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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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办乡管 大有前途
——昌平县上苑乡教育体制改革的调查
本报记者 蒋涵箴
发展农村教育,困难很多。经费问题、设备问题、师资问题,如果单靠国家,靠教育行政部门来解决,力不从心。
农村教育的出路在哪里?
北京市昌平县上苑乡为教育界提供了可喜的经验。该乡两年多来对农村学校实行乡办乡管,乡领导把本乡的教育纳入了为本乡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把教育搞活了。
培养人才要从基础教育入手
这几年来,上苑乡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一靠政策,二靠科学,逐年富裕。
上苑乡的干部从实践中总结出一条:要想富,最难得的是人才。
几年来,该乡对急需的人才,采取了“一挖、二请、三培养”的办法。挖,就是挖掘当地的能工巧匠到乡村企业顶大梁。请,就是聘请县内外的科技人员或有成套经营、生产本领的老师傅。
请来了人,又产生了新的难题。请来的人要干好,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一批能应用新技术、适应管理规程的技术工人。世世代代在“土里刨食”的农民,怎能一下子变成熟练的技术工人?尽管乡里舍得花钱,送他们出去培养,可是这也不行。没去几天,有的人就跑了回来,说:“讲的那些技术我听不懂,活受罪,还是让我回来干粗活吧!”有的人算是坚持学完了,回到生产岗位上仍是一窍不通。
好心培养,成效不大,为什么?上苑乡的同志悟出一条道理:解决人才问题,要从基础教育着手。
为了未来要舍得投资
全乡的教育又是面临什么状况呢?全乡人口一万出头,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七千多人,各种文化程度人口中,初高中毕业生将近三千名,其中二千名是“文革”期间的毕业生,学历和文化程度名实不符。文化素质不高是由于学校教育质量不高。1979年至1982年,上苑乡高中毕业生共六百多名,只有三人升入大学。每年都有二三百名初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但他们文化水平低,又没有技术专长,很难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本乡的学校又是怎么样呢?乡长李春生、乡党委书记张久忠到全乡十二所学校去“视察”。说实话,多少年来学校都是由国家出钱办,由政府管,他们很少过问学校的事,学校办得好不好与本乡无关,有的干部连学校大门都不进。如今进校门一看,着实吃了一惊:解放初期,他们自己在破庙里上过学,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儿子辈、孙子辈还在这破庙里上学,而且这庙比三十年前更破了。有的小学生还坐在三条腿的凳子上写作业。
李春生、张久忠从一个一个破庙里走出来,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如今日子好过了,家家户户都在盖新房,添置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全乡最困难的人家也不至于象学校那样破烂。他俩把全乡的干部都找来,张久忠对大家说:“去看看你们的儿子、孙子是从什么样的学校里走出来的。我们这批人‘执政’,把学校办成这副样子,将来子孙后代不骂我们才怪呢!”
过去农民送孩子上学,只要会记个工分,识得几个字就行了。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一般不会去计较学校办得好不好。这几年,农民在经济上翻了身,他们就要求自己的子女能读好书,将来进县里、进北京考上重点学校,能考上大学。他们更不愿意让自己的独生子女每天到破庙里去挨冻。农民们说:“老百姓过日子,过去是看庙,现在要看学校。”他们迫切要求乡里出钱把学校办得象个样子。
“水到渠成”,干部与群众都想到一起来了。经济腾飞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发展教育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此小学校陆陆续续地从破庙里迁出来了,到1983年,所有的学校都迁入了新校舍。县教育局为修盖学校出了一部分钱,其余的都是由乡里集资的。
“份外事”变成“份内事”
以往办教育,虽然也提过“民办公助”、“两条腿走路”等口号,但基本上是由国家统包统揽,农民视义务教育就是国家办教育,对学校工作感到是“份外事”。经济改革之前,除去把教育作为升学、招工、“跳龙门”的跳板外,也确实感觉不到教育同本乡经济有什么直接关系。现在与以往不同,他们自觉自愿地重视教育、抓教育,把教育看作是“份内事”。
出于这一指导思想,上苑乡在1983年主动向县领导提出,由他们自己来管好、办好乡里的中小学。昌平县政府十分珍惜农民的这种积极性,为此发了文件,支持这一做法。这样就形成了县教育行政部门和上苑乡分工合作、分级管理学校的雏型。
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过去是教育部门找上门来请他们抓学校都请不动,现在却是他们自己找上门去要求办教育。
实行乡办乡管以后的两年多来,上苑乡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使一些过去难于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教师队伍不稳定一直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上苑乡领导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着手,稳定了教师队伍。他们认为教师是本乡的“高级知识分子”,政治上、生活上应享受优厚的待遇。他们发展了二十九名教师入党,使全乡教师党员的比例由1977年的8%上升到现在的33%。教师的住房问题、子女就业问题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教师生病住院,乡干部必定带着礼物或补助费前往医院探望。今年春节,乡长一一探望了三位有病的教师,对他们说:“你们可要好好养病,你们在上苑乡教了那么多年的书,可是乡里的‘有功之臣’!”一席话,把教师感动得直掉眼泪。乡党委书记还跑到北京师范大学联系,请学校利用假期帮助培训中小学教师。
对此,昌平县教育局的同志感叹地说:“这些事都要靠教育局来做,实在是无能为力的。昌平县共有五千多名教师,我们哪里能管得过来。”
有眼光的领导者
乡办乡管是否有成效,最终要看是否提高了教育质量,是否为农村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劳动后备力量。过去上苑乡的学校在昌平县是属于中下水平,现在无论是中学、小学,都达到了昌平县第一流水平。小学的及格率由11%提高到100%,中学由11%提高到65%。乡干部十分关心学生的学习成绩,见了县教育局的同志就要打听:“俺乡的孩子这次考试在县里列第几?”
去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上苑乡的同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发现中央对基础教育实行分级管理的规定,同本乡的教育发展趋势,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说明《决定》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符合国情、民情。
《决定》的发表,使上苑乡的同志开阔了思想,坚定了继续搞好分级管理的信心。乡政府作出决定:在1990年之前完成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同时适当“前伸后延”,即在普及小学教育之前,前伸一年,普及一年学前教育;在普及初中之后,后延一年,普及一年职业技术教育,形成“一六三一”制教育。
乡里预计到1990年,工副业从业人员将达到四千名,占劳力总数的70%。这支队伍,要有工程师四十名,技术员二百名,受过职业训练的技术工人一千五百名。为此,乡政府利用办学管学的方便条件,将继续在本乡中学开办职业高中班,乡政府为本乡中学职业班和送出学习的职业班学生每年提供三万元经费。
昌平县教育局局长潘忠对记者说:“加强乡办乡管是当前发展农村教育的正确途径。在上苑乡可行的经验,在全县也应当是可行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顾问拉吉·埃曼博士去年10月对上苑乡进行考察后说:“我在北京昌平县考察了上苑乡的教育,在教育与地区的关系上是先进的,要向中国学习。如果上苑乡代表了中国的全面情况,我向他们表示祝贺。”(附图片)
福建省中药资源十分丰富,为发挥山区优势,摸清家底,省有关部门专门组织医药人员深入山区农村采集了大量药物标本,发现药用植物一千零五种,还收集了单验方四百六十三条,使中草药治疗疾病发挥了优势作用。图为医务人员在宁化县深山采集标本。
林抗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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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连大学试行收费、走读、不包分配等新办法
面向实际坚持改革成效立见
本报讯 大连大学勇于改革,创出一条用较少投资培养大批人才的路子。普通大学的师生比例是一比六左右,大连大学的师生比例达到一比十;普通大学培养一个四年制本科生,要用一万元左右,大连大学只需其经费的二分之一,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市属的大连大学常设专业十一个,根据地方人才需求,还经常开设一些临时专业。这所大学采取集资办学、统一招生、收费走读、定向培养等办法,先后输送了一千六百多名毕业生。为了打开人才通向农村的渠道,他们从1983年开始面向农村乡镇定向招生,第一批一百二十名二年制农村定向生已经毕业回到农村。他们还先后与大庆油田、电子工业部等部门签订委托办学合同,分期分批为其代培学生。
这所学校向学生收取少量学杂费(每年六十元),取消助学金,实行了奖学金,并在本、专科生之间实行升降级制度。在毕业分配上,改变普通大学“统招统分”的做法,实行供需见面,学校择优推荐,不包分配,从而打破了以往大学生入大学就进“保险箱”的安全感,把压力变成了勤勉好学、奋力进取的竞争力。
大连大学根据地方大学专业设置变动大,地方中小企业需要多面手和应用型人才的实际情况,破除普通大学“大而全”的师资结构的模式,建立了一支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的师资队伍,借助社会力量,从一些老大学、工厂企业、科研单位聘请一大批兼职教师。两支队伍在知识和实践经验方面互为补充,压缩了学校编制,节省了大量办学经费。
(吴厚福 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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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在北京闹元宵 铸钢机前把夜熬
本报讯 记者张振国报道: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六位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马钢水平连铸技术攻关组,已在安徽马鞍山连续度过两个元宵佳节。
从去年元月到今年二月二十四日,他们在这个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现场,辛勤劳动了三百多个日日夜夜。
他们的名字是:邓君明、徐幸天、蒋玲、桑敬莲、卜禾、赵英恺。
他们都是成了家的中青年男女科技人员,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确保我国第一台双流水平连铸机全部检测仪表和微机控制系统能够调试成功、正常运行,他们在去年一月到四月的初试阶段,不仅父母病不能顾,亲属念不能回,就连春节都是在现场度过的。大年初一,千家万户燃放鞭炮,他们却在现场调试微机。
今年,他们为了我国这台高水平的连铸机能顺利通过技术鉴定,只回北京住了十三天,正月初七又赶到现场。二月二十日下午,当这台连铸机的鉴定证书在一百多位专家学者的掌声中正式通过时,他们还在铸钢机前,还未吃早饭和中饭。当鉴定大会表彰他们研制的微机运用在水平连铸机上属于国内首创、说微机的控制指标和控制功能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时,他们才从现场来到会场。这时,人们看到他们熬红了的眼睛,无不为之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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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文艺家谈文艺要贴近时代、贴近群众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记者郭玲春)如果一篇刻意求精的诗文没有读者群,倾注心力的剧作和影片也少人问津,你当作何感想?中国作家协会常务书记唐达成的看法是:不写人民魂牵梦绕的事情,人民就会报之以冷淡。
一个长久以来为文艺家所注重的问题重又提起,这就是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文艺报》社以此为题,前天邀请首都部分作家、艺术家、评论家进行座谈。
唐达成向大家转达了群众的声音。那是河北昌黎一个农民的来信,信里叙述了电视剧《新星》在农村引起的反响。人们关注着剧中主人公在这场艰难改革中的命运,以致自发地组织了讨论,并致函作者,希望他继续这一个故事。唐达成由此得到启发,认为,面临着巨大的变革,文艺家应当注目于大的事业。
评论家李希凡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见解:创作不能听任自发或自流。反映现实的作品要大力提倡,不容忽视这样的实际:我们面对的是中国的人民群众。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会无所倡导,这是冯牧一径坚持的观点。他强调,当国家正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斗争,在文艺上提倡、扶持甚至组织与之相适应的创作,是无可厚非的。武侠小说在街头书亭上仍居于“领衔”地位,某些有辱于文学名声的刊物也无意“隐退”,这使他感到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紧迫感,于是大声呼吁:文艺应当贴近时代。
刘心武的发言可否代表部分处于创作旺盛期作家的思考?他说:我们的文艺必须为正在领导全国人民从事伟大改革的党分忧。
从发言者提供的事例,记者“捕获”到“文艺与群众”这个议题的又一种答案——他们为时代的巨变所震撼,正自觉地靠拢群众。黄健中谈到,一批有才华的中青年电影导演把工作、生活的基点安在远乡僻壤。他自己,拍完《良家妇女》,带着影片到了贵州山区。他每月两次,走进北京一家没有暖气的小影院,为的是感受群众对艺术的好恶。他说,文艺工作者对人民是负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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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次在祖国大陆举办的台湾邮票展览在西安结束
据新华社西安2月25日电 首次在祖国大陆举办的台湾邮票展览,在古城西安展出十八天后,已在2月23日结束。四万多人参观了这次展出。
这次展出的八百五十多枚台湾邮票,大部分是台湾五十年代以后发行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84年当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三连冠”后,台湾于当年9月9日发行的两枚一套的《中国女排》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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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

《辞海》与羊毛毯
夏冰
某地一研究所,去年一项科研攻关项目的成果,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表彰和奖励。所里拿到一笔奖金,考虑给有贡献者买一点奖品。一些科技人员提出给买一套《辞海》,因为这是工作中不可少的工具书,价钱较大,不少人买不起。所里接受这个建议,给有关科技人员每人买了一套价值六十余元的《辞海》。谁知,行政干部、后勤人员都不干了,说是不公平,所领导无奈,只好另外拿钱给其他人员每人买一条价值五十余元的羊毛毯。
前不久,上级指出该所发羊毛毯是不正之风,应该纠正。所里决定凡拿羊毛毯的都要交钱。谁知,拿羊毛毯的又出来“攀比”了:
“交可以,拿《辞海》的也要交钱。”领导无奈,只好来个“一锅煮”——大家都交。
《辞海》与羊毛毯的一起发一起交钱,说明了在少数单位,“吃大锅饭”的思想相当严重,不但妨碍着知识分子政策和按劳付酬的原则的落实,而且助长不正之风、影响不正之风的纠正。这里的关键,是单位领导在所谓的群众意见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清是非,坚持原则,发奖时不搞“大锅饭”,纠正不正之风时也不搞“一锅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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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近回来的台湾知名人士黄顺兴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顾问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台湾非国民党籍知名人士、前“立法委员”、农业推广专家黄顺兴被聘任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顾问。农科院院长卢良恕于2月25日代表农牧渔业部部长将聘书送到黄顺兴在北京的寓所。黄顺兴是去年11月底来到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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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吕相友摄影艺术展览在京开幕
本报讯 记者张雅心报道:由人民日报、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中国新闻社联合举办的著名摄影家吕相友摄影艺术展览,于2月25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邓力群、朱学范、杨成武、荣高棠等出席开幕式。吕相友1948年开始从事军事摄影工作,三十八年来一直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他以“镜下千秋史”为追求目标,拍摄了大量真实生动的历史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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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我国派出庞大的冰雪运动代表团赴日本参加首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本报讯 参加首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我国冰雪健儿怀着振兴我国冰雪运动的急切心情,25日离京,抵达札幌。
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派出人数最多的冰雪运动代表团,从代表团的庞大阵容看,冰雪运动项目愈来愈受到重视。
出征前,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勉励健儿们不畏强手,发扬勇敢顽强的拚搏精神。通过比赛,力争有所收获,为缩小与日本运动员之间的差距,早日冲出亚洲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将于3月1日至8日在日本北海道首府札幌举行的首届冬季亚运会中,参加速滑、短跑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和现代冬季两项共七个项目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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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天山深处聚英雄 高山冰场显神通
全国速滑冠军赛在新疆哈密展开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二月二十五日电 天山深处的新疆哈密松树塘高山冰场,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来自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省和自治区及解放军、火车头体协的九十名男女速滑选手,今天上午在这里开始了六天的全国速度滑冰冠军赛。
比赛分男女成年,男女青年和男女短距离六个组进行。哈密松树塘冰场,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理想的一个高山冰场。(附图片)
雪皑皑,上征程 赵永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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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全国“萌芽杯”速滑邀请赛在哈尔滨结束
由五十六名七至十岁的小选手参加的全国“萌芽杯”速滑邀请赛,24日在哈尔滨结束,长春队以九十点五分的成绩第二次捧走“萌芽杯”。参加这次邀请赛的有长春、延边、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的七个队。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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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目标——重振中国速滑运动的雄风
——访参加首届亚洲冬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刘凤荣
首届冬季亚运会临近,人们关注着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的近况和此番出征的前景。中国体育代表团离京之前,我们在首都体育馆的训练场边,见到了代表团副团长、我国昔日冰坛宿将刘凤荣。
年近五十的刘凤荣现任黑龙江省体委副主任,六十年代曾两次获得世界速滑锦标赛女子全能第四名。当时,前三名均为苏联选手,按各国成绩排名,中国女子可列世界第二位,男队的王金玉和罗致焕还曾打破过世界纪录,荣获过世界冠军。
刘凤荣对这些往事记忆犹新,她略加思索,就此话题扯了起来。我国速滑运动发展的过程仿佛一个马鞍形。五十年代末,速滑队刻苦训练的作风曾被全国体育界效仿,运动员们常常冒着严寒,用绳子把两只冰鞋捆在腰间,跑步到远离市区冰封的水泡子训练。每当看到世界大赛上给外国选手发奖,升起人家的国旗,大家心里真不是滋味。凭着坚定的信念,坚持“三从一大”的原则和当时比较先进的训练方法,到六十年代初,我国就取得了一批好成绩。在中日选手的角逐中,中国运动员就是跌一跤,也还遥遥领先。
此后的十年当中,世界速滑运动在训练条件和方法以及技术水平方面飞速发展,我国一下子被拉开了距离,连同水平不太高的日本选手较量,也遭“全军覆没”。从1975年到1985年的又一个十年中,我们开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可是在训练方法落后、教练水平不高等各种困难条件下,忽视了我国运动员的身体特点,没有集中解决主要矛盾,成绩徘徊不前。
刘凤荣起身脱去大衣,给我们做了个蹬冰的动作说,其实,我国选手身体条件不差,但技术动作和训练不得法,六十年代就提倡过低姿势、大幅度、高频率,可没有坚持下来。直到近两年国家速滑队组建后,集中了一批有希望的年轻新秀,训练和管理上都比较严格,很快就有了起色。最近赴欧洲比赛,王秀丽、张青等刷新了绝大部分女子项目的全国纪录,在世界锦标赛上取得了多年未有的好成绩。可以说,中国速滑运动,特别是女子速滑重新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已经指日可待。
我们请刘凤荣展望本届冬季亚运会速滑比赛的形势,她掏出随身带着的小本子,指着一行行数字逐项分析中日选手的实力。看来,在女子项目和男子长距离比赛中,我国的王秀丽、张青、吕树海等都有夺魁的希望,但大部分项目的水平尚不如日本选手。
告别刘凤荣后,我们还在想着这位老“冰上飞”的话:“速滑上不去,我心里总觉得被什么东西压抑着。这届不行,我相信到了下届冬季亚运会,我们一定能和日本选手抗衡。”是啊,重振我国速滑雄风,不也是即将在札幌大赛上拚搏的小将的心愿吗?
(江大昭 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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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首都和各省市区报纸要目

围绕产前产后 可做篇好文章 大荔改进指导方法 服务农牧业
走上街头街尾 争当个小哨兵 北京组织学生活动 消灭错别字
《陕西日报》大荔县改革指导农牧业生产的老一套做法,实行技术、信息、物资、气象四大服务,收到显著效果
《北京日报》全市少先队将开展“让春风吹走首都街头错别字”活动,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好事
《南方日报》广东肇庆地区派出万名干部下乡,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大连日报》大连个体诊所发展到三百七十八个,每月有近万人就诊
《四川日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春耕前实行化肥补贴,解决土地普遍缺磷问题
《云南日报》个旧市郊农民办起一批稻谷、猪、鱼等单项产品科技研究会
《安徽日报》涡阳县建立县、区、乡、镇四级干部扶贫责任制,期限三年
《吉林日报》长春市一千多名农技干部赴农村,传播科学知识
《广州日报》全市统一使用市财政局印制的罚款、没收收据,各部门自印的收据作废
《山西日报》侯马市秦村把补农资金主要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和推广运用新技术上,农业稳步发展
《江西日报》国营井冈山垦殖场实行科学管理和按成活率、生长率计酬的责任制,年林木增长量为采伐量的三倍多
《长江日报》武汉市组成一千多个专业小组,对企事业单位和个体户进行税收、财务、物价检查
《黑龙江日报》桦川县东河乡在整党中将乡机关干部占用的七百五十九亩土地全部清退给农民,并补交税款和提留费
《贵州日报》贵州接收云南某部队三百多名待转业的编余干部到企业和基层单位代职见习
《大众日报》山东兖州县农村建立六百八十四个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农机、水利、植保、经营管理等产前产后服务
《河北日报》团省委常委王希文等少数人采用“文革”做法,搞非组织活动,诬告他人,受到中共河北省委的严肃处理
《湖南日报》全省城乡办家庭幼儿班一千三百多个
《甘肃日报》永登县撤销或合并十七个重叠机构
《重庆日报》长江、嘉陵江重庆段基本控制有害物质,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水源标准
《哈尔滨日报》呼兰县三百名机关干部下乡宣传中央一号文件,帮助搞好备耕生产
《广西日报》玉林地区百余名地县领导下乡调查研究,帮助制订治穷致富措施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市工商局等检查个体蛋糕制作点的质量、卫生情况,并加以整顿
《辽宁日报》铁岭市郊牛岗村分档次给升入中学、大学,考上研究生的青年发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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