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诗情
——读全国优秀诗集评选获奖作品
朱先树
最近，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二次优秀新诗的评奖揭晓了。这次获奖的十六部诗集，比起第一次获奖的诗集来，反映四化建设和改革的内容多了，题材更广泛了，诗人们的抒情方式和表现角度也更丰富了。这说明，新诗创作在随时代的变革而发展着，新诗和其他文学门类一样是有成绩的。
我国进入四化建设的新时期以来，诗的创作已经出现了更为丰富的发展趋势，比起拨乱反正的时期，诗的视点已经不再只是集中于某种政治热情的抒发，人们的喜怒哀乐已经有了更为深刻广泛的社会内容，诗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更加色彩纷呈。艾青的诗集《雪莲》中的作品，题材范围十分广泛，既有对周总理伟大形象的别具一格的深情歌颂，也有对新时期开放政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有对祖国山川风情充满哲理的思考和描写，也有对异域世界繁华表面所包藏的社会病灶的机智的揭露。邹荻帆的抒情诗，内容较为广泛，表现了诗人献身革命，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深挚感情。特别是他对新时期现实生活的描写和对新生活开拓者的礼赞，更写得深情而热烈。如写“醒来的伐木者”“不是等待黎明的白光姗姗来迟，而最早地挥动斧锯”，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为四化建设而唤起的振奋情绪和主动精神。邵燕祥始终对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保持着敏锐的感觉，他有感于百里黄河故道重新传来的一声鸡鸣，从而坚信：“凡有鸡鸣的地方都将开始新的日子。”这种自信，正是对新时期的改革充满信心的表现。李瑛的《春的笑容》，实际上表达的是诗人、也是人民群众告别惨白冬季之后，对新时期春天到来的喜悦和对自己使命的责任感。张志民的《今情，往情》抒写现实生活的新变化，晓雪对云南边疆风情甚至神话传说都赋予现实的投影，雷抒雁写历史变迁而让山川草木含情的复杂心绪，周涛对新一代革命军人生活和情感的真切理解等等，都从各种角度各个生活侧面，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新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的情感。
我们主张诗人们应该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诗情，但并不是盲目地要求他们对生活的一切唱赞歌。现实的生活并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诗人们应该有自己清醒的认识和把握。但有一点应该也是明确的，即我们对生活的理想应当是完美的，诗人即使面对不完美的生活也不坠青云之志，而始终坚持一种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诗应当教育鼓舞人们什么，但诗人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信念，自然会对读者形成教育鼓舞的力量，这也是无可否认的。杨牧的创作是近几年来为人们所注目的，他面对十年动乱的特殊历史所造成的“残缺太多”的现实，并没有哀怨消沉，而是抒写了一种改变现状的昂扬情绪。林希曾有过特殊的生活遭遇，但他理想未泯，诗心不死。他的《无名河》、《夫妻》等读后让人心疼，让人颤栗，但我们仍能从作品中感到他对人民，对党和祖国的一颗赤子之心的律动。张学梦的创作则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他在不少人对政治抒情诗报以白眼的时候，却坚持写政治抒情诗。但他却一反过去政治抒情诗只局限于唱颂歌的框子，而在创作中更多地溶入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严肃思考，把政治抒情诗的功能集中在洗涤人们心灵上“驼绒似的霉菌”，“抹掉角膜上的积尘”，给愚顽、假寐、昏昏懵懵者以惊醒和鞭策。他的作品中洋溢着一种亢奋和上进的情绪。政治抒情诗最忌讳枯燥说教，张学梦的政治抒情诗绝不只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形象思维催开的花朵。
我们讲诗要歌唱时代，表现现实生活，但并不是说，诗人们在写作时都要去直接描写和表现时代的重大事件，或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实。有的诗人，面对现实，侧重于写自我心灵的波动，也同样是可以的。曾卓的诗就是“用明净的心去映照自己的灵魂和沸腾的人生”的。他写大海，把大海看作他“真正的故乡”，因为在风暴、巨浪、暗礁、漩涡中“和死亡搏斗而战胜死亡”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在艰难困苦中奋斗不息，从中寻找自己的安慰和快乐，这也正是我们时代奋进者的形象。陈敬容的诗也不是直面生活的大世界，而是善于捕捉自己人生经验中一些细腻微妙的感受。
另外，诗歌创作反映现实生活还是远离现实生活，并不能以题材内容来划分。如牛汉的诗集《温泉》中的作品，表面写的是山鹰、小麂子、蚯蚓、笼中的华南虎，以及埋没在脚印中的车前草、顽强凝聚几十年热力的灌木根块、被砍伐的高大枫树等等，诗人歌颂它们在特殊环境中形成的正直性格、顽强生命力、宁死不屈的英魂和百折不挠的进取心，哀悼它们的被遗弃、被践踏、被砍伐、被摧残。诗人写这些自然事物，实际上是写那特殊年月里的人，人的经历、性格和忧愤感情，在艺术表现上不粘不脱，给人以深远的联想和回味。还有刘征的寓言诗、讽刺诗，表面荒诞离奇，实际则寓庄于谐，颇含深意。作品对现实生活中一些消极现象的强烈针砭，促使人们不能不作深刻的反省和思考。
诗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在诗人对时代的关注、对现实生活感受的广泛和深刻程度。诗歌创作中艺术追求的某种盲目性，或有意回避现实生活，过分强调诗的超脱，主张诗的内容向“轻化”发展的倾向，是不利于新诗创作健康发展的。但是作为一个文学门类，艺术表现上的变革求新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需要有丰富多样的、新鲜的表现方式，这才可能形成诗歌艺术的光艳夺目的色彩。人们已注意到，青年诗人李钢的诗，在艺术表现上的创造和革新已被读者所注目。诗中把极平凡的事情，全靠了丰富的想象，完全化为了一种感情的云霞，在平静的叙述中突然插进出奇的联想，形成强烈的落差对比，既不粘实，也不朦胧，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近几年来，尽管人们对诗有着这样那样的议论，但诗歌创作仍然在向前发展着。“上不囿于云层，下不止于海底”，生活领域是无限广阔的。我们期待着诗人们能创造出更多“前不辱于古人，后无愧于来者”的当代优秀诗歌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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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远望楼评诗记
徐迟
近虽病躯初愈，还去京开了几天新诗诗集评奖会。这次评奖会有一个很宝贵的团结的气氛。评委们的态度认真，老诗人冯至、公木都认真严肃地对待这次评奖，研读、交换看法，深思熟虑。
十六种得奖的集子里，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成名的诗人的集子占六种；在五六十年代里成名的诗人集子占五种；而在七八十年代里崭露头角的新秀诗人的集子也占了五种。这次获奖作品的名单“可以说是大体公允的”。
评奖并不是一桩轻松的工作。在远望楼上放眼，这1983—1984年的两年中间，出版的新诗集有四百多种，好比一片一望无际的浩渺烟波。就书目而言，恐怕还不是很完全的。特别是对年轻的一代诗人的集子，可能有所疏漏。
这回得奖集子的诗人年龄大都已过了四十岁，只有个别不到。令人遗憾的是二十上下、三十左右的青年诗人的集子入选太少。因许多青年诗人的诗创作大都还未成集。可是我们都知道，诗总是以青年诗人写的来得好些。这次没选上他们的作品，有待于下届诗集的评选，来纠正和补救这一缺点了。此外，女诗人的得奖集子这回只有一种，其比例远远低于实际情况，恐怕也是一个缺点。
诗的评选，跟诗的翻译一样，须由一些诗人自己来承担比较好，比较可靠。这一个特点有别于其他的文学形式。但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评委要评选自己的诗集的尴尬局面。我们考虑了这一点，并且有几位评委要求过退出评委会。但大家认为回避固然可以，但评奖主要以作品质量为准则，也不必因人而废，倒是今后应及早注意到。对评奖工作我还有一点建议，我以为已享有全国声誉的诗人、作家不一定要在省级评奖中拿大奖了；已享有国际声誉的大诗人、大作家也不一定要去拿全国金奖了。这样做会使他们赢得更大的声誉。希望各个文艺协会的领导人能在各种形式的评奖中明智地掌握这一点，要让更多的青年人，以他们的优秀作品，获得优秀作品奖。
这次评选，总的来看，似乎得奖集子的水平比之上届未见突破。这两年里国内外的风云际会，本当激荡出嘹亮的歌声来。诗坛却平稳发展，未见异军突起。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内在的原委。为什么诗篇虽多，能激起共感、共鸣的规模略小，回音、回声幅度不大？回顾时，不能不想到一个时期里出现的所谓新诗危机论。事后证明没有这么回事。诗在发展，在前进，但传诵一时的名篇佳作却不多见。或者这段时间正是“万木无声待雨来”似的，诗也期待着狂飚和豪雨。一般来说，要等到雨过天青，才有新人新作象雨后春笋，一节节地拔地而起。
得奖诗集中，老诗人的诗艺成熟，语言洗练，遣辞恰当，思想完美，是比较明显地胜过了新秀的。然新秀却以感情的清新、热情的荡漾、奇特的构思、新颖的意境为特点，有些是老诗人所不及的。至于中年的诗人，则感情与功力较为平衡，他们是我们当代的大诗人了。
然而大家感到，诗作还免不了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有时落了套。套话是诗之大忌，它是奴隶的烙印。甚至我们卓越的诗人偶尔也难免，用了世俗的习惯方式来观察和感受，而发为吟咏时，竟未注意到自己被某些框框所框住，未能用创造性的真知灼见，写出人所未见、发人深省的新诗来。青年诗人则框子较少。
这次诗集评奖，仿佛从远望楼上望见，新诗是一种大有希望的文学形式。我们的诗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仿佛是波澜壮阔的海洋一样，从中传来了这时代的浪声潮音，以及水下的声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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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向人民 日趋多样
——一九八五年我国故事片创作简略回顾
仲呈祥
坚持改革的1985年，我国电影战线新摄制故事片一百二十多部。电影艺术的发展，量固然是一大标志，但关键在质。而质的核心内容，则是影片总体在审美意识上符合历史潮流的发展。纵观1985年我国银幕的审美思潮，是在随着时代潮流的步伐前进的。虽然也难免泥沙俱下，夹带些一时势头颇为不小的诸如离奇低能的武打、胡编乱造的侦破以及庸俗无聊的恋情之类的泡沫，但毕竟已经和正在被奔腾的时代洪流所扬弃；而这一年的优秀影片所体现的审美主流，显示了更加面向人民、着意久远、日趋多样的可喜现象。
1985年的银幕形象和审美主潮，在更好面向人民方面所作的新的拓展，首先表现在多视角地深沉地再现人民群众亲身参加的伟大现实变革。如果说，前几年我们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反映改革生活的促人向上的好影片，如《血总是热的》、《不该发生的故事》、《最后的选择》等，但审美角度大都是正面切入，总显得较为单一。1985年则不同了。银幕上不仅先后出现了《代理市长》、《瀚海潮》、《咱们的退伍兵》等大气磅礴的正面表现改革者的洋溢着阳刚之美的影片；而且出现了象《相思女子客店》这样的从新的角度以小见大，揭示出改革的艰巨性和人自身的观念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的影片，象《野山》这样朴实自然地透过两户农家心灵演变轨迹来深刻展示变革力量的作品，象《流浪汉与天鹅》这样充满诗情画意地讴歌改革焕发出普通农民的惊人创造潜力的喜剧影片，象《迷人的乐队》这样的通过一支农民管乐队成长的故事，着力表现变革潮流激荡下农民群众致富后在精神生活领域里的追求的轻喜剧电影……所有这些，都表明电影艺术家们的视野已更加广阔，艺术表现形式已更加多样。其次，1985年的银幕上，不仅继续活跃着象肖子云（《代理市长》）、赵书信、李任重（《黑炮事件》）和区老枢（《绝响》）等多姿多采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且塑造出一批在变革中激流勇进的新型农民形象。在这里，有宁可个人经济受损、对象告吹，也要坚持发扬革命军人优良传统和共产党员模范作用，组织乡亲们共同致富的退伍兵方二虎（《咱们的退伍兵》）；有机智豁达，带领富裕的乡亲追求精神文明的村委会主任兼管乐队队长辛天喜（《迷人的乐队》）；有勇于向旧的传统习惯意识宣战，做改革洪流的“弄潮儿”的观音姐（《相思女子客店》）；有实行责任制后重归故里，在承包鱼塘中显露了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的流浪汉“抹桌儿”（《流浪汉与天鹅》）；还有在变革现实中对人生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开始发生变化的禾禾和桂兰（《野山》）。银幕上闪烁着新的光彩的农民群象的涌现，雄辩地证明了越来越多的电影艺术家与亿万农民心心相印，深情地把镜头对准广袤农村中富于魅力的历史主人，去悉心发现他们的美，热情表现他们的美。
1985年银幕审美主潮面向人民，服务于人民，不是止于狭隘的功利主义，而是着意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久远大计。这一年银幕上描写改革生活的成功之作，已不再就事论事地运用表层情节展示矛盾，浮于再现某项工程设施、某桩人事更迭、某件产品试制的艰难过程，也不再局限于生产工具和管理体制的变革，而是深入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构成的整体生活形态中进行审视，把镜头对准变革中的“人心”，着意在人的观念更新和心态调整方面，使影片富于更为深刻的内涵，从而更宏观地反映伟大时代的精神风貌。如果说，《咱们的退伍兵》和《迷人的乐队》正是以其敏锐的审美发现，为新时期银幕画廊增添了方二虎和辛天喜这样的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把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作自觉的追求的农村新人形象，因而格外引人瞩目；那么，《相思女子客店》和《黑炮事件》则是超越了对“办店”和“事件”进程的一般再现，穿透到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层进行开掘。这些影片不仅能使观众从银幕上触到时代强劲的脉搏，目睹变革艰难起飞的情状，而且能帮助观众认清历史前进的航向，悟出如何调整自身精神状态的宝贵启示。
1985年的我国银幕，还出现了《绝响》、《良家妇女》、《秦川情》等反映民族文化的、雅俗共赏的影片。这几部影片的编导，不是以猎奇或一种封闭的观念来描写地域文化和风俗民情，而是在影片中关注着那块地域里繁衍生息的人民的历史与现状。这种面向人民、着意久远的审美意识和追求，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我国故事片的样式，历来比较单调，一向以严肃的正剧居多，而审美风格也不够多样。但人民的审美需求却是多样的。他们厌恶重复雷同，呼唤电影形态的多样化。要面向人民在伟大变革中异常丰富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人际关系，要着意于建设精神文明的久远大计，每一部影片就都应有新的美的发现，都应具有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表现形式。1985年人民的电影艺术家们的审美追求也表现在顺应人民对电影形态多样化的呼唤上。就电影片种而言，我们不只有严肃的正剧，而且有了数量可观的喜剧、轻喜剧和悲剧，以及象《小巷名流》这样的讽刺幽默剧，同时还拍了一批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武术片、惊险片、音乐片和歌舞片。就电影结构而言，我们不只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化影片，而且有象《少年犯》这样的纪实性佳作，还有如《青春祭》式散文化电影。就创作方法而言，我们不仅有《咱们的退伍兵》等大量坚持革命现实主义深化的影片，也有同时兼容浪漫的、象征的、写意的等多种创作方式的电影。总之，银幕上的各种探求如满天星斗，电影正在走向开放的多样化的繁花似锦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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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妒嫉也能杀人
——看话剧《上帝的宠儿》有感
方杰
早就听说描写莫扎特之死的《阿马德乌斯》（即《上帝的宠儿》）是一出非常出色的话剧。它曾在英国、美国、日本等不少国家上演，并获得好评。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的确感到名不虚传。这个戏以它的艺术力量，使人感到灵魂的震颤，同时也得到了欣赏的愉悦和满足。
《上帝的宠儿》是美国当代剧作家彼得·谢弗创作的一部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它写的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维也纳宫廷乐师萨烈瑞，因出于妒嫉而谋害莫扎特的故事。莫扎特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他是否因此而死，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抛开真人真事不论，而把它当作一个艺术作品来看，我以为是相当深刻的。北京人艺的演出，力求保持原作的风格，导演并不追求形式上的“五光十色”，虽然它采取现实与回忆结合的手法，演员在戏中跳进跳出，当场换装，但是却表现得深沉、自然，而不炫耀技巧。自然也是一种美。诚然，话剧的自然并不等于生活本身，它要经过表演。然而表演却使人感到是在“生活”而不是“演戏”，这不但是话剧演员的功力，而且是话剧魅力之所在。
这个戏的经验证明，话剧的形式问题固然重要，然而形式的探索却代替不了内容的深刻。而一个作品，深刻应该是首要的。可惜，现在有些话剧创作者并不重视这点，甚至一些大剧院的演出，重视形式超过了内容。结果是搞了一些“小巧玲珑”，或者说，虽然好看，却是小鼻子小眼的东西。话剧走到这一步，究竟能否解救它的“危机”，恐怕还是一个问号。不过我想，话剧要想站得住，是必须要有一些较为完整而深刻的作品的。这深刻当然要植根于形象中。只有深刻的形象，才会表现出深刻的思想；也只有深刻的思想，才能体现出深刻的形象，二者相得益彰，也就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实际上在一个作品中，如果不是把思想当作标签，形式和内容是很难分割的。《上帝的宠儿》深刻就深刻在这个“统一”上。它把萨烈瑞、莫扎特等人的性格刻画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通过这些性格的撞击，表现了戏的主题：妒嫉也可以杀人。作者把生活中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集中起来，加以典型化，从而赋予了作品以普遍性的意义。正是由于妒嫉，使萨烈瑞在一个天才面前感到恐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只能是个庸才”，于是便把莫扎特当作大敌。他在皇帝面前百般诋毁莫扎特，阻止他的作品上演，另一方面，又在莫扎特面前讨好。萨烈瑞对莫扎特的谋害用尽了种种手段。他使莫扎特“饥饿”，“叫这个人沦为赤贫”，断绝了“共济会”对他的救济，最后在莫扎特精神失常的时候，他扮成“死神”，将莫扎特陷于极度恐怖之中……头脑里只装着音乐的莫扎特，哪想到对别人的提防！他单纯的象个孩子，到死都认为这个杀人不见血的萨烈瑞是个“厚道人”。人们论创作，常常要讲到“现实意义”。这个戏则不能不使人思索，产生对生活的联想。虽然它的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以前，然而在今天，萨烈瑞“并没有死”，他仍然活在人间。鲁迅先生说，谣言可以杀人。其实妒嫉也会杀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出众的人才被妒嫉所毁灭。“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似乎成了人生的经验。一个冒尖人才的出现，伴随而来的常常是将他抹黑。嘁嘁嚓嚓，造谣中伤，甚至打击陷害。结果必然是：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社会不能快步前进。这个戏的成功，就在于它以历史的镜子透视了今天的思想、行为，然而它表现的却又是道道地地的历史。
看了这个戏，使我感到话剧并非已失去了魅力，我们现在有许多话剧所以被观众冷落，或者说话剧出现了“危机”，关键在于缺乏那种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好作品，因此倒了观众的胃口，使话剧名声下降。为了提高话剧的声誉，争取观众，我认为剧院应该严格选择上演剧目。上演一些外国名著，不仅能够开阔观众的眼界，了解国外信息，提高话剧演出的欣赏能力，同时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演剧水平。北京人艺最近几年有计划地将《女人的一生》、《推销员之死》、《洋麻将》和《上帝的宠儿》等搬上首都舞台，这种做法，我以为是值得肯定的。（附图片）
萨烈瑞（左、吕齐饰）与莫扎特（右、张永强饰） 苏德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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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五十年代深受青年文艺爱好者欢迎的《文艺学习》，最近决定正式复刊，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复刊后的《文艺学习》，面向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文艺爱好者，向他们普及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帮助读者提高阅读、欣赏、鉴别和写作的能力。
（梁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的《一九一三年—一九八三年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正式出版。该书按时间顺序编纂了一九一三至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生前时期国内报刊发表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的各种反响、评论和研究资料。《汇编》第二、三卷将于今年内印出，第四、五卷及索引分册将于明年内印出。
（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