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对“六五”时期经济建设问题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六五”经验研究课题组
编者按：本文是在刘国光主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员分工负责、集体写成的。原题为《对“六五”时期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全文共三节，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现将前两节分两次摘要转载。标题是我们加的。
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纠正了以往脱离中国实际，从定义和概念出发，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等错误，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六五”时期我国在经济建设和改革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回顾和思考“六五”时期的成就和历程，将使我们的思想更加明确，方向更加坚定，行动更加自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发展战略从数量增长型向
效益提高型的初步转变
“六五”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时期。1981年即“六五”计划的第一年，赵紫阳总理在向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发展国民经济的十条方针，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开始从片面追求高速增长的传统战略向着新的发展战略转变。五年来，我们的发展战略在一些方面确实有所转变，但仍处于转变的初期，转变的自觉性不够，在执行中甚至有反复。我国“六五”时期的经济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发展的。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如农业和轻工业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明显改善等，都同实行新的发展战略有关；而出现的失误和产生的问题，如投资过多、速度过快等，又同传统发展战略继续发生作用相连。转变的程度不同，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这就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要进一步实现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六五”计划原定工农业生产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平均每年递增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六五”增长速度实绩大大超过计划，其中既有正常合理的部分，也有不正常不合理的部分。由于结构调整，一些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加上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为经济生活注入了一定的活力，这必然使速度加快；但是也有虚假因素和水分在内。某些年份某些部门的增长速度起伏过大。这种高速增长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投资膨胀，靠以小企业挤大、中企业，以落后挤先进，靠大批进口原材料和散件组装。从这些情况看来，今后要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以上情况还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尚未完全摆脱旧的经济增长观念和传统发展战略的影响。这种传统观念和战略采取的是数量增长型的发展模式，其特点是以产值增长为目标，以增加积累和投入为手段，以外延发展为方式，而对于提高质量和经济效益、平衡协调和结构改造、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则诸多忽视。我们应该确立新的经济成长观念，尽快过渡到效益提高型的发展模式。
从“六五”的实践中可以看到，要完成由数量增长型发展模式向效益提高型发展模式的转变，首先要充分认识工农业总产值指标的缺陷和弊端，不再把产值增长速度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成绩的主要指标和考核、评选干部的依据。应当寓速度于效益之中，采用能够全面反映经济活动及其效益的指标，同时禁止层层加码和互相攀比速度。计划留有余地，是为了预防不测，以便及时调整；要改变不加区别地提倡和号召超额完成计划的习惯作法。
速度和效益是经济发展的两个侧面。“六五”时期提出把经济发展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是正确而富有远见的。在一些方面，我们也这样做了，如注意了能源节约，一些经济效益指标，如社会劳动生产率、能源利用率、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流动资金利用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等，比“五五”时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近两年来过分强调了速度，放松或挤掉了对提高效益的要求。“六五”期间某些宏观经济效益指标的改善，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而企业微观经济效益则改进不大。总的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处在从低效益的粗放经营向高效益的集约经营过渡的起步阶段。
从以速度为中心到以效益为中心的转变，关键在于抓住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国的短缺经济本身就存在着追求数量的巨大压力，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又使外延扩张和粗放经营具有可能性，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的难度和风险明显存在，同时现在也缺少提高质量和效益的经济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上到下对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不是十分明确，政策措施不是非常坚决有力，经济机制和企业行为没有显著的改变，那末，“六五”期间存在的经济效益不理想的状况在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产业结构的调整
随着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开始向相对平衡发展战略转变，“六五”时期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和结构比过去合理了。今后应当在坚持抓紧农业、确保轻工业的同时，根据情况变化作出新的安排，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形成工业快于农业、重工业快于轻工业，而它们的差距又不过大的增长格局。
产业结构是一个多支多层多方面的复杂系统。把产业结构的改造仅限于农轻重结构的调整，已不适应我国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实践要求我们寻求一套新的理论和方法，从更广泛、更全面的角度来观察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合理化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缓慢，1953—1980年平均增长5.3％，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大下降。“六五”时期对发展第三产业有所重视，其增长速度开始加快，1981—1984年平均每年增长11.5％，但只是开始扭转长期以来的萎缩之势。从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看，我国还远远落后于很多低收入国家，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因此，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走上平衡协调发展的道路，必须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产业发展和结构改造的一个关键。要认识到，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是实现战略转变、提高效益、改善结构、实现小康水平和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打破对发展第三产业的各种不适当的限制，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第三产业既快于第一产业又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格局。还要注意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逐步建立发达的服务网络。
“六五”的实践再一次证明，要转向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结构合理化，在现代化建设的一定时期，必须保持基础设施的超前发展。我国的基础设施欠帐过多，更需加快建设。“六五”时期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更趋紧张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们本身发展缓慢，而在于直接生产部门特别是加工工业增长过快。因此，为了完成向平衡发展的转变，必须注意控制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的过快发展。
“六五”时期，我国农业劳动者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开始加快。在“农转非”的过程中发展了乡镇企业，加强了集镇建设，从而走出了农业劳动者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离土不离乡”的新路子。这是我国经济结构现代化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容。
“农转非”是一个长过程。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农转非”的速度取决于农村经济的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在“农转非”过程中，要防止发展中国家常见的损害农业和农业萧条的“发展病”。因此，应正确把握转移的速度，以免造成转移进程的反复。
“六五”时期“农转非”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盲目性，主要表现在有些地方的乡镇工业发展过快，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一些乡镇工业的发展方向也有问题。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有些地方对技术进步和生态环境注意不够；一些落后工艺和淘汰产品重新在乡镇企业中使用和生产；资源破坏比较严重；很多地方的污染与乡镇工业成比例发展；不少乡镇企业经营管理混乱。有鉴于此，国家应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强管理和指导，使这些问题及早解决。
产业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地区布局。“六五”时期纠正了过去偏重三线建设、忽视东部地区的倾向，在战略上转为一面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潜力，一面有步骤地开发中西部资源，向经济布局的合理化迈出新的一步。
在我们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的国家，调整地区结构，实现地区均衡发展，需要长时期的努力，不是在一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就能显著改观的。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充实、提高和充分发挥有多方面经济技术优势的沿海地区以及大型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的作用，而不是过早地在地区布局上进行新的战略展开，尽快实现“平衡配置”。三个地区的发展条件各有优劣，加强东西对话，实行合理分工和资源互换，防止各自形成封闭的体系，有利于扬长补短，提高全国的和地区的经济效益。沿海地区要把某些耗能多的行业和传统产品向内地转移，才能有更好的条件向高、精、尖进军。中西部地区应继续打好农业基础，发展交通和文教事业，利用军工优势，扶助地方中小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化“输血”为“造血”，增强自己的内在活力，同样能够提高经济效益，改善人民生活，并为今后的大规模开发创造必要条件。
积累与消费
“六五”期间，一面开始纠正过去以抑制人民消费来维持高积累、高投资进而换取高速度的做法，一面注意保持适度的积累率，并在发现投资规模过大时就加以紧缩和控制。1981—1984年，积累率比“五五”时期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人民消费水平有显著提高，这也是战略转变的表现。
但是，这个战略转变是有限的，并未完全解决积累需求和投资规模过大的传统倾向。虽然积累率五年平均保持在30％左右，不算太高，但是有逐年上升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多，这是“六五”时期仍然出现国民收入超分配的主要原因。在国民收入使用过程中，积累需求过大，带来了挖用库存、扩大物资进口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外汇短缺等问题。“六五”期间发生两次投资失控，形成两起两落。由于采取紧急措施，投资规模终于得到或开始得到控制。但是，每次高涨时都有盲目投资和挥霍浪费，每次紧缩时又有大量损失。由于只控制年度投资规模而比较忽视长期的投资总规模，仍然潜伏着投资随时膨胀的态势。
积累需求和投资规模过大，除了传统经济体制上的原因外，还由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习惯于采取以外延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方式，没有坚决地及时地转到以内涵型为主的新路子上来。应当承认，由外延型为主转到内涵型为主是一项十分艰难和复杂的工作，不亚于一场革命，必须摒弃很多传统的观念、方法和组织方式，学会一整套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
“六五”时期，城乡各阶层人民的收入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这与过去长时期内采取的重积累、轻消费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相比，确是明显的转变。
在战略转变中，由于对消费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客观规律认识不足，也出现了若干矛盾：（1）消费基金曾失去控制，与积累基金相挤压，成为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另一因素。（2）在人们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变化的同时，行业结构、产品结构未能作相应的改变，这也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矛盾。
（3）收入增加后，银行储蓄增长更快，这虽然可以成为积累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但问题在于疏导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例如可以考虑实行住宅商品化，以吸收闲散和沉淀的资金；组织民间信贷和社会集资，发展直接融资手段等。这些都可以减轻货币流通量过多对消费品供应的压力。
在对待消费问题上，我们既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冻结工资；又要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使之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消费资料的增长相协调。
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六五”时期，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有一定的进展，固定资产投资中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部分的投资不断增加，前四年平均每年增长超过18％，约占全部投资的三分之一。技术改造中注意了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某些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如鞍钢、二汽和上海市纺织工业的技术改造效果显著。全部改造项目包括中小企业在内已有几千个。
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扭转重基建、轻技改的传统战略。计划规定的更新改造投资中有相当部分实际上用于添置设备、扩建厂房甚至修建宿舍，技术改造的贷款也有很大部分用于基建，甚至企业自有的大修理基金和生产发展基金也未真正用到更新改造上来。在市场供不应求的条件下，落后设备、落后工艺和落后产品不仅没有被淘汰，有的甚至还增加了。
技术改造主要应当依靠企业，因此必须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由于竞争和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现在企业对产品是否适销、品种是否对路、质量是否优良、价格是否低廉，很少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新产品价格固定，档次过小，优质不优价，既保护了落后，也打击了先进，使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好处不多，甚至吃亏。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短缺加重，也会导致扩大低级产品生产能力的投资活动，造成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低级化。这些都与现代化建设目标背道而驰，是要设法纠正的。
总结“六五”时期经济建设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而发展战略的转变，又是同经济体制的改革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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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一书评介
宋则行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如何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计划管理，这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新课题。汪祥春、傅晓声主编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一书，试图以教材的形式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可贵的探索。
以往的有关国民经济计划的教材，几乎都是以中央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为模式，讨论在这种体制下如何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计划，而回避与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市场的存在及其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必然带来的影响和作用。显然，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实际，从而也解决不了在新情况下对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提出的新问题。这本书则力图摆脱旧教材的框框，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针对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研讨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中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在本书第一章，开宗明义明确提出计划经济是指“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自觉利用市场机制，由社会（国家）按照预定的计划指导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持续地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这种社会经济制度。”本书除了把这个中心思想渗透到各有关章节外，还设立专章讨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例如针对经济体制改革中下放财权后预算外资金迅猛增加的特点，设置专章讨论社会总货币资金的协调平衡计划问题；针对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要自觉运用经济杠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的要求，设置专章讨论经济杠杆在计划经济中的作用，对如何自觉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生产和需求，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分别作了分析，并论述了各种经济杠杆必须集中管理，综合运用，密切配合，以促进国家计划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贯彻《决定》的精神，抓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基本特征，论述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讨论新情况、新问题，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
其次，本书和以往同类的教材相比，在体系上有了较大的改进。一方面加强和充实了宏观计划及其内在联系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精简了同各个部门经济学相重复的编制部门计划方面的细节，使本书的体系显得更为紧凑和精练，突出了宏观经济的计划管理。本书在阐明计划经济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内涵、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国民经济计划体系和指标体系、国民经济计划方法等属于绪论的部分后，首先在第一章就论述了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问题，这是非常恰当的。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确定全局的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实现目标要采用的政策和措施，是统帅国民经济的各类具体计划的。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经济发展的全局。本章把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效益结合起来论述，提出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根本出发点，正确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关键，而制订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于决策的科学化，这些都是颇有见地的分析。在提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之后，再以宏观计划为重点，分别论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其中对工农业生产和运输计划合并为一章论述，以免与各部门经济学科重复，都是比较合适的。
再次，本书吸取了国内外对国民经济管理有用的现代科学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新成果，这在国民经济计划方法一章中表现比较突出。本章论述了各种经济预测方法及其在计划工作中的运用；论述了作为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方法的综合平衡法，特别是投入产出法在计划工作中的应用；论述了国民经济计划的优化方法，重点介绍了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优化模型在计划工作中的应用等等。所有这些都涉及到现代数学方法和经济计量学在计划工作中的运用问题。在计划工作中越来越广泛地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经济计量学方法，这是计划和管理现代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本章中重点介绍的各种新兴的国民经济计划方法，很多尚在探索、研究、实验的阶段，但为读者展示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这门学科的发展趋向。
本书的编写，贯彻了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反映了计划经济具有共性的一些有益经验，但更主要的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反映中国的经验，因而使这部教材具有中国的特色。由于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计划管理，还处在探索和试验的阶段，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经验，因而，这部教材也不可能是十分成熟的。如本书对如何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内容比较丰富，相比之下，对如何在新的条件下使之实施的内容就显得薄弱，希望这部教材随着计划管理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而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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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
高放
什么是震撼社会的大杠杆？这是一个贯穿人类社会历史的大问题。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说过：分工、蒸汽力和机器的利用，“这就是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他在1883年马克思墓前悼词中指出：马克思认为，科学是比什么都更重要的历史的强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的力量。那么，科学技术究竟怎样作为大杠杆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呢？当前的新技术革命涉及哪些领域，取得哪些成就，国外新技术革命有哪些经验，我国应该怎样迎接新技术革命？这些问题，在新出版的黄顺基、李庆臻主编的《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一书中，给我们作了翔实的回答。
全书简述了人类历史的三大变化，接着以现代化生产为中心，分述了现代生产的骨肉
（材料）、血液（能源）和神经
（信息）；展示了作为新技术革命的前沿的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以及管理技术。作者还阐述了技术革命的前提（科学革命）、条件
（教育革命）、后果（产业革命）和前途（社会革命）。最后，介绍了三个技术大国（美国、苏联、日本）振兴技术的经验，归结到我国对新技术革命应采取的对策。
作者大都是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熟悉自然科学，他们广泛搜集世界各国新技术革命的新材料，大胆突破呆板的写作形式，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新技术革命，切实探讨了我国迎接未来的可供选择的几条途径，有根据地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变化趋势。美中不足的是，书中对于社会生产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点，阐述得还不够充分和突出。
《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一书，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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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个学术之谜的专著——《王通论》出版
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学术之谜，就是关于隋代大儒王通及其著作《文中子中说》的真伪问题。自北宋至今，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清初考据大家姚际恒对它一筹莫展，企图以“火其书”了结此案。清末大学者梁启超因困惑而大怒，斥王通为“病狂之人”，骂《中说》是“妖诬之书”。由尹协理和魏明二同志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通论》，对这桩千古疑案作了极为详尽的总结性的探索，基本上解开了这一学术之谜。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发掘了因怀疑而被人们长期忽视了的王通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指出了他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和郑凯堂为该书写了书评（见《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指出这本专著“是一本有价值的著作”。
（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