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执著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悼韩幽桐同志
罗琼 黄甘英 杨蕴
韩幽桐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回顾她过去所走的道路，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受到激励。
1926年，苦难深重的中国，到处都有列强和军阀压榨下的人民在呻吟喘息，到处都有爱国青年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奔走呼号。这时在北京城民国大学通往缦云女校的路上，常有一个眉清目秀著白衣黑裙的少女在那里走着。她脸上带着那为国事担忧的悲愤，然而却又显露出刚毅与欢快的神情，她在那里走着，有时简直是跑跳着。这就是十七岁的韩幽桐，自从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郭隆真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的生命之火就为共产主义理想炽热地燃烧着。
初次经受考验
韩幽桐入党前，是做共青团工作的。入党后，郭隆真叫她到《妇女之友》半月刊编辑部工作。《妇女之友》社就设在缦云女校，郭隆真负责领导缦云女校的党的工作，刊物的主编是张挹兰，韩幽桐担任副主任。韩幽桐也被选为《妇女之友》社的执行委员。别小看了这个《妇女之友》，它是大革命的产物，象征着国共合作的峥嵘景象。韩幽桐参加了这个工作，非常高兴，每天她除在学校念书外，课余的时间都用在这里，她想尽力把党交付的工作完成好。1926年9月15日，《妇女之友》杂志诞生了，在创刊词和《妇女之友》社成立的宣言中，喊出了那个时代妇女的最强音：
“虚空和灰色，掌握着我们妇女命运的钥匙，鞭挞和呻吟，支配着我们妇女最现实的环境”，“欲自救，必先寻求光明的道路”，“人类的乐园，全赖现在所有被压迫者的努力创造。”“宣传与组织是目前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当务之急。”“要用我们最大的努力，将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妇女奴性生活打破，为妇女建设一个‘人’的地位。”“被经济、道德、法律以及各种不平等、不人道的风俗习惯所压迫的诸姑姐妹们，赶快觉醒，大家握着手；负荷着万重痛苦的诸姑姐妹们，起来！起来！赶快起来！”
《妇女之友》这一热血沸腾的生动的呐喊，象一声惊雷，震撼了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严密控制下的北京城，引起了思想界的重视，妇女们得到她，爱不释手。《妇女之友》社组织了种种活动，吸引着北京城里众多的女青年到这里来讨论国事。
可是1927年春天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北京的天空一时之间被乌云笼罩着。我党北方局领导人李大钊被捕了，张挹兰被捕了，接着敌人就到缦云女校去抓郭隆真。
这天晚上，韩幽桐也住在女校，郭隆真得知消息叫她快走，自己却因整理和转移文件延误了时间，被敌人抓进监牢。
《妇女之友》被查封了。不久，就听到李大钊、张挹兰被处以绞刑、壮烈牺牲的悲痛消息。北京城里还常有爱国青年被捕和失踪。一桩桩不幸的消息接踵而来。
韩幽桐此时没有被突然事变吓倒，她在重建的地下市委领导下继续工作。可是不久市委又被破坏，直接领导韩幽桐工作的马骏被捕。韩幽桐被关入监牢，后由一个同学的母亲通过吉林同乡会才将她保释出来，她继续做女学生的工作。
学生运动中的闯将
烈士的鲜血和自己受到的残酷迫害，更增强了青年韩幽桐的革命意志，她深深地懂得了反帝必须反对国内反动派，更加清醒地投入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将东三省捧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激怒了全国人民，各地抗日怒潮风起云涌。这时韩幽桐已锻炼得成熟了，她是北平学生抗日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当时学生中也有受妥协思想影响的，但韩幽桐很坚决。她在学生大会上讲演，并带领同学们闯进了张学良的官邸，质问他为什么不出兵抗日？张学良说因为蒋介石不发布出兵命令。义愤填膺的学生组织了南下示威团，推举韩幽桐任总指挥。北平当局为了阻止学生南下不发火车，韩幽桐就带领同学们在十二月凛冽的寒风中卧轨三天三夜，逼得当局开出了一列火车。到了南京，示威团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毒打镇压，韩幽桐就带领同学们去砸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中央日报》写报道诬蔑他们，同学们就去砸了《中央日报》社。这时南京政府开始抓人了，韩幽桐在南京逃脱了敌人的魔掌，但她回到北平，刚刚走进学校附近的胡同，就被几个等待她的便衣抓住，关进了军法处的监牢。
一天，她被那个外号叫“阎王爷”的军法处长提审，问她为什么要南下示威？她冷静地回答：“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因为南京政府不抗日；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还是东北人，我的家乡遭沦陷，我的父老兄弟被蹂躏……”韩幽桐反问道：“你说要求抗日有什么罪？”那个军法处长无言对答。
这时党在外面营救她，她的学校的校长去保释了她，说她是一个用功的好学生。
求得真才实学
的确，韩幽桐是个好学生，她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她想，要是自己没有学识，又如何救国呢。所以，每当运动之后，她就埋头读书。她从小也是个用功读书的苦学生，她出生在东北边境宁安县的一间茅屋里，幼年读书是靠姐姐和母亲织发网赚的钱，以后因功课好受人资助进了中学并来到北京。自从她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后，求知的欲望就更强烈了。她本在民国大学念预科，民国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为了学习得到更好成果，她下了一番苦功夫，考入了北京国立京师大学法学院，后改为北平大学法学院，这是当时的名牌大学之一。她在这里用功读书，汲取知识。1932年，她二十五岁时大学毕业了。
这时北京的政治空气仍很沉闷，韩幽桐想到日本去留学深造。她平时敬佩的老师鲁迅、李大钊都是日本留学生；又听说日本对出版马列书籍限制不严；她已同张友渔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时张友渔要到日本，担任《世界日报》的特派记者。她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就同张一道到日本去了。半年后，她考入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当研究生。这个学校是日本有名的学府，她的导师横田喜三郎政治上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思想开朗，是一个有声望的学者。以前，这所大学尚未收过女研究生，横田喜三郎感到韩幽桐有培养前途，就破例收下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学生。韩幽桐在导师的指导下，全神贯注地读书，不浪费一点时间，上下午都坐在图书馆内，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求救国之路。
宪政运动的生力军
1937年春天，她在东京帝国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她前后共学了九年法学，为今后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时，她决定回国了。
她开始在北平参加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和左翼文化活动。“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经过几次变动，最后她到陕西任西北联大教授，教国际法和日本问题。这个学校的学生拥护共产党积极抗战，她想在这里好好干一番事业。可是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派来一员干将，将这个学校的进步教授——韩幽桐同沈志远、曹靖华等解聘了。
1939年春天，党组织决定她到重庆工作。
这时重庆是大后方的政治中心，我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在这里激烈地进行着。当前的中心是宪政运动，斗争的焦点是制定宪法、实施民主政治、更好地发动群众抗战，还是搞一党专政、做表面文章欺骗群众？重庆各界人民正在我党领导下开展着有关宪政的宣传。重庆各界妇女在邓颖超大姐的领导下非常活跃。以陕甘宁边区妇联驻渝代表团、难民妇女服务团等二十七个妇女团体发起，组织了多次宪政与妇女的座谈会，讨论宪政与抗战的关系，与妇女解放的关系等等。第一次会由史良主持。那天讨论的是：什么是宪政？当前人民的程度能否实行宪政？讨论得十分热烈。在主持人中有一个长得十分秀气的中年妇女站起来发言，她说人民应有发言权，妇女应有发言权，讲得头头是道，令人感到无懈可击，一下就抓住了大家的注意力。此人是谁？正是韩幽桐。她是重庆宪政运动中新添的一名生力军。
原来韩幽桐到了重庆，就到董必武同志那里报到。董必武很高兴，搞宪政运动正需要法学专家，她来的正是时候，叫她参加了作为宪政运动主要力量的救国会。救国会的领袖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加上原有领导成员张申府、钱俊瑞等，他们都是社会上的名流、专家，韩幽桐是党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同他们正好配合工作。她成了救国会十九位核心成员之一，并被选为重庆宪政促进会的常委。同时，她还在邓大姐领导下，作为一个骨干力量，积极推动重庆的妇女运动。
韩幽桐能讲又能文。每天晚上她回到住所就联系当前斗争的实际问题写文章。她写了一系列有关宪政运动的文章，和邹韬奋等同志写了批判“五五宪草”的小册子，还写了许多有关国际问题和妇女问题的文章。她写的妇女方面的文章有《妇女与中国宪政》、《妇女与民主动员》、《辛亥革命与妇女解放运动》《〈妇生〉百期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等等。她写的文章都分别发表在《全民抗战》、《反攻》、《妇女生活》等刊物上。这些刊物当时在群众中有威信、有号召力。
出生入死转战在不同的岗位上
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大肆逮捕以至杀害。这时，党派韩幽桐协助张友渔到香港，在廖承志的领导下进行统战工作和文化工作，同自重庆、上海、桂林撤离到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左翼文化人联系，安排他们的生活，发挥他们的力量。这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她和张友渔到了香港后，成立了以邹韬奋为首的救国会香港工作委员会进行工作。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们的处境困难，安全受到威胁。
有一天，日军从九龙向香港开炮，把他们的住所炸毁，幸亏他们不在家。又有一次，他们隐蔽在一个商店的楼上，一天晚上突然闯进几个日伪军，用刺刀顶在张友渔的胸膛上，说要把韩幽桐绑走。张友渔用日语大声喝斥他们，几个日伪军又看到韩幽桐西装笔挺威严地注视着他们，以为碰到日本人了，吓得赶快逃走，韩、张才摆脱了险境。他们完成了地下党交给的安排好邹韬奋等几个同志撤离香港的工作后，也离开香港。然而离开香港又是多么困难！他们在夜间从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地下党准备的小船，划到九龙的悬崖绝壁下，由岸上接应的同志用绳子把他们拽上去；上岸后，他们再化装成为一对商人夫妇，换船离开九龙。但在船上又碰到拦劫的匪船，几经周折才到港鱼浦上岸。上岸后，又为组织交给的照顾左翼文化人的任务辛苦奔波。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地，经过惠阳到了韶关，在游艇上见了廖承志（那时为了隐蔽和安全，廖承志在游艇上工作），向他汇报了情况，接受了新任务，他们才到桂林，担任接待和安排从香港撤回的左翼文化人和爱国人士的生活和工作。他们在从香港沦陷到回桂林这一段时间，所经受的风险是人们想象不到的。
1943年，韩幽桐又被调到重庆，因工作需要，被安排到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解放区需要干部，韩幽桐是东北人，是理想的人选，党调她到东北任行政委员会委员、松江省教育厅长。这里是新解放区，这个教育厅长是在打土匪、搞土改和同国民党匪军作战的环境中工作的。她没有害怕困难，而是跑遍了松江省各县，深入调查研究，为改造旧的中等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从1941年—1946年，韩幽桐不怕风吹雨打，转移奔波，战斗在不同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付的各项重要任务，使人钦佩。她这时在百忙之中，在生命危险之际，还在继续研究法学，研究宪政问题、国际问题、妇女问题，还在写作。1941年她在香港那样紧张的情况下，为《华商报》、《大众生活》、《世界知识》、《青年知识》等报刊写了许多文章；在桂林为《广西妇女》写文章，还写了《怎样研究国际问题》一书。1944年她翻译的《走向民主》出版了。1945年她写的《法与宪法论文集》出版了。1946年她写的《宪法论》出版了。连同1939、1940年她在重庆写的文章，约有二十多万字，形成了她一生中理论著述的高潮，显示了她的才华，表明了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坚强毅力。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
重事实，重调查研究，是韩幽桐在政法战线表现出的好品质。
1949年全国解放时，韩幽桐还在教育战线，后来归了队，被调到最高法院华北分院任副院长。大区撤消后，任最高法院民庭副庭长。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非常需要干部，韩幽桐是个有专长的回民，是理想的人选，中央调她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担任了宁夏高级法院院长。当时宁夏的一切条件都较差，环境艰苦；由于自治区刚建立，工作才在开始，问题较多；社会主义法制还很不健全，许多法律还未制定。作为一个政法工作者、一个领导人，以什么为准绳来进行工作呢？韩幽桐深深理解要忠于事实，才能忠于法律，忠于人民。所以她此刻心中谨记着的所依靠的，就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就是区党委的指示，就是党的政策。
她曾碰到从下级法院交上来的一个案件，一个农民偷了集体的二百斤玉米。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按照法院通常掌握的办案标准，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盗窃案，对作案人是要判刑的。案件送到韩幽桐手里，她是如何处理的呢？她不是单从行为下判断，而是从查清偷粮的全部实际情况入手。这是个老实农民，从未偷盗过任何东西，这次是因一家老小饥饿难忍，又找不到别的方法解决；在偷盗过程中未出现伤害他人的情况。现在他十分懊悔。韩幽桐全面分析这个案件，考虑到这时群众饥饿的特殊情况，请示区党委，没判什么徒刑，只是对他进行了教育，就释放了。当地群众很感动。韩幽桐敢于这样决定，是出于她实事求是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
还有一件事，就是因宁夏回族自治区镇反扩大化，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韩幽桐到宁夏工作时，正赶上纠偏，当时她是高级法院院长，主管纠偏的最后定案，对这个工作很重视。她想，群众家中一人受冤，全家抬不起头。这是关系到尽快落实党的政策，取信于民，维护民族团结的大事。所以，她在区党委领导下，积极参加甄别工作，认真负责地对案件进行调查研究，使一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平反，宁夏人民对此深为感激。这是她为宁夏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应该说是一个大功绩。但在十年动乱中却出现了反复。宁夏造反派说她包庇了坏人，要将她揪回宁夏去批斗。韩幽桐对此毫不动摇。
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独立思考
1963年她从宁夏调回北京，先到江西搞了一段“四清”，再回到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这时她已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了许多年，需要坐下来思考一些问题和总结经验。可是十年内乱开始了，她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横遭诬陷，被关押批斗，一下就耽误了十年，逝去的宝贵时光多么使人痛心！韩幽桐重返岗位后，把时间当作生命，围绕着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论在法学理论、立法实践、司法建设、科研领导方面，都竭尽全力做了许多工作。
她在法学所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研究同现实密切有关的问题；反对关起门来研究学问和写文章，常鼓励同志到政法部门去参加司法、立法工作，到法院去帮助审判工作。她说研究工作者要到实际中去吸取营养。
她在法学所组织同志们研究了革命法学史，这个工作过去是一个薄弱环节，许多人不愿研究。她带领所里同志到下面搜集资料，加以研究整理，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已编成法制史资料汇编（五卷本）。作为一个法学专家，她深知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首先要有完整的立法，所以她十分注视当前的立法工作，她是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委员，又主持全国政协法制组的工作，她积极参与《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经济合同》等法的制定与修改工作，对每一个法规都认真研究，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她还和法学所其他领导人一道组织法学所的同志直接参与了二十多个法规的起草工作，给六十多个法规草案提修改意见。
近年来因受十年动乱影响，青少年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和突出，共青团中央等有关方面研究提出要制定一个青少年保护法。法学所的同志参加了这个活动。可是有人头脑里有框框表示反对。韩幽桐知道后立刻出来支持，她要了有关的资料来看，并组织全国政协法制组的同志到上海、广东等地去调查。她自己也带病到北京郊区的少管所、工读学校、劳教农场等处去座谈访问。她对失足青年说：你们都很年轻，正是求学的时候，犯了错误真使人痛心，希望你们拿出勇气来丢掉错误，立志成才，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她那真诚的语言，使失足青年非常感动。他们向她表态：“受害的花草更爱春天，犯了错误的心更知温暖，我们要讨还青春献给人民。”
韩幽桐经过亲身调查，更懂得制定这个法规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她想，如果把党的关怀、国家对青少年的保护措施定为制度，并上升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使青少年有一个行动的准则；家庭、学校、社会都更明确有保护青少年的责任和义务，这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对四化建设多么有利呵。于是她更积极地支持法规的制定，反复研究、认真提出修改意见。现在这个法规尚未制定，但她的这个良好遗愿，是一定能实现的。
她善于独立思考，敢坚持正确意见。如在制定婚姻法时，应不应把离婚自由规定在法律里呢，这个问题从五十年代初期制定婚姻法时起，就有很大争论。有人反对规定，但韩幽桐坚决拥护婚姻法所作的规定。她说，婚姻自由本来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如果这个含义不能完整地在法律上体现，就说明婚姻法仍有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因为婚姻关系以思想相通感情相投为基础，在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不许离婚，徒增双方痛苦，没有必要。当然也绝不允许把离婚自由理解为可以随便破坏家庭关系，这是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妨碍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既要反对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又要反对资产阶级一杯水主义的思想。要反对对家庭、子女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尽量进行调解使之不离婚，但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就应准予离婚，使双方摆脱痛苦境地，另建和谐幸福的家庭，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利。韩幽桐的主张，对当时进一步贯彻婚姻法，正确处理婚姻案件，保护社会主义家庭关系，都起了良好作用。
同“四人帮”斗争大义凛然
韩幽桐是在法学理论上有研究有贡献的学者，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个伟大事业奋斗了一生，深知维护法制的尊严，是关系着治国安邦的大事。所以在十年内乱中，她看到“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砸烂公检法，肆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把人民的宪法践踏在地时，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她在被关押批斗期间，从未对“四人帮”屈服过，在人们被揪斗时，都被强迫低头，但她总不肯低头。“文革”初期政法界的造反派在一个剧院里搞了一次三千多人的批斗会，当场揪出政法界十多个知名人士，在舞台上站了一圈。当韩幽桐被揪出来时，她昂首挺胸，并大声说：“我不是三反分子！”这时造反派要她低头，她不低头。造反派说她最不‘老实’，用手砍她的脖颈，把她砍倒在地。这时张友渔也在挨批斗，看到韩幽桐这样十分不忍，就小声对她说：“这是群众运动，你就‘低头’吧！”可是她站起来后，仍然不低头，造反派对她也没有办法。她还把造反派贴在她房内和床头的“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标语撕得粉碎。当时她受到更多的人身侮辱。她这样做，不仅仅是对她个人受迫害的抗议，而是对“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表示的极大愤怒，是为维护法制尊严同“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一种表现。
在国际活动中努力作贡献
韩幽桐参加过许多国际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0年以来，她以法学家身份先后到欧亚非二十多个国家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学术访问。她在国际活动中，以自己渊博的知识，清晰的言辞和落落大方的风度，赢得国际友人的好评和崇高的声誉，增进了我国法学家和世界法学家相互的了解和友谊。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贯彻党的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借鉴别国法制建设经验，宣传我国法制建设成就，她率中国法学家代表团出访日本、奥地利等国。她在日本，由于是来自人民中国著名的法学家，又是日本东京帝大的第一个女研究生，人们对她十分敬重，受到很高的礼遇。她在日本作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报告，博得日本朋友普遍的称赞，很快就用日文出版了。
韩幽桐是全国妇联的执行委员，曾六次以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或成员身份到英国、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苏联等国去作友好访问，出席过国际妇联在波兰召开的理事会。在北京参加过多次全国妇联为欢迎外国朋友举行的大型茶会。她在同国外妇女接触中，盛赞了两国人民和妇女的友谊；宣传了我国已废除了男女不平等的法律，制定了男女平等的法律；国家为妇女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妇女在社会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韩幽桐精通日语，懂英语，思想敏锐，又具有雄辩的口才，在国际会议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曾受过周总理的表扬，说她是中国的穆桂英。
在我国公审“四人帮”前后，新华社曾对外播发了《韩幽桐教授谈中国法制》的答记者问，引起了英美法等国舆论界的重视。
在新华社播发的当天，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立即转播，第二天就在他们的报纸上对讲话发表了评论。说：“讲话抓住了国外关心的问题，做到了有的放矢。”“中国现在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提供了较多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有了新的信心。”“主要是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完成现代化的任务。”
韩幽桐的答记者问，是针对当时“大赦国际”标榜人权，诬蔑我国在清查“四人帮”中大批杀人的谬论，高屋建瓴地宣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阐明了我国清查“四人帮”的正确政策，澄清了“四人帮”在国外造成的混乱，使外国人了解“四人帮”的真面目。答记者问实际上是对国外造谣的一种驳斥，在国际舆论上起了以正视听的作用，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对关心中国问题的西方评论家的议论也是一个很好的回答。
一个生长在东北边境茅屋里的女孩子，到成长为一个著名的法学专家，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乘风破浪走过了七十七个春秋，她雷厉风行地干事业，执著奋发地研究学问，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1982年癌病缠身，她还在关心那些被拐卖的妇女；今年病危时，她还在想如何挽救失足青年；在想如何亲自去调查审判程序，了解执法中的问题，更好地保护人民的利益。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呵！
韩幽桐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是个有学问的人，有能力的人，但主要的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向共产主义理想聚集，所以敢于实事求是、坚持正义，临危不惧。她的一生中有许多感人事迹。她的这一特点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