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我们的良师益友
——忆史良大姐
罗琼 左诵芬
当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在哀乐声中最后瞻仰史良大姐的遗容时，五十年战斗的友谊，涌上心头，无限哀思化成了泪水。往事历历，犹在眼前。
我们是在上海救亡爱国运动中认识史大姐的。她是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的发起人之一。当时，她是著名的女律师。她在青年时反帝爱国，热心妇女解放运动，特别是她执行律师事务时，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为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奔走营救的事迹，已在妇女界广为传诵。记得1935年12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妇女著名人士的一个小型集会上，商量筹建上海妇女救国会时，她慷慨陈词。她说，四年前“九一八”事件，敌人侵占我国东北，现在又进而夺取华北，国难深重，民族危亡，我国的内政外交，受人控制，还能叫国家吗？愤怒火焰早已在我心中燃烧！她那悲愤的、火热般的爱国情绪和言词，燃烧着整个会场，大家一致推选她主持上海妇女救国会的成立大会。
几天以后——1935年12月21日，上海妇女救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了。女工、女职员、女学生、女教员、女文艺工作者和家庭妇女等一千多人，怀着满腔热情，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史大姐首先致开会词。她气宇轩昂，声音洪亮，满怀激情地说：现在我们中国受人侵略，国土被人抢占，人民被人残杀，我们二万万女同胞，难道甘心当亡国奴吗？不，决不！今天我们各界妇女在这里集会，就是为了大家齐心合力，开展救亡运动！接着，何香凝老人登台呐喊：我们要同男子一样负起责任，争取民族生存，共同到战场上去！起来，起来！这时，群众热血沸腾，斗志昂扬。会后，立即举行了示威游行，沿途男女群众纷纷自动参加，队伍愈来愈长，声势愈来愈浩大。史大姐与群众一起，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救亡口号，冲破了帝国主义不准在南京路游行的禁令，大长了上海妇女与上海人民的志气。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当年救亡的歌声、口号声和史大姐激情的讲话声，至今尚在我们耳边回荡。
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后，史大姐被选为总领导人之一，负责全面领导工作。理事会经常在她家里开会，我们与她接触的机会也多了。她为人豪爽慷慨，乐于助人，经常热情地关怀和帮助同志、朋友和青年。我们就亲自受到她的亲切教诲和帮助。1936年2月间，当罗琼怀孕八个月时，反动政府以“非法办刊物”为罪名欲加以逮捕，史大姐从有关方面得知此消息时，立即派人通知，因而得以免遭毒手。不然孩子就要生在监狱中了。当时左诵芬还是个学生，以后在汉口、在重庆继续受到她的教诲。解放以后，史大姐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我们又都在她的领导下工作，我们经常去看望她。她是我们永远铭刻在心的良师益友。
最使我们深为感动和敬佩的，是史大姐坚持正义，不畏强暴，坚贞不屈的精神。当年在上海从事救亡运动，是被视为“危险行动”，但是，史大姐不怕担风险，她的家是妇女救国会和有关救国人士经常活动的场所，她还动员全家人支持救亡运动。她的哥哥史公载先生，当时尚未与她结婚的陆殿栋先生，她的秘书以至服务人员，都对救亡工作给予了不同的帮助。有一次，法租界巡捕房曾派人到她家查问，为什么她家人来人往那么多。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律师，找我的人当然多，有什么奇怪？特别是在反动政府的高压下，她敢于多次支持并公开参加群众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对群众运动十分害怕，竟于1936年2月20日匆匆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禁止一切民众集体行动。上海妇女救国会发起和组织“三八”妇女节大会和示威游行，就是以实际行动抵制那个反动法令。在警察、巡捕和警备囚车的监视和威胁下，在长长的队伍中，史大姐无所畏惧，站在队伍的前列。特别是在当年纪念“九一八”国耻日的游行中，当参加游行的群众还没有到达集合地点，便在途中受到军警的阻拦和毒打。军警们拿着皮鞭、木棒、枪托对着徒手的群众挥舞。游行的许多人受伤了，走在队伍前面受伤的妇女更多。一位女同胞被打昏在地，鲜红的血流出来。史大姐怒不可遏，一边用手帕堵住她的伤口，一边劝阻军警停止殴打。可是，他们却野蛮地用鞭子抽史大姐的背脊，用枪托打她的手臂，她也受伤了。她住在医院中写了《九月的鞭笞》一篇控诉的文章，最后一句说：“我们苏醒的群众将会一天天加多，我们的心和力要凝结成一条铁链！”
当全国救亡运动波澜壮阔，澎湃向前时，反动政府更加惊慌了，竟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之狱，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同志。他们在狱中作了坚决的斗争，拒绝了敌人的威胁与诱降。史大姐在法庭上与法官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驳得对方理屈辞穷。史大姐在狱中还不忘记做抗日宣传和妇女工作。早在入狱前，她承办了大量的妇女案件，为保障妇女的权利进行辩护。对有困难的人，她义务办案，甚至帮助有些离开家庭而无依靠的妇女寻找职业。在狱中，她看到不少女犯人是因为生活所迫而犯罪的。她帮助她们分析案情，代写状子，告诉她们如何为自己辩护，并且教她们识字，唱救亡歌曲，讲抗日道理。她相信当她们的觉悟提高了，也将会成为抗日的一份力量。解放后，有一次她在闲谈中，谈到狱中那段生活时，她说：我当时记起了但丁在《地狱篇》的一句话，“踏入此地的人们啊，请你们莫把一切希望都抛却”。从这里，可见史大姐当时广阔的精神境界。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全国人民和中外著名人士的极力声援，“七君子”被营救出狱了。史大姐出狱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立即投入了火热的战斗。她有胆有识，爱憎分明，坚定跟随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她担任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并且是国民参政会的宪政促进会的唯一女性，为要求国民党实施民主和妇女参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她力争在宪法上要明文规定男女平等和保障妇女权利。她提出在国民大会代表中妇女代表应占一定的名额，她并且建议妇女工作者，要到下层去，到城市、到乡村的妇女群众中去，进行有关参政的宣传教育。
史大姐在汉口和重庆时，担任了新生活运动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她运用联络委员会的组织，广泛联系和团结各地妇女团体和中上层妇女，对扩大和加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她和文化事业组组长沈兹九、训练组组长刘清扬一起，遇有重要事情，都与中共南方局妇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团团长邓颖超和张晓梅等同志商量。她们支持和依靠会内的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在农村、工厂和报纸刊物上开展抗日宣传教育，贯彻党发动群众，坚持抗战的政策。她与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在个人间的交往是不错的，但是彼此的政治观点迥异。她曾告诉我们，有一次宋美龄请她吃饭，蒋介石也在座。在吃饭中间，宋美龄对她说：史先生，你们讲国民党腐败，国民党需要新鲜血液，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一道对它进行改革呢？她当即回答：“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和主张，我不愿参加国民党。”皖南事变后，她离开了妇女指导委员会。
在抗日战争时期，史大姐还担任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及该会设计委员会主任。保育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四十多个保育院，前后收容和保育了两万多儿童，其中有许多人现在已在不同的岗位上成为工作中的骨干。史大姐还担任了进步妇女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的常务理事。联谊会团结各阶层爱国妇女，为争取政治民主和妇女解放事业进行了很多工作。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上海、北平、昆明、南京、成都等地都成立了分会。史大姐回到上海后，对妇女联谊总会及上海分会的工作仍极为关心与支持。去年9月中旬中国妇女联谊会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到会的老战友，回忆过去的战斗日子，更加怀念史大姐，对她的去世表示无比的悲痛，大家肃立默哀，对史大姐寄以深切的哀悼。
抗日战争结束后，史大姐与全国人民一样，满怀喜悦，希望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到来。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内战。她又投入了新的斗争。1947年，中共驻上海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中国民主同盟也被国民党非法解散。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秘密去香港主持召开三中全会，民盟的活动转入地下斗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史大姐留在上海担负着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的重任，同时极力支持上海妇女和广大群众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等运动。她的担子更重，压力也更大。上海解放前夕，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不择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史良化装躲避，得以免难。但她的秘书被逮捕，家人遭到拷打。
上海解放了，光明驱散了黑暗，史大姐禁不住欣喜地流出了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了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历任全国妇联第一届二次常委、第二、三、四届副主席。她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为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多次谈到宋庆龄同志当时对她说过：现在解放了，妇女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几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你在法律上，一定要多注意保护妇女儿童的利益。史大姐对此是铭记在心并身体力行的。当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她非常关心，并且亲自到下面检查婚姻法贯彻执行的情况，及时提出应该重视解决的问题；建议法院设立婚姻庭，由妇女担任庭长。有一次我们去看望她，她特意对我们说，要使婚姻法的条文变成事实，还需不断努力。现在有的女青年要求婚姻自主，有的寡妇要求再结婚，仍然受到干涉和迫害。妇联是妇女的娘家，我们妇女干部要为妇女群众撑腰，要理直气壮，大声疾呼，要支持她们对封建势力作斗争。她这番话，现在对我们做妇女工作的同志仍很有教益。
史大姐平时很注意联系和团结各阶层的妇女，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她关怀文教界、科技界的女知识分子，经常反映她们的意见和要求；她与工商界妇女人士和家属促膝谈心，鼓励她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提高思想，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劳动；她常寄语海外旧友，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她还为加强中外妇女的友谊，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不懈的努力。她曾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亚非妇女会议，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前后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并多次接待来我国访问的妇女代表团和外宾。她对国外朋友热情地介绍新中国妇女的工作、生活和对社会主义作出的成就，介绍中国妇女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意愿，并虚心地同她们交流妇女儿童工作经验。她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对象，广交朋友，增进友谊，深受国外朋友的欢迎，为扩大国际妇女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
史大姐在解放前，把争取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事业同争取妇女解放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她善于把妇女领导工作同在其他岗位的领导工作相互配合进行。当她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工作十分繁忙之际，当她在第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时，因高龄辞去了全国妇联副主席之后，她仍然深切地关怀妇女儿童工作，使我们深为感动和深受教育。她是一位杰出的民主战士，卓越的妇女运动领袖。现在史大姐虽然离开我们了，她对妇女运动的功绩，将记载于史册，铭记于全国姐妹的心中。现在史大姐虽然离开我们了，她追求真理，坚持原则，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和策励我们奋起前进。我们要深刻学习她为祖国、为人民、为妇女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把我们晚年有限的生命，全部投身于四化建设、振兴中华和妇女进一步解放事业。
敬爱的史大姐，安息吧！（附图片）
1958年2月，史良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科伦坡，参加亚非妇女会议。
（新华社供稿）
第5版()
专栏：
追怀史健同志
高扬文 焦善民 李石生 李纯
史健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但是，他的音容，他那高尚的品德、大无畏的精神，团结同志、深入群众的作风，至今清晰地留在我们脑海，引起我们对他的思念。
史健（李维略）1917年生于河北省宣化。他在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斗争的洪流。“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张家口各业联合救国会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吉鸿昌、方振武、宣侠父的思想和行动影响下，共产主义理想逐渐在他心中扎根。1934年，他转入北平河北十七中学读书，不久，学校以“思想左倾，行动越轨”为由，将他开除。1935年冬，他又转入宣化二中，在林枫、张苏指导下，组织了时事问题研究会，成立了救国会。当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组织了宣化学生罢课示威的活动，又被学校开除。随后他返回北平，隐蔽在私立镜湖中学，从事学生运动，还参加了抗议当局迫害郭清致死的抬棺游行。他在一系列革命活动中，经受了考验，于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后，他受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军张学良卫队营学兵队做地下工作。“西安事变”时，他奉命防守城门，防止宪兵捣乱，保证押扣蒋介石的东北军顺利通过。事变后，东北军内部发生小的分裂，他所在连连长受人指使，将各连政工人员关押起来。他当时是特务团党总支组织委员，马上召集党小组长开会，决定反击。经据理力争，在士兵的支持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而后，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学习，任抗大四大队九队指导员。毕业后任中央苏维埃政府内务部秘书长，协助董必武部长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派遣大批干部，随八路军开赴山西，开展游击战争。11月，安子文授命组建中共太岳特委，史健任特委秘书长，协助薄一波、安子文开辟太岳抗日根据地，成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这时他刚满二十岁，才智出众，勤奋工作，无私无畏，平易近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后，他到沁县兼任县委书记。这时沁县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八路军总部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总部都驻扎在这里。史健在沁县虽只有短短几个月，但他大刀阔斧地开辟工作，主持特委的党员训练班，为沁县、沁源、屯留等县培养了一批党的骨干，打下了开辟这一地区工作的基础。1938年秋，他被调任介休县委任书记，仅用半年时间，就组建了四个区委，并在二十多个村庄发展了大批党员，开辟了介休的工作。
在这期间，他还正确处理了在决死队是否发展党的问题。为了统一战线的关系，党中央曾有过不在友军中发展党组织的通知。有的同志错把党领导下的“决死队”也看作友军，要史健向决死一总队政治部主任周仲英传达中央的决定。他一面传达，一面感到决死队不是友军，不属于中央规定的范围，便和周仲英商量，搜集意见，向上级反映。经安子文请示上级，1938年4月，北方局通知重新恢复决死队中党组织的活动。
1939年春，史健任沁源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平遥、介休、灵石、霍县、沁源五县的工作。沁源驻有国民党军的两个师，不断和我们闹磨擦。同蒲沿线的四个县城被日寇占领，日寇不时进犯我根据地。在这个地区工作，斗争是复杂的，史健掌握斗争策略，对国民党军晓之以团结抗日的大义，一次又一次救出被他们扣押的群众和干部。有一次我方机要交通员被国民党军扣押，大家都担心机要文件会被抢走。史健立即前往交涉，圆满解决了问题。他笑着对大家说：“他们有武力，我们既有武力，又有马列主义，他们不能不认输”。这年春，日寇攻占了沁源北部门户王和镇，在我根据地按上钉子。史健组织军民把敌人围困起来，迫使敌人龟缩在碉堡内，这次斗争，为以后对敌人进行围困斗争积累了经验。这年秋，阎锡山准备发动消灭山西新军——决死队的政变，中心县委面临严重的形势。史健根据上级指示，做好了配合军队迎战的准备。“十二月政变”期间，阎锡山的亲信崔道修指使其党羽，妄图夺取沁源县区政权，捣毁了一区公所，绑架了我区长。史健领导军民立即反击，在万人大会上公审了为首的反动分子，处死了三名头目，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捍卫了革命政权。这一年沁源工作大踏步前进，建党工作和群众运动深入开展，巩固了太岳区根据地。这年秋，太岳区领导机关也移驻沁源，在这里领导全区的斗争。
1940年1月，史健任太岳区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领导沁源、安泽、洪洞、赵城、临汾、襄陵、浮山等县的工作。安泽是太岳根据地西南部门户，是对敌斗争的前哨阵地。史健坐镇安泽，积极开展减租减息，扩大地方武装，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生产自救、筹集公粮公款，对残留霍山的土匪实行剿抚结合的政策，很快肃清了隐患。
“十二月政变”期间，阎锡山教导师占领了洪洞、赵城，史健刚到二地委便面临着重新开辟洪赵、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政权的任务。区党委和军区为收复洪赵，派周希汉率二十五团和四十二团到安泽。史健、周希汉、郝可铭、苏鲁等布署了这一任务。4月进行了李宕战斗，6月在陈赓将军指挥下，在史健组织的一千六百余民工支援下，进行了晋家山战役，打开了洪赵局面，重新建立了洪洞、赵城县委。这两个县委在国民党、阎锡山和日伪政权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对敌斗争，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
二地委所属地区，是敌人进攻的重点，1940年11月起，日寇多次实行残酷的扫荡，阎锡山军队也配合敌人进攻，但都被我军民粉碎。1942年10月，日寇占领沁源县城以后，扬言要建立“山岳剿共试验区”。鉴于我们在沁源既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又有有利的地形，敌军深入，补给线长，兵力分散，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对敌人进行“围困战”。史健对沁源的斗争十分关注，多次和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一起布署沁源的斗争，参与了沁源围困战前期的决策和组织领导工作。他帮助县委将城关一万二千余人全部撤离县城，疏散到山区。在县城周围，在“二沁大道”两旁形成了一个长约百里，横宽数十里，面积约千余平方里的困敌区，我军民对县城敌人断其路，绝其粮，开展游击战，长期围困，逼迫敌人逃走。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中条山战役后，区党委派史健行署派时逸之率领两个工作团随太岳南进支队赴岳南开辟工作。在二地委原来工作的基础上，在史健的帮助支援下，从二地委辖区划出浮山等数县作基地，建立了以焦善民为书记的岳南地委，从此太岳区由三个地委扩大为四个地委。1942年春，一二九师邓小平政委抵岳南，指挥了浮（山）翼（城）战役。二地委对浮翼战役进行了有力的配合，仅安泽一县就动员支前民工一千五百余人，受到太岳军区表彰。
1942年春，史健得知日寇企图抢劫广胜寺“赵城金藏”。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先敌之手将藏经拖运回来。因事关宗教政策，他立即向区党委安子文请示，经区党委批准后，史健做了周密的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执行。分区基干营和洪赵县区游击队，地委机关同志与群众密切配合，夜入广胜寺，从日寇的虎口下夺经。大藏经有四千多卷，全部人背马驮，安全运抵地委机关。还未来得及运交区党委，便碰上日寇大扫荡。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于是这些宝物随队伍与日寇周旋。后在薄一波、陈赓、牛佩琮等领导关注下，历经六次转移，于1949年4月运抵北平，经当时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批准，交给北平图书馆保存。“赵城金藏”在版本方面和校勘方面，都有重大的价值，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以稀世珍本“赵城金藏”为影印底本，重编“中华大藏经”。当今世界上已成孤本的“赵城金藏”，以其历史悠久和卷目完整而成为中国的珍贵文物。史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立下的功绩，将永远记在人民的心中。
1943年4月，史健在整风和审干中，由于有在白区工作的经历，受了不白之冤，然而他面对错误的做法，刚直不阿，没说过一句假话。他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始终实事求是。1945年5月，不白之冤得到平反，他从正面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审查过他的同志，没有任何怨言，许多同志都为之感动。
此后，他历任宣化市委副书记，察哈尔省委党校副校长，可是由于长达两年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伤，1948年5月，终于病倒在石家庄市委秘书长的岗位上。这样一位优秀干部，过早地失去为党工作的能力，使我们十分惋惜。1977年1月，史健默默离开人世，更令我们万分痛心。
史健同志为党为人民立下的功绩，将永远铭记我们心中，铭记太岳区老根据地人民心中。
1986年元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