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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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学的改革
谢韬
关于如何改革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和如何提高青年学生学习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问题,已经在教育界、理论界展开了讨论。现在普遍的议论是:高等学校中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到冷淡,没有兴趣,甚至有少数学生表现出厌恶和对立。这引起人们的忧虑和不安,感到对八十年代的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提出的问题不好回答,对学生中出现的一些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感到不习惯;过去多年习以为常的政治理论课的讲授方式与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
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这种“冷淡”和“不感兴趣”的问题呢?
我认为,实际情况是,学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冷淡,而是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讲授内容和教学方法感到乏味。如果认为问题的发生仅是由于学生方面对理论不感兴趣,这就有点片面,不太符合实际,而且是推卸掉了教育者和宣传者自身应尽的责任,实质上还是有点群众落后论的味道。
其实,在高等学校中,除了学生对理论课程冷淡的一面以外,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学生组织了很多学术性团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些人结合当代有关问题及所学专业,相当勤奋主动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展开生动活泼的讨论,提出了不少理论与实际的重大问题。他们邀请校内外专家作专题报告,听讲者很踊跃。他们还利用课余和寒暑假深入到企业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研究生与高年级学生的思想是很活跃的,既学习马列著作,又广泛阅读国内外新书,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讨论或辩论,在教室、在寝室、在操场、在朋友家、在郊游中到处可见,其热烈程度是很高的。但常常是一到课堂听政治理论课就无精打采,觉得无味。有的学生讲,如果不是为了分数和成绩,与其上课听念讲稿,不如自己看书学习。所以,我认为,不应当笼统地说学生对理论不感兴趣,应当说是我们理论课程的讲授内容与教学方法已不适应新时期、新任务、新问题的需要,使学生感到不满意。如果笼统地说现在大学生研究生对理论冷淡,不感兴趣;如果根据他们读了很多书,能提出很多尖锐问题,也表现出一些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不正之风的不满情绪,就认为他们似乎是想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群,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认识上是片面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对此,与其说是青年学生的信仰危机,不如说是我们理论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内容和方法的危机。理论教育这一问题,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在我们教育者和宣传者。课讲好了,文章写好了,学生会很有兴趣,不会是冷淡的。
政治理论课为什么不吸引人呢?我们应有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我们的理论课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左”的流毒的影响,特别是“文革”的破坏,至今仍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下面种种情况是必须承认的:教条气息严重,抽象的原理、原则、概念多,引证多,注释性的讲解多;脱离实际,不能有针对性地回答人们关心的当代理论与实际问题;简单化的论证与简单化的批判,从结论出发,把理论讲成独断论或辩护论;教学方法枯燥,课堂教学以讲授为主,大多是念讲稿,极少生动活泼的讨论,缺乏启发式的提出问题和重点分析,缺乏思想交流,常常是老师讲,学生记,上课都记下,下课就忘记;惊人的重复,中学学了的,大学又重复,大学学了的,当研究生还重复,各门课程之间也重复,有些基本原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共党史课都讲,缺少各门课程各自应有的新意;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学生的专业缺乏联系,对文科各系讲政治理论课,不熟悉法律、历史、文学、新闻学等专业中的哲学问题和经济学问题,对理科各系讲政治理论课,缺乏自然科学的基础,不熟悉诸如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等专业中的理论与实际,这反映了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知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青年学生对理论课冷淡的问题,主要要从理论课本身找原因,应从我们的宣传内容和工作方式上找原因。关键是要加强和改善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我们的宣传方式。面对新时期的一系列新问题,我们的课程设置、内容方法就要力求满足这一普遍渴望的需要,也就是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来解决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问题。这个“结合”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之所在。“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讨论回答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理论课的重点就是要抓住这个“结合”问题。因为“结合”的本身就要求对问题的深入,要求创造和发展,要求正确解决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结合”也是掌握理论、深入实际、活跃思想、发展能力的学习方法。这既可以促进教师的理论水平与教学水平的提高,也可以把学生为了分数而学习的被动态度改变、培育为自觉的生动的理论兴趣。
下面几点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革中亟应提到议事日程上加以考虑的:
——实行学分制,在总的教学计划指导下,学生有选修课程和选择授课教师的一定自由度。
——理论必修课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重点讲授。可以将课程分为若干单元,深入实际收集问题,有针对性地提纲挈领地讲授,再回到学生中去展开课堂讨论,最后由教师作总结。
——多开选修课、特别要多开一些当代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以及有关文理知识相互渗透的课程。这既有利于知识结构的更新,也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解答这些新学科和社会经济问题。
——不要急于编统一的教科书,最好先编教学大纲,既保证教学的基本要求与重要论点,又使教师有发挥创造性的余地。各大学单独或联合编写的教学大纲,各校教师有权自行选择使用,这样有利于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几种比较优秀的教材。
——在教学计划安排上,减少讲授,增加课堂讨论时间,给学生以必要的自学时间。
——改革考试。从对考试的指导思想到方式方法都应有一个大的改变。考试是对学习的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考试要求,就有什么样的学习方法。理论课除了基本概念、基本历史事实和数字可以采取闭卷考试方式外,要提倡开卷考试。特别要提倡采用课程论文的方式。这样可以训练学生结合课程,选择题目,阅读原著和参考书,收集资料,组织论点,分析问题,从而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理论、运用知识、联系实际、独立思考的积极性,真正巩固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
——要大力开展课外学术研究活动,组织学生接触实际,进行社会调查;组织学生建立跨专业、跨系、跨年级的学术社团和科研小组,有计划地邀请专家和有关人士对当前某些现实问题和理论学术问题开设讲座,共同研讨。
——无论是课程教学还是课外研究,都应该进一步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不同意见的阐述和讨论。这对生活在改革的中国、开放的中国的教师和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使人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提高理论兴趣的重要条件。
我们的学生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二十岁左右是人生宝贵的青春年华,是思想最敏锐最活跃的时期,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除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青年学生最关心的是时代、形势、政治、经济生活,社会问题,以及理想、青春、爱情、友谊、前途、苦乐等等。这些无一不涉及到世界观和人生观,涉及立场、观点、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在这当中应该起重要的作用。每一个人在青年时代都渴望良师益友,我们的政治理论课为什么不能结合那些既永恒又现实的主题,在讲授、讨论、交流之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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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左宗棠评传》
王俊义
前不久,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东梁撰写的《左宗棠评传》一书。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专著。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左宗棠的一生作出较为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是全书最显著的特色。左宗棠是晚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权赫一时的要员。在错综复杂的中国近代史上,他曾残酷地镇压过太平天国、捻军及陕甘回民起义;又曾涉足洋务运动;还曾以“马革桐棺”的悲壮豪情全力投入收复新疆的正义斗争,甚至以垂暮之年驰骋于抗法斗争前线,为保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义无反顾。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较为复杂而又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在史学研究中却长期存在着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反满斗争需要出发,把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同斥之为“汉奸”,甚至在一些刊物上登载过下身为禽兽的曾、左、李的头像。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边疆问题引人关注,因为左宗棠曾收复新疆,这时则被捧为“民族之功臣”,抬到“贤相名将”的宝座。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较为重视阶级分析方法,但却存在机械论的弊端。左宗棠这样的镇压过农民起义的封建官僚,自然又与曾国藩、李鸿章一起共被视作“刽子手”,对于他的历史功绩,鲜有学者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左宗棠又被史学界作为热门课题研究。学者们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许多与左宗棠相关联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并展开了热烈讨论。《左宗棠评传》正是在这样的研究气氛中撰写出版的。作者认真考察总结了左宗棠研究的历史状况,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克服了以往研究中简单化、片面化的偏颇,将革命精神与科学的求实学风辩证地统一起来,寓革命性于科学性之中,对左宗棠这样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进行了具体分析,评述了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共同性与区别点,指出左宗棠在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方面,与曾、李有共性,理应受到谴责和批判;但在办洋务方面则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左宗棠办洋务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富国强兵”,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洗雪国耻;而曾和李在办洋务过程中,处处崇洋媚外,表现出一副奴颜媚骨。对待外来侵略,曾、李更是一贯屈膝投降,而左宗棠在鸦片战争、收复新疆、抗击法国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他们在涉及国家、民族根本利益问题上的不同表现,“决定了他们在历史上的不同地位,左宗棠表现出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他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功绩,必须予以肯定”。这些对历史人物褒贬适宜、功过分明的评价,反映了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
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除一定的理论素养外,更要掌握和占有大量材料。在这方面,《左宗棠评传》的作者也作出了十分可贵的努力。我们从本书论证问题引用的材料以及书后所附“参考书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著者在研究写作过程中,确实掌握和占有了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大量材料。不仅是详细搜集了各地收藏的左宗棠本人的“文集”、“家书”、“信札”、“墨迹”、“遗折”、“未刊手稿”等;而且广泛浏览了左宗棠同时代有关人物的“文集”、“笔记”和“日记”;同时还吸收参考了国内(包括港、台)与国外(包括英、日、俄)各种有关研究成果,材料十分翔实和丰富。对于某些史实、史料,作者还进行了严肃的鉴别与考订。譬如在一些史籍与论著中,都论及左宗棠早年怀才不遇,曾上书天王洪秀全,投奔太平军。但经过作者仔细考订,指出“以上记载,不足为凭”。由于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史料,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论述,用图表加以形象说明,使得论证更具说服力。
当然,该书也有值得商榷和不足之处。如结构安排、某些史料的运用,等等,但总的看来,该书仍不失为一部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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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引导个体经济健康发展
薛暮桥最近在与浙江省的有关同志研究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情况时,对个体经济问题谈了一些意见。
薛暮桥说,现阶段我国的个体经济发展比集体快,集体经济发展又比国营快,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个体经济的生产和经营要比集体经济活,集体经济的生产和经营要比国营经济活;二是负担不公平,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负担普遍要比国营经济轻,他们的大部分留利可以自己用于扩大再生产。个体经济发展起来并不可怕,问题是国营、集体、个体要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不要把国营企业管得太死,把国营企业挖得太苦。我们实现现代化,主要的还应当依靠国营企业,但现在是国营企业竞争不过个体经济,也竞争不过集体经济。国家必须加强对个体经济的管理。强调对个体经济的管理,强调个体经济、集体经济与国营经济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会不会因此挤垮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呢?不会的。今后国营企业主要是生产大批量的、技术要求高的产品,它不可能样样都搞。国营企业可以将小批量的产品和其他小商品让给集体、个体去搞。这样既可以使国营、集体、个体三者同步增长,又可以保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
薛暮桥说,我们要推进国营经济的发展,但不要否定个体经济的作用。发展个体经济是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必经之路,我们要重视它,引导它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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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要重视所有制关系改革的理论研究
刘国光最近提出,应重视所有制关系改革的理论研究。他说: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和所有制关系的改革。两者要相辅进行,方能取得成效。
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包括两个基本方面: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国家所有制内涵的变革。国家所有制的内涵是否要变革?在多大程度上变革?这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模式。改革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经济运行赖以协调的机制主要是横向的市场调节,国家所有制内涵的较大变化就不可避免。
消费基金膨胀同国有企业内部财产关系和所有关系模糊有直接的关系。不变革国家所有制关系的内涵,企业内部没有代表国家利益的机制,企业必然难以追求本身的长期发展和社会利益。
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包括所有制结构改革的目标模式,国家所有制内涵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整个所有制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重点,是国家所有制的内涵变革,而真正的难点在于占产值、税率比重很大的大中型企业。改革的试点给人们以启示:可以把股份经济制做为所有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制,还没有完全成功的先例和经验,应对它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进行分析,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有制关系目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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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多讨论一些问题
《经济学周报》评论员文章说,经济理论是经济实践经验的概括。实践活动开展得愈广泛愈充分,理论概括的客观条件愈具备。人们参加实践活动及对实践活动的观察愈广泛、愈深入、愈不带有主观随意性,理论概括就愈能反映客观实际。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上述的几个方面,对于不同的个人来说,往往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局限性,因而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往往存在程度不同的片面性。只有对问题多开展讨论,让大家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发表不同或不尽相同的看法,才能取长补短,得到比较全面的认识。
多讨论一些问题,就要对过去的理论、观点不抱固定的看法,就要对专家、学者,特别是著名经济学家、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包括担负经济工作领导责任的同志的理论、观点不抱固定的看法。应当承认,这些同志的许多观点的确具有创见性,首先要尊重和学习。但是,认识的局限性,在他们那里,也不可能是例外,只不过有程度的差别而已。因此,对于他们的理论和观点,也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充分的讨论。
(以上三篇摘自《经济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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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评介
张效英
许涤新、吴承明同志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论述明代后期和清代鸦片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过程。由于作者是把资本主义萌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来对待的,因而除萌芽本身而外,还着重考察了它发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明清两代的人口、耕地、农业和各手工行业生产水平、商品流通和市场范围、城乡雇佣劳动条件,以及有关的政治、法律制度、行会、行帮组织等,都作了比较具体的考察。
为写好这部著作,作者早在六十年代初就着手准备。他们的研究工作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本书的特点是:
对史料严格考证。书中分别考察了丝织、棉布加工、制瓷、制盐、制茶、制糖、制烟、酿酒、造纸、印刷等手工行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考察中,广泛运用了前人积累的材料和自己新发掘的材料,对这些材料逐一考证、鉴别和系统整理,以有直接史料确证者为准,否则宁可存疑;并且注意每件史料的时间和地域限制,努力避免串述和假借,从而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视对生产力的研究。作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若不考察生产力,它的产生和发展就无规律可言。过去我国学术界对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之所以意见分歧,原因之一,就是对生产力考察不够。本书作者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在生产力的考察上下了功夫。尽管材料缺乏,他们还是努力发掘,对旧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提供了一些具体内容。在论述生产力时,既注意生产关系怎样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也注意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例如作者发现,明清两代凡是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行业,它们的生产力都有一定的发展,甚至在技术上有相当的改进,起码是工艺学上的改进。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便决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从而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注意定量分析。历史是一门科学,科学的定性,不能脱离数量,尤其是经济史,如果不作定量分析,往往流于空洞、抽象、概念化。例如我国历史上商贾素称发达,“商贾辐辏”、“店肆栉比”的记载,令人目眩。但是,我国当时的市场究竟有多大,却不得而知。本书作者计算了鸦片战争前的商品量和商品值,力求从市场结构上来考察它的特点,这就给人以比较具体的明确的概念。旧中国留下来的统计资料十分贫乏、零散,本书作者知难而进,凡是需要定量的,尽量设法作出定量分析。全书附有计量图表七十余种之多,给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正是由于作者注意对史料的严格考证、重视对生产力的考察和计量工作,所以本书是一部史料比较丰富可靠、立论扎实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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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专辑》即将出版
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辑的一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专辑》,即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这个组织比较陌生,它同左联等革命群众团体并肩战斗的光辉业绩更是鲜为人知。《专辑》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专辑》收录的二十多篇回忆录和研究文章,绝大多数是首次发表或首次公开发表。其中,既有当年中国社联及其北平分盟、党团领导成员许涤新、王学文、史存直、韩托夫、宋劭文、李正文等关于中国社联活动全貌的概述与评价;也有许多老会员对复旦社联、光华社联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具体介绍,以及他们亲身的斗争经验和对战友的回忆;还有著名学者丁景唐和一些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对中国社联的研究与评介。《专辑》收录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红旗日报〉有关社联革命活动的报道》等,更是史学研究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专辑》不仅可以使我们具体了解中国社联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如何通过写文章、出刊物、办学校和讲习班等形式,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唤起工农,造就干部,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推进中国革命事业方面的历史功绩;还可以从老一辈哲学社会科学家那种真理在握、所向披靡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中得到启示,激励我们更好地为改革和四化服务,开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新局面。
《专辑》还收录了上海市一九八五年举行的中国社联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报告、讲话、座谈会纪要,以及十五省、市、自治区社联领导同志的纪念文章。
(吕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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