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供应量的控制
厉以宁
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是指以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为依据，把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长联系在一起，使它们保持某种比率，从而使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有一个比较可靠的物质基础。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作为一种经济调节手段，有助于促进商品市场、资金市场之间的协调。
市场不均衡条件下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
在市场供不应求条件下，按照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增长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首先，有助于抑制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过度增长，从而有助于抑制消费品市场供不应求状况的尖锐化。这是因为，在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增长超过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增长所容许的范围时，按照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增长所确定的货币供应量将呈现供给不足，这时，如果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企业会感到市场竞争的压力增大，从而使每一个本单位职工工资和奖金过度增长的企业，都会感受到自己的相对不利的处境。反之，如果不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那么在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的环境中，企业或者感受不到市场竞争的压力，或者易于利用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客观形势，来使自己摆脱职工工资和奖金过度增长所带来的成本提高等困难。
其次，按照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增长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有助于抑制生产资料市场供不应求状况的尖锐化。这是因为，在企业自筹投资超过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增长率所容许的范围时，按照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增长所确定的货币供应量将呈现供给不足，这时，如果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那么经济中货币供给的不足将迫使每一个自筹投资的企业重新考虑预期的相对利润率，重新考虑企业资金的筹集代价和使用方向，它会感到未来市场上竞争压力的增大和资金筹集代价的上升，从而缩小自筹投资建设的规模。
当市场上出现供给大于需求时，应当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同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以避免出现流通中货币数量过少的情况。只要流通中有足够数量的货币，那么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为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而力求筹集资金的企业就能够由于货币供给的适当而实现自己的愿望，这就为开辟新的产品市场和扩大产品销路准备了条件。由此可见，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同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的结果，将促使企业通过资金供给的增加而增强自身改造和发展能力，增强自身适应供大于求条件下的市场竞争的能力，以应付产品实现的困难。在这里，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作用与市场竞争可以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正是供大于求条件下政府调节和市场机制共同起作用的表现。
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与商品市场、资金市场的协调
经济中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投资规模过大，造成生产资料短缺，从而引起商品市场、资金市场的不协调；另一种是消费基金增长过快，造成消费品短缺，从而引起商品市场、资金市场的不协调。
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市场关系将发生如下的变化：
（1）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引起消费品价格上升。在个人消费水平不可逆和个人消费品实际存量不变的条件下，消费者的个人储蓄可能减少，从而资金供给量可能随之减少。
（2）生产资料价格和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可能使企业调整自己的实际存货数量，即以增加生产资料储备来应付新的经济形势。不仅如此，由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引起的消费品价格上升可能给企业这样一种感觉，即认为消费品也是短缺的，从而生产消费品的企业也力求扩大生产规模，需要追加投资。这样，在资金供给量可能减少的同时，对资金的需求量却有可能增大，资金供不应求的矛盾也就尖锐起来了。
（3）假定消费品原来的供求是比较正常的，但由于消费品价格上升而引起消费品生产规模扩大，结果有可能使得增产的消费品滞销，迫使消费品生产者收缩生产规模。同时，还可能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在某些生产资料供给紧张的情况下，一些从事消费品生产的企业将因生产资料得不到充分供应而被迫降低开工率。
这一切表明，即使消费品供求和资金供求原来比较正常，但由于投资规模过大而造成了生产资料短缺，那就可能引起消费品生产的不稳定，引起资金市场的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被控制在同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的水平，那么在投资规模过大而引起生产资料短缺、资金供不应求的矛盾尖锐化、消费品价格上升之后，由于货币供给的不足，那些扩大投资规模的企业，将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投资决策的可行性，至少可以促使它们推迟扩大投资计划的执行。不仅如此，某些已被执行的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项目，也会由于资金持续供给的困难而不得不被企业重新审议（特别是对需要追加投资的项目而言）。这样就可以缓和生产资料供求的矛盾，并避免消费品供求和资金供求继续向非正常状态的转化。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即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而造成的消费品短缺，市场关系将发生如下的变化：
（1）消费品价格上升引起从事消费品生产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引起生产资料供应紧张和生产资料价格上升，于是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也将随之扩大生产规模，需要追加投资。
（2）在个人消费水平不可逆和个人消费品实际存量不变的条件下，消费者的个人储蓄可能减少，从而资金供给量可能随之减少。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却促使企业增加实际存货，以应付新的经济形势，因此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将增大。这样，资金供不应求的矛盾将尖锐起来。
（3）假定生产资料原来的供求是比较正常的，但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上升而引起的生产资料生产规模扩大，以及由于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结果使得一些扩大了生产规模的企业又因某些生产资料供应不足而被迫降低开工率。
这一切表明，即使生产资料供求和资金供求原来比较正常，但由于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而造成了消费品短缺，那就可能引起生产资料生产的不稳定，引起资金市场的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被控制在同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的水平，那么在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而引起消费品短缺、资金供不应求的矛盾尖锐化、生产资料价格上升之后，由于货币供给的不足，企业普遍会感到资金持续供给的困难，感到成本的增大和本单位职工工资和奖金增长过快而使自己所处的相对不利地位。这样也就有可能促使重新考虑消费基金的增长率，缓和消费品供求矛盾，并避免生产资料供求和资金供求继续向非正常状态的转化。
货币供应量调节的性质
按照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长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的措施，究竟属于“紧”的调节手段，还是属于“松”的调节手段？
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调节手段是“中性的”。只有把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限制在小于同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增长率相适应所要求的比率之下，才具有“紧”的性质；也只有容许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大于同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增长相适应的限度，才具有“松”的性质。
然而从现实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货币供应量的调节却可以被看成是“紧”的调节手段中的一项。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一旦企业被赋予活力而拥有自筹投资建设的自主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是比较常见的。同时，一旦企业被赋予自行处置按规定留成的奖励基金的权力，在原来职工收入水平较低的基础上使消费基金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也是可以理解的。不仅如此，即使把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收入同企业的净产值或利润的增长联系在一起，但由于企业所增产的是各种各样的产品和劳务，而由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所转化的消费支出却主要集中在一定品种的消费品的购买上，所以从产品结构来看，总会出现一定品种的消费品的供不应求，从而会使社会经常感到消费基金增长较快的压力。因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限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限制消费基金的增长率不仅成为政府调节的经常任务，而且是政府调节的重点。政府在这些情况下采取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做法，是为了不让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超过它同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的限度，这显然属于“紧”的调节手段之列。
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在社会主义调节手段体系中的地位
在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手段体系中，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同价格、税收、利息率等调节手段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价格、税收、利息率等是可变的调节手段或机动的调节手段，而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则是不变的调节手段或固定的调节手段。这就是说，在运用前者时，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每一种调节手段本身的特点，相机确定变动的方向和变动的幅度（例如在运用利息率这一调节手段时，应相机确定是提高还是降低利息率，提高或降低的幅度究竟有多大）；在运用后者时，只需要按照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来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保持二者之间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此，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做法，又被认为是一种简便可行的调节手段。
问题在于：假定不运用其它调节手段，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能否达到政府调节的预期目的？看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这一调节手段的单独使用，具有下述三个局限性：
（1）这只是一种总量调节方式，而不是结构调节方式。价格比例变动，差别税率、差别利息率的运用，则能直接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它们在这方面各有自己的适用性。
（2）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做法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的强弱，与市场的完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市场越是完善，企业对市场竞争的压力越是敏感，企业改善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的要求越是迫切，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作为一种经济调节手段就越能收效。假定市场不够完善，那么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所能发挥的作用将会受到限制。
（3）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结构的变化会使货币供应量同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有某种变化。因此，使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稳定不变的调节方式往往偏于简单，难以应付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为了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真正适应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长，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定期调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同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的比例关系，否则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会受到限制。
由此得出结论：按照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增长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做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手段体系中的一种调节手段，无疑是有用的。但考虑到它的上述局限性（尤其是第一点和第二点），为了更好地达到政府调节的预定目的，应当参照具体情况，与其它调节手段配合使用，而不宜把它当做唯一的调节手段。
（原载《经济展望》1986年第1期，作者作了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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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广东省第二次经济特区学术讨论会综述
广东省第二次经济特区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12月中旬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几年来，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的建设成就是很显著的。特区建设的成就，概括起来，表现为四个方面：①初步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环境；②工农业生产以及第三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几年间这些产业的产值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③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同时为国家创造了一批外汇收入；④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经济特区的作用，也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①初步发挥了四个“窗口”与两个“扇面”的吸收、辐射作用，引进了外资和技术，促进了特区和内地的四化建设；②为沿海开放地带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初步经验；③为内地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计划体制、基建管理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物价体系、劳动工资体制、人事干部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某些有益的经验；④锻炼、培养了一批建设人才，特别是如何适应当代发达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的人才，在建设过程中一大批熟练的工人也成长起来了。
当然，特区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某些问题，例如基建战线过长、非生产性基建规模过大等。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着重从理论方面对办好特区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经济特区当前是否存在转型的问题，在讨论会中存在不同看法。有些代表认为，当前特区的经济模式属于内向型，没有做到“三个为主”（资金来源以引进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所以仍然存在着一个如何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型”的问题，有人甚至提出今后特区能否健康发展，关键是解决这个“转型”问题。但是也有不少代表认为，“转型”的提法不确切，因为创办经济特区的初期，中央、国务院对试办经济特区的方向早就提出了外向型经济的要求，我省三个经济特区一般也是按照这个方向来进行建设的。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办成一个外向型经济的指导思想如何进一步明确，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进一步贯彻的问题。
关于经济特区的产业结构问题。代表们对产业结构“应以工业为主”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代表认为应提“以工业为基础”，同时重视经济特区的商业旅游业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要重视外向型商业贸易机构的建设，发展外向型的流通渠道，对规模过大的内向型的商业贸易、旅游业应加以适当控制。有的代表认为，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应提“外贸导向型”比较恰当，要加强外贸工作，认真进行外贸体制的改革，通过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来带动特区内部其他产业的发展。也有些代表主张，特区产业结构的发展模式不要搞“一刀切”，应该根据各个特区的不同特点、条件，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在重视发展工业的同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随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适合时代潮流的新产业、新产品。
关于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将经济特区的发展划分为若干个阶段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就与利弊，而且可以使我们制订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对于怎样划分特区建设发展的阶段，代表们发表了许多意见，还需继续深入探讨。
关于经济特区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问题，在讨论中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代表认为，经济特区的经济运行机制同内地一样，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应该据此建立特区的经济管理体制。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主张经济特区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同样要加强对特区的宏观控制。如何加强特区的宏观控制？第一个层次是要建立国家对经济特区进行宏观控制的机制，第二个层次是要建立特区本身的宏观控制机制。有的代表不同意上述见解，认为特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国家对特区经济的宏观控制主要是间接性的，经济特区应建立起不同于内地的、充分重视和发挥价值规律调节作用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在讨论中，还有的代表提出，特区经济应该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重视国际市场的调节作用。
代表们还对经济特区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木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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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社会学研究新成果信息交流会在沈阳召开
辽宁省社会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社会学研究新成果信息交流会1月20日至23日在沈阳召开。会议是由辽宁省社会学会筹委会、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
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与重建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与关怀下，经过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指导和中青年社会学工作者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科学研究、教学活动、学术交流三位一体的网络。社会学把整个社会作为它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变革的伟大时期，更加显露出这门学科的特点和优势，特别是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无论是在制定社会发展规划，还是解决现实重大社会问题方面，都显示了这门学科的重要作用。几年来，社会学工作者在研究社会生活、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时，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受到了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这次会议本着平等、团结、合作、交流、发展、提高的宗旨，对社会学重建七年来取得的最新科研成果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并就社会学在国家四化建设中承担的光荣而繁重的学科任务进行了展望。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八位专家、学者作了学术报告，介绍了国内外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学术活动的信息，涉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发展理论和观念现代化等十几个领域，二十二个专题。有的同志谈到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时提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是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它的研究目的、研究课题、使用的理论、方法和资料数据等，都只能从今天中国的实际出发。有的同志从知识整体化的角度，就社会学学科体系进行了新的构想。还有的同志介绍了关于人类生态学的一些问题，认为传统社会学的任务是培养处理社会问题、从事社会工作的社会学家，而新社会学的任务则是培养规划社会发展、设计社会工程的社会工程师。社会工程的基本原理就是人类生态学。设计社会工程不仅要运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同时也要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知识，以及计算机技术等。
（李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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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知人善任”提高到科学水平
王宇光
“知人善任”是我国历史上对某些当权者的赞美之词，我们也常常把它作为对领导干部用人方面的一种要求。但是，过去仅仅把它看成一种个人的能力，而没有一套科学制度和体系来保证它的实现，所以，在用人上的主观随意性和突击性还是随处可见。
譬如，有些人的任命，全凭领导一时的欣赏，“一见钟情”，而缺乏对被任命者的了解。领导者或者在不多的接触中感到某人不错，或者偶尔从某人的文章言辞中发现有见地，于是布置给人事部门去调查了解。实际上，有了领导的意图，有些人事部门常常只是完成例行手续而已，最多也只能提出一些人所共知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领导限期拿出人选名单。人事部门手上一时没有现成材料，不得不加班加点地赶出来，最后由领导来一个草率拍板。这样就难免要选错人、用错人。改革和四化需要大批能干的人材去承担各项重任。如果不改变用人上的随意性和突击性，建立科学的选拔干部的制度，结果不是埋没了优秀人材，就是用人不当。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会直接影响四化建设的进程。
要把“知人善任”提高到科学水平，需要建立一套经常性的考核制度，将同类型的人材名单存储起来，在此基础上实施定向培养，多中选一，优中择优，才能达到任人唯贤的目的。
首先要制订考核标准。制订考核标准，先要划分人材类别。按照专业划分是一种办法，如文、理、农、工、医等。仅仅这样还不能说明某人宜于干什么事，因而也很难确定他的岗位。最好在专业分类下再按管理型、专业型、科研型、政工型等附加一个定性的划分，每类又可分为上、中、下三等。
标准制订之后，就要根据标准进行评定，分类分等。这是一项细致的工作，领导必须亲自过问，亲自判断，不能粗心大意。要从干部的全部历史，工作实绩，为人，处理人际关系，解决各种矛盾的方法，思维的敏捷性，方法的科学性，政治素养等等方面作出综合评价，最后归入恰当的类别。
有了标准又有了综合评价，就可以建立人材库了。人材库应有专人管理，经常了解、收集和核实有关资料，定期补充或修改卡片上的评语，定时系统检查人材库的名单，评价和分类是否恰当。人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有的进步快，有的进步慢。卡片应该反映干部的最新情况，而不能搞“几年一贯制”。
定向培养是干部工作的重要环节。人材来源于培养教育，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和有计划的学习提高，是快出人材、出好人材的可靠途径。一旦人材库建立起来，应该迅速确定各人的发展方向，实行定向培养。
建立了人材库，实施了定向培养，人材将不断出现，经过及时的总结和记录，知人便有了科学的基础，而善任也就有了重要的依据。
人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人的看法也是这样，不是一次所能完成的。昨天对某人的任用是知人善任，今天有了新的更恰当的人选，那就不能守着昨天的看法不放。领导的责任就是要在新苗刚一露头时就抓紧培养教育，给他们以实践锻炼的机会，使他们获得经验，增长才干，迅速成为人材，使整个干部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