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董必武悼念林伯渠诗二首
〔编者附记〕今年是董必武同志和林伯渠同志诞生一百周年。我们发表董老1960年悼念林老的两首诗，同读者一起表达对这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念和敬意。
（一）
在大同拟游云冈，闻林老之丧①，即命驾返京，车中为一长句吊之。
大同闻耗若惊雷，星陨长空剧可哀。
五老②以君为最少，百年何事早相催？
人民跃进应携手，生产提高要触媒。
不去云冈参石佛，生刍一束我持来。
1960年5月30日
（此诗曾发表于本报1960年6月
3日第二版。）
（二）
宿罗浮山朱明洞忆亡友林伯渠同志
冲虚观左朱明洞，曾是春初故友居。
倚树看云身影没，飞鸿踏雪爪痕余。
梦魂可接无衰感，謦欬难闻有气疏。
月黑岭南秋夜静，徘徊负手在阶除。
1960年11月15日夜
注①林伯渠病逝于1960年5月29日。
②“五老”是延安时代人们对徐特
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
林伯渠五位革命老人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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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煮字生涯》自序
柯灵
我曾经长期当报刊编辑，煮字烹文，一手伸向作家，一手伸向读者，借墨结缘，弄云作雨，播火传薪。此中况味，甘苦自知，却从来无意倾吐；这本小书，从写作到辑集，大半出于偶然。人海浩瀚，世事坌集，潮汐有信，风雨无凭，藐小的个人，难于独立苍茫，事无巨细，决然自主浮沉，也是很自然的事吧。
我投身编辑生涯，最密集的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正当天下鼎沸，祖国存亡绝续之秋。这个惊心动魄的时代，已成为过眼云烟。中国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一弹指间，流年四十，但创巨痛深，记忆长新。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纪念活动，鉴照史镜，警策未来，表示对人类命运的殷殷关切，四海同心，无分畛域。这集子里的第一组文字，主要是这一时期的勾沉稽往之作。《上海抗战期间的文化堡垒》是《上海党史资料通讯》对我的访问记录，经我补充整理，只是一些史料的铺陈，除在《通讯》发表外，并连载于《人民政协报》。因为代远年湮，深恐记忆失真，稿成后曾请益于梅益、王元化两同志，当年党领导上海文化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躬与其役，可以算是历史见证人；杨幼生同志致力于“孤岛”文学研究，熟悉情况，我分别请他们严格甄审内容是否翔实和符合政策，并特别注意有无借此自我吹嘘之处。现在我仍愿以此意求教于读者。《“孤岛”新闻史号外》一文，与任嘉尧同志协作成篇，试图为上海“孤岛”时期“洋商”报纸的因果作一分析和小结。今年10月，中国新闻学会等四单位联合发起，在曾为战时陪都的重庆举行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我承邀参与，因平生足迹未尝入川，仓促成文，借此作敲门砖，得以假公济私，欣赏瑰丽奇伟的大足石刻，归途顺流而东，又瞻仰了向往已久的三峡风光，葛洲坝工程。《〈周报〉沧桑录》的写作，也是云无心而出岫，并非我的本愿。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狂风巨浪中，《周报》昙花一现，曾起过一些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却被视为政治包袱，成了我无法脱卸的湿布衫，事过境迁，似乎形势“稳定”，又不那么讨人嫌了。还有人准备替它梳妆打扮，改造历史，一面又翻云覆雨，播弄无聊的口舌。几十年来，——具体地说，“文革”以前，我无论口头笔下，未尝对《周报》置一词，现在既然如此，我觉得也无妨实事求是，负责说明一些真相。办刊物是集体事业，分工合作，各尽所能，荣辱与共，无分彼此；作家的扶持，读者的赞助，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将众擎云功粉饰为独支之局，既违事实，更不足为训。要不是我穷于应付，本不想多费这番笔墨。但尽管如此，这篇文字的主旨，还在于为当时的民主洪流留一缩影，我相信今日的读者，温故知新，还不至于毫无意义。
第二、三两组，前者是我和几位前辈和友辈文字交往中偶尔留下的尘影梦痕，他们对我多曾同声相应，或给以友好的提挈，或予以道义的支持，现在已大半谢世，而风仪长存，我敬以此表示衷心的感念。后者是几种刊物的发刊词和编者告白，为当时当地所作，打着较为清楚的历史烙印，社会故态，文场旧事，可以由此豹窥一斑。这两组文字，除了部分近作，有些篇什，曾见于旧作文集，因为内容与编辑有关，不顾重叠，加以集中，期便于读者检索。
我积年编辑的报刊，有熟悉情况的同志曾为文评述，散见于各种杂志，现经请求，得许借看，另成一组。承这些同志的美意，腕底春风，多所奖饰，我不避“王婆卖瓜”之嫌，却还别有些用意在内。因为这本小书，虽然滥竽“编辑丛书”之列，但除了关于《周报》一文，实际上都是顾左右而言他，要获得较为明晰的印象，还须求之于这些评述。从保存期刊史料的角度着眼，竹头木屑，或许不为无用。我编的报刊，有文艺性的，综合性的，政治性的，也有群众性的，而后一种经验最为愉快和难忘，特别是《文汇报·读者的话》。它使我懂得，文字媒介一旦电流般接通群众的心海，相引相吸，相激相撞，会产生何等的社会效果。什么“洛阳纸贵”的神话，映衬之下，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不久前《文汇报》报史研究组在国民党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一个材料，可以作为反证：
“该报（按：指《文汇报》）言论左倾，偏向中共，而以本党为攻击对象，对本局（按：指国民党社会局）施政多有不利之批评。该报辟有《读者的话》一栏，系由左倾作家柯灵主编，常有挑拨群众攻击政府之言论及赤化宣传。内容记述各项，均有均衡之发展，文化、工人、知识界之读者颇多。”
（摘自1946年底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本市各报调查及分析》一表中“内幕与背境”栏。标点为引用者所加。）沐手恭录，借供谈助，并以见反动统治阶级和一般群众，眼光多么不同。
《记中国第一张儿童时报》一文，意在为全国首创的儿童报纸留一文献。作者田锡安先生已经逝世，这是一位很有见地的教育家，而鲜为世人所知；我正式从事报刊编辑，就出于他的汲引，饮水思源，谨于此志少年受知之情。
此书结集，出于赵家璧同志的建议，山西人民出版社张安塞同志的督促，并道谢忱。
198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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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纵横集
“缺衣少食”
成志伟
不久前电视台播放过系列小品《郑板桥的故事》，每集仅十分钟。其中一集叫《缺衣少食》，说的是一位穷愁潦倒的老书生，在自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二三四五”，下联“六七八九”，见者皆嘲讽这对联是胡诌。在此地当县令的郑板桥看了，却驻足沉思良久，随即吩咐衙役，到自己家里拿一斗白米和几套衣服来。衙役不解，郑板桥就解释道：这副对子上联缺“一”，下联少“十”，暗寓“缺衣少食”，说明这家主人正处在吃穿无着的危境。进屋一看，果然有一位屡试不第的老书生在炕上受冻挨饿。郑板桥把自家的粮、衣送给他，使老先生大受感动。
这则故事对今天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干部来说，可以有所启发。人们常说知识分子“清高”、“架子大”、“难弄”，我看这是一种误解。人都有点个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倒是知识分子多读了点书，知书识理，自己有难也不肯轻易向别人伸手，我看这倒是个优点。特别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受党和人民教育，对国家的困难十分体谅，个人有点难处宁可自己克服，也不愿提出来，这是很可宝贵的品格。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领导干部更要善于从不言中体察他们的隐情和苦衷，切切实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让他们更加心情舒畅地为四化施展才能。这单靠有工作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些共同语言，这一条非常要紧。
《缺衣少食》还有个尾声：郑板桥见这书生年老力弱，决定把衙门里的文字抄写工作拨一部分给他干，使他有个长久的生计；又念其行动不便，吩咐老先生不必去衙门上班，而派人定期把抄件送来。这一着实在高，算得是体贴入微，难怪老先生要感恩不尽了。而这一点对我们启示尤深。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固然重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更得人心。中国的知识分子“价廉物美”，并非妄言，他们对生活条件并无多大奢求，最迫切需要的，是希望有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和场所。如果我们的干部真正理解他们，在这方面为他们多做些有效的工作，他们一定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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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叶
读《漫步纽约》
董乐山
年终岁尾，接连读到了三本关于美国的好书：费孝通的《美国与美国人》、王作民的《美国万花筒》、冯亦代的《漫步纽约》。费孝通是社会学家，他的《美国与美国人》是他四十年前的《初访美国》和四十年后的《访美掠影》的合编，是一部学术性较强的著作，我们读后对美国社会在这四十年中的变化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王作民是新闻记者，她应麻省理工学院之邀，在美国游历考察一整年，也是从四十年前后两次访美的对比写下她的观感，生动而且具体，细致而且深入。如果说费孝通的著作偏于理性，王作民的观感就着重感性，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来读，美国社会的全貌就历历如在目前。
但是，应该声明我并不是出于冯亦代是我的老友而特意吹捧，我更爱读他的《漫步纽约》。这并不是说他对美国社会的见解超过费孝通，这样的违心之论，冯亦代也不会爱听的。也不是说他对美国社会的观察胜过王作民，这样的不顾事实，我也要为王作民叫屈。因为冯亦代毕竟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新闻记者。他是个美国文学研究者，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他的访美观感吸引了我。这本书虽小，但无处不流露他对美国文学的瞭若指掌，他同美国当代文学名家的结交之深。一篇《康考德——美国文学之乡》与其说是一篇游记，不如说是一段美国文学史，但是娓娓谈来，引人入胜，如历其境，使人不能掩卷释手。的确象《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听说的那样，冯亦代不是一般的文人学者，他是个“文学使节”，从四十年代起，他就孜孜于中美文化的交流。从他几篇关于与美国作家交往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他做这项工作确是“如鱼得水”，从容自如，收效当然也比唇枪舌剑为佳。
我爱读冯亦代的著作还因为他的文章耐读。我已不止一次地向其他散文家指出，近几年来散文界如果有什么“新星”的话，其中一颗就是冯亦代。冯亦代的散文保持了五四以来中国散文的一个传统：清淡隽永，回味无穷。他的文章不矫揉造作，遣词造句质朴自然，说的是真话，露的是童心，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情，就象他的为人一样。在一片华丽的辞藻，雕琢的文句，公式化的感叹之中，冯亦代的散文所具有的清新之气，是沁人心脾的。可惜的是他重作冯妇时间太短（这不是他的过失），在未来的岁月中，我希望能常常读到他更多的写作。因此，每次见面，我总问他有什么新作。我甚至有些自作主张，要他多写文章少译书。理由很简单，因为能翻译的人多得很，但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并不多。当然这话并无损于冯亦代作为翻译家的造诣，他的翻译是有相当功力的。
1982年春我访哈佛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罗生（即与宋庆龄、鲁迅等在上海一起欢迎过萧伯纳的美国记者）曾问我为什么不写一些访美观感，我答之曰，我若是短期访问一周半月，也许每天可以写一篇，但是如今我已呆了快一年，时间越长，我就越是没有把握了。浮光掠影的观感，我不屑写，深入细致的研究，我又做不来。伊罗生点头称善道，此所以法国人德托克维尔仍是美国社会的权威也，至今还没有一个美国学者能与之相比。如果今天伊罗生再以此问题相询，我就要回答说，有了费孝通、王作民、冯亦代的著作，我还写什么！？
1986年2月16日于不问春夏秋冬楼
第8版()
专栏：
《编辑学刊》创刊
王树荣
上海市编辑学会主办的《编辑学刊》已于最近创刊。创刊号载有吕叔湘的切身体会《谈谈编辑工作》，罗竹风的《出版工作的“十字路口”》；关于怎样建立编辑学，发表了四篇论文，展开了讨论；有编辑学的跨学科研究，如编辑社会学、编辑系统学、编辑传播学等等；本期也发表了怎样编好年鉴，怎样办好小说刊物，怎样办好“自费出版”的业务等。
《编辑学刊》是季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8版()
专栏：
花中之城〔木刻〕 甘迎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