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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正确对待资产阶级统治时期所创造的文明
周修强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这个论断将使人们的一些模糊认识得到澄清,是很有必要的。对这个问题,我们某些同志思想上还有些疙瘩;国外则有人认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是权宜之计,过些时候又会把大门紧闭起来。这些疑虑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情况缺乏了解。开放,决不是哪一位领导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点子,而是基于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作出的决策。
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国与国之间的联系紧密而频繁。任何国家要发展和进步,不学习和接受别国先进的文明,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就得落伍“挨打”。要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落后状态,必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面向世界,积极吸收当代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正是根据对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的认识,对外开放作为我国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被提了出来。
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怎样看待资产阶级统治时期人类所创造的文明?资产阶级统治时期人类所发现和创造的一切是资产阶级独有的吗?
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说起。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明发展的历史。各个历史时期,都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它们不断积淀,形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任何历史时期的文明,都是建立在前一个历史时期文明的基础上的。任何历史时期的文明,都是反映了那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所达到的水平。这种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而不是那一时期的人们的独创,更不是那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独创。当然,任何历史时期的文明,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统治阶级的印记和局限。这种印记和局限在文明的各个领域中的影响大小不一。这里试就资产阶级统治时期所创造的文明进行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恩选集》第1卷第256页)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是拿资本主义时期和前资本主义时期作对比说的。因此,他们说这些生产力是资产阶级统治时期所创造的。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生产活动,决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活动;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劳动,没有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以及其他方面人们的贡献,资产阶级能创造出那样高的生产力吗?同时还应该看到: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物质文明,都离不开而且只能在前一阶段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法,都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共同的文明成果,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310页)应该看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本身反映了现代社会化生产的共同规律,适应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的需要,不论哪一个阶级、哪一个国家都必须遵循。当然,资产阶级使用这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为他们的剥削服务;我们拿过来,便可以使它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这方面,列宁是我们的典范。列宁对泰罗制作过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说,泰罗制“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结论是:“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11页)
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不能把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创造当作资产阶级特有的,在政治领域中许多东西也是如此。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形成的一些具体制度和观念,当然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发展到这一历史阶段对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要求。普选制就是一个实例。普选,即公民普遍参加国家权力机构的选举。“普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口号。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对选举和被选举资格作出了种族、财产、居住年限等种种限制,实际上使之成为“有限的普选制”。这一点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然而,无产阶级并不因为资产阶级实行普选制有局限就摒弃它。相反地,无产阶级要破除的只是它的局限,更为充分地发展它的民主性的一面。无产阶级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就采用普选制。我们国家的各级权力机关也是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里,被搞得最为混乱的是自由、民主问题。自由、民主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时提出的进步口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总是把自由、民主当作资产阶级独占的口号,这是很不恰当的。应该看到,自由和民主的提出,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不但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自由和民主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也一直使用自由和民主的口号。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这是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剥削和统治所带来的局限。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自由、民主,更不能把自由、民主当作资产阶级的私产。我们决不能把自由、民主的口号拱手奉让给资产阶级,而是要更高地举起民主、自由的旗帜。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地、充分地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要摒弃的只是资产阶级给民主和自由带上的镣铐而已。人民的民主,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近代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包袱十分沉重。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加之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和领导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延缓了民主发展的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了历史教训,坚决克服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健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在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更把建设高度民主列为奋斗目标之一。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也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邓小平文选》第154页)民主要制度化,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资本主义世界的思想文化,长期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兴无灭资”的口号就盛行过相当长的时期,影响至今犹存。其实,把资本主义时期所创造的思想文化都当做腐朽的东西,拒于千里之外,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因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人类认识的历史连续性,是那么显而易见。人类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由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观念、思想和理论,虽然有许多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但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发展的认识水平。因此,这些观念、思想和理论,既是资产阶级的精神财富,又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恩格斯说过,“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致弗·梅林》,《马恩选集》第4卷第501页)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应该是阶级性最强的科学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是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创造的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内容的结果。列宁在无情地抨击“无产阶级文化派”时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思想文化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要吸取一切有益于我们的东西,要抵制的只是那些腐朽的东西。
正确对待资产阶级统治时期所创造的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们坚决摒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但是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这就为正确对待资产阶级统治时期所创造的文明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努力掌握当代世界文明的巨大成果,并在我国建设实践中加以检验、改造和发展,就能使我国尽快地摆脱落后状态,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5版()
专栏:

发展短期资金市场
李昌杲 张士明
资金市场按期限划分,一般分为短期资金市场和长期资金市场。长期资金市场是指对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中、长期借贷资金的调剂、融通活动。短期资金市场是指对短期资金供求的调剂、融通。与前者相比,短期资金市场具有偿还期限短、流动性强和风险小的特点。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目前应主要发展短期资金市场。
第一,我国目前固定资产积累与流动资产积累的比例不协调。由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资金“大锅饭”的弊端尚未彻底根除,不少地方、企业仍只重视固定资产的积累,而不重视流动资产的积累,一味上项目,争投资。在安排固定资产投资时,不配置相应的铺底流动资金,似乎企业一经投产开办,银行就得无条件地供应流动资金。有的企业甚至挤占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今年初发生的流动资金短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社会积累内部的这种比例失调造成的。因此,在固定资产积累与流动资产积累的关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如果盲目发展长期资金市场,以有价证券的形式,续短为长,搞长期投资,势必造成固定资产积累与流动资产积累比例更加失调,企业流动资金对银行的依附关系更加深化,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问题更加突出,流动资金更加短缺,形成投资、消费双膨胀与现有生产能力开工不足、有效供给缩减并存的局面,从而给国民经济带来不良后果。
第二,绝大部分企业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实行股份制。近来虽然一些地方的企业开始出售少量股票,个别城市还出现了少量的股票交易,但从整体来看,企业股份制仅处在一个试验阶段。在短期内,我国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份制还不可能有很大发展,加之我国目前商品经济不发达,劳动生产率不高,剩余产品不多,决定了企业和居民所持股票、债券数量也不可能很多。既然企业股份制的前景还不明朗,人们对股票、债券的持有量有限,因此当前还没有条件建立属于长期资金市场范畴的股票交易所。至于有关股票的转让事宜,可暂由专业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代理。待越来越多的企业变为股份企业,并且人们持有股票数量增多了,再来考虑建立相应的股票交易所。就是说,目前发展长期资金市场的步子不宜迈得太快,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先发展短期资金市场。
第三,我国信用制度不发达,信用工具单一。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民间信用以及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开始出现,但多以口头协议和互相挂帐的原始形式出现。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和发展多种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健全信用制度,并使人们学会运用和管理各种信用工具。有了这个基础,才能逐步形成长期资金市场。
综上所述,近期开辟资金市场,应遵循以发展短期资金市场为主,长期资金市场为辅,适当开放外汇调剂和外汇拆借市场的原则,可考虑发展以下几种短期资金市场:
第一,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这应是我国开放资金市场的着力点。因为银行资金是社会资金的一个大头,搞活资金,首先要搞活银行信贷资金,只有银行信贷资金活起来,才能逐步带动整个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而信贷资金是周转使用的,各专业银行的资金会发生此多彼少、此用彼闲的情况,这样就使资金在使用上发生时间差、地区差和行际差,产生了调剂资金余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就要求各专业银行在更大的范围内,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利用时间差、地区差、行际差和正常的资金头寸,进行拆借融通。利率、期限由双方议定,自由成交。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资金既可拆进,又可拆出,从而把现有的资金用活,加速周转,实现最优配置,发挥最大效益。
第二,票据贴现市场。随着以横向联系为特征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都应实行票据化。凡不实行商业票据的,开户银行不应提供贷款。在商业信用票据化的同时,专业银行应当相应开办票据承兑、贴现业务,以及票据抵押贷款业务。中央银行也要办理再贴现业务,并将再贴现业务作为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主要途径。为推动商业信用票据化和票据市场的形成,票据贴现率应低于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并且要把银行贷款方式由现在的信用放款逐步改为商业承兑票据贴现和抵押放款,抵押品必须在保险公司投保。今后信用放款可作为一种优惠贷款加以利用,大额信用放款的有关凭证应通过公证部门公证,以提高贷款质量,减少贷款风险。
第三,短期证券市场。发行多种形式的短期债券,逐步建立交易市场,通过金融机构买卖短期债券,推行汇票、本票,还可以考虑增加短期国库券、存款证等。这样不仅可以帮助一部分企业解决资金周转中的困难,而且可以把民间信用逐步引导到有管理的市场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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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二次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讨论会简介
不久前,由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究会发起的第二次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讨论会在山东省淄博市举行。与会代表就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财政体制改革、社会财力的综合运用、微观搞活的宏观对策等一系列改革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择要简介如下:
一、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及其对策 目前的经济形势如何?宏观上应采取什么对策?这是本次会议的热门话题。与会同志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去年下半年,为了解决经济“扩张过热”的问题而采取的财政金融“双紧”政策,抑制了经济的超高速增长,缓解了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双紧”政策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与会代表在“双紧”政策的总体成效、当前的形势及其对策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一部分同志指出,由于“收缩过冷”,“双紧”政策在平抑超高速、缓解供求紧张状况的同时,也导致了经济萎缩和波动。当前总的情况是经济增长速度偏低,总需求过于萎缩,其中投资需求尤显不足,从而导致了主要生产资料库存增加、流动资金大量投放与大量产品库存过多并存、规模效益下降、成本上升、财政收入相对下降等问题。因此,在宏观上应适当放松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
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从总体上说是较为成功的。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中央基于控制偏紧的情况,适时适度地松动了总需求,从而既缓解了经济的紧张状态,又避免了经济增长的急剧滑坡,实现了“软着陆”。可以说,目前经济形势呈现了宽松的趋势。但这是相对于去年总需求远大于总供给、生产超高速增长、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物价指数上升过快而言的,并非意味着已根本缓解。现在,国民收入超分配仍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基建规模仍然过大。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同时又指出,今年的经济形势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不能忽视,这就是结构性需求不足。因此,目前除在总体上继续控制总需求之外,还应该适当调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
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孰紧?孰松?抑或双紧?一部分同志指出,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已由五十年代的70%发展到目前的对半开,而在目前的财政支出中,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约为60%—70%。这种状况使中央财政入不敷出,靠向地方借债和银行透支来平衡预算。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系中,中央财政起着主导作用,担负着宏观控制和调节的职能。而目前中央财政收入远不足以保证这种职能的发挥,因而应该适当集中财力,加强中央财政。
另外一些同志则指出,所谓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地方财政相对宽裕的说法,要具体分析。地方财政节余并不意味着日子好过。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地方财政节余很难说是增收节支的结果,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财政不具备搞赤字的条件。同时,中央通过各种途径,已经把原属地方的一部分财力又拿了回去,如发行国库券,征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等。再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财政的职能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因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地方财政收入中再上调一部分给中央财政。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确实比较大,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不必要或不合理的支出,因而中央财政应该励精图治,开源节流,一定要根据量入为出的原则,把有限的财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从根本上说,应该改革预算体制,制订预算法,预算一经人大通过,就不能轻易追加变更。
也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单纯从收支关系来看,目前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出现了“双紧”状态。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支出无度,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事权和财权不相适应,各级财政预算约束软化。需要和可能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支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永远是无限的,而收入则总是有限的。说财政的松紧只能是指一定收入和必须的支出之间的松紧而言,如果支出无度,预算约束软化,财政怎么可能宽松呢?缓解“双紧”状态的根本出路在于进行财政体制的全面改革。基本内容是:科学地确定和划分各级财政的职能和职权,在此基础上划分各级财政的财权和财力来源,硬化预算约束,各级财政自求平衡。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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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本研究“首脑”的书
严忠树
自十六世纪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弗利撰写的《君主论》问世以来,研究首脑行为规律的书不断出现。近几十年来,在国外已经发展成为政治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首脑政治学,而在国内,这门学科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严家其的新作《首脑论》,是我国研究首脑政治学的第一本专著。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往往将首脑神化和偶象化,这种“首脑观”必然要影响到对首脑的全面认识和科学评价。《首脑论》的重要功绩之一,是以大量的史料描述了首脑的过去和现在,剖视了首脑的不同侧面,剥下了首脑神秘的外衣,将他们还原为真实的人,活生生的人,使读者可以看到首脑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所造成的功过,除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外,还和首脑的婚姻、家庭、首脑本人的品格、气质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脑论》还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了首脑的行为规律,也就是研究他们是通过什么道路和途径取得最高权力的,又是如何进行统治以维持权力的。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代最高权力更迭的不同“规则”,以及伴随这种权力更迭所引起的种种斗争形式,《首脑论》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和比较,使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各种政体的利弊。
特别要指出的是,《首脑论》对政治体系稳定理论的探索是颇有见解和独到之处的。该书总结了历史上克服和消除政治体系弊病的两种途径:对首脑的品格和行为提出种种要求,制定种种规范的“人格论”;通过改善政治体系,使首脑本人的缺点、弱点不致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严重危机的“体系论”;并指出这两种途径之间没有一条截然的界限,许多国家常常是两者并用。但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古代和中世纪主要是从“人格论”的途径克服政治体系的弊病,而近现代,则多采用“体系论”。此外,该书总结出的首脑行为规范二十项、政治体系完善化的十项规范等,对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来说,都不无借鉴作用。
《首脑论》的作者在序言中说,愿将此书献给现在正在任职的世界各国的首脑们,也愿将这本书献给那些希望成为首脑的人们,希望他们能了解作为首脑的崇高职责,更好地致力于人类的幸福和和平事业,这也正是著者撰写本书的目的之一。


第5版()
专栏:

《托洛茨基评传》出版
李显荣编著的《托洛茨基评传》,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作者收集了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可能收集到的有关托洛茨基的资料,对托洛茨基的一生做了分析研究。 (史永谦)
△中国人民大学已故名誉校长郭影秋同志的回忆录——《往事漫忆》,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记述了郭影秋同志革命的一生,提供了丰富的革命史料。 (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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