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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吁
我的苦恼
我原是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室主任。1981年初，根据群众揭发，我向市委汇报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孙晓泉有非法攫取名贵字画文物之嫌。市委组成由我负责的调查组，经过四个月的了解，我们根据查清的证据，给市委写了报告，建议对孙晓泉进行严肃处理。
1982年2月，市委竟定孙晓泉犯了“化公为私”的“严重错误”，仅给予撤职、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据我了解，市委当时主持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在处理孙案时，有明显的不妥。这个决定使调查组的同志感到惊讶，杭州市的群众也极为不满。
在中央和省的领导同志的督促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市委重新处理了孙晓泉。然而，那位主持工作的市委负责同志在修改新闻报道时，却把孙案的重新处理，说成是市委“作了进一步分析和查证”。
对市委主要负责人处理孙案时的错误做法，我在1982年2月底至4月，曾四次写信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就在这期间，1982年3月，在市委决定开除孙晓泉党籍，建议追究法律责任的同一月，我被免去市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调省外贸局安排工作。四年多过去了，我在省外贸局和外地除干过几个月的临时工作外，一直赋闲家中。
我多次向省委和有关领导反映我的情况，要求说明不安排我工作的原因，恳请给我适当工作，但一直没有结果。使我难以理解的是，在中央一再强调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的今天，在我身体仍然健康的情况下，我连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我再次请求组织给我说明不安排工作的原因，还我工作的权利！
浙江杭州市 胡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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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汇报
值得深思的四年赋闲
本报记者 李春雷
接到胡尘同志的来信后，记者到杭州进行了采访。
胡尘，男，现年五十六岁。他先毕业于华南工学院（五年制本科生），后又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大专班。记者这次与他交谈时发现，胡尘同志虽已年过半百，又在家赋闲四年多，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对革命工作满腔热情。
1982年3月，浙江省委组织部免去胡尘杭州市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调省外贸局安排工作。这种任免通知使外贸局相当作难，因为按当时的干部管理制度，让省外贸局安排胡尘的工作，等于是对胡尘降职使用。外贸局领导人数次请示省委，要求明确胡尘的职务，省委组织部答复是胡尘仍属省管干部，但具体工作一直没有安排。省外贸局几位局长听省进出口委员会一位副主任说，省里打算安排胡尘任副局长，但是没有任免通知，外贸局只好让胡尘在进出口处等待分配。半年后，经局领导批准，胡尘回家“等待分配”。后来，胡尘多次请求给他安排适当工作。1984年底，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出面联系，准备分配胡尘去一所大学工作。征求意见时，胡尘觉得自己不适合大学工作，这次安排不了了之。
胡尘是不是已不能工作了呢？答案是否定的。1974年初，胡尘从新华总社调浙江分社任记者组负责人。作为一名记者，他不屈于帮派分子的淫威，深入到各种场所，真实地反映浙江“文革”后期的一些重大问题。粉碎“四人帮”后，省里调他负责清查工作，胡尘严谨慎重，实事求是，成绩显著。1979年后他调杭州市委办公室先后任副主任、主任，处理工作有条有理，曾扎扎实实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记者访问了杭州市委原任四位正副书记、办公室三位副主任、省委组织部原任和现任四位正副部长以及其他同志，大家一致认为：胡尘同志政治素质较好，工作能力强！
政治素质较好，工作能力强而又身体健康的胡尘，究竟为何被“挂”起来呢？人们很容易会想到胡尘被免职前的一些情况。
1981年4月，杭州市一些群众反映，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局局长孙晓泉有利用职权侵吞文物、敲诈他人收藏的名贵字画的问题。胡尘被市委指定负责调查。几个月后，调查组确认孙晓泉有侵吞珍贵文物，以及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行为，触犯了刑法。1982年2月，在市委一位主要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此后不久兼省委常委，现在省里工作）主持下，市委常委会研究处理孙案。会上，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和一些常委认为孙已触犯法律，但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却坚持在党内处理。2月20日，杭州日报刊出市委处理孙晓泉的决定，把孙的犯罪行为说成是“利用职权、化公为私，攫取珍贵文物和大批字画”，“错误严重”；决定给孙晓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市委组织部还接到那位市委负责人写的便条，指示在孙晓泉受处分期间可安排适当工作，如果表现好，可以提前恢复组织生活。
市委的处理决定引起了杭州群众的不满，他们纷纷给中央、省委及杭州日报写信、打电报，要求追究孙晓泉的法律责任。当时省委主管政法的书记王芳也指出：孙晓泉确实触犯了刑法。胡尘作为调查组负责人，连续四次给中央有关方面写信，认为孙案处理不当；同时，还反映了那位市委主要负责人在处理孙晓泉问题上的做法。3月3日，中纪委发出加急电报，指出杭州市委对孙案处理不严肃，要求重新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杭州市委开除了孙晓泉的党籍，并由司法部门审理。孙晓泉终于以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罪被判处四年徒刑。胡尘在孙晓泉问题上抵制了市委负责同志的错误，平时工作中又和那位市委负责人有过一些意见分歧，那位负责人便在有的场合向人说：胡尘把整个杭州市委都告了，平时和人家关系也紧张，等等。
1981年9月，原省政府一位领导人负责筹备一项对外贸易工作，经省委组织部推荐，胡尘暂时协助省进出口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具体负责准备。胡尘去香港考察回来后，提出了几条建议。胡尘的建议同那位负责这项工作的省政府领导人的设想不同，并对原来的不符实际的打算有所否定。尽管后来的实践证明胡尘的建议是正确的，但他却被有些人看成是“拆台”。随之还传出胡尘“太狂妄”、“偏激”、“极左”等流言。如此这般，胡尘去香港负责贸易工作的资格，被取消了！
此外，胡尘在工作中，由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也曾得罪过某些人。
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告诉记者，近两年来，他们曾几次为胡尘联系工作单位，但都不大愿意接收。
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其中，确实有些问题令人不解。人们该从中吸取点什么经验教训呢？五十多岁的胡尘，还有几年能为党工作？难道真的就让他这样一直“赋闲”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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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里话
这样乱收税，我们怎么办？
编者按：开口征税五百元，最后以三十元了事，这简直是把收税当成儿戏，更不用说，这完全不符合“收税条款”。该怎么办？唯一办法应是严肃法纪，以儆效尤。现在确有少数人，穿上一身公务服，便仗势胡乱征钱要物、骗吃骗喝。这种行业不正之风，非刹不可！
我村处在中原油田开发会战的中心地带，远离集镇，在野外施工的油田工人就餐十分困难。
今年冬闲时，我们几家劳动力多的农民，开办了几个本小利微的小吃铺。这样，石油工人就能随时随地吃上可口饭菜，大家都很满意。
没想到，开业没几天，乡工商市场管理所来了几个同志，要我们报税。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我们没怨言。让人气不过的是，收税人员没标准，开口就要五百元，还不叫问为什么要这么多。若问，就加倍要收一千元。说实话，象我们这小吃铺，全部财产都不足五百元。
经过再三解释，才由五百元降到五十元。让税务人员在铺里吃喝一场，又减免了二十元，最后收了三十元完事。
请问，上述收税办法，是否符合收税条款？如不符合，该怎么办？
河南濮阳市郊区子岸乡 王忠海等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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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毖后录
只顾市里面子 不顾百姓就餐
襄樊市“文明街”饮食店停业迎接检查团
湖北省组织的一个“八市卫生检查团”10月24日来到我市进行卫生大检查。停留时间为五天。
检查团到达前一天下午，沿着车站的一条街（襄樊市前进路，被市推举为“文明一条街”）上的所有工厂、商店齐动员，有钱出钱，没钱出力（物）搞卫生。市有关部门还下令，这条街上的饮食店，在检查团到来这天一律停业。据说因各店开业有碍市容，影响名次。“文明街”大小饭店有四十多家，一天营业额有多少？这笔经济账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去算算呢？况且，这又会影响多少旅客正常就餐？
各种检查都不应搞花架子，不应弄虚做假。襄樊市这次卫生检查，有些做法简直荒唐。请问检查团的同志，你们对此如何打分呢？
湖北襄樊市前进路居民 余言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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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草专卖公司索钱要物 凤凰雪茄烟厂盈利大减
最近，我们到湖南省凤凰雪茄烟厂调查，发现这个厂被一些烟草专卖公司索走资金一百四十多万元，致使这个厂盈利比去年同期减少90％。
目前，我国卷烟产大于销，一些烟草专卖公司看到厂家急于把卷烟推销出去，便利用专卖权谋利，谁家烟厂让利多，就进销谁的烟。凤凰雪茄烟厂为了把生产出来的烟推销出去，从年初开始，就不断提高卷烟出厂价让利幅度，年初仅1％，7月份上升到7％。只此一项，这家厂就损失一百二十多万元。
有的烟草专卖公司还以进销烟为诱饵，以缺钱、缺仓库为理由，向凤凰雪茄烟厂借钱要物。今年凤凰雪茄烟厂被沅陵、宁乡、桃江三个县烟草专卖公司各“借”走资金十万元。沅陵县烟草专卖公司还运走几吨基建钢材。
这些烟草专卖公司，以进销烟为手段，既分利，又拿钱，还长期拖欠货款。截至9月底，凤凰雪茄烟厂共被拖欠货款七百九十八万多元。
一些烟草专卖公司的这种做法，不仅妨害了卷烟生产的统一计划、统一价格的贯彻实施，也扩大了信贷投放，扩大了计划外基建规模；同时，也损害了工商关系。
湖南凤凰县工商银行 杨昌德 吴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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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违犯财经纪律的财务工作会议
10月17日至23日，由上海阀门厂（阀门行业华东区组长厂）主持，福建三明化工机械厂财务科主办了“全国阀门行业华东区第五次财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严重违犯财经纪律，大搞请客送礼，甚至开具假证明。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三十九人。每人每天仅交伙食费一元，实际标准为七元，差额由会议补贴。可是，会议却又给每位代表开具证明，说会议期间无伙食补助，让代表所在单位按会议伙食标准给予补贴。会议还给每位代表发送了香菇、莲子、茶叶等价值二十元的土特产。20日，代表们会餐，办酒席七桌，花费公款八百多元钱。
福建三明化工机械厂 蔡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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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服务工作面面观
捞钱新招代绑行李标签竟要收费
不久前，福州火车站行李房又增加了一项“业务”，即旅客填写好的行李标签，须由行李房工作人员代为绑上，每件收费一角钱。
为方便群众而提供的有偿服务，只要收费合理，群众也是欢迎的。但是，象绑标签这类事，只是举手之劳，无须代办，行李房把这种“服务”强加给旅客，不过是凭借独家经营之便，变着法子捞钱罢了。
如此“服务费”，收得旅客怨声不断，收得铁路声誉日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福州火车站应拿出实际行动来，纠正这种行业不正之风！
南昌陆军学院 章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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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新城广场应交还群众使用
地处西安市区中心的新城广场，“T”字路把它分成东西两侧，总面积约七万多平方米。这里，场地开阔，环境清静，多年来一直是群众集会、休息、锻炼身体的公共场所。但是，近几年来，先是广场西侧一部分被用作少年宫的工棚。后来，市环卫局的洒水车和外来车辆也相继停在这里。没有多久，广场东侧的草坪四周又被拉上了一圈纵横交错的铁丝网。目前，整个广场非常脏乱，更无群众的立足之地，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供群众休息及锻炼身体了！
西安市区人口的居住条件，目前大多还较差，群众需要有个活动和休息的场所。新城广场是市区内最大的公共场地，理应尽快交还给人民群众使用。
陕西西安毛毯厂 李广利
·答复·
李广利同志信中反映的情况是存在的。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西安市人民政府召开现场办公会议，作出了《关于整顿新城广场容貌的决定》，现在，广场两侧已基本腾空，东侧铁丝网早已拆除，群众出入自由，环境脏乱的状况已初步得到改观。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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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滥送人情农民难以承担 倡导新风凡事还须节俭
最近我们对我乡新沟村送礼风做了次调查，发现情况十分严重。
这个村有四百零五户、一千八百多人口，去年户户送礼，共送礼金近十五万元。最多的一户全年送礼一千一百多元，最少的一户也送礼二百三十元。
请客送礼的名目也日益繁多。除了婚丧喜庆以外，生日、相亲、说媒、招工、调干、升学、参军、盖房等也要请客送礼。每一名目中又分成若干项目。比如做生日酒，就有为孩子庆三朝、百日、周岁、三岁、十岁、十三岁的；为青壮年庆三十岁、三十六岁、夫妻和合六十岁、一百岁的；为老人庆半百、花甲、古稀年的。操办婚事有相亲、说婚、抵家、订婚、定聘、约期、短节、过礼等，每个环节都要请客或送礼。去年，全村有八十三户办酒席一百五十五次，共三千多桌。
人情涨价，礼越来越重。从前送份子钱三元两元就够了，现在没有几十元不行。从前礼物是几瓶酒、几只鸡，后来是皮鞋、衣料，现在送电视机、电扇才有面子。
“人情风”的兴盛给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带来很大的压力。去年，新沟村用于人情礼物上的开支占全村年总收入的22％。这个村人均年收入除掉口粮等非商品部分后，现金才有二百元，人均请客送礼就要花掉一百一十二元。生产投资因此大为减少。今春，为了买化肥、农药，村里不得不从集体积累中拿出五万元，又贷款三万多元借给农户。全村近20％的家庭由于缺乏资金，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不少农户因为送情还礼欠下债务，造成父子反目、婆媳不和、妯娌口角，影响家庭团结。今年8月中旬，九组一个农民要妻子办酒席祭奠祖宗。妻子抱怨其他兄弟、妯娌不送礼，吃白食，不愿办。这个农民盛怒之下打了妻子一记耳光。他妻子受到刺激，当日下午服农药自杀。
再过几天就是1987年，希望农村党员在新的一年里，能带头移风易俗，不搞迷信活动；村民不巧立名目摆酒请客，红白喜事尽量节俭。村里如能成立“红白喜庆理事会”，指导农民勤俭办人情事就更好了。建议农村党支部抓抓这件事。
湖南华容县护城乡 彭冬初 严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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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服务工作面面观
邮件积压丢失 还能容忍多久？
第十一届国际电子显微学年会于今年8月31日至9月3日在日本召开。会议组织委员会事先给我寄来了两张空白明信片，让我用英文打印好收信地址、姓名和在年会上宣读的论文题目后寄回。5月份我收到了日方寄来的第一份明信片，告诉我文章已收到。6月份日方给我寄来的第二份明信片，内容是关于参加会议事项与文章发表形式，但至今我未收到。中国电子显微学学会于7月初通知我立即去学会办理去日本的入境手续的信，我于11月1日才收到，此时会议已结束两个月。
7月8日，北京火车站通过邮局给我寄来一张催领到货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地址填写完全正确。可是在一百一十五天后我才收到。原来邮局将这张明信片错投到北京市机电研究院，这个单位的收发部门将这张明信片滞留一百多天后，才送到我们单位。
由于邮局人员的粗心，造成邮件积压、丢失，给我带来了许多烦恼，也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研究工作。
请问邮电部门的领导同志：这种现象你们还能容忍多久？！
机械工业部北京机电研究所九室 齐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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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耳闻目睹
旧貌·新颜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果实
这张照片上的两个画面，都是摄于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大兴有村，都是这里的孩子们读书的地方，相距百米左右，只不过拍摄时间不同而已。
右下角那几间破烂房屋是孩子们以前的旧教室；在做游戏的孩子们后面的那排整洁明亮的瓦房，是当地驻军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中，指战员捐款为大兴有村修建的新教室。
过去，孩子们在破败不堪的教室里读书，家长们为之提心吊胆，现在他们放心地送孩子进校学习。村民们从心里感谢和称赞解放军。
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 刘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