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保持特色与新的探索
——评俞林的长篇遗作《在青山那边》
舒信波
俞林的小说创作，除少数几篇，大多数是反映抗日斗争生活的，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在青山那边》同属这一题材，但无论同他自己以往的创作或与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较，都有其明显的变化和独到之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自己的创作，寻找新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对生活的开掘，永远是作家创作的底蕴，也是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在青山那边》从一个新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风貌，表现了作家对历史的横向和纵深的发掘。作品主要描写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地下斗争，揭示了爱国师生的理想、信念、情操、爱情，为民族生存而斗争的伟大力量和崇高的灵魂。同时也揭露了日伪蹂躏下北平人民的痛苦和灾难，特别是作家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和布局，同太行山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侵略斗争连结起来，把黑暗与光明两个世界对比，构成了一幅独特的丰富的画卷。
在如何处理和把握革命斗争历史题材问题上，有的主张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去反映昔日的事件和人物。这是必要的。但是，强调得过分，就会影响和削弱过去生活的真实性。《在青山那边》反映四十年代初期，北平一所由美国人办的学校里，一群革命师生在地下党的影响和启发下，面对万马齐喑的校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奋起救亡的事实，毅然地走向青山那边，投奔抗日根据地。作品没有沿用老的写法，没有过多地写地下党组织如何宣传鼓动群众，师生如何游行示威、集会演讲、唇枪舌战，也几乎没有写同侵略者的对峙交锋，刀光剑影，也没有着墨于地下斗争的曲折复杂，但我们通过陈峪陪同怀特秘密访问抗日根据地太行山，陈峪、佟秀芹复写传播怀特的《太行山目击记》，创办“海燕”俱乐部，张凤鸣之死及其追悼会，仇凤的被捕等一系列看来并不轰轰烈烈的情节，同样看到表面沉寂的校园里潜藏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强大的抗日洪流，触摸到一颗颗炽热的拳拳爱国之心。作家遵循时代的特征、人物在当时的生活轨迹，去揭示人物对民族命运、个人命运的选择，生动地表现了爱国师生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伟大力量和崇高的献身精神。
俞林是位崇尚写实的作家，他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大多是传统的表现手法，讲究故事性，他前期的有些作品囿于一格而缺少必要的变化，但作家没有停顿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冲破一些老的框框，走出已有的窠臼。《在青山那边》既有故事，但不是以故事取胜，写了人物从未名湖畔到太行山根据地的过程，却不似传统故事按头尾顺序来展开情节，而是以人物的命运为线索，既顾及到时序联系，又不完全以时序联系安排结构，进行必要的重新组合，编织成一个精致的整体；既是传统的写法，又吸收了某些新的表现手法。作品以高年级学生、地下党负责人陈峪为贯串全书的人物，他是沟通未名湖畔与太行山的桥梁，他的主要工作方法是因势利导地增强和扩展周围人物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以根据地的革命精神，鼓舞沦陷区人民的生活信心，北平的地下活动又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斗争。
小说以较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许多人物的生活道路和奋斗精神。有富于正义感由同情中国抗日斗争到赞扬、投奔八路军的外籍教授，有醉心学术转向民族抗争的教授，有麻木不仁到豁然惊醒的中学教师，有孱弱懦怯而逐渐坚强奋起、生活失去方向通过曲折而觉醒的学生，有愤世悲歌而惨遭暗害的诗人。作品集中于强烈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揭示，通过情节的描绘、细节的渲染、场景的衬托，使人物的感情、心理、情绪真实而强烈地自然流露，互相关连，息息相通。
构思和结构方法的变化，必然带来作家对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内涵的丰富性的追求。在《在青山那边》中，作家更注重将自己的笔触伸向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把人物的性格发展统一于人物对事件的情绪流动和变化之中。作者用笔较多的陈峪、佟秀芹，塑造得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对他们身上的爱国主义感情的独特性、深刻性表现和挖掘得不够。但作品中塑造的舒兰、仇凤和范玉珍则是成功的。舒兰从小接受外祖母灌输的“与世无争，与人无怨”处世哲学，性格内向，不苟言谈，胆小怕事，谨小慎微，内心却善于观察思考。进步师生的爱国热情，青山那边抗日军民的英雄业绩，使她感受到一种新的生机。学校被封闭后，与党失去了联系，她感到惶惑、迷惘，却向往青山那边，埋头翻译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共产党人和爱国师生的理想熏陶下走上革命的道路。仇凤则是一个包含着复杂因素的多面体。她外表看似无忧无虑，内心却饱经沧桑之苦。她有理想和追求，但一遇挫折就悲观绝望。她有正义感，对恶势力痛恨之极，然而，却在敌人面前无力抗争。她渴望别人理解，又害怕自己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中，仇凤从被捕的突然打击中，进一步认识了人心世事，经历了一番心里矛盾、感情净化升华的过程。她的思想成熟了，坚定地迈开了自己的步伐。
作家在《在青山那边》中的艺术探索，使他的创作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审美层次，也是他作品整体风格从单一到丰富、由直露到含蓄、由粗朴到精致趋于完美的一部新作。然而，他在探索中仍然保持了既有的特色，诸如坚持从生活出发，歌颂美好的坚定信念，明白晓畅，质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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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诗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重读《胡桃坡》有感
臧克家
我喜欢读感情浓烈的叙事诗。二十年后重读致远同志的名作《胡桃坡》，如故人重逢，感想颇多。当年读它时候的那种激动情感，不因时间的关系而有所减损，另外，对当前新诗应该走什么路子的问题，也引起我的思索。
《胡桃坡》一问世就赢得了好评，引起注意，这决非偶然的。作者运用了解放战争时期胡桃坡一个小小村子，村子里的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和她的青年战友，历尽艰辛，一心向党，出生入死，终以身殉的动人故事，展开了一个个斗争场面，一次又一次惊险的遭遇，令人心情激昂，精神振奋！写了敌人的残酷，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写了群众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也写了骨肉之亲和战斗中产生的爱情。情节曲折复杂，剪枝去叶，只用了十八个章节作成骨干。突出了冯灵秀与同飞虎这两个主角，使他们成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典型，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品质，他们无畏无惧、勇敢牺牲的精神，使人钦敬，使人感动，使人深思，使人志高而气扬！诗中的主人公打动了诗人，诗人以充沛的热情，高昂的声音，泉涌的灵感，塑造了他们。他们的行动，他们的牺牲，可歌可泣，才能够如此打动了众多读者的心。
我个人认为，相对而言，写抒情诗比较容易，写叙事诗比较难。叙事诗，不能不写事件，那是人物活动的场所与背景，这就难于避免干燥、冗长，不能使作品句句有诗意。叙事诗，也应该是为了言志抒情。如果不凭借诗中的人物以抒诗人之情，那么，叙事诗与散文、特写的分界线就有点难以划清楚了。譬如，《胡桃坡》中的战斗场面很多，合上书本，很难个个记得清，而主人公的战斗精神、气概，却能使人深印心中。
《胡桃坡》写了轰轰烈烈的伟大的解放战争，即使是大局中的一个角落，也可以即小见大，使读者感受到这场关系重大的战争的浓重气氛和它的严肃意义。至于在表现艺术上的特点，一眼可以看出，诗人采用的是民歌体，体现了民族化的要求，使人乐闻和喜见。
重读这本诗集的时候，我确实是很有些感慨之情。而今新诗不被重视，内热而外冷，我总觉得问题在于“二化”：内容上的“淡化”，表现上的过于散文化。
现在文艺方面，有“淡化”的倾向，不少文艺界同志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在报纸上提出来要大家注意了。文艺作品、文学理论，确有种倾向：隔政治越远，也就是越淡越好。这种倾向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四人帮”倡导的“大而空”的反动谬论，其一也。另外，这与只强调艺术性而忘掉或忽视了内容上的现实性与时代精神的重大意义，也大有关系。文艺为政治服务改为为人民服务，决不是文艺可以离开政治，甚至与之对立。诗坛上不重视这个问题，就难以产生出反映伟大现实的大作品来。党的“百花齐放”政策主要是对表现艺术上说的。如果抛弃了四个坚持的原则，那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诗，首先是诗。但，诗，应该思想健康，艺术表现美，使人读了受到鼓舞，精神上得到美感享受。诗，应该群众化，民族化，不能“小众化”，太“洋化”。现在诗坛上就有以上所列举的这种情况。我们在热火朝天地搞现代化，而诗人却在微吟个人情调的低沉小曲，是可惜也是可悲的。诗，写出来，不光是我欣赏的，是要大家看，大家读的，这就必须首先要考虑到它的作用、影响，它的社会效果。
话说回来，我觉得，致远同志是重视时代精神与现实主义传统的。可是他的诗里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事件与人物使他不能不如此。他的表现形式也是我个人很欣赏的。我多希望当代诗人们，以宽阔的胸怀，高瞻远瞩的气魄，蘸着“浓化”的感情，多写出几部反映伟大现实、充满时代精神的叙事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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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优势 提高质量
——关于电视连续剧的思考
钟艺兵
春节前后，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批质量较好的电视剧，受到了全国观众的欢迎。这中间，电视连续剧的成就尤为突出，《新星》、《寻找回来的世界》、《冠军从这里起飞》、《西游记》（先播前十一集）和《李逵》，都堪称佳作。
由此想到，电视连续剧创作实践中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一
我国生产电视连续剧始于1978年，比单本电视剧创作迟了二十年。如果说电视剧是一门新兴的艺术，那么电视连续剧便是这门新兴艺术中的一个新品种。
1978年制作、1979年播出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玫瑰香奇案》，未能给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这就象幼儿的第一次学步，是不能苛求的。此后四年，国产电视剧仍不乏失败之作，但总的看来，质量已在逐步提高，出现了《蹉跎岁月》、《赤橙黄绿青蓝紫》、《鲁迅》、《武松》、《华罗庚》、《高山下的花环》。但是以四年的时间来衡量，好作品的数量还是太少，未能形成一种优势，以超过当时播出的外国电视剧对观众的吸引力。
1984年产生的《今夜有暴风雪》、《少帅传奇》、《向警予》、《杨家将》、《故土》、《夜幕下的哈尔滨》，水平不尽一致，但它们从各自的角度力求把握电视连续剧艺术规律的努力，是明显的。这就使人们兴奋地感到：我们自己的电视连续剧正在积蓄力量，寻求着一次令人注目的飞跃。不久，希望果然变成了现实，这就是1985年诞生的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作为一部电视剧，它在观众中引起了空前的反响，成了家喻户晓的艺术品。它真实地再现了历史，辩证地剖析了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观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这是任何一部外国电视剧都不可能替代的。
《四世同堂》的成功，也给我们电视连续剧的编导们出了一个难题：能不能继续保持住这个发展的势头？观众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了1985年的下半年，没有等到新的、令人满足的电视连续剧。可是今年1月，这种暂时的沉寂就被打破了。十四集电视连续剧《诸葛亮》的全部制成和播放，其成就和影响显然还不及《四世同堂》，但它不失为一部勇于探索的好作品。接踵而来的，便是春节前后以《新星》、《寻找回来的世界》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电视连续剧。我认为，它们与《四世同堂》相比各有所长，并不逊色。
目前，全国各地都看到了电视连续剧的广泛影响，创作的极积性被迅速调动起来。越是在这种热潮之中，越要冷静。连续剧比单本剧的制作要多花费几倍、几十倍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几亿观众献出了漫长而又宝贵的光阴，一旦看后大失所望，他们当然会埋怨、批评甚至谴责制作者。所以，拍连续剧；尤其不可掉以轻心。目前，从长远着想，还是应该先总结一下几年来电视连续剧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掌握它的艺术规律，创作才可能少走弯路，甚至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二
从这几年的实践看，电视连续剧除了应该具备一切优秀文艺作品的共性之外，还必须充分发挥它自己独有的三个优势，才能获得成功。这就是：
一、大容量。如果一部电视连续剧摆花架子，长而空洞，大而无味，肯定是要失败的。观众愿意花几个、几十个小时坐在电视机前欣赏连续剧，首先是因为它比单本电视剧有更深广的容量。
《四世同堂》、《新星》、《寻找回来的世界》、《西游记》、《水浒》，都是长篇小说。可以想见，假如这些长篇不是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而是被改编为单本剧，或者被改编为电影、话剧，便都会因篇幅短促而不能象现在这样完整、丰富地传达出原著的精神。
没有巨大的容量，不能把丰厚的生活展示给观众，或者编导者缺乏驾驭这种生活的能力，最好不忙于搞连续剧。
二、好故事。单本电视剧不一定都要求故事性强，有的可以强调教化，有的可以追求政论性、哲理性、纪实性。电视连续剧则不同，它的优势之一就在于故事性。它必须有一个曲折动人、延续不断的好故事，一步步地引着观众去同情、关心主人公的命运，看一集盼一集，欲罢不能。这符合我国人民长期以来从话本、章回小说、民间鼓词等文艺欣赏中培养起来的审美习惯。没有观众为之动心、动情的人物，没有以这种人物的命运变化为主线的故事，电视连续剧便不能把大多数观众吸引到电视屏幕前来。《蹉跎岁月》、《华罗庚》、《少帅传奇》、《新星》、《武松》、《李逵》、《西游记》等，都发挥了这一优势。
三、有悬念。电视连续剧的艺术结构特点是：每集相对独立成章，合起来则自然连贯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在上一集的结尾处，安排一个悬念，恰如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以勾起观众收看下一集的渴望心情。
悬念是电视连续剧的一大优势，但决不能把悬念理解成故弄玄虚、愚弄观众。连续剧中的悬念，可以是人物命运的危机感，也可以是事件真相若隐若显、半明半暗之际；也可以是作出关键性决断前夕，也可以是心理状态陷入矛盾顶端的时刻。总之，必须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做到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切不可随心所欲搞悬念，否则会引起观众反感。《少帅传奇》每集结尾的悬念就运用得好。相对而言，《四世同堂》倒不是每一集结尾都很讲究。
三
电视连续剧的创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发展中的问题，我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
一、选材不够严。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这几年电视连续剧是比较多样的。相对地说，反映今天现实生活的作品却显得少了一些。两个文明的建设、农村和城市的改革、反对不正之风，是当前我国社会前进的标志，是十亿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它们都应该进入电视连续剧的题材，并得到足够的重视。《新星》受到广泛的欢迎，就证实了这一点。可是从近年来报刊披露的信息看，正在录制或准备录制的连续剧中，现实题材的作品只是凤毛麟角。庞大的计划都做在象《秦始皇》（六十——八十集）、《东周列国》（五十集）、《济公传》（三十集）、《海灯传奇》（二十集）、《红娘子》（二十集）、《神跤甄三》（十集）这样的作品上，就值得商榷。并不是说这些不能拍，不可能从中产生优秀作品。而是说我们总要考虑题材的比例，在题材多样的前提下，应更多地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上乘之作。
二、制作不够精。当前的电视连续剧大有越拍越长的趋向。即使是一些优秀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拖沓、冗长、不精炼的毛病。《四世同堂》有赘笔、败笔；《寻找回来的世界》中间也有些不必要的章节。究其原因，一是编导者不愿割爱；二是管理制度的不合理，电视剧播出基本上是按集付酬，而不是按质论酬，不利于艺术质量的精益求精。
三、视听特点弱。这几年连续剧绝大多数是来自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改编，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作法。但是就当前的作品看，大多数编导还是太依靠、太拘泥于原著了。尊重原著有余，而立足于电视剧自身的“视听”、“连续”的优势则不够。
希望今年电视剧评奖能设立一项改编奖，以表彰那些在改编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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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担忧的“抢稿战”
滕云
近期《文艺报》登了一则短文，谈组稿难与写稿苦，举有一例：一位著名作家表示要动手写个长篇，稿子刚写出上半部分，就被某出版社拿走准备付印了，神龙见首不见尾，作家写后续部分时，要看看开头难乎其难了。
我也听一位著名作家谈论过他亲自经历的这种事：几家刊物和出版社编辑，为抢夺未完成之稿，如何围追堵截闪转腾挪，真虞假诈软求硬逼；如何你垄断上半，我占有一章，要作者表态发表权谁属；又如何讲条件理关系且非易地谈判不可云云。
这种对名家未完成之稿的争抢战，在逸闻与异闻之间、在可哂与可思之间。我看见这位作家在谈这场争稿战时挂着苦笑，他的结束语是：“这种做法中国怎能出大作家？”
我是敬重这位作家和他的这种“忧患意识”的。近年来我国文学刊物激增，现有的创作生产力已达到满负荷运转状态，好作品大大供不应求，于是刊物发行数下降，编辑们为刊物生存与发展计，使出通身解数求索好稿，蜂聚于名家之门争夺“名牌稿”，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往往只见到供不应求会刺激生产，促进生产力发展，却不大注意求过于供也会形成对生产和生产力的桎梏，起码在文学生产领域如此。刊物多，园地多，既给了新作者新作品以萌生、长成的机会，也给了平庸的作者平庸的作品以机会。平庸的作者以粗制滥造为可得，杰出的作者欲精心结撰而不可得。这是由众多刊物的需求过于有限作者的供应能力所产生的负值。
求过于供不但会转化为对供的桎梏，甚至也会转化为对求自身的桎梏。供不足，缺口大，求就可能陷入盲目性。唯名家是求，达到了名家之作尚未杀青，成败不遑验证，就已成为抢手货的地步，还不盲目？本来刊物求索的是好作品，而求之过急，好作品怎能出得来？精品的毛坯得不到精加工而成常品乃次品，欲得佳作反失佳作，所求为何？求的初衷岂不就“异化”了么？
再者，“争稿战”究其实是在争读者。但现在把争好稿变成争名家，那还能争得来读者吗？须知读者固然认名家名刊，但他更认佳作佳刊。名家总拿不出佳作，读者不买你的帐就是了；名刊总登不出佳作，读者不买你的刊物就是了。这样一来，欲得反失的“抢稿战”，于刊物之争取读者，不也可能欲得反失吗？
当然，也不必排除“抢稿战”有抢到好稿的可能，但脱开具体的办刊做法和各别刊物的兴衰，从大处着想，那样抢稿子的做法，那种趋附名家的态度和意识，恐怕不属于对文学发展有利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意识吧。为“抢稿战”所困的作家的感慨是深切的：这种状况能养成的是平庸的作家，却难造就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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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翻译家的丰碑
——《傅雷译文集》出版
黎洪
安徽人民出版社从1981年开始出版的《傅雷译文集》十五卷已出齐了。
《傅雷译文集》五百余万字，它是一个杰出翻译家为中外文化交流，尽其一生呕心沥血的结晶。这一译著的出版的确是值得庆贺的！
1981年初，傅雷之子傅敏来函联系出版《傅雷译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认为出版《傅雷译文集》是非常有价值的。作家、理论家都可以出版文集，为什么翻译家不能出版译文集呢？何况傅雷先生是当代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广大读者和文化界都很崇敬他。
安徽人民出版社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出完这部译著，用最好的纸张，大三十二开本，尽力做到印制精美、朴素大方，并出一部分精装本。初步估算出版社可能要亏损五万元左右。但为了开展文化交流，为了使中国读者欣赏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人的杰作，也为了纪念翻译家傅雷先生，亏损是完全值得的。此书陆续出版时，在国内出版界、翻译界，在法国、英国文化界，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言中说：“翻译应当象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傅译不仅形似，尤其以善于传神为特色。读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的确象是在读他们的中文著作。傅雷那十分优美而又具有中国文化情趣的文笔，也许在国内翻译界是少见的。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梅里美等人的著作，当然也有着不少难题，而且他们的著作十分广阔地反映了那时法国的社会生活，包括知识界、文化界的精神生活，烛照着欧洲文化艺术史的源和流，《约翰·克利斯朵夫》便是这样的一部巨著。傅雷中文、法文两方面的修养都极其深厚，对欧洲文学、音乐、美术有着博深的研究，在翻译过程中，他又是那样地一丝不苟、精琢细磨，从不吝惜自己的心血，这才使他的译文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傅雷译文集》十五卷出齐了，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