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27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招牌的变迁
刘征
如今各种学很多,不知有没有招牌学。招牌,反映政局的变迁和社会的风尚,研究一番是不无兴味的。
商店挂招牌起于何时,不知道。至少宋代还不怎么发达。《东京梦华录》载宋都的一些商店名称,大都以店主的姓氏命名。谓书不可尽信,还有图可征。《清明上河图》画有几家挂招牌的商店,招牌上写的是:“孙羊店”“赵太丞家”“王家(□)明匹帛店”等等。看来那时招牌只起符号的作用。现今成都的“王胖鸭”“夫妻店”之类,犹略存古风。
后来随着商业的繁盛,招牌的花样逐渐多起来。据清代笔记记载,当日京门商店的招牌,有的吉利,如“福兴居”,有的新颖,如“都一处”,有的通俗,如“便宜坊”,有的雅致,如“小有余芳”。但这样一来,招牌便往往跟政治发生关系,招牌界也弄得不安宁了。
读《京门纪变百咏》,原来义和拳起义时,北京曾有一次大换招牌。“辉皇金碧店悬牌,洋字洋名一律揩”,有鲜明的反帝色彩。可是,十年前我们亲历的一次大换招牌,却是一场噩梦。在一派刺眼欲盲的“红海洋”中,所有的商店都勒令换上了最最“革命”的招牌,再也分不清哪家卖茶哪家卖菜,还闹了不少笑话。“星火纸烟店”,小心失火;“燎原家具店”,真要报火警了。不光换了商店的招牌,这种“革命精神”贯串着一切。那些卖狗悬羊的野心家不算,当时很有些幼稚者真以为革命的字眼如同符咒一样,瞬息间就会使人间的一切无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革命,而睁眼看到的却是阴谋与屠戮。
好在噩梦早已过去,招牌也早已拨乱反正了。如今商店的名称众妙纷呈,还多是请书法家书写的,加以雕镂精细,色彩鲜明,每块招牌都是引人入胜的工艺品,参差错落地挂起来,把长街装点成五光十色的画廊。特别是有些蜚声已久的老字号恢复了原来的名称,使顾客既可以揽时代之芳华,又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享受是多方面的。硫璃厂与王府井形同书法、招牌历史展览,其中的更新与复原,多少反映了新时期的社会风貌。
美中有不足吗?有。那就是有些老字号招牌复原了,货品质量和服务态度却没有跟着改进,换汤没换药,不免让人失望。仔细想想,名不符实的事似乎不止招牌一端。“卫生街道”而痰迹满地;“文明商店”而对客横眉;讲原则头头是道,办实事却因循苟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于在堂皇的招牌下以权谋私、违法乱纪,不属名不符实的范围,还不在此列。
名固然重要,名实相较,实更重要。有几种情况:名实相符,实大于名,有实无名,名侈于实,有名无实。名实相符最好,如果暂难办到,则宁可实大于名,或竟有实无名,千万不要名侈于实,万万不要有名无实。少务名,多务实,少说空话,多办实事,这,也许是招牌学的精髓。


第8版()
专栏:大地

边疆的小路
刘新权
从广西靖西县乘车南行,一个多钟点后便到了某部战士驻守着的蚂蝗山。山上,有条通往顶峰阵地的小路。战士们非常喜爱它,在言谈中总是说“我们战士的小路”。也许是受战士们这种特殊情思的感染,我对这条普通的小路也格外喜爱起来。
小路过去是黄土路,天晴时,走在上边自然别有情趣,下雨天,却滑得厉害,很难登上山顶。几年前,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改修为阶梯式的水泥路,路面加宽了,弯道也少些了。但战士们仍然称它为小路。它实在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既没有南京中山陵路那么漂亮,又没有黄山石路那么险峻;既没有颐和园后山小径那么幽深,又没有泰山石板路那么精巧。但是,如果用战士的审美观来冷静地观察,小路在你心中的地位就会猛然上升。
小路两旁,树木挺立,野草密布,野花发出芬芳。要是站在对面山上远眺,它在阳光的反射下,活象一条银色的玉带飘忽在绿色的海洋中。春夏时节,浓雾缭绕,走在这条路上,你也许会忘记是在边防前线的蚂蝗山,而是在天上行走了。这时,只有轰隆的机器声,山鸟的怪叫,才会把你的感觉从天上拉回人间。
战士们喜爱这条小路,当然不仅仅是它有一种自然美,更重要的,是在打击敌人的战斗中能发挥特殊的作用。蚂蝗山离边境不足一公里,敌情严重,战备紧张,不但白天要跑警报,就是晚上也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战斗是分秒必争的。要是没有这条小路,战士们怎么能飞快地登上山顶阵地?怎么能及时准确地给部队提供敌机活动的数据?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某连能出色完成战斗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二等功,指战员的勇敢精神、良好的技术当然是主要的,但这条小路也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长期的战斗生活,使小路成了战士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的爱与恨、愉快与苦恼,似乎都与这条小路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当巡逻边境线的战友在敌人的枪弹下倒下的时候,当勤劳的边民被敌人的地雷炸死的时候,他们久久地伫立在小路上,怒视南方,含泪的眼睛里迸射出复仇的火焰;当遇到难题的时候,他们反复地在小路上沉思,仿佛小路会告诉他们解决难题的办法;而当战友们在对敌斗争中取得胜利,或者碰到了愉快事情,他们走在小路上的脚步声都变了:噔!噔!噔,好象小路也在分享他们的喜悦。
据说,有个战士回老家探亲,梦见小路被敌人的大炮炸坏了。梦醒后他成天忐忑不安,老是想着小路。家里人对他说:梦常常是相反的。梦见小路被炸坏了,就肯定小路是好好的。他还是放心不下。在回部队的路上,他碰到本连的一位战士,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打听小路怎么样?对方告诉他:山头是被炮击了,但小路依然完好。说也怪,那么多的炮弹飞过来,就是打不着小路。听了这话,他一拳头打过去,大声说:“伙计,你说得对,小路是打不着的!”
战士对这条小路爱得深沉、爱得纯朴。每年老战士复员,他们知道可能再也不能漫步在这条小路上了,心事重重,恋恋不舍,有的借来照相机在小路上留影,要把自己的身影与这条小路永远联结在一起;有的缓缓地走在小路上,再仔细看一遍小路的形状,再数一遍台阶的级数,再估计一次在小路上走过的次数,他们要把这条小路装在心灵深处,伴随自己奔赴祖国建设的新岗位。二排的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往内地,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希望继续留在这里,继续走在这条小路上。然而,上级的命令只能服从。离开前的几天,他们含着深情在小路两旁栽了八角树、桔子树,他们希望这些树长大后,能保护这条小路。临别时,他们望着小路,流下了眼泪。送他们的汽车已经到了山下,他们还远远地向小路望去。
呵!小路,战士的小路。祝愿你更加坚固,更加富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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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未解的结
宗璞
散文之妙,一曰散,二曰文。散者如行云流水、信手拈来,行其所当行,止其所为止。所以写景状物抒怀发议皆可独立成篇,各有情趣。文与野相对。见有人为使意义明确,称之为美文。必有美文才有散文,故散文格外要求语言的功夫。美文不在辞藻,如美人不在衣饰,而在天真烂漫舒卷自然之中,匠心存矣。
说了几年要编一本散文集,迟至今日才整理出来。内容没有因时间拖延而丰富,种类倒是繁多。占篇幅最多的是游记,另有抒情纪事杂感等文字,有一组以游记形式介绍文字知识,姑名之曰文学散文。集里有议论,还算不得议论文,能把议论写成好文章,古则有之,今不多见。这是自己宽解的借口。
常写游记的原因在喜欢旅行,喜欢与山水相亲。山水于我是朋友,是知音,给我灵气和想象,却限于体力,浅尝辄止者多。苏辙曾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有奇气。”名山大川一句是向自然,我足迹有限;与豪俊交游一句是向社会,也更感欠缺。统而言之是要有阅历,枯坐斗室,未免干瘪。二寸象牙上的雕刻不管怎样精细,总觉拘束。何况只是粗粗有个模样儿呢。
集子以篇名名,曰《丁香结》。我虽孤陋,尚知生活中多的是难解的结,也许有些是永远解不开的,不过总会有人接着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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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延安抒怀
黄起衰

延河,大地母亲的骄子,流过宝塔山下,流过延安古城。它的豪爽、粗犷的秉性,赢得了人们的崇敬。
延河的水,夹带着高原上的黄土,浓浓的、甜甜的,象甘露乳汁,滋润着我们民族的古老文化,养育着我们的世代英豪!

延安的窑洞,几窗明净,朴实无华。这里没有空调,没有地毯,没有特别的装饰,然而,这普普通通的窑洞,却慑住了亿万人的心。
枣园,杨家岭,王家坪……一处处窑洞,就是一座座课堂。
窑洞里有马列主义,窑洞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走进窑洞,使人感到它深厚无比,阔大无比。

延安的灯火,如繁星闪烁,照着清凉山,照着凤凰山,照着延河两岸,照着中华大地。延安的灯火虽不及繁华闹市上的灯火那么五光十色,但它却有着自己神奇的魅力。
往昔,它把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招引到自己的身边,而今,它又敞开胸怀,迎送着五大洲的友好使者。
延安的灯火,暖人心田!
延安的灯火,催人奋进!
延安的灯火,万古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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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叶

新途径新水平新成就
——《大唐西域记校注》读后
吴德铎
季羡林同志以新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见寄,快读之下,颇有所感。
三藏法师玄奘,并不象《西游记》中的那个唐僧那样,只知道念念紧箍咒和只懂得“慈悲为怀”;事实上,他是位了不起的探险家和科研工作者,且不说他出境时的千辛万苦,到了天竺以后,所经之处的山川形势、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物产交通、语言文字……,他一一都作了周密调查和详尽的记载。印度现代学者认为:“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决不会估价过高”,这一句话便概括了《大唐西域记》这书的地位和它所享有的声誉。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为《大唐西域记》下过苦功的不少,都有可观的成就。只因原书问世去今已一千多年,内容又是那样丰富,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以往的整理,似都有一定的局限,不是原书源流的稽考,便是地理方位的确定,或是各种版本的校勘等;即使是这些问题,也要经过长时期努力,才能成一家之言。以个人的精力、时间和知识范围,不可能对一本涉及面如此广泛的古籍,进行全面综合的考订。
这次季羡林同志主编的《校注》,采用的是一个与前人迥然不同的新方法——组织一批专家,各就各人的专业,对原书进行专门的整理,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最后,由季羡林同志总其成。这样,原书的校勘、注释以及译音的还原等许多方面的多年研究成果,都集中于这一本书。读者有了一本新出的《校注》,有关各学科对《大唐西域记》已进行过的考查、探索,可以一览无余。不象过去那样,要逐一去检查已有的整理本,才能获睹已经做过的研究工作的概貌。
《校注》的出版,为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一个范例,开辟了新的途径。一些重要的古籍,特别是内容繁复、涉及面广的,看来,非采用“各尽所能”的大协作办法不可。不然,同一书,既有校订本,又有注释本、考证本,难免重复,读者也不胜其负担。
正因为发挥了各专家之所长,所以《校注》所达到的水平,无论在国内外都是空前的。其中特别要称道的是季羡林同志本人与蒋忠新同志共同完成的书中梵文、巴利文专门名词的还原,在我国这是一个创举(过去虽也有人做过,但不是全书)。它为进一步了解玄奘当年采用译音所介绍的究竟是些什么,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了它的原文,就不难查考它的涵义。这样,因不懂译音的意思,将和尚师父念的咒理解成“俺把你来哄”之类的笑话,当可以大大减少。外国学者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虽然成绩卓著,从整体而言,似乎都没有达到今天的《校注》的水平。
《大唐西域记校注》,当然是我国学术界的新成就,人们往往将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与当时的形势联系在一起来看,事实也诚然如此,正因为有今天的大好形势,这一规模空前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才能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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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宣传画
四川美术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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