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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学评论
重读《黄河东流去》
张光年
《黄河东流去》是新时期我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是李準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宝贵贡献。对于李準同志艺术上的新成就，他的这部作品新近荣获茅盾文学奖，文学界同志们都很高兴。我谨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黄河东流去》写的是1938年（将近半个世纪以前）蒋介石炸开花园口、造成黄泛区人民十年浩劫的悲惨遭遇；写的是河南灾民扶老携幼，仓皇西逃，在饥饿线上、死亡线上奋力挣扎的血泪史。多少幅惨不忍睹的流民图，组成了这部难民题材小说。你以为它是苦涩涩、破烂烂、惨兮兮，引不起美的欣赏的乐趣吧？你猜错了。它是一部好看的书，引人入胜的书，写得漂亮的书。迄今重读的时候，随手翻到其中某一部分，还是很感兴趣，吸引人再看下去。而且不少地方，仍有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力量。李準的文笔是朴素的，深厚的，虽也有几付笔墨交替使用，却看不出卖弄玄虚之处。他的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也不是没有败笔，没有结构上的可议之处。那么，它那吸引人、感动人的艺术魅力何在呢？
这是语言艺术的魅力，用精心挑选的活生生的人民语言描画人物的功力。从这本书里，随处可以读到一些多姿多彩、富于表现力的散文。作家以雄浑的笔力，写黄河景色的变化多端，令人神往；写三门峡行船之险恶，写浊浪排空吞没赤阳岗之猛烈，吓人听闻；写成群结队的流民大迁徙，写洛阳郊区、西安城下难民营的纷乱场面，都使人触目惊心。更重要的是，作家只要精选若干句最富于个性色彩的对话，通过两三个富于动作性和独特性的细节，就能够把一个个（全书可举出二十几个）独特的人物形神兼备地跃然于纸上。这是真功夫。不是对人民生活、人民语言十分熟悉，不是对文学语言认真钻研过的，无法收到这样良好的效果。
李準的文学语言的吸引力，同他笔下的幽默感是分不开的。他的幽默感，一向表现于对待生活的开朗的、机智的、乐观的态度，包括乐观的自嘲成分。这种语言的幽默感，带有河南农村的乡土气息，而淘洗了那些过于生僻粗野的东西。可是在《黄河东流去》一书里，他的机智的幽默的笑声，却带有沉郁的、悲忿的音调。有如他在本书第四十五章描写李麦的歌声：“她唱歌的声音是忧郁的，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快乐的。她的歌子总带点解嘲的味道。”我们从长松买地、王跑赶驴这些十分精彩的章节中，不是随处可以听到这种苦笑的歌声吗？这是带泪的笑，是深刻的幽默，也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显示出作家认识力和表现力的深化。
经过1966至1976这十年浩劫的磨练，每一个中国作家思想上都体会到一种顿悟的境界。顿悟的内容和程度不尽相同，随后的趋向也不尽相同。有的人“顿悟”之后，离开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同生活的趋向、时代的趋向越走越远，这是令人遗憾的。而李準同志同我国大多数作家们一起，经过痛苦的思索，越发坚持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发扬了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当前生动活泼的一场真与非真、美与非美、善与非善、新与非新的艺术上的自由大竞赛中，经受住了生活实践的检验。作为一个对新文学有深厚感情的人，每读到这样的作品，我总是怀着赞佩、感激的心情。
经过1966至1976这十年浩劫的磨练及随后的顿悟，沐浴着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光辉，再来处理1938至1948年黄泛区十年浩劫这一不堪回首的繁重题材，作家的立意就不同凡响了。李準同志在本书卷首写道：“《黄河东流去》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果然，李準笔下写到的李麦、海长松、徐秋斋、蓝五、王跑、老青、春义这七个农户，二十几个男女老少受难者，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但是他们（她们）按照生活逻辑、性格逻辑的发展历程，表现出各自的坚强生命力和互助互爱的优良品质。就象书中女强者李麦所说：“关天关地一个人来在世上，就得刚强的活下去！”正是这种经得住九蒸九晒的中国人民的刚强性格，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十年浩劫，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地拨开云雾而见青天！
《黄河东流去》写出了我国农民象黄河那样奔腾不息的生命力，也写出了象黄河泥沙那样来源悠久的，我国农民身上沉重的精神负担：“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但是，这位作家远不是“二重人格”论者，更不是一味欣赏并美化我们“国民性”的消极面，硬说这些消极面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是永世长存的“文化传统”！不！不是这样。我们看到，李準以爱护的同情的笔墨，写到农民的落后意识如何在大难中妨碍着他们迅速觉醒；随后也写到他们在受难与互助中如何逐步地、不同程度地摆脱着他们的精神负担。他写得好，写得真实可信。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以其艺术的说服力，印证着作家从生活历史中得到的深刻感受：“在他们身上闪发出来的黄金一样的品质和纯朴的感情。”“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见本书《开头的话》）。我是理解并赞同李準同志的上述感受和见解的。不久以前，我曾在一个郑重的场合，提出自己的热望：“丰满地塑造带着沉重历史负担、面对重重困难而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写出无愧于中国人称号的中国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我不过是说说罢了，李準同志却是说到做到了。
说到我们的国民性，有它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人物身上，有各自不同的表现。虽然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对立的统一，却不是一半对一半。说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有优根也有劣根。只有那些牢牢扎进大地深处延伸滋长的坚强根干，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说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黄河长江那样伟大深厚的优良传统，也有那些沟沟洼洼之内长期封闭的、愚昧的、落后的不良传统。我们要发扬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古为今用。我们要发扬的是历史上的大禹精神，屈原精神，陈涉、吴广精神，乃至传说中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以利于我国人民大众刻苦自励，奋起直追，挺立于现代世界的民族之林。我们并不忽视国民性中的消极面，决不轻视或回避那些来源悠久的劣根性，那些剥削阶级精神奴役的烙印，那些不良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根须。那些东西长期地紧紧拖住我国人民的后腿，甚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作起来，为野心家所利用，在十年动乱中演出种种丑剧；经过拨乱反正，至今还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敌！我们要深刻地描写它们，不是为了欣赏它们，美化它们，赞叹它们，而是帮助人民大众解除沉重的精神负担。存在决定意识。我们坚信，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时代巨浪，势如黄河长江，不舍昼夜地奔腾前进。大浪淘沙，终究要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淘洗掉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污垢，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优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设我们崭新的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我国作家正在动用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加入到这个时代巨浪中，以笔当桨，协同鼓浪前进。
我还想对《黄河东流去》的艺术结构提一点不确定的意见。李準同志在本书开头告诉我们：“我在创作实践上想作一点新的探索。”我想，他首先指的是主题的开掘，在人物描写的真实性（“美于生活”、“真于生活”）乃至在语言的幽默感上，将有些新的突破。那么，这些是很好地做到了。如果也指的是抛弃已往常用的众星拱月式的对一两个主要人物的集中描写，而采取所谓板块式的结构，群像式的画廊，那就有所得也有所失了。得到的是更广阔的社会面和众生相，更丰富的性格色彩和精神风貌，失掉的是更光彩更厚重的典型质量。李準笔下的李麦、徐秋斋、海长松、蓝五、王跑等一批各具特色的活生生的人物，几乎每个着笔较多的都是一个典型形象，即都是具有时代社会意义的个性描写，都有一个探索未完的精神世界。以李準同志丰富的生活知识、艺术经验和雄健的笔力，以这部作品透露出来的厚积薄发的创作潜力，如果当初笔力更集中一些，精力更集中一些，他的典型人物留给人们的印象一定更深，打动人心的程度一定更重，这种艺术典型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贡献也就更大了。才情分散者收到分散的艺术花果，笔力集中者发挥集中的艺术功能。这是近几年阅读当代优秀中长篇作品时的深切感受。我只能说这种感受是真诚的，经过反复思考的，却不敢说是完全正确的。其实是老生常谈，也留待实践的继续检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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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尚而朴素的心灵美
——谈电视剧《她们和战争》
冯牧
在先，我是很少有机会被吸引在电视机前耐心地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的。近两年，由于电视剧开始重视艺术质量问题，出现了一批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足以显示我国文艺创作已经达到的水平的电视剧，因此，把我从写字台前吸引到电视机前的情况逐渐多了起来。早些时候，我曾经为艺术纪录电视片《话说长江》和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为我带来的审美享受而感到欣悦。最近，又接连看了几部电视剧，比如中日合拍的《父亲》、春节期间播放的《新星》，以及我在这里要着重谈到的《她们和战争》，都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产量颇丰而质量却时常使观众辄有烦言的电视剧，正在迅速地以一部部在思想艺术质量上和文学性上都值得称赞的佳作改变着广大人民的观感。我以为，这是值得高兴的，同时也是应当充分加以肯定和支持的事情。当然，我希望这类优秀作品能够更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并且形成一个势头，一个标志着我国电视剧真正走向繁荣和成熟的势头。
由杨颖同志根据沈石溪同志的小说改编、吴韵琴同志导演的三集军事题材电视剧《她们和战争》，是我近年来所看到优秀电视剧当中的一部别具特色的成功之作。它的感人的力量，并不是通常习见的由某种悲欢离合的戏剧性情节造成的；而是由作品中所刻意描绘的几位具有崇高、美好而又平凡的心灵的妇女形象造成的。剧中的女主人公是四位有着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气质、甚至不同民族的军人家属。他们的亲人走上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战场，这不能不在他们的妻子心中掀起了激荡的波澜。警卫连长的妻子、佤族舞蹈演员依莎娜，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丈夫和儿子，同时身上充溢了佤族顽强尚武精神的青年妇女，她丈夫的英勇牺牲以及旁人对她的不理解，使她不能不承受人生中最大的痛苦，但她勇敢地迎接了战争的挑战，坚强地生活下来。作战参谋的妻子、中学教师周澄，由于和丈夫之间感情和性格上的冲突和纠葛，使她走上了婚外恋的迷途；但经过一番卫国战争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洗礼和社会主义崇高伦理道德的感染，她终于从感情束缚和个人痛苦中解脱出来，走上了值得尊敬的生活道路。后勤助理员的妻子、来自河南农村底层的质朴善良的姑娘田桂珍，爱她同样来自农村的丈夫的一切，包括他正在从事的将要为人民做出巨大牺牲的事业；她的劳动人民正直善良的本色，使她不但能够把为军人服务当作自己理所当然的义务，而且能够推己及人，完全是出自本能地帮助一切她认为应当帮助的人。宣传干事的妻子蒋婷婷，则是一个天真而单纯的年轻姑娘，有时单纯到了幼稚的地步；她开始并不真正理解一个军人家属的职责和价值，但是，经过战争生活所带来的风风雨雨的锻冶，她长大了，成熟了，最终不但理解了她丈夫从事的工作的价值，而且也理解了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公民的价值。作品的情节和主旨是以这四对夫妇在战争期间巧遇到和卷入的矛盾冲突及其不同的思想感情历程的变化而展开的。这是一部军事题材的电视剧，然而其中却很少接触到南疆前线战士们浴血作战的场景，而是把镜头和笔锋集中地放在对于这四位军人亲属的心灵和品德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刻画上。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四颗美好的（甚至是崇高的）和平凡的（甚至是世俗的）心灵的鲜活的搏动。我们看到：战争不止是男人们的事情，而且也是女人们的事情；如果没有那些可敬可爱的妇女们做出的卓越的牺牲和奉献精神，我们的正义战争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我们也看到：在战争中，最有威力的不是枪炮的火力，而是人心——在爱自己祖国的旗帜鼓舞下坚韧如钢的亿万颗普通人民的心。我以为，这部作品的成功处和它的感人处，就在这里。有这样的军队，有这样的人民，有这样的能够顽强地战胜困难（包括个人弱点带来的困难）的美好而平凡的军人妻子，有这样的不可摧毁的坚强后盾，我们的军队才能够真正使自己建筑成为牢不可破的钢铁长城。我们也看到：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着多么大的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观念得到升华和净化的巨大精神动力。
我们从这部电视剧中的许多激动人心和具有悲壮气氛的场景中，特别是描写战争中和战后的许多场景中，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了这种精神动力。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这部电视剧的另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特点是：它用自然流畅而又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和细节描绘，体现了创作者在军事文学题材和主题方面的开拓精神和创造精神。我们的军事文学，近年来无论在思想上或是艺术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而这部作品，正是在这种突破的基础上，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索和尝试。这当然绝不是说它已经十分完整和完善。正如它的长处是很突出的一样，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比如，比起后两部的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描写战前生活的第一部的结构和节奏就显得有些松散和缓慢；对于年轻姑娘蒋婷婷的天真幼稚的描写，有些渲染过度，使得这个人物性格的展开在艺术上不如另外三个人那样完整和合理。
最后，我还想对这部作品的演员们的劳动发表一点感想。我认为，绝大多数演员的表演都能适度地反映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很多早已为观众所厌烦的舞台腔和舞台相。我为许多演员开始追求艺术上的自然和生活化而感到喜悦。我特别为佤族的第一代演员——依莎娜的扮演者所表现出来的朴素、真实、毫不造作，以及她对人物思想感情和民族色彩掌握的准确清晰方面表现出来的才华而感到高兴。她的成功的表演，显然为整个作品增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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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画家吕凤子的艺术观
吴俊发
为纪念我国现代早期杰出的中国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吕凤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去年十月间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在他家乡江苏丹阳举行了隆重的庆祝。这里，把他的美育主张、艺术思想及其高尚的人品，作一简略的评述。
“唯生无尽兮爱无涯，璀璨如花兮都如霞，畴发其蒙兮出其芽，鼓舞欢欣，生趣充塞，正则真如秋月华，美呀。”这是吕凤子先生从事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的理想和目标。凤子先生早在清末就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影响，立志提倡美育，以人类的美的崇高的理念、至美的境界，来培育世人的行为，和谐地发展个性，建立精神丰富、身心健康和道德纯洁的人格，以达人类互爱的美育理想。凤子先生所提倡的美育“是要学者从破执入手，以祛其私，而尽其美，得图实现万异并存并成的美的社会”。他说：“好美恶恶是人的天性，所以美育才有实施可能”。因之，他早于1910年便在上海创办神州美术院，比刘海粟先生所创办的上海美术院还要早些。1940年他又在四川璧山创办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正则艺专迁返江苏丹阳。正则艺专在教学内容上，以绘画与刺绣为主要课程，极为重视基础教育，以西洋的素描和中国传统绘画铁线双钩作基础，进而研究油画、水彩、中国画和刺绣等等。凤子先生穷一生之努力，为了“破执”“祛私”，“就异成异，还人的非物教育，但不是造就人上人的教育”，以实施其“爱生者美，教止乱而尽爱”的美育思想。
凤子先生在解放前，将工资和作画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创办学校和帮助贫苦的学生，尤其是对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关怀备至。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得知著名人士黄齐生老先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便特聘黄老担任正则艺专文史教授，并成为至交。还于每学期收集书画数百幅，通过黄老转王若飞同志带到延安，表示慰问。1944年底，黄老第二次去延安，凤子先生作画《寿者相》两幅分赠毛泽东主席和黄老先生，祝他们健康长寿。毛主席回赠延安毛毯一条，由黄齐生先生转交凤子先生，先生作为真挚友谊的纪念一直珍藏着。
人品既高，其艺亦高。凤子先生认为，“人生制作即艺术制作”。所以，他给艺术下的定义：“即穷异成爱，穷爱成己，穷亡成异的人生制作”，含意极为深刻。他说：“艺术制作止于美，人生制作止于善。人生制作即艺术制作，即善即美，异名同指也。”又说：“美术，是人们追求美的一种成物或事的活动。成物叫做美术作品，成事叫做人生制作，实则是同样的艺术活动或艺术制作。”所不同的是，“活动成物止个个，活动成事每贯一生”。这样就把艺术家的为人和艺术创作的活动关系分析得很透彻。因之，他对艺术创作有独到见解，他把“美、爱、力”三者融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来完成艺术创作。他以改革中国人物画为努力的目标。从1910年至1937年入蜀，主要是画山水，不效法任何人。又画仕女，自喻芳洁，画野老自喻孤。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创作虽然仍是自写情怀，但更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不断地创作出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画，作品也极丰。
全国解放后到晚年，画风为之一变。他曾多次说过：“我一生寻找人的价值和意义，现在才算找着。”“我还要好好的活几年，做几年，乐几年，以弥补过去的白活、白学、白苦的损失。”因此作画多取材于对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爱与歌颂。凤子先生晚年体弱多病，除了作画，还坚持撰写了一部《中国画法研究》。七十四岁在他生命结束前一个月，适逢建国十周年前夕，还兴奋地作画三幅表示庆祝，题词：“老凤今年七十四，一身是病不肯死，新中国建立才十年，似已过了一百世，还待一阅千世事。”
凤子先生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不仅工画，对于书法、篆刻、诗词、画论等都有很高的造诣。书法从钟鼎汉隶书，汉碑功夫极深，篆隶行草熔为一体，独树一帜，实为罕见。篆刻结构严谨，疏密有致，刻石如镂金，生动自然，笔力雄健，别具一格。
总之，凤子先生的美育思想和艺术观点的形成，既不盲从古人和洋人，或故意标新立异，而是从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之后，从深入研究中国画史和画论以及实践的体会中，逐步形成“我能用书，不为书用”的独到见解。凤子先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热爱党，热爱新社会，誓将“知识技能献给党的事业，至于最后一息”，真不愧是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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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纪实文学”的讨论
近年来，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纪实性体裁的作品，如刘亚洲的《惊心动魄——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刘心武的《五·一九长镜头》，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等，作者将这些作品分别称为“报告小说”、“纪实小说”和“口述实录文学”。这些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也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当代》还专门设立了“报告小说奖”。《光明日报》、《当代文坛》等分别就报告小说和口述实录文学展开了讨论。
对于这些作品产生的背景，不少同志认为，当今世界千姿万态，超越人们想象的事情层出不穷，“比小说家呕心沥血构思的故事更胜一筹”，这是小说相对失宠而纪实性文学兴盛的重要原因。纪实小说本身具有一定灵活性，可以避免报告文学因某些细枝末节惹出的麻烦。不少同志还注意到了国外“新新闻主义流派”对我国的影响，把这几种新体裁的出现称为“小说演变的延续和变化”。
在谈到这几种新体裁的特点时，大家认为，这些作品继承了中国文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传统。有的同志提出，这些作品捕捉现实生活的“新闻价值”来进行文学创作，表现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超短距离”，因为有了大量的生活依据，从而富有更大的教育意义和感染力量。这些作品的艺术特征是“不遵循典型化原则，追求生活中特定人物的生动和自然”。
有关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报告小说”和“口述实录文学”。有的同志提出疑问，报告小说是报告文学加小说，一个是“虚构”，一个是“真有的实情”，对于这种既是报告文学又是小说的作品，人们将用什么标准去衡量要求呢？有的同志还强调，这种“虚构的报告文学”是对报告文学真实性、严肃性的背弃。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则认为，报告文学的虚构不象小说那样可以“任意”杜撰，而是既有新闻的真实性又有艺术的真实性，对此不宜拘于“报告”还是“小说”的一般理论的诠释。
关于口述实录文学，有的同志也指出，“实录”与“文学”是有矛盾的。文学是以其独立自主的虚构世界去表现与它对应的世界，而不是对人类生活的实录。口述实录不过是“对客观世界的形象复制”，不能算作文学。有的同志还说，非虚构作品只有贯注着作家强烈的主观感情和自觉的审美意识，才能被承认是文学。口述实录的形式越过了这个界限，失去了文学独有的本质规定性，因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文学体例或艺术方式。而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不能仅仅以是否具有审美功能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作品，口述实录虽然有直接源于生活的“非虚构性”，但从总体上看，又有自己特殊的“虚构性”。
有关争议还集中在一些具体作品上。由于这类作品的不断增多和引起的反响，关于纪实性文学的讨论还在继续。（丁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