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加快统计工作现代化的几个问题
黄海
改革统计体制，加强统计法治
赵紫阳总理曾指出：一个统计，一个预测，这两件事能搞好，我们国家的计划指导就可以大大加强。把信息系统搞好了，四化的战略目标是能够提前实现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强调：要迅速建立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加强统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计系统之所以要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是由统计科学和统计监督的客观需要决定的。统计科学要求建设一个统一的系统，以保证统计信息按照科学的、统一的统计制度方法来搜集、处理，并对这些信息的可靠性进行检查。统计监督要求建设一个独立的系统，以保障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不受主观偏见的干扰，不掩饰客观事实的真相，如实反映情况，有喜报喜，有忧报忧。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越蓬勃发展，微观搞得越活，宏观控制越强，统计工作的科学性和统计监督的独立性就越需要提高，国家对统计系统的集中统一领导就越需要加强。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做到胸中有“数”，才能实行正确的决策和科学的管理。
加强统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首先要加强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统计系统。国家统计局是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国统计工作的职权机关，担负组织领导并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任，应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检查和监督的机关，成为最准确、最及时地掌握和发布社会经济统计信息的中心。国家统计局应如同审计署一样，依照法律规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独立行使统计监督权。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曾向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建议：提高统计工作社会地位，改革统计管理体制，建立强有力的统计系统，完善统计法规。统计工作具有独立性，才有可靠性。这可以说是我国统计建设经验的高度概括。
统计工作必须有明确的责任制。目前，我国统计系统有两种：一是国家统计系统，二是各部门的统计系统。国家统计系统是执行国家统计调查任务的主要系统，应建立一定的垂直领导关系。国务院曾决定：国家统计系统在统计业务上主要接受上级统计局领导，在编制和经费上实行统一管理。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地方统计局除执行国家统计调查任务外，还应开展地方统计调查，满足地方政府的需要，其所需力量与经费则由地方政府解决。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国家统计系统应从县一级延伸到市辖区和乡、镇，建立健全区、乡、镇统计信息网络，强化中心城市统计信息网络，使它们象遍布全国的“雷达站”一样，灵敏地反馈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各部门统计系统应适应汇集、分析、传播行业信息的需要切实加强，并在统计业务上受同级国家统计机关指导。国家、部门、地方的统计调查必须明确分工，相互衔接，不要重复。国家统计局有责任加强统计协调工作。
为了有效地、科学地组织统计工作，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及时性，还必须建立和健全统计工作的法治。在我国，国家、集体、个人的根本利益一致，但还存在许多矛盾，当前还有干部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特别是当计划指标完成的好坏成为衡量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时，当数字上报的多少影响部门、地方、单位的本位利益时，容易出现干扰统计资料上报、伪造篡改统计数字的倾向。要加强统计工作法治，除了进一步改进统计立法工作（如确定统计犯罪的界限等）以外，关键在于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先，要广泛、深入地进行统计法规的宣传教育，领导人员和统计人员要带头执行《统计法》。对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统计法规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支持、奖励，对于违反统计法规的要批评、教育以至依法惩处。国家统计机关应经常检查统计法规的实施，保护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的合法职权，维护统计法规的权威，成为贯彻并监督执行统计法规的职权机关。
健全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完善统计指标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是国家为加强宏观管理、以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总体的核算。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在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条件下，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更重要；它将转化为社会簿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簿记”，实质上就是国民经济核算。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迄今仍很不健全，不能适应国家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应当遵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再生产和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理论，统一应用统计、会计业务核算资料，编制国民经济平衡表，全面、系统地描述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过程、成果与效益，具体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规律性，以利于国家进行正确的宏观决策与计划，实施有效的控制与监督。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应用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主要之点是：正确计算社会产品的价值（c＋v＋m），国民收入（v＋m）和社会纯收入（m）；反映再生产过程中，社会产品各个组成部分按比例实现价值和实物补偿的平衡情况；分析（Ⅰ）生产资料和（Ⅱ）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产品的交换能否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计算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社会纯收入的生产、分配、再分配、最终使用和消费同积累的比例关系。还应进一步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计算非物质生产领域服务行业的劳动消耗、收入与成果。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借鉴世界两大核算体系（M PS和S NA）的科学方法，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核算制度。
统计指标是标明某一社会现象特征的数字。统计指标体系是以一系列互相联系的统计指标，阐明社会现象的变化、内在联系与规律性的数字体系。我国现行的统计指标体系是在过去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产生和形成的。它偏重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实物统计，不注重商品的价值与价格统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计、分配与消费统计、社会资金的来源与用向统计等。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服务统计、科技统计、精神文明建设统计等则甚多空白。我们应根据党的十二大的战略任务、战略重点和“七五”计划任务，完善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并应考虑进行国际对比的要求，大力健全宏观经济动态指标体系，以便国家加强宏观经济的控制与管理。
优先建设国家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
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统计系统，是实现统计工作现代化和国家管理现代化的必备条件。目前，国家统计系统96％的统计信息是沿用传统的落后的手工汇总、逐级上报方法来处理和传输的。这样，基层和企业只能整理出极少量、极粗略、极不完整的信息，难以应用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对社会经济错综复杂的现象，进行更深入、更具体、更科学的分析与预测。这是统计机关目前提供的信息既少、且粗、又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统计法》规定：“国家有计划地加强统计计算和数据传输技术的现代化建设。”国务院决定，我国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必须实现统计工作的现代化，争取在几年内县以上各级统计局配备微型处理机，逐步建立健全现代化的统计信息计算体系。上述法律和决定已发布两年了，迄今远未落实。应当指出：我们在筹划建设全国经济信息自动化管理系统时，应优先建设国家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因为国家统计系统是国家搜集、处理、分析、发布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开展国民经济核算、实行全面的统计监督的系统，是在信息系统中最大量、最经常、最频繁地进行数据处理和传输的主要系统，具有国家公用数据库性质。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国家统计系统，并使统计系统的干部学会应用和管理现代信息技术，这是加速统计工作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我们应加速统计分类标准化、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使统计信息的搜集、处理、传输能按统一标准与编码进行，以提高统计信息的正确性和时效性。
建设宏大的统计专业队伍，提高统计服务监督水平
目前，我国统计专业队伍的数量、素质远不适应由于经济改革和四化建设而剧增的艰巨任务。同世界许多国家统计系统的力量相比，更是显得很少。全国每万人口中国家统计系统的人数：苏联为8.6人，加拿大为2.6人，泰国为2.2人，挪威为1.9人，匈牙利为1.5人，南斯拉夫为1.4人，罗马尼亚为1人，我国为0.5人。我国国家统计系统80％的统计人员没有受过系统的统计专业训练。基层统计人员受过这样训练的更少，而且流动性很大。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稳定的统计专业队伍，这是我国统计工作基础很差、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我们应当大力建设一支掌握现代统计科学知识和各方面业务技能的、宏大的统计专业队伍。这关系统计工作能否更好地发挥其服务与监督作用，关系我国统计事业的未来。
要大力发展和改革统计教育。有关高等院校应设立统计系或统计专业，扩大招生名额和统计研究生的比例。在各省应设立中等统计专业学校或者举办中等统计专业电视函授学校，建立在职干部统计培训中心。统计人员必须具备政治经济学、统计学、数学、统计法规、计算机应用等知识。我国的统计队伍应当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奋发进取的宏大队伍。国家要确定统计专业队伍应有的编制和合理的定额，并依照统计法规保障统计专业队伍的稳定性。要关心统计人员工作、学习、生活上的困难。
当前，应大力开展统计科学的研究和应用，运用社会经济统计学、数理统计学、经济计量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科学成果，加强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发展统计分析和统计预测，提高统计服务和统计监督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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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者有知识才能尊重知识
周谷城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在今天是随时可听到的了。但是，要真正认识并见诸行动，却不容易。有时并非我们主观上不愿这样做，单是因为自己没有知识，也会成为障碍，不知不觉做了耽误人才、不尊重知识的事。
记得上海刚解放时，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是卢于道博士，他是研究神经学的。他买了几条狗，砌个狗房子。有的同志批评他说，你这个神经学博士也害神经病了，人的房子都没有，你还要砌狗房子！他给我反映，我当时是教务长，也没有这个知识，只好拖。后来向校领导反映，领导和我一样也不懂这个狗呀、狗房子的有什么作用，也是拖。后来呢？狗没了，狗房子没有了，博士的工作条件和时间也没有了。结果，这位博士除了他原来写的那个博士论文是很好的专著外，以后没有见到他有什么很好的成果了。现在想起来，假若当时我们略知动物实验的科学知识，给他创造条件，他这门学问可能早就发挥出来了。可见，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自己也得有点知识。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自己没有知识，往往会对人家的学问进步成为一个障碍。
（原载《中国科技报》《论衡新篇》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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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序
汝信
在西方哲学史上，尼采向来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尼采曾经提出要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估价的口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自己却也成为重新估价的对象。这倒并不奇怪。历史在阔步前进，世界在急剧地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看法以至评价事物的标准和方法也必然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对人的评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盖棺论定”的说法似乎不大符合辩证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过去不能被人们理解的东西，现在变得可以被理解了，过去遭到人们忽视和遗弃的东西，现在又受到重视并从中发掘出新的意义，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难道还少吗？
在中国，尼采学说的命运是不大妙的。本世纪初叶，当它刚传入中国时曾经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时兴了一阵子，接着就被某些人歪曲利用，与德国法西斯掀起的“尼采热”相呼应，从此就一直背上了种种恶名。尽管尼采在当代西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近三十多年来却没有出版过一部尼采的书或我国学者评述尼采的研究著作。这种状况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尼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在哲学上提出了一些什么新问题？他和现时代有什么关系？他对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至今不仅在广大读者、而且甚至在哲学界不少同志头脑里仍是茫然。尼采研究上的这种落后状态，妨碍了我们对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作深入的理解。因此，认真地研究尼采，实事求是地按照尼采哲学的本来面目去作出科学的重新估价，确实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周国平同志的这部著作是对尼采进行重新估价的一个初步的尝试。他在认真地研究了尼采的生平和著作的基础上，根据第一手材料，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了一些与过去习惯的说法颇为不同的见解。我觉得这是应该欢迎的。希望读者不要把这部著作误解为替尼采所作的辩护。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这部著作所提供的正是关于尼采的一种新的理解。
尼采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以独特的方式预示了现代西方社会中深刻的精神危机。因此，在研究尼采学说时要充分估计到它的两面性和复杂性。对复杂的事物尤其要注意调查研究，尊重客观事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进行具体的分析，切忌从一些简单的条条框框出发，受先入为主的成见的束缚，根据道听途说的二手材料，随便作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形而上学的结论。从实际出发，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魂。当我们在研究哲学史上的人物和思想时，也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当然，在进行研究分析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特别是对尼采这样的人物，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评价。我想，对这样的学术问题不能、也不可能要求“舆论一律”，唯一的正确解决办法就是允许充分地展开自由的讨论，通过“百家争鸣”来提高我们的认识，使我们能够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对尼采哲学作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说明。如果周国平同志的著作能引起读者们对尼采哲学的兴趣，重新思考一下尼采提出的问题，促进关于尼采的研究和讨论，那就将是他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所做的一件大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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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会计独立与国家监督企业的看法
吴太昌 俞敏声 周思毅
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改变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企业不再是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在这种形势下，企业负责人作为这种相对独立的企业的代表，就不再只是依照上级行政指令行事的管理干部，而是根据市场需要、自主经营的企业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企业的厂长或经理不再代表国家利益。因为，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是相对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有权任免或批准选聘企业主要领导人，有权决定企业的创建和关停并转迁等问题，有权监督企业的经营活动，这些制约条件使得企业的厂长不能不代表国家利益。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在新的形势下国家把自己同所属企业的关系用税收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企业本身的经济利益，其中包括企业负责人和全体职工的个人利益的满足，又取决于企业经营成果的大小，这就决定了作为企业代表的厂长或经理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企业利益。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职工个人利益首先是统一的，但又存在矛盾。在这种矛盾中，往往有一种倾向，就是隶属的个体总想从它的总体那里多挤给自己一些物质利益。在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存在矛盾的情况下，要想使企业负责人既忠实地代表国家利益，又不折不扣地代表企业利益是极不容易的。特别是在缺乏有效制约因素的情况下，企业负责人往往较多地代表企业利益，忽视甚至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仅仅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负责人的觉悟是不够的，还必须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实行有效的监督。那么，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来实行这种监督呢？
有人提出，应该加强审计、税务部门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这的确是必要的，但还不够。要知道，审计、税务部门与企业的经营活动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对企业的监督是通过抽查帐目进行的。由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复杂和我国企业的数量庞大，要想完全依靠审计、税务部门对企业实施严密的监督是很困难的。而且，这种监督是事后的监督，一般来说不能在事情发生的当时就了解情况并制止企业的非法经营活动，更何况企业还有可能通过编造假帐的办法来逃避审计、税务部门的监督。
有的同志提出，用国家向全民所有制企业派驻代表的方式来监督企业的经营活动。这种监督方式弊病颇多。其一，这种方式实际上会把企业以及企业负责人推到国家的对立面上；其二，国家派驻企业的代表有可能成为企业的“太上皇”，对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横加干涉；其三，全国有几十万个企业，即使每个企业只派一个代表，总数就有几十万人之多。这样多的管理干部来源也是个问题。
还有人提出，要把企业的党委书记从企业中独立出来，用国家开工资的办法割断他与企业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直接联系，使其在企业里有效地监督厂长的经营活动。这一办法的不妥之处首先在于，它有可能造成党委书记干预厂长或经理的正常业务，使企业回到党政不分的老路上去。其次，这种作法还有可能削弱党委书记和企业职工的联系，甚至有可能使党委书记和广大群众对立起来。
我们认为，能对企业负责人的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的是企业的会计。在现代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会计在企业里担当着重要角色。由于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和财产状况都要以货币的形式表现为资金的运动，并反映到企业的帐簿上，所以能够对这一资金运动进行全面反映和监督的唯一可能的企业内部的当事人就是会计。企业的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行为都很难逃脱会计的监督。而且，由于企业上交给国家的税利、企业的留利和企业分配给职工个人的劳动报酬都是通过会计核算实现的，这样，会计的帐簿就成为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交汇处。只要会计秉公办事，就可以监督企业，使企业利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合理分配。不过，要使会计作为国家在企业中的代表从而充分发挥这种监督作用，前提条件就是会计独立。所谓会计独立，就是使企业的财务会计从企业中独立出来，变成国家的专业管理干部，由国家通过职能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在现行情况下，企业的财务会计之所以不能发挥这种监督作用，就是因为企业的财务会计由企业自己管理，加之企业的财务会计的经济收入也完全和企业利益捆在一起，这就不仅不能使企业的财务会计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发挥对企业的监督作用，反而使企业的财务会计也站在企业立场上算计国家。可见，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任务，就是如何使会计独立。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于资本家手里，会计工作是附属于资本所有者即经营管理者的。但在十九世纪，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和发展，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一方面，公司的所有权属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另一方面，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业务又委托给经理人员担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建立一种和经营人员相分离的、专为股东服务的会计，于是就出现了独立职业的会计师。由于独立会计师的主要任务是向股东集团和外部单位提出各种财务报表，所以他们被称为财务会计。财务会计注重的是事后的反映和监督。到二十世纪初期，由于现代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经营内容的日益复杂，财务会计的内容不能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就又出现了和企业经营管理密切结合的管理会计，着重事前的成本计算和利润计划的制订。这样，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会计就发展成为独立于企业经营活动的财务会计和结合于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会计。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是有借鉴作用的。
会计独立后，企业的财务会计应当代表国家利益行使如下职能：（1）及时地、全面地反映企业的资金运动、财产状况和经营成果；（2）监督企业严格遵守和履行国家的各种经济法规、法令，保护全民财产的完整，保证国家税收的如数上缴；（3）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资料和数据，但不得干涉企业合法的经营活动。为了完成上述职能，企业的财务会计应当将企业过去发生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经营活动以货币形式详尽完备地记录下来，并应当继续负责企业各个方面的财务管理工作，包括财务收支、现金出纳、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管理和财产清查工作。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另外设立管理会计，负责事前的成本计划和利润计划的制订。管理会计应由企业负责人直接领导。
会计独立的基本条件应该是会计的人事关系和工资关系都从企业分离出来，而由国家直接管理。与企业脱离人事关系和工资关系的财务会计，实际上成为国家派驻企业工作的国家专业管理干部。当然，会计独立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考虑到目前我国会计制度尚未完善以及财会队伍人员不足、素质不高的状况，会计独立的实施需要有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