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br/>专栏：<br/><br/> 高风亮节 大智大勇<br/> ——沉痛悼念叶剑英同志<br/> 李德生<br/>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敬爱的叶剑英元帅不幸逝世了。在叶帅垂危时刻，我赶到病榻旁，在他生前致以最后的敬意。面对业已处于弥留状态的敬爱的老首长，想起他为党为人民英勇奋斗、鞠躬尽瘁的一生，以及对自己的深切关怀和谆谆教诲，不由得热泪盈眶，沉痛的心情难以自己。<br/> 叶帅大智大勇，在全党全军德高望重。我自己在六十年代初期，通过倡导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这件事，直接领会到他的雄才大略。这一时期，林彪在全军推行“以四好为纲”，“只搞文不搞武”的偏差已见端倪。在军委主持教育训练工作的叶帅，适时在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上提出：党委要以训练为中心，全面安排自己的工作，要象过去抓作战一样抓训练。要探索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现代战争要求和我军特点的训练方法。第一把手要亲自抓，要深入下去，一抓二钻，一查二帮，作典型调查，及时总结和推广经验。要把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统一和兼顾起来。我在总政《工作通讯》上看到叶帅的这些指示，对照部队实际，反复学习领会，感到既亲切又很重要。年度训练开始，我们军派出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到某团二连蹲点，组织战术训练改革试验，发现了郭兴福这个典型，便抓住不放，经过不断总结提高，形成了“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在全军推广并逐步完善。1963年秋，叶帅在《军训简报》上看到关于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后，立即引起关注。同年12月下旬，总参军训部在镇江地区小衣庄召开训练现场会议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这是一次业务性会议，叶帅却非常重视，乘飞机赶往参加。他冒着严寒，在野外实地观看郭兴福教的单兵进攻战术作业，亲切地同郭兴福和每个参加演练的战士谈话了解情况。战士叶铁虎，冲击动作勇猛，一手能投两枚手榴弹，在一次冲击动作中，鞋子被树枝戳穿，流了很多血，但一声未吭，坚持到训练完毕。叶帅夸奖他“真象一只小老虎”。他还仔细地观看了“郭兴福式”教练员教的单兵防御、被复线架设、山地喷火、攀登悬崖、对刺、投弹、捕俘等训练项目，并与大家座谈讨论，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给了干部战士以极大的鼓励。<br/> 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叶帅肯定，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坚持和他人努力的结果。为了使它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叶帅将其归纳为五个突出的特点，即：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兵练得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等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叶帅认为这些方法，不仅适合于各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他向军委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赞许。毛泽东同志仔细看了叶帅的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时，在下面划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当看到报告中说“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方法”后，他高兴地指出，“这不仅是继承，而且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还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此后，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和大练兵的群众运动，就在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br/> 正当大练兵运动深入发展、全军军事训练出现一派大好形势的时候，林彪却别有用心地抓住训练中出现的某些个别现象，硬说“大练兵冲击了政治”，“犯了路线错误”，并利用手中职权发出所谓《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把全军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泼了冷水。后来在“文革”中，还把它作为叶帅的一条“罪状”。大比武的尖子郭兴福同志也受到残酷迫害，家破人亡。对此，叶帅表现了极大的革命义愤。就在林彪给大练兵扣上“冲击政治”的帽子之后不久，叶帅在一次会议上给以驳斥说：“郭兴福教学法，不是郭兴福一个人创造的，是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智慧的表现，是我军几十年训练经验的总结，是毛主席练兵思想的继承和发扬。郭兴福教学方法还是要继续推广，并使它继续向前发展。”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叶帅不止一次地向我气愤地谈起林彪扼杀大练兵运动对军队建设造成的破坏，并关心地询问郭兴福的情况，他说：“郭兴福对军事训练有很大贡献嘛！应该让他工作，继续搞训练。”在叶帅和罗瑞卿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为郭兴福同志彻底平了反，恢复了工作。<br/>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二十二年后的今天，回顾叶帅大力倡导郭兴福教学法的过程，使我深深体会到他作为伟大政治家、军事家所具有的非凡胆识和坚持原则的崇高品德。<br/> 十年动乱中，叶帅同林彪、江青等人的反党乱军活动进行了坚决不懈的斗争，在磨难面前，他大义凛然，于危难中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br/>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叶帅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时，军队建设受到严重破坏，亟待整顿，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做这些工作时，又必须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投鼠忌器”，斗争形势复杂艰巨。我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总政治部主任，负责承办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具体事宜，这时，我同叶帅有了密切的接触，亲自见到叶帅为整顿军队而昼夜操劳，多次听到他对军队建设的精辟指示，并常常直接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他和我谈工作，总是那么亲切、热忱，循循善诱，他那前辈、长者的风范，使我激动不已，受到极大的教益，终身难忘。<br/> 当时，叶帅以极大的注意力抓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他多次对我说，林彪给部队造成的危害太深了，要肃清其恶劣影响非下大力气不可。“九一三”后，根据周总理和叶帅的指示，总政向驻京各大单位派了工作组。他带领我们夜以继日地对全军各大单位的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了解，仔细批阅总政工作组的报告，和我们一起分析情况，指导我们工作。他还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听取汇报，亲自找一些单位的领导同志谈话，做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流毒，清除派性，促进团结的工作。当时，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断插手军队工作，在一些会议上胡搅蛮缠，总想把事情搅乱，以遂其乱军篡党的阴谋。叶帅一方面要求大家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彻底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搞深搞透，清除隐患，一方面帮助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认真检查，总结教训，使广大干部受到教育，并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增强团结，以竭力遏制江青等继续制造混乱的阴谋。他特别重视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反复强调，军队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决不能让那些阴谋家、野心家得逞。他亲自提名一些老同志回来工作，不让大权旁落。在叶帅的具体指导下，全军清查工作比较稳妥、顺利地进行，这对当时稳定军队和国家的局势起了重要作用。<br/> 叶帅曾向我谈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表示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提议，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并安排我去看望小平同志。他多次对我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治政治军离不开他们。1972年12月，毛主席提出要废除对干部的法西斯审讯。借此机会，周总理、叶帅和先念等同志大力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叶帅详细了解军队在“文革”中每个被“审查”的高级干部的情况，指示总政提出具体的安排意见，并亲自同一些干部谈话。经过努力，军队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一大批老干部迅速得到“解放”，得以重新为军队建设贡献力量。<br/> 叶帅还大力恢复被林彪破坏了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的研制。他多次指示部队要恢复优良传统，以办教导队的方式搞好传帮带；要抓好“三防”训练，开展对抗演习，动员民兵和军队一道做好战备工作。同当年实地考核郭兴福教学法一样，他多次亲自观看部队和民兵的训练和演习。1973年7月在怀柔水库举行武装泅渡和水上跳伞表演，叶帅冒着酷暑，兴致勃勃地看完之后，又向表演的部队和民兵讲了话，鼓励大家在蛙泳泅渡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会潜泳，以减少损失，保证登陆作战的胜利；要求大家把火力同运动结合起来，使用兵力要有重点。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自从“文革”以来，这一套没搞了，你们开始搞了，带了头，要号召一下，全国全军都要搞。你们这次演习，要把经验总结起来，在解放军报上、杂志上发表。1973年10月，北京军区在华北某地组织了一次打集群坦克的演习，当时周总理从身体条件和安全考虑，不放心让叶帅参加。但已年逾古稀的叶帅，坚持亲临现场进行指导。我报告周总理：“叶帅去一下好，安全问题由我负责。”叶帅一下飞机便直奔演习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习，并称赞这次演习搞得好，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思想，要求大家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重点抓好战术和技术基础训练的同时，再搞一些大规模的合同战术的演习，还提出必须增强部队反坦克武器，狠抓打坦克训练。在武器装备研制方面，叶帅提出加强常规武器和部分尖端武器研制的具体要求，指出我们既不是唯武器论者，也不能搞“唯无武器论”。叶帅的这些重要思想，很快在部队得到了贯彻，为后来部队转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br/> 叶帅十分关心军队的政治工作，多次谈到政治工作如何消除林彪影响的问题。总政召开会议，请他参加，他总是爽快地应允到会讲话。1973年4月，总政召开全军宣传部长会议，叶帅到会作了很长一篇讲话。他要求部队搞好批林整风，加强政治军事训练，整顿管理教育。他说，不管怎么样，首先要抓好军队，军队巩固了，不管什么时候，敌人进攻，我们都可以对付。野心家想搞阴谋我们也不怕。所以上头要抓好中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下头要抓好连队党支部，这是我们的基础。后来，他又指示对军队的报纸“要抓一下，要检查一下，总结一下，用报纸这个武器，肃清林彪的影响”。<br/> 1973年底，经总政研究，决定八一电影制片厂取消“革委会”，恢复党委制。“四人帮”对此竭力反对，王洪文叫嚣，“革委会是新生事物，取消值得研究”。叶帅得知后坚定地支持我们的意见，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八一厂是属于军队的建制，应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江青极为不满，先是借口八一厂没有给摄制样板戏提供最好的摄影机，深夜把叶帅、先念同志和我拉到八一厂，大吵大闹，继而又在翌年3月5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八一厂改厂长制，我们不同意，政治局有四个人（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坚决不同意。”她还嚣张地说，就是要整一整军队，要“放火烧荒”。<br/> 经过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的艰苦工作，军队建设逐步好转。这就为“四人帮”所不容。他们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叶帅，终于以批林批孔为由，掀起了反对周、叶的恶浪。我在工作中，大事都是请示周总理、叶帅，他们便诬我为“大军阀”，进行批判斗争。叶帅在自己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处处给我以关心和保护。我调到沈阳军区工作后，叶帅亲自调飞机叫我去看地形，经常同我通电话了解情况。“批林批孔”中有人提出要把我揪回北京批斗。叶帅得知后，气愤地说：“德生同志是前线的司令，你们要把他揪回来斗，这不是要搞乱军队吗？”正是由于总理、叶帅的保护，我才免遭“四人帮”的再次迫害。后来，毛主席批判“四人帮”搞“三箭齐发”，“形而上学猖獗”。叶帅又及时打电话向我传达。这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是冒着多大的风险啊。我每接到叶帅一次电话，总是百感交集，激动之心久久不能平静。这年9月，政治局开会，“四人帮”又一次对我和几位军队领导同志发起攻击，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会后，我已心力交瘁。不料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叶帅专程到宾馆看望，嘱咐我保重身体，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br/> 1976年初，“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叶帅深为政治形势的日益恶化而担忧，他虽遭“四人帮”迫害，再次被中止了领导工作，但仍为党和国家、军队的前途日夜操劳，运筹帷幄。在一次来京参加会议时，我去看望叶帅，他愤慨地向我谈起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窃取的部分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同志。叶帅沉思片刻之后，打开身旁的收音机，对我说，当前全国形势严峻，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为了听清他的话，我把开着的收音机关了，叶帅随即又将收音机打开，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接着他斩钉截铁地说：还是抓组织重要。我明白他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要果断地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帅所说的组织问题，显然不是别的，而是指中央的问题。在当时“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叶帅已在深谋远虑，如何采取最有效的办法来挽救党和国家的命运。十月惊雷震动世界，我们党终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祖国迎来了明媚的春天。<br/> 叶帅有诗云：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这也是叶帅一生为革命的崇高精神的写照。我同他的接触虽然不长，但他这种大智大勇的革命风范却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第5版()<br/>专栏：<br/><br/> 缅怀“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彭涛同志<br/> 谷景生 高惠如 郭明秋 姚依林 孙敬文<br/> 今年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五十一周年纪念日。我们这些当年“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追忆往事，深切缅怀“一二·九”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彭涛同志。彭涛同志在组织与领导“一二·九”运动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他逝世距今已有二十五年，但他的革命业绩是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的。<br/> 一、为恢复党组织而斗争<br/> 彭涛同志从1926年十三岁任江西波阳儿童团团长时起，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933年我党和冯玉祥将军合作，在张家口地区建立了抗日同盟军。党派彭涛同志任共青团张家口市委书记，并在党员吉鸿昌同志的部队搞军事工作，一直到抗日同盟军失败。在抗日同盟军这一段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后来彭涛同志发动和领导“一二·九”运动时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有很大的影响。<br/>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彭涛同志到北平，考入辅仁大学，以学生身分为掩护，继续作党的工作。当时的北平，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北平党组织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党团员剩下无几。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彭涛同志积极为恢复党的组织而努力工作。他一面设法联络失去关系的党团员；一面同已和河北省委接上关系的王学明等同志研究恢复“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文总”、“左联”这样一些党的外围组织，以及共青团组织。1935年4、5月间，成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王学明同志任书记，彭涛同志任宣传部长。工委成立后，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这些党的外围组织，恢复和重新组织了被国民党摧残了的革命力量，彭涛同志为此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在一些学校中相继建立了“武卫会”分会。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分会的工作，倡议创办了《抗日新闻》三日刊，及时把党的精神，抗日形势及斗争策略传播下去。“武卫会”成为党的得力助手，它把广大爱国青年吸引在党的周围，不仅推动了部分学校学生自治会的恢复和建立，而且为抗日救亡运动建立起了基本队伍，培养并锻炼了一批骨干。<br/> 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签字后，引起了广大爱国学生的极大愤怒。以彭涛同志为主的几位同志组织发动了一次以教会学校的中学爱国学生为主的向何应钦请愿的行动，并起草了“反对出卖华北”、“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等六项要求的宣言，印成传单，广为散发。这次请愿，尽管规模不大，但为以后北平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积累了经验。<br/> 二、坚持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争取抗日、反对内战的正确路线<br/> 在华北形势日趋恶化，广大学生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彭涛同志根据过去的经验，并从各种报刊杂志中了解到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情况，结合当时实际，审时度势，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必须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在学生中发动向国民党争取抗日、民主、自由的斗争。1935年夏，暴雨成灾，黄河决口，数十万灾民流离失所，北平街头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灾民。彭涛同志根据河北省委发动群众救灾、自救的精神，决定以武卫会为核心，通过救灾工作，争取合法活动，以团结更广大的学生群众，并掩护党的抗日救亡工作。9月29日，正式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学生筹备水灾救济联合会，并在北平社会局正式登记备案，取得了合法地位。党组织积极利用这一合法机构，广泛开展赈灾活动，把揭露国民党的反动腐败与救灾工作结合起来，使更多的人动员起来加入抗日的队伍。彭涛同志还带领救济联合会的领导人，携带钱款、衣物、用品等，亲自到山东德州，深入灾区把物品送到灾民手中。由于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一些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又逐步恢复和建立起来，抗日救亡活动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好。<br/> 正在这个时候，北平党的工作委员会中，却发生了意见分歧。工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受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不同意彭涛同志的正确意见和做法，坚持要在学生中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的口号。彭涛等同志坚持了他们的正确意见，一方面写信给中共河北省委，申述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仍然不停顿地开展合法斗争，积极发动抗日救亡运动。10月下旬，彭涛等同志邀集平津十校的学生代表，秘密协商，通过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11月1日，天津《大公报》以各校联名电呈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形式，登载了这篇宣言。这个宣言在北平爱国学生中引起了极大反响，革命实践证明了组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正确的。中共河北省委了解到北平党内争论，派特派员李常青同志到北平直接主持北平党的工作，撤销了中共北平工委，由彭涛、周小舟等同志组成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临时工委确定了反对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发动广大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任务和利用合法斗争，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1月18日，党组织不失时机地把水灾救济联合会改组为北平学生联合会，彭涛同志任学联党团书记。北平的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走向深入，不断发展壮大，终于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br/> 三、组织和领导“一二·九”运动<br/> 华北危机，日甚一日。1935年11月下旬，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傀儡政权，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与此同时，适应日本帝国主义需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将酝酿出笼。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彭涛同志与学联的其他领导人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学联召开的会议上，彭涛同志指出：现在的形势就象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烧起熊熊大火。广大学生群众是爱国的，是要求抗日的，只要我们一号召，群众就会起来响应的。他还指出：这次行动是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如果请愿不成，则立即转为示威。经过讨论，彭涛同志的意见博得了与会者大多数的赞同。<br/> 12月9日，北平的爱国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热血，冲破军警的阻拦，涌向新华门请愿。何应钦避而不见，学生请愿随即转为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示威队伍行至王府井，被军警的水龙冲散后又迅速集中起来并准备继续向东交民巷一带前进。但东交民巷一带已部署了大批军警并架起机枪，如果继续前进，势必遭受到更大的流血牺牲，因此当即决定撤回队伍。嗣后，学联即宣布全市实行总罢课。一场震惊中外，名垂青史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在彭涛等同志的直接组织与指挥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轰动了全国，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怖统治，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狂澜。当时党内规定很严，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参加公开活动，因此彭涛同志没有去参加示威游行。<br/> 当“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于16日成立的消息传出后，彭涛同志与学联主要领导成员研究决定再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一六”运动。“一二·一六”是“一二·九”的继续，它比“一二·九”组织得更好，参加的人更广泛。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扑灭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对北平学生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首先他们派复兴社头子杨立奎出面跟学联谈判，要学联接受国民党领导，遭到了学联代表的严辞拒绝。收买不成，他们就秘密命令北平当局解散平津学联，并要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校长和学生代表到南京“聆悉政府方针”。同时，命令学校提前放寒假，强迫学生离校。当时河北省委已决定成立中共北平市委，派林枫同志到北平任市委书记，黄敬同志也参与了学联的领导工作。面对这种形势，为了扩大运动影响，向全国发展，把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保存、巩固下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觉悟和发展党的组织，经市委批准，学联党团在彭涛同志主持下，提出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工农结合的方针。彭涛同志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约有五百人左右，设有总指挥部，组织决定彭涛同志担任党团书记。南下宣传团党组织有意识地组织团员讨论面临的重大问题，使团员进一步领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引导团员改变学生腔，同工农相结合，使许多青年学生由此开始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宣传团在华北的广大农村撒下了抗日的火种。<br/> 南下宣传团到达保定附近时，鉴于当时的形势，如果再继续前进，将会发生很大困难，彭涛同志及时提出到保定后就应返回北平。正在这时接到北平党组织的通知，要宣传团适可而止，于是宣传团到保定后就开始返回北平。彭涛同志得到党组织的通知，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让他赶快离开队伍，因此彭涛同志回到了北平。他回北平前在讨论宣传团返回北平后怎么办时，彭涛同志提出应该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先进抗日青年组织，经过宣传团的领导讨论，确定这个组织叫“民族解放先锋队”，于是民先队在1936年2月1日正式成立。它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华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br/> 时光荏苒，一晃五十余年过去了。彭涛同志溘然病逝，离开我们也已二十五个春秋了。但从我们与之早期共事的这一段经历，不难看出，他在我们之间，在当时各大中学生代表、同志之间，是起着重要的鼓舞作用和组织领导作用的。他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不断地辛勤工作，深入学生群众，联系进步教授，和他们共商拯救国难大计，实事求是地处理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从客观实际出发，及时地、灵活地把学生运动引向深入，掀起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高潮。彭涛同志以其卓越的群众工作才能，组织领导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