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突破”
邓伟志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不可以发展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既是学术水平、学术勇气提高的标志，也是学术工作、学术环境改进的标志。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民主的环境，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提出来的。
发展，必须有突破。无所突破，无所否定，一直沿“祖宗成法”走下去，何来发展呢？提出一个新观点，是要有点胆识的；然而在新观点被充分论证后，反倒觉得平淡无奇。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不可以有所突破的问题似乎也是这样。尽管至今还有不少同志不赞成提“突破”，可我觉得“突破论”者的论证全是些无可辩驳的常识。
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不断发展的。如果后一阶段对前一阶段只有延续、继承而无突破、否定，那叫什么发展呢？列宁主义之所以伟大，一个集中表现是它突破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将在所有文明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的设想，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思想伟大之所在，一个集中表现是它突破了城市起义的思想，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列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远远不止这些。这里列举的，只是被人们公认的几点比较重要的原理罢了。
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包含着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实际上，任何学说、学派都是如此。大家知道，在我国生物学界、遗传学界有摩尔根派与米丘林派之争。虽说他们都自称摩尔根派或米丘林派，但是这两派现在所论述的，同摩尔根和米丘林二人的原著大不相同。今日两派的代表者如果重温一下他们先驱的原作，除了会为先驱的成就而自豪以外，还会发现先驱的某种幼稚与荒唐。不断突破、不断更新，是一切学说的活力之本。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决不会例外。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包容了许多理论、观点，其中确有许多应列入基本原理范畴。但是必须看到，“基本”也是相对于某一结构而言的。有那么一些原理，今日为“基本”，明日未必为“基本”。上面讲的社会主义在所有文明国家同时胜利以及城市武装起义等原理，在某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不会不承认它们是基本原理。不然，要突破它们怎么会如此困难呢？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往往是在类似这样的结论上有所更新、有所突破。这样的突破，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丝毫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地位和作用。只求在细枝末节上的突破，那是连教条主义者也可以接受的。
问题是突破不能有主观的随意性。时间、地点、条件没有变，或没有大变，反映这个条件下的本质的理论就不会过时；时间、地点、条件发生了大变化，不管多么崇高、神圣的理论都会过时。没有过时，大讲过时，固然不对；已经过时，还讲没过时，同样不对。二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今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学技术即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在加速度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加速度更新。如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在中国还挺“时髦”，殊不知在国外，这“老三论”的历史地位已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新三论”所取代。一些理论观点的寿命的缩短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是辩证法的胜利，是值得庆贺的。“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这是由人们的社会心理决定的，并不会动摇诗仙、诗圣的成就。
当然，要突破马克思主义中过时了的观点，是不容易的，不可草率从事。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大门关上了。列宁把商品经济之门稍微开了一些；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把门开得比列宁大一些；毛泽东同志在读斯大林这本书以后，又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门开得比斯大林大一些，——可惜的是，他在晚年重新把这扇大门紧紧关死。——但是总的讲，他们开得都不太大。直到1984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门大开。从对商品经济理论突破的曲折过程看，突破需要时间，要有个认识过程，要有个在实践和讨论中提高认识的漫长过程。突破马克思主义中的过时了的结论，是历史赋予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严肃任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来对待，不可随心所欲。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现在没有过时，还具有巨大的生命力，还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要在建设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伟大实践中接受检验，过时与否，要在那个时候回答。马克思主义的有些基本原理是万古长青的，在实现共产主义以后，看来也不会消失。
“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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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西文化的交融
周谷城
今天所谓中西文化交流，只能是相互渗透，决不会由一方取对方而代之；换句话说，即谁也不能吃掉谁。彼此可能消长升沉，但也决不会同归于尽；如果于尽，便是又一种新东西。
自对方流入的文化因素，当然以需要大而能容者流入多而快，如今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等流入中国即是一例。中国哲学、文艺，如老庄、周易、诗词书画乃至盆景、园林等之流到西方，也是实例。
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是双方都有提高，但提高的程序性质不一：中国过去以为旧的精神文明如儒家学说等，实为生产进步的障碍。今则不然，因补上了生产技术一课，生产发达，可能用得着一些固有传统的文化中之精华。
西方向来生产技术发展较快，文化方面颇侧重宇宙观，而伦理或人生观方面，比较起来，似乎不如中国的突出。今天因社会关系，亦即国际的社会关系较密切，可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过去更感兴趣。凡此可以视为今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优势之一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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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
肖?夫
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史，可以看到传统的惰力、因袭的负担以及各种内外因缘，也曾使历史出现曲折和反复，似乎又正在形成一个小马鞍形。
“五四”以来的前三十年，深重的民族灾难把人们从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和迷惘之中唤醒，因而奋起冲破各种奴化思想、复古逆流的禁锢，首先迎来了“科学”和“民主”为中心的各种世界思潮，接着又迎来马克思主义用以观察国家命运和分析文化问题的思想方法，通过对近代中国关于古今中西文化论争的批判总结，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主导思想，吞吐百家，迎来解放。
解放后三十年，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各种因缘，我国不能不长期关起门来搞经济文化建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从文化史角度来看，关于文化建设方针方面确有不少失误和教训。源于自然经济格局的历史惰力，曾使我们在思想上逐步趋于狭隘化；破字当头的批判运动，形而上学的恶性滋长，使我们的指导思想逐步脱离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从而失去了吞吐百家的能力，乃至陷入固步自封、作茧自缚的封闭状态。最后，导致十年浩劫的悲惨结局。
近十年，人们最初在痛定思痛中上下求索，反思历史，总结教训；然后又拨乱反正，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创作自由、知识价值、文化类型等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开始突破了真理观上的形而上学和文化发展观上的单一模式，迎来了以前从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的春天。而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及其初步实施，更把人们引向高一层次的精神境界，放眼世界，面向未来，意识到我们民族要自我振兴，在文化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历史责任。我们正处在已经开始的、自觉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就文化运动的轨迹说，实质是继续着十七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正在自觉地、更深广地、同时也是有选择地吸取、消化外来文化及其发展的新成就。在历史上我们民族曾经成功地消化了印度文化，现在又正在消化西方文化，如果能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把它们融会贯通，让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在中国“聚宝”，经过再创造并反馈出去，那将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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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思维是实用理性思维
李泽厚
美国一位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名的列文森教授认为，思想史是个博物馆，另一位史华滋教授则认为思想史不是博物馆，而是图书馆。我认为思想史可以是博物馆，可以是图书馆，更可以是照相簿。从中，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整个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自己生长的环境、亲友等等。每个时代都在不断地写历史，都是根据自己此时此刻存在的要求来回顾历史，使历史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背景和动力，决不是简单的知识和记录而已，这就是我研究思想史所采取的角度。
中国历史的特点之一，我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以农业为基础的血缘氏族制度非常之长，发展得特别完善。孔子要“复三代之治”，想回复后期氏族社会的“文明”制度，这是真实的历史存在，里面保存了原始社会一些比较好的东西，与柏拉图虚构的理想国不一样。中国的人道主义渊源于孔孟，与西方也不一样。西方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出发，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中国的人道主义讲的是人们的相互友爱合作，互相帮助。中国先秦诸子（除庄子外）都着眼于人际关系的处理，讲自然也讲人事。这个中国思想的特点也表现在整个文化方面。爱因斯坦曾经感到很奇怪，他不理解中国没有希腊欧几里德几何体系，没有文艺复兴以来伽里略的科学实验成果，何以能做出很多工作。我的看法是，中国基本上是技术发达，科学并不发达，四大发明都是技术发明。中国人的思维总喜欢要求科学直接为社会生活服务，对科学的独立意义，对科学本身思辨的完备等等不够注意。我觉得中国思想与四大文化关系更为密切，这就是兵、农、医、艺（首先是技艺）。因为这四个东西与中国民族的生存发展的实际关系最为密切。中国远古打仗打得最多，中国兵书所以才出现得那么早那么成熟。中国的农学在汉代便已相当发达。医也是，几千年后还在用。农、医从两方面保证了中华民族发展到了十亿人口，占世界第一位，这从全球文化角度讲是个奇迹。由此可见，中国的思维、中国的文化都与实用的东西联系密切，所以我把中国思维叫做实用理性。实用理性以儒家为主体，其他各家也是。
儒家以“孝悌”为本，即以亲子之爱为社会结构的根本。亲子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如果把它看成一种外在的制度规范，人们就会感到是一种约束，但把它变成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求，情况就不一样了。由此便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际关系。把亲子之爱扩展到整个社会，整个宇宙。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它既是自然观，又是社会观、人生观，有理智，又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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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有否“文艺复兴”
包遵信
中国历史上的明清之际，是否有过象意大利“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能否经过“文艺复兴”的方式，进行形态上的更新？这不仅关系到明清之际社会思潮的估价问题，而且还与如何认识传统文化的性质直接有关。
我不同意把明清之际说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启蒙的确切含义，是指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出现的思想革命。中国十七世纪还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当然不会有什么启蒙文化。清初诸大家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着眼点是针砭明代统治的流弊，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封建。十七世纪思潮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它“经世致用”的主张。但问题在于它用什么去“经世”，致什么样的“用”，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科学、解放思想，相反是要把从晚明以来普遍越出了封建纲常规范的社会风尚、道德实践，重新拉到封建轨道上，束缚在儒家经典之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过十七世纪社会思潮之后，儒家统治地位非但没有动摇，甚而更加巩固了。
我们承认历史发展有它的客观规律，但历史发展是否只能遵循一条途径，只有一个模式？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经过“文艺复兴”的方式，完成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形态更新。中国近代的大门是由帝国主义大炮轰开的，这个事实就已说明这个问题。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封闭性的自足系统，正如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无论怎么发展，也摆脱不了自然经济纽带、脱胎为资本主义一样，传统文化也不可能靠它自我批判来进行自我更新。
最近，上海复旦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这里发表的文章是会议论文的摘要，原载上海《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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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
王育民
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它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各个组成部分及相互间的联系，探讨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它向人们提供认识社会、管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系统知识和方法。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在我国中断近三十年之久，但对我国社会进行科学探讨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社会调查为科学地了解中国社会奠定了基础。我国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培养造就了一批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他们是我国社会学赖以开展的主力和骨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社会学的重建准备了必要条件。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改革促进了社会学的新生和发展。
1979年3月15日至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召开了有六十余人参加的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并通过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工作条例（草案）》，选举由五十人组成的理事会，推选费孝通教授为会长。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后，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组织蓬勃发展起来，仅三年多的时间，就有上海、天津、北京等七个省、市建立了社会学会（或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许多省、市也先后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研究室。复旦大学分校（现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设立了社会学系，许多院校相继开设社会学课程，积极筹建社会学教研室。这些组织促进了社会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激发了各地社会学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进行实地社会调查的积极性。在广大科学工作者掀起了研究社会热潮的时候，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重建中国社会学，其指导思想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1982年年会。
1982年5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在武汉召开了年会，着重讨论了社会学如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问题。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开展社会学的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正确对待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旧中国的社会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社会实地进行调查分析；要把调查分析的成果上升到理论，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体系；要在中国的泥土里生长出反映中国社会实际、具有中国特点的、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会议决定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易名为中国社会学会，并修改了会章。
就社会学学科建设来说，头三年主要是搭架子，组织队伍，零零星星地搞了些调查。1983年4月在成都召开了全国社会学“六五”规划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会议确定将“江苏小城镇研究”、“我国城市家庭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五城市家庭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等三个课题列入“六五”规划。
除此以外，各省、市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组织根据本地区的特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和研究，涉及的领域有：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法和社会调查、人口问题、劳动问题、社区研究、工业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劳动社会学、犯罪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医学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这些研究项目勾绘出一幅全面建设的蓝图，为社会学学科建设打下初步基础。
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深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社会问题，1985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光明日报》理论部和广西社会科学院在南宁市联合召开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会上着重讨论了体制改革引起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和阶级结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与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与生活方式变化的关系等问题。会议认为，改革需要社会学，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也只有深入研究改革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次会为研究和制定社会学研究“七五”规划奠定了思想基础。
随着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开展，对这门学科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引起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截至1985年10月，全国已有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社会学会。在大学里，社会学已成为很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第一期就招收了两万六千名学员，其中各级管理干部占75％。学员分布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遍及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这支力量必将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了加强学术交流，沟通社会学信息，适应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需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大型学术刊物《社会学研究》也于1986年1月创刊，公开发行。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迫切需要科学的社会学的指导和帮助；我们的社会变革，也必然会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正在改革中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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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苏双碧著的《陈玉成评传》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玉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本书对陈玉成一生以及他的军事思想、他指挥的各个战役，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孙振镛）
△滕守尧的《审美心理描述》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分析了构成美感的诸心理要素，描述了审美心理过程，揭示了审美快乐的本质。对美学中极为重要的概念如形式、再现、表现、符号、意味、模糊等，本书均从心理学角度进行了论述，对美育问题也提出了理论性意见。 （德志）
△刘明逵编纂的《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一卷第一册已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套大型资料书，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工人阶级产生、早期发展和它的劳动条件、生活状况等。 （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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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行》——一本探讨全球发展战略的书
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讨论世界任何重大问题，决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反之，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也不能不首先考虑世界发展的形势。怎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分析当代世界：它的现状如何？有何新的动向？发展趋势又怎样？人们应该提出什么决策？这些确是一些紧迫而重大的课题。童大林和刘吉同志近年来多次到国外进行经济、科学、教育等各方面考察，对全球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并与国外学者、企业家、政治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写成了《春雨行》一书，这在我国还是一个尝试。
全书分九章。第一章《巴黎的思考》，记述了作者在巴黎爱丽舍宫总统府里同阿塔利教授就今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发展的讨论。他们共同认为，全人类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今后十多年将决定每个国家在二十一世纪中的地位和命运。因此，人们都应该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世界的命运，人类的命运。
《在恩格斯纺织厂的遗迹上》一章中，作者从对世界近代工业发源地——英国曼彻斯特市一百多年巨大变化的考察，探讨了从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西方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以及在新的产业革命中欧洲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对策。在《企业经济与企业家》一章中，通过对法国企业国有化和英国企业私有化的比较，分析了现代企业的形式以及现代企业家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
在《太平洋时代》和《中国的崛起》两章中，作者对太平洋地区的几种不同的经济格局（以美日为轴心，发展中国家共同体，泛太平洋经济圈），世界各国在中国崛起面前可能的战略选择，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分析。 （田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