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沉默的金婚
叶稚珊
能够共同庆祝金婚的夫妻是不多的，因此凡有幸赶上这个日子的家庭，都会有一番隆重的庆祝。今年秋天，是著名新闻工作者徐盈、彭子冈的金婚纪念，全家却是在默默中渡过的，虽然谁也没有忘记，却没有一个人提起……
五十年前的秋天，在上海“生活书店”的一间宿舍里，徐盈、子冈没有请一个朋友、没有摆一桌酒席，没有任何仪式而正式结为夫妻。当时他俩都已经崭露头角，一个是《大公报》的记者，一个是《妇女生活》的编辑。忘年与同年的朋友肯定极多，然而一个也不请，目的就是向旧的习俗挑战。这在“五四”以后的新型知识分子中，也算是一种风气。
在此之前，他俩有过五、六年的相识和恋爱过程——在中学时代就都向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投稿，继而是在北平和苏州之间传递书简。一个严寒的冬季，徐盈乘火车从北平去往苏州，手中举着几串子冈爱吃的糖葫芦，因车厢里温度较高，他把手伸到窗外坚持了好长好长一段路……
从那以后，直至解放的十三年中，他俩作为《大公报》的知名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战斗在“国统区”的重庆和北平，无暇给自己营造一个安稳的家，在奔忙和危险中献出了自己的年华。建国之后，大业伊始，他俩在党组织指定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同时也在北京西城的一个小院安置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双儿女共享天伦之乐。但这样的日子仅有七年1957年他们双双被打成“右派”，随即开始了长达二十二年苦难历程。家的概念已不同往昔，他俩几度离开又几度回来，小院里留下了不尽的酸辛。
1975年秋天，我作为儿媳进入这个小院。这时见到的公公婆婆，已没有了我想象中的风采和敏锐，昔日“无冕之王”的影子也不复存在。公公除每日黎明即起勤奋读书之外，还要参加街道上诸如给家庭妇女念报纸、打苍蝇之类的活动。有一次我看到他在填写街道落实计划生育措施的表格，那严肃劲儿不亚于在改一篇重要的文稿，真难为了他。而婆婆则更热衷于和我讨论红烧鱼和米粉肉的作法。她虽是苏州人，但已经北方化了，爱吃饺子，而每吃一次饺子，全家都要从早饭后一直忙到中午。在这项集体活动中，公公的动作虽然笨拙，但态度却极认真。最后上桌的盘子里常常夹杂着许多面片丸子，但大家的兴致不减，面片丸子一扫而空，饺子却经常剩下。在这忙碌和谦让中，我们每个人都分享了家庭的温暖、和谐、但在过后，我常常能从公公和婆婆的目光中看到一种怅然若失的神情。我知道，习惯于工作、习惯于“跑新闻”的他们，在为这时间的无谓流逝而痛心。
1976年底，我的女儿伴随着粉碎“四人帮”的未尽的喜悦降生了，给这个寂静而萧瑟的小院带来了生气。我和爱人当时都在外地，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的小孙女儿把全家人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婆婆大约每周都要用孙女的名义给我写两封信，信的开头都是“亲爱的小叶妈妈”，接着是汇报孩子如何蹬着爷爷的肚子爬上肩膀，又如何踩着鼻子上脸，如何在小竹车中“鲤鱼打挺”，如何在爷爷的书和稿子上乱画，如何尿了爷爷一身。每封信对于孤身在外的我，都象一股甘泉，滋润了我焦渴的心。从那意识流般滚动着童心的笔触中，我第一次亲身感受了婆婆的神妙文笔和昔日风采，也更加认识了她的善良、慈祥。一次探亲回京，我不禁当面盛赞起她的文笔，记得她是那样天真、坦诚而得意地一笑：“这是我的看家本事。”
难忘的1979年底，他们双双得到“改正”，恢复了人的尊严。随着一些老朋友的欢聚，小院里一度又有了欢声笑语。就在这一年，婆婆为《文汇增刊》写了一篇优美深沉催人泪下的散文《熙修和我》，虽为忆旧之作，却也饱含着“第二次解放”后的激情。然而这却是她亲手动笔的最后一篇文章了。
1980年秋天，婆婆突患脑血栓，因愈后恢复不佳致使半身瘫痪。于是六年来，她便一直静静地躺在这小院之中，她的语言功能受到了障碍，老朋友来访，她只能用流动的目光和艰难的笑容表示谢意。但有一天，浦熙修的追悼会过后，她的女儿冬林来探视，婆婆忽然仰天大恸，嚎啕哭道：“我动也动不了，没能去参加追悼会……”在场的人无不震惊。然而，从此她却逐渐衰微下去，在她的脸上再也看不到痛苦与欢乐，连思维也几乎消失了。一位老朋友把诗笺送到她的床头：“沉醉花香与蜜甜，城西静卧一女贤。一枝塞外江南笔，续写风流梦里看。”邓颖超同志送来的鲜花和糖果也曾摆在她的枕畔……多少老朋友在床前深情地凝视……这一切，她都无力回报了。
公公的焦虑和难过是谁也代替不了的，他时常无言地坐在床边，望着那张静静的脸。我分明从那张安静的脸上，看到她内心深处的累累伤痕。她从未有过抱怨和牢骚，但她的心肯定流过血，淌着泪。现在，当生活把一切美好和公正的东西还给她时，她却已经太累了，她要关上了心灵的窗休息了。但我看得出，在她心中还有一小块绿地从未受到过践踏，那就是五十年来与公公共同开垦，又一起用生命之泉浇灌而得到的爱情。六年来，这块绿地也已经习惯了静谧，它已经不起任何喧嚣，甚至连过多的快乐和美好的祝贺也承受不住。
婆婆的生命力相当顽强，医生说这种病人维持六年是少见的。她的感情变得脆弱而敏感。今年春天，公公外出参加了十几天全国政协会议，回来后坐在床边拉着她的手。婆婆那近乎呆滞的目光陡然一亮，马上涌满了泪水，嘴动了几动，却没出声，那目光分明在说：
“这么多天，你到哪儿去了？我一直在盼、在等……”在这之后，公公每天都要在她的床前，手拉着手坐好久，小心翼翼，屏住呼吸，好象捧着一支将燃尽的红烛，怕吹灭它；好象拥揽着港湾中的一叶小舟，怕碰沉它；好象在用自己的身躯拚命拦着什么不幸，护卫这一生艰苦与共的老妻。
就这样手拉着手。当婆婆闭着眼睛的时候，他们都在思索、回忆；当他们互相端详的时候，似乎是心灵在交流、倾谈，又象是一同在生命的“金色池塘”边优游漫步……
这金婚时的沉默，这沉默的金婚，令人心碎。我默默地祝祷：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共享金婚，但再也不是这沉默的金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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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人与山
尚建国山，绿了人，却秃着疏朗的山林荡出袅袅升起的生命树的年轮一圈圈压进了老人层层皱纹老人用丰厚的日子喂养满山新绿铮铮筋骨长成硬挺硬挺的树干渐渐地，老人把话语移植给了满山绘声绘色的鸟鸣山，学会了表达老人却沉默着山，激动地瞅着老人老人，平静地看山秃了的老人瘦了的老人哑着的老人绿了的山胖了的山唱着的山以生命注释着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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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年轻的世界》
《年轻的世界》（曾锦初编），是描绘深圳特区新鲜事物的散文集子，共收入五十多位作者的文章。
深圳在短短的几年间，一跃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有高层建筑群、万吨巨轮的深水港，有高档设备的宾馆、舒适幽雅的别墅和来往如梭的“巴士”。这些奇迹的出现最主要的是全面实行了改革。只有在改革的时代，尊重知识，讲究效率，珍惜人才，才能创造奇迹。
该书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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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居正如是说
官伟勋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大学士张居正说过这样一段话：“多年以来，督府等官，初莅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而且这种条陈文字颇下功夫，所谓“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看得人们眼花缭乱。督府乍到一个地方没几天，就断言某某有才，某某可堪重任。张居正对此评论道：“其实临政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
张居正万历时曾“当国十年”，厉行改革，重用过戚继光，不愧是有着丰富的从政阅历的大政治家。
当然，有些领导人，经过基层以及各个阶梯的锻炼，加上他个人的其他条件，例如好学、天资、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等等，在大脑里储备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过去的、现在的，中国的、外国的，当地的、外地的，成功的、失败的，顺利的、曲折的，种种见闻，一看到一听到某一情况，能立即调动自己的储备进行鉴别、对比、分析、推论，因而象电子计算机般敏捷准确地做出判断与处置方案，这种现象是有的。但是，一、远不是每个领导者都具备这样的素质；二、即使具备这样的素质，其所熟悉的领域对于大千世界来说也是极其有限的。
然而遗憾的是，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却形成一种观念，似乎一旦身为领导，就可以对所领导范围内的一切方面的一切问题“作指示”。不管是不是他所熟悉的问题，都要“作指示”，而且几乎成了终极真理。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信仰唯物主义的社会里，却常常对领导人采取这样一种反科学的唯心主义态度，是很可悲的！
遍知人之所知，遍能人之所能的领导者是从来不存在的。一个领导者是否高明，不在于他本身是不是各方面的专家，而在于他是否知道各方面的真正专家是谁，并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最有资格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本单位或本地区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的，应是这个单位或地区的领导，而不是别人。如果他不称职可以调整撤换，但不要象马歇尔说过的那样，派些人去“干扰他，折磨他”（见于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动不动就搞“庞大兵团”下基层的办法是很不可取的，徒增麻烦、增加开支，不过多糟塌老百姓的一些鸡和蛋罢了。同时，这种“庞大兵团”战法也透露了：我们高级领导机关里的人是不是太多了？有些既缺乏实际经验而又急功求利，自信心甚强的人发号施令，使当地领导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左右为难；更容易形成瞎指挥。既有实践经验而又善于给人以帮助的人也有，但不多，而且机关里往往离不开这种人。
“将在专谋”。“天下之事，成于责任专一，而败于职守之分挠”。职守分挠，谁都负责，谁都不负责，是我国政治经济活动的一大弊端。
各级领导都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当“督府等官”只管自己必须管的，不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那将是我们的领导体制比较成熟，也必然是更加朝气蓬勃、生龙活虎、具有高效率的时期。但愿我们的改革能达到这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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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钟灵的动物诗
张同吾
《钟灵动物诗画》即将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日前钟灵同志送来诗稿，使我有先睹之快。这本集子共收六十二幅画，天上飞禽、山间走兽、水中鱼虾、家养生畜，神形毕现，各具风韵。每幅画配之以诗，或妙笔点染，相映成趣；或生发联想，意在象外。诗的命意与构思是自由而活脱的，不是对画的诠释——一如动物园的形象化了的说明书；而是摆脱了对动物的功利价值的追寻，成为作者审美感觉与审美知觉的聚像，又表现着他的独特的审美经验与审美个性。他看到的骆驼有“稳健的脚步”，在茫茫瀚海之中“昂起无畏的头”，因此，在梦中也愿听到驼铃“那沉着美妙的节奏”。山魈的凶残和丑恶几乎让所有的人生厌，但钟灵“却有意外的发现”：它的脸上，以“鲜艳的红，／纯净的蓝，／棕色的条纹／组成对称的图案”。这种奇特的美，来于自然造化，引发他对大自然的奥秘进行想象与探寻。这些作品的构思，大多源于对人的思考，表现了钟灵的人生见解和新鲜的审美判断。
诚如诗人邵燕祥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钟灵“笔锋所向，兼及或主要是针对着六十家动物之外的另一种动物——人，自然不是全部人类，而是人间的某些劣根性，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种种”。这话显然是尖锐的力透纸背之见。我以为在全部诗作中，《猫》、《狗》、《豹》、《蚊》、《蛇》、《袋鼠》、《喜鹊》等篇什，却带有辛辣的讽刺意味，并对于丑恶的灵魂和社会的流弊进行了揭示和鞭笞。《狗》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精当地把握住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差：历来把狗视为“忠臣”，殊不知它“摇尾乞怜”，又会“仗势欺人”，这正“合乎做奴才的本分”。作者无意引导人们去思辨动物学的课题，而是意在拨正道德观念（也是是非观念）上的错位。而这种错位也正是当前某种社会意识的投影，应该使一些人汗颜，使一些人警醒。
至于“豹”的自白：“尽管我残忍与贪婪，／还是非常招人喜欢，／因为我的毛皮上，／缀满了金钱”。不只是对拜金主义市风的针砭，而且是有感于金钱对人的灵魂的侵蚀，揭示其诱惑性，在观念上同马克思、莎士比亚用笔戳穿血腥金钱的本质有着内在的潜连，诗的深刻性也在于此。
钟灵是位画家，非专攻于诗艺。绘画生涯四十余年，使他在对绘画艺术的探究中领悟了诗的艺术特质。有人把“意境”解释为“画境”，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真正进入画之境，灵妙地表现境中情的时候，便可达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便是诗的诞生。钟灵动物诗中不少篇章让主客观统一于审美直觉，造成象外之象，所以颇有诗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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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漓江烟云（中国画） 王复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