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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熟悉法律 依法办事
青海省党政军负责人和各厅局级干部认真学习法律知识
新华社西宁2月14日电 为熟悉法律，更好地做到依法办事，中共青海省委从去年9月起举办法律知识中心学习组，邀请大专院校法律系教师和有关专业干部在一周一次的讲座上系统地讲授宪法、刑法、刑事讼诉法和各种民事、经济法规。参加学习的有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省军区的负责人以及厅局级干部一百五十多人。
在四个月的学习中，学员们在课堂上细心听讲、记笔记，许多人课余时间还坚持自学。去年新担任副省长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律系毕业生卞耀武，既是学员又是教员，经济法专题讲座由他主讲。他接受讲课任务后，挤时间赶写了四万多字的讲义。他讲的课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受到学员们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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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说情不护短 查处大案要案
泉州市委积极支持政法部门依法办案
本报讯 记者洪天国报道：福建省泉州市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时，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取得了成效。
去年，泉州市检察机关共受理经济犯罪案件六十六件，其中大案、要案二十五件已结案，为国家和集体追回赃款（含赃物）一百二十多万元。今年1月又立案十二件，其中大案要案六件，还掌握一批重要的经济案线索。
泉州市从去年春天开始就由市委书记和常委参加成立泉州市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领导小组。工作一开始，泉州市委发现近两年经济犯罪活动有个特点：内外勾结，干部参与，编织关系网，寻找保护伞。每查一起大案，都有人出来说情、干扰，使清查工作遇到来自党内外的各种阻力。
泉州市委旗帜鲜明，提出在开展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坚决支持政法部门依法办案。每次遇到党内的阻力，市委书记都亲自去排除。凡是确有证据，已构成严重犯罪的，不管是什么职位的干部，也不管什么人来说情，都要依法办理。泉州市（原晋江地区）商业局业务科长、购物中心负责人叶培基等四人收受贿赂、投机倒把一案，开始查处就困难重重。因这位能做生意的财贸干部，受到了个别领导的赏识和重用。因此，清查工作进展缓慢。市委书记亲自过问，排除干扰，并支持政法部门果断地对叶培基采取收审措施。
办案人员细查深查，终于突破全案，逮捕犯罪分子七名，追回赃款五十八万多元。泉州市锃城区人民检察院在得知颜文雄等人受贿三万多元的确凿证据后，立即向锃城区委和上级政法部门汇报。在市委的支持下，区委召开常委和政法四家领导人会议，决定抽调九人，配合检察院办案，并指定一名区委常委负责抽调三位精通会计业务的人组成查帐组。在市委的支持下，终于查清了这起案件。
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在市委支持下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案质量。他们注意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坚持立案前的审查制度和行之有效的办案制度，把好立案、逮捕、起诉和审判关。法院审理的二十个案件涉及的三十八人最后都作有罪判决。由于打击经济犯罪的目标准确，没有出现错打乱打的现象，巩固了改革和开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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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不要歧视他们
沈醉
春节前夕，我应邀与一个由书画家、作家、新闻工作者和个体户组成的帮教团，去辽宁省凌源县劳改分局，对劳改犯进行帮教活动。在那里劳改的以青年罪犯为最多。他们在服刑期间，除劳动外还能学技术、文化和法律知识等。当我问到这些人现在的思想情况时，那里的负责人告诉我：犯人最大的思想包袱，是怕刑满释放后受人们歧视。虽然有些单位表示只要他们改造好，仍然欢迎他们回去。但很多单位却不愿再要，别的单位更不愿接收；有些考上了大专学校的，一查出是判过刑劳改过的，也就不肯录取了；甚至有些父母和家人都拒绝领他们回去，而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社会。去年就有几个“二进宫”的犯人，他们刑满释放后，由于到处不要他们，最后又走上了重新犯罪的道路。
党的劳动改造政策是为全世界所称颂的一项对待罪犯的正确政策。如果公安政法部门的干警们按照党的政策，花费不少时间、人力、物力，好不容易把一个罪犯改造好了之后，却没有地方安置他们，结果等于把他们又推向了犯罪的道路。当然，接收一个没有失过足的人比接收一个失过足的人要省事一些。如果怕麻烦、怕负责任，不愿对这些人再进行帮助教育，经常做巩固改造成果的思想工作，一推了事，那他们如果再做出扰乱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罪行来，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我要大声疾呼，请大家都关心和帮助失过足的人，让他们也能享受到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这对那些正在改造的罪犯，也是一种鼓励，使他们能放下包袱，加速改造。让党的改造罪犯的伟大政策，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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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为利所动 严把质量关
南京军区某部技术员杨照彬被誉为顶歪风的“铁门卫”
新华社南京2月14日电（记者刘东耕、通讯员陆永）南京军区车船器材仓库技术员、共产党员杨照彬面对利诱不动心，被誉为顶歪风的“铁门卫”，今年1月受到南京军区后勤部的通报表彰。
三十四岁的杨照彬担负仓库货物的质量检验工作已有十年。每年，他都要与军内外一百多家工厂打交道，对库内所购的四千多种汽车零配件进行质量把关。1980年以来，他顶住一些厂方和推销员的种种利诱，拒收了价值六十多万元的数批不合格产品，使国家免受损失。
去年6月，广东省潮阳县一家车木厂给仓库发来一批解放牌汽车大梁、油箱、水箱罩等价值六万多元的货物。杨照彬精心检验后，发现这批产品有的偷工减料，有的加工水平低，达不到质量标准，提出退货。这个厂的推销员掏出两块双狮牌手表和一条三五牌香烟塞给杨照彬，请他手下留情。遭到拒绝后，这个厂又派了三个人来说情，他们拿出五百元外汇兑换券，说只要用五百元人民币就可兑换，还暗示二十英寸日立牌彩电也只要五百多元就可买到等。杨照彬看出了对方的用意，又一次加以拒绝。这个厂最后只好把不合格产品拉了回去。杨照彬在与厂方接触中得知全军其他大单位也订了这个厂的货，便立即向总后勤部车船部报告。总后车船部及时向全军发了通报，要求各大单位予以注意，并表扬了杨照彬的高度负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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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阳县检察院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本报讯 浙江省富阳县人民检察院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群众称赞他们是一支思想作风过硬的干警队伍。
富阳县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不管涉及什么人，不管遇到什么阻力，都毫不动摇，坚持做到三个敢于：
敢于查办涉及领导干部或领导干部子女的案件。凡涉及领导干部或领导干部子女的案件，查处时往往比一般犯罪案件难办，遇到的阻力较大。例如，富阳县物资局党组成员、贸易公司经理朱志宏，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当他的问题被检察院立案侦查后，由于他原来善于利用权力拉关系，使上级领导误认为他是个好干部，有的亲自出面，有的打电话，公开替朱志宏打保票，说他“没有经济问题”。朱志宏知道有人为他撑腰，态度很恶劣，拒不交待问题。县检察院对这种有“来头”的案件，不搞官官相护，以犯罪事实为依据向法院起诉，朱志宏终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原公安局刑侦队张富强，是一个人称有“靠山”的干部的儿子。犯流氓罪后，通过调动工作不了了之，检察院及时将他逮捕，后被依法判刑。
敢于查处那些所谓“能人”的犯罪案件。原江丰液压附件厂党支部书记陆人伦、厂长葛明，被称为当地的“农民企业家”、“办厂能人”，曾受到乡政府表彰，并送给他们每人一辆摩托车。不久，县人民检察院掌握了他们偷税、贪污、受贿等犯罪事实后，依法逮捕了这两名罪犯。消息传出后，该乡党委的某些人四处活动，找上级领导替罪犯说情、辩护。这些人竟然把陆、葛两名罪犯用不正当手段隐瞒产值六十八万元、偷税十五万多元，说成“这不算犯罪，钱没放自己腰包”；把陆、葛合伙贪污两万多元，说成是“私分奖金”；把受贿七千多元，说成是拿“业务费”。有的人出于对查处陆、葛犯罪事实不满，到处散布“检察院打击‘能人’，破坏改革”、“不尊重党的领导”等等。面对这些干扰和阻力，检察院领导的态度很坚决，在查清陆、葛的犯罪事实后即向法院起诉，使陆、葛二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和四年八个月。近两年来富阳县检察院共侦查起诉了九起所谓“能人”犯罪案件，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了推动作用。
敢于查办本单位出现的案件。这个县检察院的法警宣建平利用工作方便进行流氓活动，检察院不护短，坚决立案查办。宣建平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富阳县检察院在办案中，党员干警自觉做到“五不”：不接受吃喝、不接受礼物、不泄露案情、不刑讯逼供、不假公济私。
（张砚 廖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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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海舰队某舰艇大队奋力抢救外籍海员
新华社上海2月14日电（通讯员李培祥、记者陈毛弟）2月2日上午，一艘海军舰艇冲破茫茫大雾，驶向停泊在长江口外的巴拿马籍“星辉”轮，把突发急病的一名海员接到岸上医院，使他转危为安。这是东海舰队某舰艇大队一年来第十三次抢救外籍海员。
这个大队驻守在长江口附近。指战员把海上救援当作应尽的职责，不论白天黑夜，遇到紧急情况就紧急出航。今年1月中旬，巴拿马籍商船上有位海员患急性阑尾炎，某战艇受命后，立即解缆启航。战艇顶着大风掀起的涌浪驶向公海，海水扑上甲板，艇体剧烈摇晃达三十多度，艇上80％的人晕船呕吐。指战员们以顽强的毅力与风浪搏斗七小时，才把病人接了下来。
去年年底，利比里亚“伏费尔德”轮上一位病人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我海军舰艇奉命迅速前往抢救。这时，海面上刮起八级风浪，前往援救的战艇五次靠近“伏费尔德”轮都没成功。战士们临危不惧，巧妙地利用大浪间的平潮靠近外轮，把病人接到战艇上。经过三十多个小时奋战，终于将病人安全送到岸上。病人经过抢救脱险后，竖起大拇指说：“中国海军，了不起！”
由此，这个舰艇大队驻守的海岛被外籍海员誉为“友谊岛”、“救生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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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桥下面的小屋
上海市江苏路大桥下面的小巷深处，住着一户两口之家——八十七岁的章翠珍和她半身瘫痪的六十五岁的儿子许敬宗。长期以来，母子俩难以跨出房门。但来自左邻右舍、四面八方送温暖的人，却在小屋的门槛上留下了深深的足痕，使小屋时时沐浴在社会主义友爱互助的春风里。
住在楼上的张爱娟最早挑起了照顾许家母子的担子。她帮着他们安排每月不太宽裕的经济收入，使他们的生活过得妥妥贴贴。1984年盛夏季节，章翠珍病倒了，卧床二十多天，这可忙坏了张爱娟和另一邻居洪春菊，她们几乎每天为她擦洗身体，请医拿药，每天为她家烧饭。一次，许敬宗又大病一场，左邻右舍的四个青年轮流背他上医院。陡而窄的楼梯，三百多米长的距离，一百来斤重的病人，累得四个小伙子脸上直冒热气。医生感动地问：“你们中谁是病人的儿子？”四人相视一笑：“我们都不是！”
帮助许家母子的到底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住二号楼上的李敏，从带红领巾时起就为许敬宗洗脚、修脚，至今已整整八年。青年王志明则一直负责为许敬宗理发。
邻居们不仅关心章翠珍娘俩的饮食起居，还想方设法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小伙子们有空常陪许敬宗下棋，买了新书也忘不了给他送去。有的人家买了电视机，要先搬到许家，让章翠珍娘俩先睹为快，或者把许敬宗背来自己家里观看。
向小屋送温暖的，岂止左邻右舍。许敬宗手头有两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四面八方向他家送温暖的事迹。
附近的商店、菜场、地段医院、粮管所、煤球店和环卫所的职工，都定期上门为他们服务。长宁区环卫一所三八女子服务队每月一至二次，为他们打扫房间、洗晒衣被，至今已坚持了三年。坚美皮鞋店女式鞋柜台的四个青年女售货员每隔十天半月，就轮流上门为他们做这做那，逢年过节，姑娘们还买来食品送给两位老人。
从“服务记录簿”上看到，附近七个单位近三年里为章翠珍母子服务不下三百次。每提到这些，许敬宗总是热泪盈眶。他知道，他和老母亲能过上舒心的日子，全靠社会主义祖国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
新华社通讯员 黄国良 陈建兴
新华社记者 陈毛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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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用好“影响权”
治非
山东省胶南县委“一班人”在端正党风中，注意行使好“影响权”，为党员干部作出了表率。
担任领导职务，就要掌权用权。权有多种，其中“影响权”是很要紧的一种。一个人只要说话做事，就会对别人造成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有限；如果当了领导干部，在他所领导的单位或地区，其影响就不一般了。要么是好的影响，成为群众的表率；要么影响坏，为群众所指责，或者把风气带坏了。高明的领导，十分重视“影响权”，以其“身正”，收到“不令而行”之功；糊涂的领导，才会忽视“影响权”，落得“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结果。
行使好“影响权”如此重要，何以有些领导干部竟置诸脑后？主要是被“谋私权”迷住了。他们时时刻刻盘算着以权谋私，哪里会想到自己在群众中应有何种形象呢？这也是缺乏党性或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心里没有党的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利益，必然只为谋私多寡而患得患失，不会想到做表率而束身自厉。
有的领导干部颇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权经”。其实，“谋私权”还是立即作废为好，而表率作用的“影响权”则应早用快用，否则真会“过期作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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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郑州市用公款请客的单位大大减少
据新华社郑州2月13日电 （记者刘云莱）今年元旦至春节期间，郑州市大餐厅的营业额比往年下降，原因是用公款摆宴请客的大大减少了。现在，这些宾馆、饭店正在采取新措施提高经营效益。
据悉，郑州市的国际饭店、中州宾馆和少林菜馆等较大的饭店、餐馆，今年元旦至春节期间为各单位承办的宴席锐减，餐厅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很多。少林菜馆去年元旦至春节期间共承办宴席一千零二十八桌，今年同期只有二百八十多桌。五百元一桌的高档宴席去年相当多，今年连一桌也没有。
中州宾馆经理陈立德告诉记者，去年由于不正之风蔓延，很多单位为了拉关系而用公款请客，餐厅忙不过来，只好要求摆宴席的单位排队等候，一个单位一摆就是好几桌甚至几十桌，都是慷国家之慨，没有一人自掏腰包。今年新年春节期间，省直机关除招待外宾外，没有一家来宾馆摆宴席。陈立德强调说，宾馆的营业额虽然因此而降低了，但从大局来看是件值得高兴的好事。
这个小小侧面反映出，党中央要求的端正党风已经在下面见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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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谷牧离京前往新加坡进行工作访问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应新加坡政府的邀请，国务委员谷牧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新加坡进行工作访问。
随同访问的有国家计委副主任刘中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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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华会见泰国政府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教育部部长川·立派率领的泰国政府文化代表团。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黄华和川·立派都认为代表团的访问将推动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我国文化部部长朱穆之、泰国驻华大使奥拉春·塔纳蓬等会见时在座。泰国客人是应文化部的邀请于昨天抵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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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加强机关建设 提高行政效率
武树帜
加强国家行政机关的自身建设，提高行政效率，是改进机关作风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行政管理科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国家行政机关的自身建设，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诸如科学地设置机构，合理地配备人员，提高管理干部素质，选好善于管理的领导班子，以及改进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和逐步实现办公手段现代化，等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有利于和服务于提高行政效率。
什么是行政效率？效率这个概念，原来是指机械工程中投入与产出，即支出与收入、消耗与获得之间的比率。所谓效率高，也就是以最少的劳力、费用获得最大的收获、效果。后来，人们把效率的概念引用到行政管理方面，称为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不能简单地用数量加减相比较，必须依据价值观念，用行政管理的综合社会效益来衡量。有效益的劳动有价值、有效率；无效益的劳动无价值、无效率。离开社会效益讲效率，数量再多，速度再快，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甚至还会造成不良的或破坏性的后果。所以，效率的综合内容应该是功效与价值的统一，数量与质量的统一。行政效率就是在完成既定目标的基础上，投入的劳动量与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即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获得最高的数量。我们通常在习惯上所说的行政效率，也就是讲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指政府机构运转正常协调，指挥灵活有效，办事迅速，准确无误，保质保量地完成既定的目标和任务。列宁在讲到苏维埃政权如何工作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不能使自己的机关象大机器工业所应该工作的那样进行工作”，“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团结成一个象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末也就谈不上实现什么社会主义了”。（《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4页）因此，我们讲国家机关的行政效率，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讲时效。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中说：“在今天，时间即金钱”。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出效率，是否善于利用时间，已成为衡量一个行政管理人员的聪明才智和工作效率的重要标志。有效的管理者，应该是善于充分利用时间的管理者。“惜时如命，用时如金”，应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的座右铭。
二是要讲准确。列宁讲要象钟表一样的准确。即呈办事情、履行公务、决策施政、处理信息，固然要快，但更不要出差错。如果在行政工作中尽出差错，往往事倍功半，就谈不上有效率。
三是要讲质量。质量不仅是指实实在在、坚固结实、经久耐用的意思，而且是指工作成果对社会有益，即多做有效劳动，减少和不做无效劳动。不顾质量，就会导致无效劳动，必然和提高行政效率背道而驰。
四是采取最佳抉择。行政行为经常是在既定目标、现有条件下，从多种方案、多种办法、多种途径中作选择。效率就是在“既定情势下的最佳抉择”。
五是要求行政管理“机器”运转正常。机器正常运转，才有效率。这就要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行政管理机构有的瘫痪，有的失控失灵，乱了套，当然也就没有行政效率。
最后，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效率要讲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要有正确的目的和正确的手段，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机关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比如目前有的行政性公司为了赚钱，不顾机关信誉，不顾职工身心健康，不顾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不讲职业道德，滥用行政手段，违反政纪国法，也就没有什么行政效率可言了。
目前，我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还比较低，阻碍提高行政效率的诸多因素依然存在，这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很不适应，改变这种状况，提高行政效率，越来越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如何提高我们国家的行政效率呢？提高行政效率，首先要从克服国家行政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精神不振、敷衍塞责、不求进取、相互推诿、得过且过等不良现象，加强广大干部的责任心、事业心做起，同时也需要从关系到国家行政机关自身管理活动的若干环节中，即从组成行政管理体系的几个方面，去探索研究，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提高行政效率才不至于成为空谈。
一、要把机构改革坚持下去。不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就没有组织保证。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注意精简机构。他在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现在，在最近的几年内，最重要的迫切任务就是通过缩减苏维埃机关，改进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官僚主义和减少非生产开支，来不断地精简苏维埃机关和减少其开支”。（《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2页）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机构改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近几年来，特别是1982年机构改革以来，党和国家为了改变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状况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在实现干部“四化”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但是，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对机构改革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明确机构的职能，制定出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机构改革方案，并认真实施，才能消除国家行政机关中长期存在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层次繁多、职责不明、互相扯皮，影响提高行政效率的积弊。
二、必须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在行政管理体系中，管理人员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行政效率。在一定意义上说，行政效率高不高，关键是看行政管理人员素质高不高。行政管理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比较复杂的脑力劳动，涉及许多科学。要提高行政效率，就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文化水平。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总的来看还是好的，但有许多不足，特别是缺乏现代科学管理知识和素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急需通过学习提高来解决。我们应该下决心开办各级各类行政管理院校，有计划地轮训行政管理干部。这不仅是精简机构、精兵简政的一条有效出路，也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条重要途径。
三、要奖惩分明。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必须对行政管理人员实行严格的考核和监督。在行政管理工作中，要是非分明，纪律严明，尝罚公正。经过考核和监督，使有功者能够得到奖励，无功者不能得奖；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无能者辞退，违法者查办。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行政效率。
四、要建立能够高效率工作的行政领导班子。现在，我们按照“四化”要求建设各级行政机关的领导班子，其目的除了要完成新老交替任务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领导班子的行政效率。衡量一个班子强不强，既要看年龄结构、文化知识结构，更要看是否提高了工作效率。而机关能否提高行政效率，领导是关键。
五、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管理技术和办公手段现代化。把现代化的工具运用到机关行政管理，对于提高行政效率，确实是“立竿见影”的。现在最普通的复印机，就比一份份抄写、打印方便得多，用传真电传就比一个个打电话快得多，提高效率往往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实现这方面的现代化，是我们建立科学的现代化的行政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为提高行政效率必须努力奋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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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夏吴忠市工商管理局城镇工商管理所副所长马绍礼（回族、左二）严以律己，秉公办事，曾多次退回他人送到家中的呢料、自行车、烟酒和羊腿肉等礼物，被评为吴忠市的先进工作者。这是他正在农贸市场上执行任务。
新华社记者 陈思禹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