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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文学评论

从《神鞭》说到电影的“生态平衡”
黄式宪
不必讳言,在诸多被观众审美心态所认同的电影样式里,有的偏“雅”,有的偏“俗”。武打片,显然属于“俗”形态的一种娱乐性较强的电影样式。大致说来,它有这样三个特长:一、民族武术,独具魅力,是它的文化之根;二、动作性强,造成节奏的冲击力,富有别的样式所不可取代的观赏价值;三、作为社会叙事,虽较悲剧、正剧浅显,但伐恶扬善,美丑分明,给观众情感的宣泄带来一定的满足(其实,悲剧的“卡塔西斯”,即净化心灵,则是在较高审美层次上的宣泄)。那么,为什么近年来武打片却声誉渐衰,观众锐减呢?我以为,其中症结在于:命意不新,由通俗滑向了庸俗。
《神鞭》则不同凡响,它虽借重武打片的样式,但在命意、构思、格调上,都比一般武打片高出一筹,在《武林志》等影片艺术探索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超越。它的特点是:入俗寻雅,独辟蹊径,将故事的传奇性与历史的思辨性有机地融汇到一起,透过主人公傻二头上那条“神功盖世”的辫子的兴衰,写了一个小人物的悲喜剧,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清末民初的世态风情画(且独具“津味”),激起观众对历史作苦涩的沉思。
所谓入俗寻雅,我以为,就是在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俗”电影样式里,发掘出某种历史的、文化的内蕴,这正是艺术家主体性艺术开拓精神的发扬。从《神鞭》的叙事结构来看,傻二从“辫”打地头蛇“玻璃花”,再败“弹弓王”戴奎一,三击津门武林教头索天响,直到将“专会揪辫”的日本武士佐川秀郎打得落花流水,动作环环相衔,层层推进,而且充分发挥了辫子的神力。而在造型意象上则由实入“虚”,到与日本武士交手时,便以特技摄影,将辫子发功作了夸张的变形处理,辫梢如蛇出洞,直戳镜头,辫响若雷,使“神鞭”的传奇性达于视觉张力的极致。而此后笔锋一转,义和团反击八国联军入侵,傻二的辫子便严峻地面对着洋枪洋炮的挑战。由“祖宗的精血凝成”的这条辫子,神则神矣,却终于敌不过帝国主义的炮火。当年的英雄豪气,转眼化作悲怆的历史呜咽:“神鞭”断了,毁了!人们看到,银幕上中国人民与八国联军对阵的战争场面,尤其是“吹歌会”几名老者横笛击鼓助阵、从容赴死的场景,不但悲壮,而且是充满着历史嘲讽意味的。这是向着历史纵深的开掘,揭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人的精神领域所培育的内聚力,还有种种落后、愚昧、守旧的积淀。傻二的辫子作为一种“国粹”,它的象征意义,在这场战争的宏观历史视野里,便分明地被突现出来,透现着一种作为炎黄子孙所特有的历史自省的沉重感!
作为这部影片叙事主导动机的“辫子兴衰史”,把写实和荒诞、风俗和寓言、武打和象征、人的喜剧和历史的悲剧,一层层错综交织起来,如小说作者冯骥才所剖白的:“把这些合在一起,不就构成了那时代特殊的、至今依旧明灭可见的复杂的民族心理特征吗?”影片《神鞭》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得小说之“神”而独有开拓的。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原著结尾让傻二摇身一变成了“神枪手”,发出一番“‘鞭’剪了,‘神’却留着”的议论,影片也照搬不误,显然是一种浅薄的历史处理,韵味索然。
从荒诞的角度对历史作审美的观照,在电影样式上将俗与雅相“嫁接”,我以为,正是《神鞭》所以令人瞩目之所在,也是它的艺术探索价值之所在。
联想到我们的电影创作,长时期囿于“文以载道”而轻视娱乐性的偏颇,对某些“俗”样式(如武打片、喜闹剧等)则很少关注或不屑关注,则电影的“艺术生态”往往失落了自身的平衡。所谓入俗寻雅,便是改革旧貌之一途;当然亦可入雅得俗(指大众的通俗性),实现多种样式的并存共荣或不同样式之间的多样性综合。我们需要的是在样式选择上的独创性和审美自觉性。雅俗相合亦可,雅俗分立亦可,总之,再不要搞“定于一尊”、“样式一律”了!这正是为建立一种多元化的,非常活跃的电影艺术“生态平衡”所不可或缺的。
诚然,也还应注意防止几种偏执。一种是:驾轻就“俗”、唯“俗”是趋,甚至从叙事的通俗性滑向叙事本体(内涵)的庸俗性,只求样式与观众低层次审美需求之间的适应性,或者只看重票房的直线上升率,这就形成样式选择上的市侩气,既降低了电影的艺术品位,败坏了观众的审美胃口,有何“娱乐性”可言?!
又一种偏执是:因循旧路,过分务实,只重故事本文的构建,并自满自足于叙事的流畅,却缺乏思辨的力度和深度,也缺乏样式选择上的审美自觉性,影片就缺少艺术的“华彩乐段”和主体性投射的光芒。或许,这正是走向平庸的一条便捷之径,但又往往并非艺术家始料所及。传统“载道”文化的因袭过于厚重了!
再一种偏执是:文化寻根,唯“雅”是重,很少或不屑于与观众作艺术对话,如过分狭隘的个性投射以及强化思辨的造型意象构成,这种艺术的“超前性”固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探索(或实验)价值和合理的一面,但却由于同当前多数观众的文化素质和审美心态之间落差甚大,则必然会身不由己地陷于一种文化孤独的状态。也许,这恰恰是他们自甘忍受的一种文化选择,然而却与电影创作和观赏的群体性及经济条件的制约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电影艺术毕竟是一种精神产品,应有益于我们民族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所谓文化的探寻和思考,不是正应以此为指归吗?我们提出电影艺术的“生态平衡”,目的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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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实惟难
——读长篇小说《母与子》
孙武臣
正如溪水终要汇入大海一样,无数的人们虽曾走过各自曲折的路,最后投身于革命队伍,努力作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的长篇小说取材于此者可谓比比皆是。然而,不必讳言,成功者不多。那缘由固然是复杂的,但我以为忽略了人物个性的独特和性格逻辑发展的复杂,将没有神化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神化了,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韦君宜的长篇小说《母与子》(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称道的正是注意并实践了“美物贵依其本,赞事宜本其实”的再现历史,再现生活的创作原则。
《母与子》真实可信地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的姨太太沈明贞走向革命之路的前后思想性格发展。它之所以真实可信,是因为作者注意了一个人在人格方面的完整与价值取决于这个人物是如何成长的,也取决于客观世界为他创造的环境。沈明贞是个穷苦的老塾师的女儿,从小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她渴望能过“万里乘风去复来”的有所作为的生活,哪怕过上一天也痛快,“恨不得明天就是那一天”!但为生活所迫,她不得不遵父命,嫁到士绅崔府做“小”。封建礼教已将她少年时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变成了梦想,她不堪忍受大伯爷家的封建礼俗的羞辱与折磨。她是想到孩子们,才没有走上绝路。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她的二儿子树华参加了革命,成了她以及全家人的“引路人”。她爱儿子,但只有当她阅读了高尔基的《母亲》、鲁迅的作品和一些进步报刊,接触了进步青年之后,她才更理解了儿子和他们投身的事业。爱和理解使她获得心灵的相通。她懂得了“国亡家破复何之”的道理,懂得了只有儿子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成功,才能实现她渴望自由生活的理想。她决心做《母亲》中那样的革命母亲,接过儿子手中的接力棒,完成儿子未遂心愿的事业。正是作者鲜明地描写了沈明贞觉醒的层次,把一个时代在她心中的积淀揭示得相当充分,因此,她的舍弃家财,突破封建家庭的樊笼,背井离乡,辗转各地,历尽艰辛磨难,承受丧失爱子的巨大悲痛之后,不改志向,才具有了这一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令人信服的依据,因而作品才具有了真实的艺术力量。
作品诚然也侧面写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但作家并不以重视历史进程为目标,而是将笔触深入到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种种社会冲突和矛盾中去,提出民族生活的本质问题,提出不论哪个时代都需要回答的关于人生的意义、道德与价值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在人物一生的遭际与命运中,但又分明制约和作用于人物一生的道路与命运的时代。
然而,《母与子》的内涵似乎远非这样的明了和直截,否则,生活在作者的笔下亦过于简单化了。生活是如此之复杂,复杂到常常令我们始料不及。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就颇有几个出乎“意外”的。带有几分软弱和忍让的少掌柜立华竟能以自己的牺牲保护了狱中的地下组织。抗日大潮初起之时,那些热血青年随着斗争的艰苦和深入,有的始终如一的热,如俞嘉和;有的降了温,如琼华、媛华于动摇中不免有了苦闷与彷徨;有的冷了下来,如方和音退了坡,从延安出走,另谋出路;有的在被捕后,屈于敌人的淫威,虑及家中老小,写了自首书,如于清。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并非都是成功的,甚至有些人物个性并不鲜明,也缺乏作者独特的揭示;但毕竟没有简单化,特别是作者对落荒者方和音和于清的艺术处理,见出了作品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力量。方和音才到敌占区仍有同情革命之心;于清在沈家面前更是时时愧负于心,大有“生比鸿毛犹负国”之慨,于是当她再次被捕时,便能有“死留碧血欲支天”的气概。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并不是简单地附会,生硬,而是恪守生活裁决使然的原则,自然地描写生活带给人物的那些必然的优点和缺点。正是作品中的一组命运迥异的青年形象,使我们能在综合对比中明晰地找到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的答案。
作者在《后记》中说:写过去也应当站立在现在去写,不应当限于老是回首往事。作品中的青年把去延安视为“回家”。虽然作品并没有正面展示延安的生活,然而,几封延安的来信也从侧面窥见了一斑,延安也并非只有鲜花而没有眼泪。作品通过方和音、琼华等知识青年的苦闷,尤其是通过树华仅违反了一次党的地下工作的纪律,便得不到信任的遭际,我们分明能感受到在革命的喜悦中也混杂着封建的愚昧,感受到作品中人物在检讨自己的主观世界的同时,也对客观世界有所批评。这样的艺术处理,说明了作家在对当代生活和极左错误的复杂性的把握上,对人物的现实性把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者对历史的反思,无疑也扩大了这部小说的思想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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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批评理论的几次“分离”
宋耀良
我认为,新时期十年文学最显著的审美特征是其深刻而又全面的反思性。这使得新时期文学实际上承担着双重的使命:一方面是对时代和生活的理性反思;另一方面是对文学艺术自身独特规律性的自觉认识。批评的自觉正是在这一组矛盾的对立运动中产生和实现的。对人的解放和文学的自觉的追求,共同构塑着批评的时代性题旨。
三十多年来,文学批评历程曲折,声誉蒙损,积重难返。批评理论的反思和创新首先不是凭借创造力,而是在对“奥吉亚斯牛圈”的清洗过程中进展的。因此,批评首先呈现出的是向“五四”优秀文学传统的回归。在回归途中批评对自身内涵中的非本体因素,在理性思辨和实践两个方面体现出民族思维能力的增强和辨析程度的深化。
批评首先与一条极“左”的文艺路线相分离,这条路线造成的危害既深且广,它以批评为棍棒,迫害作家,使批评成为现代迷信和造神运动的理论工具。
1979年春天,《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提出质疑。这标志着批评对自身的清理进入了新阶段。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左”的政治因素的干预,限制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形成文坛荒芜、百花零落的局面。但是在理论认识范畴内要将文学与政治辨析分离,并非一件易事。四十年代初提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命题,对于完成民族的政治使命,起着宣传抗日和激励战斗的作用。可惜的是建国以后,文艺自身的规律和特征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随着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理论与体制的确立,进一步提出了“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在“文革”中这一口号又直接演化成“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最需要独立的创造精神的艺术,被降低到了附庸和工具的地位。对这些观点理论提出的质疑和诘难,自然引起普遍的关注和广泛的争论。然而新生的理论力量依据着的不仅是日益增长的觉醒意识,还有那鲜亮的历历在目的现实教训。经过半年多的争论,终于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首先公开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1980年初,他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指出: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从此,文学能够在一个较为正常的环境中依据自身内在规律而获得发展。
随着文学形式方面新表现因素的纷繁出现,理论上也相应地出现了要求对审美范畴独特性进一步明确的呼声。1980年,有人对传统的美学原则进行批评,提出了在新的价值标准观照下,对自我情感的审视、开掘和关注。认为文学不仅仅表现外在世界、亦能抒“自我”之情,一种将美学从社会学中分离出来的意识,获得相对系统的理论显现。新的分离的意识,当时受到极其激烈的反对。我认为,文学与社会学的分离,是审美深化的必然结果,并不是说文学可以脱离社会,摒弃时代精神,而是艺术应当以独特的方式,以不同于社会学的方式来表现社会;应当坚持一种符合艺术自身规律和特征的审美价值标准,而不必强求与社会价值标准的一致和统一。这种艺术审美的自觉意识,是在向传统的回归基础上体现出的新的时代精神。
在批评理论的历程中,1983年底开始的那场剧烈逆转,所产生的心理震荡无疑是深刻的,其启悟出的理论认识也弥足珍贵。在一定意义上促发了1985年文学批评新生面的形成。1985年春天那场此起彼伏、南北应和的“批评新方法论”大讨论,其宗旨就在于使批评与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分离,使批评从旧理论体系大厦中彻底超越出来。当然,社会学批评方法仍不失为一种极其有效的批评方法,自“五四”以来这种方法对我们民族新审美理论建设与新鉴赏趣味的确立都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批评自觉意识对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反思,实际上也是要还社会学批评以本来面貌,使它能继续发挥积极效用。而批评经过颇为艰难的几次分离之后,也确实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崭新局面,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趋向和崭新的形态。
一、“体验式批评”和“体系性批评”共存。在一个时期内,体验式的批评曾施展了一番,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当时批评的主要存在方式。1985年后,体系性批评脱颖而出,并很快勾勒出其初具规模的发展轮廓,其中有打通各时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有在整体中注重某一侧面,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研究,有将文学艺术与精神现象乃至生命意识结合起来把握的思潮研究法,还有从结构主义的表述原则出发,着重研究“文化—心理层面的批评模式”……批评获得一种超越,它将作家与作品视作自身理论建构的思维材料,以文化的方式而不是价值判断的方式,影响作家乃至整个社会审美接受层面。
二、“新科学主义批评”和“人文主义批评”的对话。新时期审美范畴中新生的科学主义批评对当初批评新局面的构成与自觉意识的促进,都起了作用。在目前这类批评主要体现在“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运用上。
结合人文学科展开的批评是人文主义批评,诸如心理学、语言学、神话学、民俗学等与文艺学结合,开拓出的批评层面十分有益于建立主体的艺术理性世界。它把艺术看作是人的内在情感世界和精神现象的形象显现,批评的过程应有助于文学体现其审美认知的独特性。当然这种批评必须建立在人文科学基础上,批评的展开又能相应促进对人的认识的深化,这就使其负担着一些非文学方面、却又强烈体现时代精神意识的使命,因此这种批评在当今的中国有着更大的优势和广阔的前景。
三、“本体论批评”和“主体论批评”互补。前者以文学本体为主要研究范畴,有正在逐渐形成的语言学、作品心理学、角度学、神话原型、结构主义等批评范式;后者有对接受美学、阐释学的研究,以及文学主体性研究方法和思想。前一种方法可以看作是对本世纪世界主要批评方法和潮流的认同,因为自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和新批评派始,世界批评就注重对艺术本体即文本的研究,直至七八十年代,自接受美学开始,审美主体的作用才开始重视。而主体论批评又可看作是对世界批评主潮的超越,其呈现出的对审美主体的重视,已大大超出接受美学等。但是并不是说,这样本体论批评在我国就没有意义了,恰恰相反,从理论形成的逻辑顺序看,本体论应是主体论批评的前提和基础,忽略了对艺术本身的结构、形式、语式等规律的重视和洞悉,过于强调主体论,有可能会给创作带来又一次危机,无节制的主体随意性根本无视艺术本体规律的客观属性。为此,我们在倡导主体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对形式、对精美文体敏锐感受的能力,在批评理论构想方面应既强调高度、又注重基础。在实践中本体论批评也首先获得较全面的铺展,并出现两种批评互补的状况。当然主体论批评所体现出的民族理性精神的高度,是目前其他理论不能与之比拟的,其核心是人道主义,不难看出里面灌注的是时代和民族新生命意志的心声。
批评理论的新面貌仅初露端倪,面临着将是漫长和艰巨的发展过程。但审美领域中对理论思维的重视以及对思维空间的开拓,必将影响其他思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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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献给你温馨的爱
——读《冰心作品选》
叶冰如
《冰心作品选》是从《三寄小读者》和《小桔灯》等作品中精选出来献给小朋友们的。
冰心从二十三岁写《寄小读者》以来,以母爱、童年之爱和自然爱为中心,断断续续地为少年儿童写了六十多年。当她的第一篇《寄小读者》发表时,祖国正处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面对着黑暗的现实,残酷的斗争,她开始了人生的道路探索。她捧着一颗赤诚的心,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理想世界里。她以清新、隽逸、秀丽的文笔,细腻甜美而浓烈的感情,为小朋友们抒写了一篇篇动人心弦的赞美诗。半个多世纪以来,她的作品如春风轻轻地吹拂大地,如溪水潺潺地流向田野,象带露的小花开遍祖国的原野,象绿荫的种籽播进了荒原……她笔下的每一段文字,都能敲响你的心扉,每一丝游情都能拨动你的心弦。你凝目静听,星星伴着月亮悄悄散步,碎雪与微风窃窃私语,山泉叮当响,干涸的河流也要歌唱。鸟儿会为落叶悲鸣,蟋蟀会为花朵凋谢而惋惜;山川为冰湖落泪,大地为孩子们欣慰……无论是湖光山色,溪流海洋,总是那样和谐地相处;花、鸟、虫、鱼在大自然中得到了生长。
爱,是冰心作品中的基本内容。她不仅赞美自然,尤其赞颂人类的母亲。
是的,谁无父母,谁非人子?爱是一种天性的魔力。不管天崩地塌,四处洪荒,只要人间和大自然中还有爱,爱就能产生光与热,就能孕育新的生命,培养出更健康、更聪明、更美丽的生命。
爱给人以希望和力量。他们坚强地生存下来了。
在这个母与子的纯真的世界里,爱,能驱逐翻滚的乌云,能燃烧冷酷的坚冰,能擎起伟大理想的旗帜,能坚定前进的信念。她绽开孩儿的笑脸,传递人间的思念。在这个爱的环宇里,没有残酷的杀戮,没有血腥的罪恶;没有贫困,没有寒冷和饥饿,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欺诈与恐吓,没有哀怨与悲伤。不管你走到哪里,母爱的温暖的手都抚摸着你,给你力量;不管你做什么,母亲的智慧之光都普照着你,指引着你前进!冰心老人多么希望建立一个这样的没有贫富贵贱,没有阶级压迫,“人类在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的社会呀。这种纯真、朴实,充满了爱的理想王国,难道你不向往吗?不追求吗?冰心几十年来,就是通过对平凡小事的描绘,把真挚深情的母爱,倾诉给孩子们的。当你读了之后,难道不为之感动吗?
冰心老人一生追求着爱。在“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她渴望祖国解放,民族新生,并期望建立一个爱的理想社会。解放后,她继续热情地进行创作,歌颂我们的党,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歌颂社会主义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
冰心老人在《三寄小读者·写信代序》中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要求自己“努力和小朋友们共同前进!”如今她八十六岁高寿了,但还是那样勤于笔耕。这种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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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报》《诗刊》诗歌座谈会
《文艺报》、《诗刊》编辑部于十二月十一日在京联合召开诗歌座谈会,就当前诗歌创作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同志指出,新时期诗歌创作有了较大的突破,涌现了一批有才华而勇于探索的青年诗人,他们的创作比较重视诗歌的审美特征。有些同志指出,当前诗歌创作只处于大发展的前奏,要真正出现伟大的史诗、伟大的诗人,还有待努力。我们的诗歌创作应该注意有更充实的内容,更好反映我们的伟大的时代。
著名诗人张志民、邹荻帆、吕剑、雁翼、牛汉、郑敏、孙玉石、刘湛秋等二十余人出席座谈会,吴泰昌主持了会议。
(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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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召开铁凝作品讨论会
曾经以《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作品获全国小说创作奖的河北青年女作家铁凝,最近又发表了较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麦秸垛》。河北省文联十二月五、六日在石家庄召开铁凝作品讨论会,就她的创作的特点、风格、成就以及有关文学理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座谈。河北省文联和作协的负责人、作家、编辑以及从北京邀请的评论家共三十多人出席。省委副书记李文珊和宣传部负责人刘惠荣、周申明参加座谈会并发了言。 (文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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