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国际副刊
域外故友话汉学
刘绍棠
去年8、9月间，我访问了南斯拉夫、民主德国和苏联三国，所到之处，见闻颇多，更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国外的汉学研究。
南斯拉夫的汉学家大多数是七、八十年代到中国的留学生。三年前我访问南斯拉夫，结识了刚从复旦大学毕业归国的李良娜。李良娜回国后没有找到固定工作，生活比较清苦，但是这个娇小玲珑的塞尔维亚女子，宁愿收入不高也不肯改行，潜心致力李清照词的翻译和研究。她热情好客，敏而好学，邀请我们到她家吃茶点，谈论起中国文学如醉如痴。三年后，我又到贝尔格莱德，听说她在以惊人的毅力翻译《红楼梦》。可惜这次我未能见到李良娜。
但在风景如画的斯特鲁卡，我却遇见另一位李良娜。
她叫薇拉·莫达努，是马其顿共和国的一位年轻的女汉学家。她身姿娇小，聪慧，精明，礼貌周全。她和我们初次见面，穿的是中国女式服装，表示对中国的思念和对中国朋友的尊敬。她工作很忙，挤出业余时间来看望我们。幸好她每周休假两天，便应聘担任马其顿共和国首府斯科普里电视台的采访记者，对我们进行电视采访，请我介绍中国乡土文学，我们才有机会亲切交谈。在第十四届国际翻译会议上，薇拉翻译的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获奖，我们向她表示祝贺和谢意。翻译稿酬极低，薇拉翻译出版这部长篇小说，所得稿酬只相当她半个月的工资。国际翻译会议的嘉奖，也只是一张奖状和一点纪念品，没有奖金。薇拉对中国文学的献身精神，令人深为感动。
到民主德国进行访问，我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灿烂辉煌的德意志文学，久已为我所崇敬；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对中国小说的推崇，大大增强我的民族自豪感。同时，由于我三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曾经辅导、结识德国留学生。我曾辅导白定远学习《中国文学史》的先秦和两汉部分。由此我俩同窗之谊与日俱增，他这个深沉内向的人，也向我敞开心扉，讲述他的身世。他的妻子兰燕妮，是已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兰茨的妹妹，当时在历史系学习。白定远和兰燕妮的结合，是来中国之前，由组织上作主“搭配”的，所以他戏称自己和兰燕妮是古老的中国式婚姻的实行者，应该补行坐花轿和拜天地等仪礼。不过，他们的“包办婚姻”的效果，却是爱河永浴，白头偕老。
可是，这次我访问民主德国，白定远和兰燕妮正在国外度假，久别而未重逢。
没有见到同班同学白定远，却见到了比我低一班的“师妹”梅薏华，而且想不到她就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洪堡大学教授埃娃·米勒夫人。
梅薏华现任洪堡大学亚洲院中国部主任。二十多年来，她出版了不少研究中国文学的专著，学术价值很高，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新一代的民主德国汉学家。她治学严谨，见解独到，成就很大，经过几十年的刻苦努力，从一个“汉盲”成长为一个汉学权威。1951年她进莱比锡大学学中文，教他的是一个曾经在中国青岛做啤酒生意的商人。这位啤酒商人的中文知识，连“洋泾浜”的水平也不够。他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讲解汉语词汇，只会教学生们通过汉语字典查阅单字。因此，学生们在课堂做汉语翻译练习，竟将“斯大林万岁”，译成“多么广大的森林万岁”。由此可见，民主德国的汉学研究本是一片空白，是梅薏华这一代汉学家建立和发展了民主德国的汉学研究事业。然而，梅薏华虽然已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却极谦虚，对自己的汉学水平很不满意。她对我说，老舍描写北京劳动人民群众生活的小说和戏剧，是个难以跨越的高度。老舍写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有德文译本，但是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和《茶馆》，还译不出来。民主德国放映《骆驼祥子》影片，请梅薏华口译，结果却成了解说，因为把《骆驼祥子》中的语言译成德语，每句都要涨出50％—60％。梅薏华一直想翻译我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也因语言难译而终未译成。她说，从1951年进莱比锡大学学中文，到196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坐科九年，但是所学都是学院语言，对生动活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语言很不熟悉，因而翻译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作品深感困难。其它国家的汉学界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对中国文学的介绍是不全面的，未能展现中国文学的真正水平。她又说，全世界的汉学家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介绍中国文学的选取标准大有差异，中国的权威部门应该向国际汉学界推荐真正代表中国文学水平的作家和作品。
布兰卡·施奈德，是民主德国的新一代的汉学家。先在莱比锡大学汉学专业毕业后，又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留学，以《论曾朴的〈孽海花〉及中国晚清小说》获副博士学位。她的学位论文纠正了一些苏联汉学家对中国晚清小说研究在考据和引证上的差错。
这次我们相处时间长了，免不了开一些戏而不谑的玩笑。她对自己的口译准确性颇为自负。但是，我使用一些农民口语，她可一筹莫展了。连连央求：“刘绍棠同志，你不要再这样说话啦！我一句也听不懂。”我故意怄她，急得她眼里噙着泪花喊道：“刘绍棠同志，你把我的信心都搞没啦！”然而，她并未向困难低头。在长途旅行的汽车上，别人在打瞌睡，我们之间却进行口传心授。她把我在交谈中难以理解的字眼儿记录在小本子上，要我给她讲解。她非常希望能够到中国人民群众中学习语言，成为一个中国文学翻译家。
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民主德国之后来到莫斯科。
我这一代的中国作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曾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因此，来到苏联，我是非常高兴的。
在通过莫斯科机场海关时，我因身穿中山装而受到优待。海关人员非常友善地微笑，只用了三分钟便宣布放行，我那几位西装革履的朋友却被查询了半个多小时。
苏联对汉学的研究已有悠久的历史。老一代的汉学家从事中国古今文学与历史研究，著书立说，成就卓著。新一代汉学家逐渐成长。今天苏联的汉学家们正在多方面地介绍中国文学作品。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汉学教授正在翻译我的《蒲柳人家》，他也是五十年代北京大学的留学生。
出访一个月，行程数万里。我遇见了许多从事汉学研究朋友中的几位汉学家，从他们热情亲切的交谈中，我进一步了解到，国外很多汉学家为介绍中国、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正在孜孜不倦地耕耘着、播种着。一想到他们的刻苦钻研精神，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而且，我的所见所闻也使我更加坚信，我们必须充满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使祖国获得崇高的地位和无上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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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碧海绿岛
李南友
马达加斯加是个岛国，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为世界第四大岛。它虽与非洲大陆近在咫尺，可是这里的经济生活与风俗习惯却与非洲大陆迥然相异，而与远隔重洋的东南亚地区相似。
马达加斯加人的身材、面貌、皮肤等都很象东南亚人。马达加斯加语也近似马来语。居民打猎时使用一种吹箭筒，当地人叫它“萨尔巴坎”。这种打猎武器在非洲大陆上几乎看不到，但在东南亚却很流行。岛国的农村住宅都是竹木结构，有高而尖的双斜面屋顶，用稻草、旅人蕉叶或棕榈叶盖成，房屋坐北朝南，一派东南亚风光。据说，很早以前，东南亚各地居民不断移入本岛。古代的马达加斯加和中国就有往来，马可·波罗的书中曾说，中国元朝的忽必烈就曾经两度派使臣到达马达加斯加。目前在马达加斯加的华侨与华裔有一万多人，它是非洲第二个华侨最多的国家。
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动植物种类繁多。全岛五十九万多平方公里，森林面积就有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盛产珍贵的红木、黑檀木、树胶和各种药材。岛上有一种“旅人蕉”，枝叶形状宛如一把巨大的扇子，树干中空，里面贮满清甜的水，旅行者可赖以解渴，人们称它为“天然茶水站”。在山区还有一种“面条树”，每年四、五月开花，六、七月结出条状果实，最长的达二米左右。成熟后，当地居民将其割下，晒干储存供食用。食时，只要把它放在水里煮软，加上佐料，就成为味道鲜美的“面条”。岛上还生长一种形态奇特的瓶树（见图），它的果子可以榨油。这里的香草、丁香、胡椒产量均居世界前列，木薯输出量占世界第一位。
马达加斯加人多才多艺，善于利用当地产的珍贵木材制成各种手工艺品。雕刻工艺最为普遍，农民家里的用具、家具上都雕刻着人物、动物、花卉和各种图案，十分美观。当地人还用岛上盛产的灯心草编织出各种精美的草袋、草帽、草席，是旅游者们最喜爱的纪念品。
古老的岛，美丽的岛，不仅植物丰富，而且动物也具有特色。在岛上，曾发现一种早已灭绝的巨型鸟“埃佩奥尔尼司”的鸟卵，长达半米，重量达七、八公斤，卵壳象瓷瓶壁那样厚，虽经数千年，仍然完好无损。马达加斯加也被称为“牛的王国”，岛上有一千多万头牛，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十五头。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牛，既可以耕地，又是运输工具。牛在这里享有特殊的地位。国徽上、钱币上、童子军徽章上都有牛的标记。在岛国的公路上，两旁到处矗立着画有牛头标志的路牌。在村子里，如果哪家拥有四、五百头牛，则会被人刮目相看。人死后举行葬礼时，要在死者坟墓前放置一个牛头模型，以示他生前的富裕和祝愿他死后的超升。在这个岛国的南部地区，男子要想得到女子的爱慕，并举行婚礼，首先你得设法“偷”到牛，以示你的勇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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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科技
颜色的魔力
李亨
在日常生活里，人们有这样的经验，从商店里买的花布回家时发现颜色与挑选时不一样了。原来这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种类的照明光源所引起的。在颜色光学中，称为光源的显色性不同。
颜色光学是生理学、物理学和心理学的综合。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国际照明学会就推荐了一系列测量和评价颜色的标准，促进了颜色光学的研究和应用。今天，颜色光学已广泛地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建筑、照明、印刷、电视、摄影、纺织印染、遥感技术及工农业、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世界不少国家的科学家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颜色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采。在阳光、细雨、雾朦胧的自然环境中，经常可以看到迷人的彩虹，它曾使多少艺术家为之陶醉！印象画派大师莫奈主张从自然的光色变幻中抒发瞬间的感觉，使绘画进入了一个光色交融的新境界。现代的激光音乐，继承了印象主义音乐，摹仿自然的音响，再用激光束在空间构成各种绚丽的彩色图案，形成一种声图并茂的色彩的音乐，已在不少西方国家广为流行。这种新颖的艺术语言使听众获得巨大的艺术享受。
人类的生活物品和环境需要十分讲究颜色。当人们漫步市场时，视线常常只是瞬刻停留在商品的外表包装上。因此它的色彩必须美观夺目，引人入胜，这样既可及时传递商品的信息又能迅速推销商品。人们常用红、黄两种颜色作为包装色就是这个道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运用颜色往往会影响到产品的命运。城市建设也必须考虑建筑物的色彩，灰蒙蒙的一片将给人以压抑感，影响人的身心健康。过高的房间会使人产生空虚感，但是通过色彩的远近感觉可以把空间“降”下来。因此创造良好的视觉环境是十分重要的。颜色与人的生理、情绪、行为有着微妙的关系。科研表明，蓝光可以治疗小儿黄胆病，紫色光可使孕妇安胎，红光可使低血压病人血压上升，而狂躁病人在红色病房内几分钟就可以安然入睡。现在一种音色治疗机已出现在市场上，成为国际上一种流行的医疗方法。
在现代技术各领域中，颜色有着广泛的用途。光学彩色编码是一项很重要的图象信息处理技术。人眼对于色彩的分辨力远超过对密度的分辨力，如果把黑白图象中细微的密度变化用不同的彩色来表示，则可使原来不清晰的目标从背景中显示出来，从而大大提高人眼的分辨力。现在利用这个原理为基础的假彩色编码已广泛地应用在遥感技术中，成为处理“多光谱信息”的重要手段。在保存彩色照片永不褪色的技术中，则使用了真彩色编码。光生物学是农业上近年来发展的新学科，用不同的色光照明可使农作物增产。苏联的一个温室曾进行试验，在普通光照明下每平方米产黄瓜二十五公斤需五至七个月时间，但是用红光照明则只需两个月的时间。目前大量的色光农具和设施正在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
作为新科学技术的颜色光学正在发展中。古人说颜色是具有魔力的。它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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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只长瘦肉的禽畜
世界医学研究表明，人们过多食用动物脂肪对身体健康有害，心脏病、高血压、肥胖等病症，往往同食用动物脂肪直接相关。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物的要求越来越讲究，普遍厌食脂肪肉食。所以改变家畜家禽的肉质结构，早已成为各国科学家的科研课题。
英国苏格兰汉纳科学研究所生物化学家费林特和他率领的科研小组，经过八年的研究，成功地创造出一种新技术，可以生产无脂肪或极少脂肪的家畜家禽。他们研制成一种含抗体的血清，将它注射到禽畜体内，可直接破坏脂肪细胞，使其不能生长，这样，禽畜就只长瘦肉，不长或极少长肥肉。至于被破坏的脂肪细胞怎样变化了，现在还在探讨中。不过，费林特认为，脂肪被分解为自由脂肪酸，然后进入循环的血流中。而这种脂肪酸却又能为禽畜身体提供所需要的能量，并成为其他细胞的结构原件，不会重新结集形成脂肪细胞。
他们将这项新技术在羊身上作反复试验，结果良好。含抗体的血清除了破坏脂肪细胞外，还促进了蛋白质的合成，因此羊长势好，并未出现孱弱现象。他们是从老鼠体内取出脂肪细胞，然后注射到羊身上，使它长出抗体的。
费林特说，这项新技术也适用于其他禽畜。他们预料，大规模商业性试验不久就会开始，估计二年后纯瘦肉禽畜的产品即能上市。采用这种新技术，不会象使用激素类药物那样有副作用，它没有有害物质残留在禽畜的肉质内，对生命较短的家禽家畜不会有影响，对人体也无害。 ·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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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运行半世纪
莫斯科地铁
莫斯科地铁从通车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五十年间时代变迁，沧桑更迭，地铁的车轮依然风驰电掣，滚滚向前。莫斯科地铁发展扩大着。
莫斯科第一条地铁线全长十一点六公里，十三个车站，1935年5月15日正式运营，当天共运送乘客三十五万名。尔后，一条条地下运输动脉相继开通，如今已增至九条线路，一百二十三个车站，总长度为一百九十八公里，日客运量达八百万人次，占世界首位。地铁已成为莫斯科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它使八百多万人口的莫斯科市的交通秩序井然，并无拥挤和堵塞的感觉。
地铁车站不设售票口，也没有检票员，乘客只要将一枚五戈比硬币放进入口处的投币孔，便可进站登车。站内服务员寥寥无几，然而乘客们都能顺序乘车，看不到一拥而进或争抢座位的现象。车厢内很少喧声闹语。
莫斯科地铁不少车站的建筑堪称庞大而精湛的艺术佳作。它们构思新颖，气势非凡，形态各异，墙壁上和天顶上的镶嵌画五彩纷呈，千姿百态。旅客来到这里，犹如置身于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
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苏联时，莫斯科地铁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它穿梭往来，昼夜不停地将一批批部队运往目的地。为躲避敌机的频繁空袭，它作为天然可靠的防空洞，使千百万劳动人民免遭法西斯屠杀；而且，还有二百个小生命在这里呱呱落地。
宏伟壮丽的莫斯科地铁不愧是苏联人民的骄傲。它那巨大的魅力，吸引着国内外千百万游客。
·孙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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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国外斜塔拾趣
应朝
斜塔以其重心偏移、塔体倾斜的独特风姿，成为旅游名胜中的重要景致，令游人赞叹称绝。其实，斜塔从建筑学角度看，则是塔类建筑中的“残疾”。
提到斜塔，意大利十四世纪中叶建成的比萨塔当然名气最响，它的高度为五十四点五米，由于地基深陷而倾斜，致使塔的北缘高成五十五点二二米，而南端要低七十厘米。有关专家估计，按平均每年倾斜一毫米计，若无意外，抢救加固，它还可以倚立二千年左右。
瑞士山区的旅游胜地摩立茨矗立着一座高三十多米的教堂高塔，因1797年大地震而倾斜，它至今晃而未坍、歪而不丑，其斜度与比萨斜塔相差无几。
联邦德国有一座肯凯里道钟塔，它是在旧建筑物的基础上续建而发生倾斜的，其斜度已超过比萨斜塔。
为英国人报时已达一百二十多年的“大笨钟”所在的议会大厦方塔，已在逐年发生倾斜，目前超过中心垂线二十三厘米之多，有的报刊已称它为“伦敦斜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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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艺苑
拙手丹青 大智若愚
邱秉钧
稚拙艺术是南斯拉夫独特的、流传于民间已久的艺术流派。这些艺术家都是未踏进过艺术学校、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普通劳动者：农民、工人、家庭主妇等。他们创作的泉源来自自己的生活、来自自己眼中的现实世界。他们既不摹仿任何其他艺术流派，也不因袭任何传统的艺术风格。他们往往独立地自发地将他们的生活与理想描绘在色彩缤纷的作品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他们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画面造型风格迥异，笔法生动质朴，色彩鲜艳绚丽，表现出非常丰富的想象力，给人以焕然一新、欢快愉悦之感。
稚拙艺术作品多数是画在玻璃上的，这也是特点之一。过去南斯拉夫的农村很贫穷，农民买不起画布，只能拿破旧的玻璃来作画，于是慢慢流传开来。在玻璃上作画，难度大，画家必须把手伸到玻璃背面操作。一些大的作品，他们不得不在画室里放一面大镜子，一边看镜子一边作画，观察作画的效果。
早在一九三六年，伊凡·格涅拉利奇等三位稚拙艺术家就举办了第一次稚拙艺术展览，并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稚拙艺术馆。之后，这一艺术在南斯拉夫大地上生根开花。现在，南斯拉夫已形成了一支拥有成千上万成员的稚拙艺术家队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南斯拉夫稚拙艺术展览》正在北京举行，共展出十一位画家的八十三幅作品。老一辈稚拙艺术家伊凡·格涅拉利奇的“采伐工人”（见图）构图形象生动，色彩明快，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田园诗的韵味。画展引起了观众们的广泛兴趣。（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