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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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业生产进入大农业结构 三十县人民造林护林
四亿六千万株林木装点 豫东平原建成人工林海
据新华社郑州2月14日电(记者张玉林、解国记)昔日荒沙漠漠、林木稀少的千里豫东平原,如今已被四亿六千万株林木装点得生机盎然,三千万亩纵横交错的农田林网和农林间作,构成了我国面积最大的人工平原林区。
来到广袤的豫东平原,仿佛置身于林海之中:五万多个村庄被层林环绕;三万多公里的道路形成了同样长度的林带;一万八千多公里河渠杨柳夹岸;一百多万亩过去寸草不长的沙荒栽上了各种果树和用材林。尤其令人振奋的是,豫东平原上三十个县(市郊)的农田林网、农林间作已经联成一片,护田面积达三千二百多万亩。这一切构成了豫东平原庞大的点、片、网、带相结合的农田防护林体系。这里活立木蓄积量已达一千五百多万立方米,林木覆盖率由解放初期的1.5%提高到13.8%。
豫东平原位于黄河下游,包括郑州、开封、许昌、周口、商丘五个地、市所辖的三十个县和市郊,耕地面积三千八百四十余万亩。历史上由于黄河多次决口泛滥,形成了大面积连绵起伏的沙丘和泛风沙地。1938年,蒋介石下令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水挟带着大量泥沙滚滚南下,吞没了二十多个县的一千多万亩良田,形成了荒无人烟的“黄泛区”。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改变豫东平原农业生产面貌,多年领导人民植树造林,但真正使这里的生态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据统计,近六年,豫东平原植树株数,营建农田林网、农林间作面积均比1980年前保留株数和面积增加一倍。
有关部门告诉记者,豫东人民的平原造林从指导思想到林木管护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
林业作为一种产业进入大农业结构,受到与粮、棉、油同等重视。这是豫东平原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对林业认识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把林业放在从属的可有可无的地位。1979年以来,广大农民愈来愈感到,要减少和控制自然灾害的危害,进一步提高农业产量,就必须营建农田防护林工程,建设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党的“十二大”提出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后,各地在制定翻番规划时,通过算帐对比,进一步看到平原农区发展林业不仅可以收到生态效益,而且通过间伐、轮伐、木材加工,还可增加一笔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在农业翻番中占有重要位置。基于这样的认识,豫东平原各地、市、县自上而下组织了强有力的植树造林指挥系统,采取了“统一规划,树随地走,苗木自筹,谁造谁有”,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的林业政策,组织千家万户运用春季抓育苗,夏季抓规划,秋后抓造林,常年抓管护的成功经验,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持之以恒地开展了扎扎实实的植树造林活动。商丘地区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乡、村、农户,带头栽树并负责调剂苗木,解决农民在造林中的实际困难,经过几年艰苦奋战,植树六千万株,加上原来林木,使全地区一千多万亩农田基本实现林网化。
打破千百年来形成的耕地只能种农作物的传统习惯,让林木进入大田,实行农桐、农条、农果间作,这是豫东平原造林的又一大突破。豫东平原造林是从营造防风固沙林起步的,逐渐发展到一个村、一个乡地营造农田林网,各县相继涌现出一批农田林网搞得比较好,生态效益显著的好典型。
开始走向以法治林的道路。这是林业管护上的一个重要突破。现在,各地根据我国《森林法》,普遍建立起护林组织,制定了各种护林制度和护林公约。
豫东平原大面积营造农田防护林工程,为改变豫东面貌,综合治理黄淮海平原打下良好基础,也有力地缓和了木材供需矛盾。现在豫东地区的林木年生长量已经达到三百二十万立方米,年采伐量达到一百二十九万立方米,一些县已经做到木材自给或半自给。具有“绿色明珠”之称的尉氏县,活立木蓄积量已经达到八十五万立方米,年产材六、七万立方米,基本上满足了县内民用材需要。鹿邑县木材生产除供本县建房需要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出口。
去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副总理万里等先后到河南视察时,都给这个地区的平原造林事业以极大赞赏。林业部副部长刘广运还满怀信心地发表谈话说:“从豫东平原林业的发展,我们看到了希望。”去年7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九届世界林业大会上,中国代表向大会报告河南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平原绿化情况时,两千多人的会议厅内座无虚席,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大会执行主席在大会结束时还特意强调指出:“中国的经验对世界各国很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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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南师范大学外文系八二级党员学生毕业前夕表示
让组织挑选 叫祖国放心
本报讯 记者蒋涵箴报道:华南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的党员学生及早作好思想准备,决心在毕业分配中接受考验,一切交给党安排。
1月16日,正值学校期末。华南师范大学校园里一片寂静,教学楼、图书馆灯火通明,大学生们都在紧张地迎接考试。外文系八二年级党支部却在过一次严肃的组织生活,主题是作为一名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党员,在将面临祖国挑选的时刻,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又如何配合组织做好广大毕业生的分配工作。这的确是比考试还重要的考验,十五名党员同学都纷纷表示了自己明朗而坚定的态度。
党支部书记车卫同学,家在广州,父母年纪大了,身边只有他一个儿子,按条件他完全可以留在广州。可是他觉得不应该用自己的条件向组织讨价还价,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接受祖国的挑选,党安排到哪儿就去哪儿。他说,我的父母都是老党员,他们十分支持我的行动,表示决不拖后腿,我们家三名共产党员对此意见是一致的。
张卫光说:从入党那天起,我就把一切交给党安排了。现在将临毕业分配,我是没有二话可说的。入党不是为了弄一张党票,将来找一个舒适的工作,现在有的同学对党员学生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关键是我们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维护共产党员的纯洁性,言行一致,做出回答,以自己良好的思想行动去影响别的同学,服从祖国分配。
郑春富是从农村来的,上大学时,家里和村里人都劝他不要考师范,认为当翻译好。郑春富说:我们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教师给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没有任何理由瞧不起教师这个职业。平时听到有些同学对将来从事教师工作有些议论,我是热爱这个职业的,将来到哪里去当教师都成。
陆剑威说:上大学前我是一名中学教师。考上大学后,有些人说,这会你可以离开教师这个行业了。可我从来就没有这种想法,考上大学,是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更好地从事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毕业后,我是十分乐意回去再过“教师匠”生涯的。
郑泽光说:同学们都知道我已考上了外交部高级翻译班,但我绝不是因为自己考上了翻译班才表这个态度的。我一直是只有一个思想:服从祖国的需要。作为一名党员、学生干部,拿自己的学习成绩向组织讨价还价,是绝对不应该的。
陈惠兰说:虽然有不少人劝我将来设法去当翻译,不要去当教师,但我觉得当外语老师挺好,挺光荣,很崇高,我考师范就是为了当教师,所以我是坚决服从分配的。
王火考说,我是从部队进大学的,我十分清楚战场的情况,指挥员指到哪里,战士就打到哪里。同样,作为一名大学生党员,在党和人民挑选面前,应该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记者在这所大学里见到了这群朝气蓬勃的党的“新鲜血液”。从外表看,他们是相当稚嫩、腼腆,但一谈到自己的理想、前途,又是那么坚定、成熟。他们的老师告诉我,这个年级的党支部是一个先进集体,全校十七名优秀三好学生,该支部就占了三名。他们又是广东省高校中第一个成立党支部的年级。十五名共产党员在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在学习上也是尖子。难能可贵的是,学校党委、系党总支都还没有开始搞1986年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没有布置他们要过这次组织生活,一切都是他们自觉进行的。
这批年轻的党员说,从入党那天就下定了决心,要让组织挑选、让祖国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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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凡人新事

未见面的好姐姐
元旦前夕,我回湖北省黄梅县烟铺村探家。同村的许仲桥等三个孤儿来到我家,恳求我说:“你是搞报纸工作的,帮我们写篇稿子,表扬表扬我们的好姐姐吧!”
“你们不是没有姐姐吗?”
孤儿们拿出一叠信让我看,原来是前年12月18日,一家报纸刊登了三个孤儿受到社会亲人关怀的消息,石油部管道局驻山东德州市中原输气公司的陈明芝看到后,马上给孤儿们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嘱咐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好好地长大成人,随之寄来十元钱,以及帽子等物品。这以后,陈明芝经常给孤儿们写信,询问他们的生活、学习等情况。去年11月18日,陈明芝又来信说:“我想给你们做几件衣服,但不知你们的身高和胖瘦,望你们收到信后,把尺码量好寄来。我虽然上班较忙,又有孩子拖累,但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心里是甜的!”
这位远方大姐的关怀,使孤儿们激动不已。他们给陈大姐写信,赞扬她是“未见面的好姐姐”。湖北省《黄冈报》记者
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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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镇企业、多种经营、小城镇建设进展快
安徽农民去年人均收入369元
本报合肥2月14日电 记者赵希龙报道:安徽各地农村第二步改革带来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省农村抽样调查队统计,胡耀邦同志1982年视察安徽时提出的期望——安徽到1985年全省农民人均收入二、三、四、五百元各占四分之一,即平均达到三百五十元的期望,现已实现。去年,该省农民人均收入为三百六十九元,比上一年增加四十六元,增长14.2%。二百元到五百元的温饱户占77.5%,五百元到一千元的富裕户占12.3%,一千元以上进入小康户占0.3%。
农民收入的增加,带来农村购买力的增强和生活的改善。据抽样调查,去年平均每个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二百九十九元,比上年增长13.6%;全省一半农户拥有自行车,三分之一农户拥有缝纫机,有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的农户也成批增长,农民住宅砖木结构的约占一半,人均住房面积达十三点二平方米。
这是农村第二步改革的结果。由于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这个省在保证粮食生产和收购基本稳定的同时,在乡镇企业、多种经营、小城镇建设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农民收入层次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种植业中,粮食收入的比重下降,经济作物收入的比重增加;在农业中,农业收入比重下降,林牧副渔业的收入比重上升;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工、商、运、建、服务业收入的比重都有较大的上升,安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出现一个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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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铺大摊子 少用固定工 走招标承包新路
锡铁山矿基本建设又快又好
将提前半年投产,为国家节约基建投资三千万元
新华社西宁2月14日电(记者孙宁海)青海锡铁山矿务局从国家利益出发,努力探索在偏远地区开发矿山的新路子,使基本建设又快又好,矿山将提前半年投产,还能为国家节约基建投资约三千万元。
锡铁山矿地处柴达木盆地北缘,周围是戈壁荒漠。如果按常规建矿,至少要有五千职工的编制,需要修建大片家属宿舍。但是等到二、三十年后矿石采尽工程转移时,不仅大量职工要重新安置,宿舍也会严重浪费。1983年,胡耀邦同志在视察柴达木盆地时指出:“新矿要走新路,新事新办。”根据这个指示,锡铁山矿务局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打破建矿的常规,不铺大摊子,少用固定工,走招标承包的新路。
把承包原则贯穿于矿山建设的全过程。矿务局分别同内地一些厂矿签订了合同,由承包单位担负矿山生产的主要任务。这样做,大大减少了矿山的固定职工,减轻了矿区养老养少的负担,节省了修建家属宿舍等基建投资约一千三百万元。由于利用了内地的人才和技术优势,还加快了矿山建设速度,预计投产后每年可节省经营费约二百多万元。
在组织外部承包的同时,锡铁山矿务局还在下属单位中对部分简易工程分别实行了内部自营承包、自负盈亏和费用包干,打破企业内部的大锅饭,节省了大量开支,有效地提高了经济效益。矿务局基建处承包了尾矿设施工程以后,精心组织施工,比外包工节省投资一百二十五万元。有个一百多人的小矿亏损多年,从1984年开始实行吨矿工资含量包干的办法,工人的积极性大增,矿石开采量两年里猛增七倍多,去年生产铅、锌金属量达七千多吨,相当于一个中型矿山。生产的大发展不但解决了职工的工资、奖金等费用,还向矿务局上缴利润二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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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短途分流等措施
铁路春节客运紧张状况有好转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记者黄奉初)春节期间,记者在北京火车站听到刚下车的旅客喜盈盈地议论:“没想到今年春节火车这么宽松”,“往年春节站回家,今年春节坐回家”。铁路春节客运紧张状况大有缓和,这是今年春运的一个新变化。
据铁道部统计,春节客运从1月20日开始到2月7日,平均每天运送旅客三百一十五万人次,比去年每天减少四十九万人次。2月8日除夕到正月初四,共运送旅客一千一百六十多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减少一百六十四万多人次。由于旅客减少,这五天里铁路停开了一百五十八列车,除个别列车超员严重外,不少列车出现虚席现象。
春节客运缓和为铁路部门做好服务工作创造了条件。许多列车增添了新的服务项目,有的餐车除夕通宵营业,为旅客包了饺子,让旅客走得愉快。
国家经委的有关同志告诉记者,今年春节铁路客运之所以出现缓和:一是因为采取了短途运输分流的措施后,过去坐火车走的短途旅客现在大为减少;二是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各地市场都很繁荣,过去节前采购员、小商贩满天飞情况也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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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恣意贬损鲁迅
陈漱渝
鲁迅是伟大的,因而也是谦逊的。他认为没有完全的人和完全的书,包括他自己以及自己的创作和理论在内。从来就不存在不允许对鲁迅进行分析乃至批评的事情。即使观点出现偏颇也还可以争鸣,史实出现错误也应允许订正。如果批评家的解剖刀能中腠理,药方能对真症候,鲁迅九泉有知也是会含笑的。
以轻浮的态度随心所欲地贬损鲁迅,跟正常的学术研究和文艺批评截然不同。这种贬损的言论如果出自敌人营垒,那当然不足为奇。如果这种贬损鲁迅的言论出自同一营垒,见诸革命报刊,则不能被视为正常现象,需要及时予以引导。
近两年来,贬损鲁迅的言论多次出现。前年春秋之际两家报纸曾批评个别青年作者在作品中大段照抄文学名著的做法,就有人站出来理直气壮地为他辩护:“试问,我们能否类而推之,说鲁迅先生……剽窃了果戈理的‘救救孩子’呢?”“试问”的结果,“借鉴”与“剽窃”的界限被混淆了,鲁迅成为了抄袭者的陪绑。去年5月,有一位副教授在《杂文报》发表高论,说将“银河”译成“牛奶路”不仅“无大错”,而且“是形象化的字眼”。他之所以翻鲁迅“半个世纪”之前批评赵景深“宁顺勿信”的翻译主张的老账,目的在于证明鲁迅先生说过的话“未必都对”,尽管赵景深教授从1931年至1983年一直坦诚地承认他将“银河”译为“牛奶路”确系误译。
对鲁迅的贬损在去年8月出现了“高潮”。8月6日,《杂文报》第四十五期刊登了一篇署名“李不识”的文章——《何必言必称鲁迅》,指责“一提到杂文,本本书都讲鲁迅,章章都讲鲁迅,节节都讲鲁迅”。他危言耸听地说:“见到这么多清一色的鲁货,我担心自己是否也被鲁化了。”把鲁迅的文化遗产讥之为“鲁货”,把受鲁迅理论和创作的影响称之为“鲁化”,这在近八十年的鲁迅研究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奠基人,鲁迅的杂文作品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典范。讲杂文联系鲁迅,就如同讲文艺复兴谈到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先驱者一样,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如果说,李不识对鲁迅的贬损还停留在谩骂的水平,那么同月在《青海湖》杂志刊登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一文就为贬损鲁迅的言论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理论面纱。作者给鲁迅的“创作生涯”描绘出一幅十分黯淡的图景:鲁迅在创作的“准备时期”(1906—1918)的“文学活动是失败的”,意义仅“在于尝试与探索”;鲁迅文学活动的“创造时期”(1918—1925),只有“四、五篇小说”差强人意;从1924年至1936年,全都属于鲁迅创作的“衰退时期”。在这一时期,鲁迅写杂文“首先是为了吃饭”,搞翻译却陷于“失败”,“唯一称得上创作的”是《故事新编》,“但是艺术价值不高”。逐条批驳上述论点,对于略具常识的读者是完全多余的事情。
出现上述贬损鲁迅的言论并非偶然。它反映了前一时期在有些人心目中,从英雄人物身上挑剔“微不足道的灰尘”,从反面人物身上挖掘“尚未泯灭的良知”,是一种颇为时髦的事情,于是朝鲁迅身上大泼秽水,被误认为是“趋时”的壮举。其次,有些报刊的编辑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对一些争奇鹜怪的文章格外垂青,以为是吸引读者的有力手段。无论是编造鲁迅的“神话”(如“毛泽东拜会鲁迅”)抑或罗织鲁迅的“罪状”,他们都有发表的兴趣。此外,海外某些错误观点的渗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象《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一文的宏论,在鲁迅研究者看来并不新奇,无非是拾人牙慧而已。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种恣意贬损鲁迅的言论已经引起文艺界广大同志的强烈反感,他们认为:鲁迅在他一生不疲倦的战斗中所创造的丰富的文化思想遗产,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作出的宝贵贡献。鲁迅研究,应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战略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叫唐达尔的人物,他站在水里,水淹到咽喉,却一筹莫展,想不出止渴的办法。这个故事,难道不值得那些恣意贬损鲁迅而又标榜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人三思吗?
〔原载1986年2月1日《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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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
呼吁伊朗伊拉克双方立即停火 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发表声明,呼吁伊朗、伊拉克双方立即停火,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
声明说,“最近,伊朗、伊拉克战争再度升级,两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受到严重威胁,对此,我们深感不安和关切。”
“我们呼吁伊朗、伊拉克双方采取克制态度,立即停火,通过和平协商,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解决分歧和争端。中国政府重申,支持国际社会和有关各方为早日结束两伊战争进行的调解活动和提出的各种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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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从厕所的顶棚说起
汤文浩
工厂围墙里边有一处没顶盖的厕所,隔壁单位在女厕所一侧建了一幢三层楼。于是,女工们纷纷找到厂领导,要求给厕所加个顶盖。问题反映了两个星期,没有结果。最后,女工们来了个“集体行动”,厂领导才采取了措施:把男女厕所换个位置。可男职工又闹腾开了,厂里这才给厕所加了顶盖,事情才算了结。
事并不复杂,却很能反映一些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出现了,视而不见,群众反映了,听而不闻;反映不强烈不解决,能拖就拖,得过且过;处理问题,不为群众着想,只图省事,到头来并不省事。
这种推一推,动一动,甚至推也不动的工作作风,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如不彻底改变,要想提高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要想推进改革,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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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节期间,北京地坛文化迎春会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们。这是游人在品尝羊肉串。
本报记者 卢传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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