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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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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人情礼已成农民一大负担
新华社记者 周振丰
一位过门的姐姐允诺弟弟过二十岁生日时,送他一件呢料上装。弟弟过生日了,可这位姐姐攒的钱还不足以买一件呢料上装。好心的丈夫劝妻子将家中仅有的一段布料拿去作贺礼。这位姐姐满面愁云:弟弟过生日,亲友一定重礼相送,而自己连件象样的服装都拿不出手,情面丢尽。一气之下,服农药身亡。
这是今年7月,发生在江苏省盐城市郊区的一场悲剧。一个淳朴善良的农家妇女,就这样被一笔无情的“人情债”夺走了生命。这种事说明:人情礼已成为农村的一大社会公害。记者最近去江苏农村采访,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向记者诉说,目前农村人情风大有日趋盛行之势,送人情的名目五花八门,过重的人情礼已成为农民的又一大社会负担。人们反映,目前各地对减轻农民对国家和集体的负担十分重视,但对农民相互间因送人情造成的人情礼负担,还没有引起重视。江苏省统计局的统计数字说明,仅1至9月,全省十一个市的三千四百个定点调查的农户,户均现金人情礼支出(不含实物)高达九十五点八元,人均高达二十二元多,已达到去年一年全省农民人均上交国家农业税和集体提留的标准。
据各地介绍,目前农村婚丧嫁娶请客送礼已是“家常便饭”,就连孩子生日满月、子女升学就业也要操办“出份子”。个体户开店、办厂举行“招待会”,也得前往“贺喜”。大操大办最突出的,要数男女青年结婚和砌房造屋。农民花七八千元盖三间瓦房,有一半钱花在“吃喝”上。江阴县对七对农村青年结婚作了调查,平均每对结婚费用高达七千四百多元,最高的一户已超万元。其中40%用于办酒席招待。农民反映,今日张家请,明日李家宴,一家喜事百家礼,四邻难过“人情关”。遇到干部操办,农民送礼已不仅仅是绸被面子,而是呢料、毛毯、收录机甚至电视机,礼金从十几元涨到几十元、上百元,相互攀比“抬价”,以示“豪阔”,拉拢关系。
沉重的人情礼负担,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影响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些农户将大笔资金用于送人情,农业的投入被削弱。南通市调查的七百个农户,1至9月,现金人情礼支出占现金总支出的7.5%,而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仅占0.8%。这对生产是极大的影响。一些收入低微的农户,不得不借债送礼,“酒席桌上笑嘻嘻,生活困难苦面皮”。因送人情而发生口角和纠纷,影响家庭和睦和团结的,为数并不少见。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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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摒弃自讨苦吃的“人情”负担
近几年来,我国农村一些地方的农民,在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日益改善的新形势下,逐渐滋长起一种讲排场、比阔气的思想。遇有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炫耀乡里。少数干部趁机捞一把,大收其礼,礼金不断升格。江苏的事实表明,目前农民的人情礼负担已有相当大的比重超出常规,农民难以承受。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对基层干部和农民进行教育和疏导,给他们讲明从简办红白喜事的道理,明确哪些能办,哪些不能办,能办的可以办到什么程度,而不是简单的“禁”和“堵”。当前农村第二步改革正深入发展,农民应在商品生产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多在交流信息、技术和探讨致富经验方面下功夫。这种在共同目标基础上凝结起来的友谊,比单纯请客送礼要高尚文明得多。我们并不是一概反对人情往来,而是主张将农民的人情礼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提倡在发展商品生产中建立农民之间的真挚友情,与目前农村经济和思想文化现状相适应。在这种基础上,建立农村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总结和倡导与发展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农民办红白喜事的新形式和新办法,如举行集体婚礼、旅行结婚等,取代老办法和老形式,使农民有所遵循。目前,多数农民还不富裕,应把主要精力和有限资金集中于发展商品生产,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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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政协委员考察海南为老区振兴经济献计策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人民政协报记者何林中 新华社记者何平)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在参观考察海南岛革命老区时指出,海南岛资源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目前海南岛的开发特别是老区的开发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委员们建议,进一步扩大海南岛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当地的优势,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促进海岛的开发,加速老区脱贫致富的步伐,把祖国宝岛建设得更加富饶美丽。
四十多位全国政协委员12月上旬至中旬参观考察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的文昌、琼海、万宁、陵水、屯昌、澄迈等县的革命老根据地,看望了当地的干部群众。海南岛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革命根据地,是举世闻名的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当地人民在战争年代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委员们看到,在政府的关怀和扶助下,老区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搞开发性、商品性生产,积极兴办各项集体福利事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一定改善。但同时,由于基础薄弱、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人才缺乏,老区人民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急待克服的困难。一些地方还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这些,都同海南岛面临的开放、搞活的新形势很不协调。
根据考察中了解到的情况,委员们认为,海南岛土地潜力大,矿产和水产资源丰富,要充分利用这一自然优势,广开致富门路,积极扶持老区农民发展橡胶、胡椒、甘蔗、菠萝、咖啡、可可等经济价值较高的热带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加工,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海洋捕捞业和畜牧业、家禽饲养业等,加快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步伐。
委员们指出,交通不发达是造成海南岛一些老区闭塞的主要症结,也是阻碍海南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应尽量加快发展铁路、公路和水路建设,打破闭塞隔绝状态,疏通宝岛的血脉,为经济起飞打下良好基础。
委员们谈到,资金不足和人才缺乏,是制约老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海南岛有一百多万华侨,同海外有着十分广泛的联系,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积极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同时,加强智力投资,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进行人才培养,逐步提高老区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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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移风易俗 婚事新办
双鸭山安邦乡姑娘出嫁不要彩礼
本报讯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安邦乡去年以来有二百一十六名姑娘出嫁都没有向男方索要彩礼。
10月1日,我们参加了双兴村沈喜英、孟广弟的婚礼。傍晚时分,新房里灯光明亮,一片欢声笑语。提起彩礼的事,新娘子沈喜英自豪地说:“我们家不但没要一分钱,还‘倒搭’了缝纫机、洗衣机、电饭煲、吊灯等。这个小家庭的建立,有他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公立村姑娘田丽华爱上了同村小伙子孙其好。结婚前,小伙问姑娘要不要一台电视机,姑娘考虑小伙子家庭经济不宽裕,说:我看咱们别赶那个时髦了,要买,等咱们以后有了钱再买。今年9月18日结婚那天,他们只简简单单备了些糖、烟、茶,就把婚事办了。
过去,这个乡的姑娘出嫁,要彩礼盛行,有些小伙子就因为出不起钱而“打光棍”。
乡党委书记孔庆石对我们说,农村姑娘出嫁不要彩礼,是近几年的事。这主要是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富裕了,老人用不着拿女儿换钱了。
(孙连君 吴岳福)(附图片)
这五位姑娘是黑龙江双鸭山市安邦乡人,她们敢于冲破旧的传统观念,出嫁不要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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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丕显在安徽考察工作时强调
进一步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工作
新华社合肥12月23日电 (记者田文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最近在安徽的蚌埠、淮南、合肥等市考察。他先后听取了中共安徽省委的工作汇报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法律监督工作的汇报,并且同合肥地区一些工厂的负责干部以及省、市委有关领导同志一起座谈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就如何加强人大的监督工作和修改好企业法草案,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在同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的负责同志讨论如何加强人大的监督工作时,陈丕显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新宪法颁布以后,人大的工作一年比一年做得好。人大的立法、监督等工作有所加强,但做得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他说,人大和党委、政府的工作目标是共同的,这就是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12月20日上午,陈丕显副委员长以如何修改好企业法草案为题,同合肥五个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座谈。他说,企业法是个大法,现在全国有几万个工厂,没有企业法怎么行!重要的是要广采众议,把它修改得更好。我们一定要使企业有法可依,越办越好。
考察期间,陈丕显副委员长还参观了蚌埠、淮南和合肥的一些厂矿,同这些厂矿的干部、工人进行了交谈,听取了他们对人大工作和企业改革的意见、建议。
安徽省委书记李贵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光宇等省、市领导同志,参加了汇报会和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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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处理改革与开放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党委支持改革
本报讯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党委把有利改革、开放作为党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外国公司的帮助下,于今年8月建成了我国南海第一个油田。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是全国第一批试行经理负责制的单位,现有职工一万多人。公司党委在勇于改革的人和事遭到非议和责难时,不偏听偏信,大胆为他们说话撑腰。建筑安装公司拥有四百多万元资产,连年亏损。1984年,三十三岁的大学生吴振芳被聘为经理后,改革劳动制度,开拓经营领域,使这个公司当年盈利四十四万元,今年又提前一个月完成了生产计划。可有人无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又说他弄虚作假等等。公司党委和纪检部门调查后,确认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将他坚持改革的事迹在全公司广泛宣传,并按组织程序发展他为预备党员,推荐他为海洋石油系统劳动模范。三年多来,由公司总经理任命提拔的一批年轻中层领导干部,在开拓革新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党委的支持。
当改革出现失误的时候,公司党委注意找原因,汲取教训,亡羊补牢。有个诈骗分子利用合同管理制度上的漏洞,骗走了八万元人民币。公司纪委一方面严肃查处内部钻空子的人,一方面帮助受骗单位向司法机关起诉,追回了六万多元的损失,然后又分期分批组织局、处、科三级干部系统学习《经济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并将一些经济合同纠纷案例编成册子发给大家学习,减少了经济合同案件的发生。(薛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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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盟三届四次理事会议决定
明年11月召开第四届代表大会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记者范丽青)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新的一年里,将广泛团结大陆、台湾岛内和海外台胞,发扬爱国传统,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这是台盟第三届总部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的工作计划。
这次会议于12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到会讲了话。
台盟总部主席苏子蘅作了第三届常务理事会工作报告,并提出了1987年的工作设想。苏子蘅在报告中说,台盟各级组织把促进盟员积极参政、献计献策列为日常重要工作之一。今年来,台盟盟员向各级部门提出的批评建议有几百条,许多重要提案被采纳。台盟盟员还发挥特长,努力为四化建设服务。目前被授予各级先进称号的盟员有二百多人,一批盟员的科技、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论文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奖励。各级台盟组织还面向社会,兴办学校,开展巡回医疗和科技咨询,为技术、人才和资金的引进服务。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常务理事会提出的1987年工作计划,并决定于明年11月在纪念台盟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提前召开第四届全盟代表大会。
会议通过的决议重申,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四十年来一贯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行为,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主张台湾人民应享有民主自治权利。决议表示,台盟将为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和海峡两岸的共同繁荣,与岛内和海外台胞、各界人士共同商讨、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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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嘘寒问暖 雪中送炭
张家口驻军帮助群众抗灾自救
本报讯 “有我们在这里,就不能让灾区群众受饥寒”。河北省张家口驻军指战员以为灾区送温暖的行动实践着他们的誓言。入冬以来,他们帮助受灾群众解决了一些生产、生活的困难。
地处塞外寒区的张家口地区,今年连遭风、旱、虫、雹、霜冻等自然灾害,群众生活、生产遇到了严重困难。驻军部队在自身也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筹集粮食二十多万斤、现款十多万元和一批煤炭支援灾区发展生产,抗灾自救。最近,各部队领导同志分头深入灾区察看灾情,慰问群众,和地方政府一起研究制定了抗灾救灾措施,并采取师与县、团与乡、连与村挂钩的办法,协助驻地群众妥善安排了今冬明春的生产和生活。部队派出的一千多名医疗、机械修理、养殖种植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已为群众修理农机具一千多台,治病八百多人。部队支援群众办起的四座小金矿和石墨、石英石矿等加工企业,已开始发挥效益。各部队还向灾区的中、小学校捐赠了一大批教学仪器、图书、体育用品和烤火煤,使学生们在大灾之年仍能照常上课。 (赵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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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某部救出四百余名遇险群众
本报讯 新疆军区某通信团和炮团,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雪夜里顽强拚搏七个多小时,救出四百二十余名被暴风雪围困的各族群众和数百台机械车辆。12月中旬,新疆军区向所属部队通报了他们的事迹。
12月10日晚,新疆乌喀公路老风口地段遭到寒流袭击。不到二十分钟,这两个团的抢险部队就开进了险区。(祝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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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依林会见法国外贸部长级代表诺瓦尔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外贸部长级代表米歇尔·诺瓦尔一行。
法国驻华大使米歇尔·贡巴尔会见时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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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临安县律师事务所热心为经济建设服务
本报讯 浙江省临安县律师事务所,热情为已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横向经济联合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促进了企业横向联合的发展。
律师事务所对联合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为企业联合当好参谋。今年春天,杭州天目山药厂准备同宁波江东经营部联合经营。天目山药厂利用宁波是开放城市的特点,在宁波设立门市部,使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宁波江东经营部提供场地、劳动力,帮助推销产品,并解决多余劳力。律师实地考察后认为,一方利用产品优势,一方利用场地、劳力优势,互利互惠,具有可行性,符合国家政策,律师事务所及时帮助联营双方修订合同,提供法律服务。
认真草拟、审查、修改联营合同,保证联营稳固发展。今年3月,临安县机床厂和本县交口机械厂草拟了联营合同,但合同中对不按时提供原材料、延期交货、单方更改合同或撕毁合同没有处罚规定。律师多次实地调查后,对合同作了六次修改。合同实施一月后又作了补充修订,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消除了纠纷隐患。签约七个月来,双方信守合同,履约正常,生产直线上升。(吴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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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蛇口的另一种探索
本报记者 李德民 钱湜辛
弹丸之地,引人瞩目。蛇口,是南海之滨一座于荒滩野岭崛起的新城,面积不足十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两万,这是由我国最老的企业之一招商局于1979年开发的工业区。
七年来,蛇口的经济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个为主”(即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市场以外销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经济效益较高,去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五千五百美元。蛇口在坚持开放和搞活经济的同时,还进行了另一方面的探索——民主化建设。这种探索也是很有意义的。
从改革干部制度开始
探索是从改革干部制度开始的。1983年2月9日,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考察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袁庚向他谈了这样一个想法:在领导班子组成上搞个大胆的改革试验——对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实行直接的、公开的选举。他说,我们的干部是不怕群众的,只怕顶头上司,因为只有顶头上司才能撤我们的职,群众是撤不了我们的职的。直接由群众投票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这位领导同志听后连声说:“好!好嘛!”工业区管委会就开始了改革干部制度的试验。
1983年4月,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理委员会选举产生,限于当时的条件,这次选举实际上是民主推荐领导班子。到1985年改选时,才是真正的选举。选举分几步进行:先由各级党、政、工、团干部和助理工程师以上技术人员共四百多人无记名投票选出十五名候选人。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候选人除了发表施政意见,还必须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他们说,这叫群众对干部搞“官意测验”,测验他们的当“官”水平。比如,在回答“您认为自己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时,袁庚的回答是:“我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革命者,没有什么特殊气质,如果有的话,就是我不相信‘神’。”熊秉权(他当时是管委会副主任)的回答是:“我认为自己的特点是敢于负责,处理问题比较果断。”最后,由全体干部无记名投票,从十五名候选人中选出九名管委会成员,报上级批准,任期两年。
上任一年之后,管委会和每个成员要在全体干部和部分职工代表中受评议,进行无记名信任投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或让不受信任的委员辞职。两年一次选举,中期一次评议,交叉进行,实际上每年都给干部施加一次“压力”,使他们感到自己坐的不是“铁交椅”,干得不好,一年就可能被群众请下台。
“政治透明度”
在蛇口流行一个词,叫“政治透明度”。就是说,群众要有知情权。不知情,怎么对干部进行监督?为此,工业区管委会建立了“新闻发布会”制度,及时让群众了解工业区各项重大决策、措施,工作进展情况和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一些事情。新闻发布会,既报喜,又报忧,工作中有什么问题、失误,要向群众交底。所有职工只要有兴趣,都可参加,并可在会上提出质问。工业区管委会负责人说:“人民才是我们真正的老板,你不能瞒着老板呵!”“你有财权、人权、经营权,人民有监督权。”
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机关是幢高高的大楼,派头很大,但楼里的干部派头并不大。大门是敞开的,群众可以自由出入,要到哪个部门,要见哪位领导,直接去就是了。领导干部的办公室和一般干部的办公室,用玻璃隔开,互相看得见。群众想找领导见一面、谈一谈,如果这一次没谈成,可以约定下次的时间。
在蛇口,除了“政治透明度”,还要求干部有“经济透明度”,干部的经济收入情况要清楚。群众如果发现某个干部的消费水平远远超过其收入水平,有权提出质疑,由有关部门进行核查。
让群众议论纷纷
工业区的领导提倡职工公开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尊重和保障人们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言论自由。在蛇口,群众发表意见的讲坛是很多的。
《蛇口通讯报》,是党委机关报,也是广大职工的舆论阵地。这家报纸经常刊登指名道姓批评工业区各级领导的稿件。1985年发表批评稿五十多篇,其中有六篇是批评管理区领导的。在这家报纸上,对各种问题的讨论,不同意见的交锋,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报社还主办一种“新闻沙龙”,一月一次,讨论的内容从政治民主问题,到科学管理问题,到户口问题、寻找“真正男子汉”问题,论题广泛,争论热烈。一些领导干部也乐于参加,在这里与群众“对话”,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
蛇口不大,群众团体却不少。除工、青、妇外,还有学术性、行业性、文体性的团体二十多个,如企业管理协会、建筑工程学会、会计协会、摄影协会、集邮协会、月季花协会等。这些团体除了讨论它们本身的工作外,也可以议政——议论工业区管委会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
采访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件新鲜事:蛇口曾开过一次“经理太太座谈会”。原来这里的很多经理公务繁忙,无暇顾家,引起夫人的不满。管委会决定开这么一个会,让她们发发牢骚,诉一诉苦。会后,领导要求经理一星期至少有两个晚上回家,这也作为考核干部的一条。
工业区管委会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在民主化建设方面采取的种种做法,目的是增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创造一个民主和谐的政治环境,在这种环境里,群众的积极性才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从上海、北京、东北等地招聘来的年轻人,都说在这里工作心情舒畅,少有压抑感。这里的干部、职工,工作勤奋,学习努力,精神面貌比较好。蛇口与香港隔水相望,近在咫尺,每天都有一些人出入香港开展业务活动,但是党风和社会风气都比较好。这里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恶性刑事案件,干部很少有搞特殊化的,在全区一千七百多名干部中,查出经济犯罪或有严重经济问题的,只有两三人。显然,这是同蛇口的民主化建设,特别是对干部的民主监督分不开的。
纪律也是严格的
还要说明一点:蛇口不但有比较充分的民主,纪律也是很严格的。例如,他们规定干部到香港或出国不得免税买回彩电等大件家用电器,有一个公司经理违反规定带回一台电视机,被降了职。还有一位培训中心的教师,从香港回来违禁带进一本黄色刊物,在新闻发布会上受到公开批评。
蛇口的探索,能够给人以很多启发。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中央给了他们特殊的政策;那里地方小,人口少;干部中70%大专毕业程度,工人中85%高中毕业程度,文化水平比较高……这些条件不是其他地方都具备的,所以对蛇口的做法不能照搬。更不是什么“模式”、“样板”。
同时,蛇口的探索也刚刚开始。那里的同志一再说,对蛇口的民主化建设不能估计过高。比如选举,并没有做到“一人一票”,而是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如果真搞一人一票,会有很大的水分,因为不少群众特别是工人对候选人不太了解。至于民主监督,群众中也有“不怕县官,只怕现管”的现象,对工业区的领导是敢指名道姓批评的,对本单位、本部门的领导就有所顾虑了,因为他们手中握有“炒鱿鱼”的权力。即使对管委会领导的批评,也还有些只是不疼不痒的意见。
对蛇口这一套做法本身,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象选举管委会领导成员的办法,宜于在政府范围内搞,不适宜于在企业中搞。花过多的时间搞选举、搞竞选,也会影响经济工作。既然是探索,有不完善处,有不同的意见,都是正常的。目前,关于政治民主化的探索还太少,蛇口作为一个“试管”,它的经验能够打开人们的思路,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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