种场面，既有全景的鸟瞰俯视，又有近景的特写白描，从指挥抗灾的中南海紫光阁到唐山废墟上的塑料棚，从坍塌的大楼到封口的煤井，从繁忙的机场到瓦砾中的医院，直至骨肉成山的堆尸场都有相当详尽的描述。但更多的篇幅是写经历了地震的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援救更多的同伴而做出的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那五位封在井里的男子汉，饿着肚子奋斗十五天；那重伤的司机，硬是把一车伤员送到目的地，自己却死在方向盘上；那家被砸平的盲艺人，又拨响了呼唤生机的琴弦；那六十岁的外国老人刚被人救出就加入了救人的行列；那看守所的囚犯，在灾难中又重新检验了灵魂；还有抢险的战士、科学工作者、医生和精神病人，老人和儿童……所有的人们都在这特定的场合，用行动表现了自己的本质。这些又是发生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九七六年夏，更有其特殊的意义。正如文中所说“那些美丽得令人伤心的东西，那些亲切得令人断肠的东西，那些坚硬得令人发抖的东西……一切属于人的品质都包容了。”
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但是人类却能逐步认识大自然，在同自然坚韧的抗争中生存，繁衍，发展，生生不息。作者重述往事，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一事实，同时也讲到了人与人、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让人们回忆与思考。
作者多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深刻的思想内容，还有大量史料和数据的引证，更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袁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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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抢稿战”的另一面
秦石
滕云同志在《令人担忧的“抢稿战”》（载本报3月10日）中批评了一些文学刊物的编辑“蜂聚于名家之门争夺名牌稿”，造成“抢稿战”。这批评诚然有理，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抢稿战”的另一面则是某些作家“一女许几家”。据我了解，大凡造成“抢稿战”的，几乎都是由于作家将未完成的作品先答应了甲刊物，而在乙刊物来约稿时，又答应给乙刊物。于是，甲乙刊物只好竞相争夺，往来于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相互谈判，争吵，再谈判，再争吵，最后协商不成，只好重复发表。此事不乏其例。作为刊物的编辑，当然要尽量去组织好稿件，包括名家的稿件。而某些作家，可能是因为出了名，便再不象从前未出名时在编辑面前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现在只闭门家中坐，稿约天上来，不愁写出的作品发不出去。有的作品还没动笔，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东也答应，西也许愿，逗弄得刊物编辑团团转。更有甚者，今日给甲刊物发信，明日给乙刊物拍电报。编辑信以为真，拿个棒槌当作针，结果只好你争我夺，作家却躲在一边，俨然成了受害者。
因此，批评“抢稿战”，仅仅批评编辑是不全面的，作家也有重要的责任。无论是作家，还是编辑，都应该本着对读者负责、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负责的态度，使作品精益求精。
解决“抢稿战”，也不是没有办法。据了解，有关部门为了“保障作者和出版者双方的合法权益”，已经制订了《图书约稿合同》和《图书出版合同》。这两个合同，对作者和出版者双方都有约束力，如果认真执行，不愁“抢稿战”制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