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新星在搏斗中闪光
——电视连续剧《新星》观后
于惠罗
刚刚建成一年的太原电视台，最近推出反映农村改革的十二集连续剧《新星》。一个新建的市级电视台，拍第一部电视剧便把镜头对准现实生活，对准改革大业，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比较成功地刻画了坚持改革的年轻县委书记李向南的形象，这是值得赞扬的。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作为直接领导农村的县级机构，在改革中起着关键作用。《新星》通过揭示古陵县改革进程中的深刻矛盾，真实地记录了全国农村几年来的巨大变革。它叩击着历史的脉搏，显示出强烈的时代精神。
剧中所描绘的古陵县改革的历程是艰辛的。多年来这个县沿着历史的陈迹缓缓地前进着，积垢弥深。老县长顾荣，勾连着上下各级领导，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为非作歹，把一个县搞得死气沉沉，停滞不前。这部电视剧深刻之处，还不仅仅在于揭露了顾荣的落后保守、玩弄权术；更重要的是揭示出封建积垢如何沉淀在一些人的灵魂深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换出新的破坏力而不为人所察。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古陵县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内里已经板结成一个封建和现代愚昧相杂糅的独立王国。顾荣之所以能够多年统治着这片独立王国，除了他个人的蜕化外，还有象冯耀祖那批封建把兄弟一般的党羽，与顾荣同流合污互相倚持；有象潘苟世那样瞒上欺下的基层干部，狗仗人势，欺压百姓；还有象高良杰那样死抱着陈规教条不放的保守者；有缺乏文化知识、不思改革的县干部；有被打击迫害、敢怒不敢言的下台老干部朱泉山和刚愎自用的地委书记郑达理……这些人就是古陵县死气沉沉、停滞不前的社会原因。电视剧的深刻性正在于从历史和现实的纵深处剖析、挖掘停滞不前的根源。党风要整顿，改革要进行，古陵县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这就是《新星》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但是改革谈何容易！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聪颖过人，有胆有谋，在一个小小的县里按中央的方针进行改革，难道还会有什么困难吗？然而我们看到顾荣一伙是何等地猖獗，他们纠合在一起，利用在古陵县多年培植的势力排挤和驱赶李向南，妄图保全自己的独立王国。李向南以大无畏的精神，机智敏锐的政治目光和才干，在古陵县就地挖掘了有各种专长的人才，组成了在改革中有开拓精神的新的领导班子。他争取了群众，赢得群众的支持。经过一番较量，古陵县的一潭死水被搅动起来，并且疏通了，改革有了进展。生活实践证明，李向南这个年轻有为的改革者，是有力量战胜顾荣一伙旧势力的。新星升起，熠熠闪光。
几年来我国广大县城及农村所实行的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正是许多象李向南一样的改革者贯彻党中央农村政策的结果。称他们为新星是当之无愧的。
《新星》是根据柯云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语言在剧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大量的对话和解说词都是原著提供的，精辟且富于哲理。情节的发展在多数情况下是凭借语言，人物的性格也是在对话中完成的。这在电视剧艺术中是不多见，别具一格的。但作为十二集的连续剧，其情节大都在对话中进行，形式不免有些单调，节奏也显得缓慢。如果有些事件、情理，点到为止，给人以回味的余地；如果去掉一点带有说教性的语言，使语言的寓意更深些，增加一点幽默感，多一点生活情趣，可能会更加生动流畅。
《新星》很注重民族形式的运用，故事情节有头有尾，循序发展，脉络清晰。演员的表演充满了乡土气息，画面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都使观众感到真实可信，亲切动人。（附图片）
李向南看到横岭峪小学屋漏无人过问，十分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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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访问记
发挥自己的优势
——陕西省振兴艺术事业纪实
丁刚
近年来，陕西省的文化艺术事业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仿唐乐舞》、《唐·长安乐舞》双双连演近五百场；秦腔《千古一帝》在全国调演中获奖十一项；电影《人生》、《没有航标的河流》、《野山》深受好评；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获得优异成绩；户县农民画在美国、加拿大展出，受到高度赞赏；陕西省还成立了古典艺术团、民间艺术剧院、皮影团，并派出歌舞、杂技、木偶、皮影等文艺团组二十多批，先后访问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浓郁风格的民族艺术走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同时又带动了全省的文化艺术工作。
陕西的文艺事业是怎样搞活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了古城西安，首先访问了先后出访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仿唐乐舞》和《唐·长安乐舞》剧组。他们介绍说，这两个节目都是在八十年代初开始创作的。当时流行歌舞盛行，陕西的民族歌舞艺术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在老导演苏文的建议下，歌舞团小戏队的几位编导借来二百元经费，悄悄地离开了西安，去民间考察。乾陵的壁画、咸阳的乐舞俑、长安的古乐、绚丽的唐乐舞和一些民间歌舞使他们受到启发，他们的创作思想渐渐明确了。
在省文化厅的支持下，《仿唐乐舞》创作成功，并于1982年10月1日公演了。半年之后，省歌舞团的另一个演出队又推出了《唐·长安乐舞》。这两台节目恰似“一对孪生姐妹花”，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古典色彩引起了中外观众的热烈欢迎。外国友人热情称赞说，这样高尚精美的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
《仿唐乐舞》和《唐·长安乐舞》的成功鼓舞了全省的文艺工作者。省文化厅的同志说：“当时，大家很高兴，不仅仅是为这两台节目的成功，更是为我们把握住了自己的优势。”
“优势”，这是我们在西安听到文艺工作者谈论最多的两个字。具体地讲，陕西的优势有哪些呢？省文化厅厅长李若冰认为：“陕西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着十分丰富的古典艺术和民间艺术宝藏，除了大量的壁画、石刻资料外，据初步调查，仅民间歌舞就有数百种。此外，陕西还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领导中国革命，在延安战斗了十三个春秋。这就是我们丰富的创作源泉，就是我们的优势。”
剧目的创新是体现优势的关键。对于那些能对民族艺术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剧目，有关领导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原榆林文工团根据在陕北民间流传多年的歌舞整理改编了一台节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台节目一直没能定下来。省文化厅知道这个情况后，很快就研究解决了他们的困难，使这台节目有了很大改进。户县二十三岁的李东桥是全省青年秦腔演员调演中冒出的尖子，省委领导同志亲自与当地领导协商，将他调入戏曲研究院。李东桥不负重望，刻苦学习，在全国调演中获主演一等奖。
由于重视了民族艺术的发展，陕西省的文艺舞台上出现了《萧史弄玉》、《秦俑魂》、《唐太宗与魏征》、《巍巍昆仑》、《延川小戏》、《千古一帝》等一批富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优秀剧目。陕北民间剪纸、渭北拴马桩石刻等一批民间艺术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挖掘。（附图片）
陕北秧歌队参加法国贡佛朗市艺术节，行进在大街上
马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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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谈话剧折子戏
凤子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纪念焦菊隐诞辰八十周年和逝世十周年，曾演出一台折子戏，由独幕剧《三块钱国币》、《蔡文姬》第二幕和《茶馆》第一幕组成。
看了这场演出，颇多感触。首先感到北京人艺建院以来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话剧民族化方面的建树，与焦菊隐的努力、探索分不开。从《龙须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先后十五年，焦菊隐领衔执导的历史的和现代的大小十四个剧目，为话剧舞台艺术展现出一个新天地。就从这次演出的《蔡文姬》和《茶馆》各一折来看，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艺术手法，体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塑造出众多人物形象，表达了不同作者的创作意图，展现了导演的艺术才华。人艺当年演出的盛况是历史，但并未成为过去。今天观众席中的反应，使我回想起一句曾经提过而未被重视的老话：话剧也应该演出折子戏。
首先，这有利于保留好剧目。全国各剧院、团都有自己的保留剧目，以北京人艺来说，《茶馆》、《武则天》、《关汉卿》、《胆剑篇》、《智取威虎山》等都可以作为保留剧目。然而，一个剧院有演出任务，有经济核算问题，一时间要整理重排保留剧目，人力、物力都有困难。为此，先恢复、排演保留剧目中的一幕，应是比较从容的。戏曲折子戏可以长时期地活跃在舞台上，为什么话剧不可以走这条路呢？
其次，多演折子戏有利于培养青年演员。好剧目首先是剧本好，导演好，还要有好演员。人艺的老演员，经过多年的演出实践，创造了丰富的艺术形象，受到观众的喜爱，并不是偶然的。戏曲观众要看“角儿”，话剧观众也和戏曲观众的心理习惯一样。这是《茶馆》等折子戏演出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但是老演员到一定时候也要退出舞台。这次看人艺演出的两个折子戏，老演员中参加进了中、青年演员，这是传、帮、带的具体体现。我为这种做法叫好。好的“传统戏”（保留剧目）就应该是在老演员的言传身教中让中、青年演员从逐步过渡到全部上阵。相信有关领导已有预见，会全力支持这一文化事业的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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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浩然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晚霞在燃烧》最近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小说以老队长丁福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示了当代农村广阔的生活画面；通过悲欢离合的情节，揭示了农民的至美心灵。
（夏里）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扬州诗词》是一本新颖可喜的读物。全书依风景点罗列历代吟咏名篇五十五首，通过注释和说明，介绍了扬州这座文化古城的风物民情。卷首还选刊了“扬州八怪”的题画诗、彩绘图轴和篆刻印章等。 （扬客）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办、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性大型音乐学术季刊《中国音乐学》已于近日创刊。该刊发表音乐学各领域的学术论文，注重现状研究和国内外学术信息的交流。 （宏）
△《风流人物报》是中国作协广东分会主办的报纸。该报发表报告文学、特写、传记等。
（小凤）
△《美术耕耘》季刊最近在山西太原创刊。该刊以发掘、研究传统美术为主，内容兼及古今中外，刊登美术论文及美术作品。（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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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音乐与舞蹈
百年古谱获新声
舟观
新春之际，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里，传出一阵阵古朴、典雅、优美的旋律。这是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朱毅、谈龙建、郝一凡、李萌、田再励演奏的《弦索十三套》。通过他们之手，这沉睡了百余年的古谱终于成为绝妙的音响，为我国古代音乐史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
《弦索十三套》是以琵琶、三弦、胡琴、筝四种乐器演奏的十三个套曲，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已在民间流行，但并无曲谱。蒙古族文人荣斋学到并掌握了这十三套曲子的演奏方法后，于1814年，根据他自己演奏的音调、指法等编成了这一部曲谱。1950年，荣斋的曾孙陶君起先生将此曲献给国家。1955年，著名民族音乐家曹安和和简其华先生等将其工尺谱译成五线谱出版。但这样一份十分珍贵的古谱，却一直没有成为音响。
朱毅等五位是同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又同期毕业留校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的青年教师，为祖国的民族音乐事业做点贡献的共同愿望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决心使《弦索十三套》成为音响。他们牺牲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克服了无其它音响资料可循以及演奏技巧方面的困难，放弃了一些单位曾请他们有报酬地演出、录音的机会，坚持攻关。在学院及中国音协等领导的支持下，终于把这十三套曲子完整地演奏下来。
他们流下了辛勤的汗水，但却为祖国的民族音乐事业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对研究明清两代音乐的理论、美学、作曲、结构、配器及音乐风格提供了宝贵的音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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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丑小鸭”——有感于羽绒服质量太次 李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