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企业自有资金不足问题剖析
曾康霖
要注意自有资金和利润的转化关系
近年来，国有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急剧减少。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物资损失随意冲减自有流动资金；二是近年来流动资金补充很少；三是资金转化成了利润。
近年来生产资料的价格有上涨。价格上涨对流动资金占用的影响有两个方面：（1）要求追加货币资金量。如果企业的货币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要增加对银行的贷款。（2）会虚增库存物资的量。库存实物量并没有增加或增加不多，而价格量增加了或增加很多。原来库存的物资因市场上的同种物资价格上涨而调增价格，或者因国家统一调价而变动其价格，则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是将调增的价格增加自有资金；另一种将调增的价格增加利润。如果是后者，则会减少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使同样多的钱买不到同样多的实物，造成财政收入的虚假。这就是说，由此而使财政收入增加，并不是因为新创造了价值，多生产了产品，而是“吃老本”，最终要迫使银行增加贷款来填补流动资金缺口。
过去我们多注重分析成本与利润的关系，不大注意资金与利润的关系。其实，资金与利润能够互相转化，在经济生活中早已存在。这种转化以成本为中介，即通过加大成本，能把利润转化为资金；通过减少成本，能把资金转化为利润。资金与利润以成本为中介相互转化，是因为资金、成本、利润都是产品的价值形式。产品的价值形式是由补偿价值C＋V与剩余产品的价值M构成的。当产品的价值量为一定的条件下，C＋V与M此增彼减。同时C＋V具有两重性，从劳动占用的意义上说是资金，从劳动消耗的意义上说是成本。由于资金的占用从属于资金的消耗，资金的消耗形成成本，因此就能通过人为的办法来虚增消耗或缩减消耗。这样的结果能使C＋V作为资金与M作为利润相互转化。从理论上确立资金、成本、利润这三者的关系，能增强财政、银行、税收部门在管理实践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要重视企业自有资金不足的影响
企业的自有资金应当包括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但在研究国有企业的自有资金应占多大的比例才有利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时，不应把所有的自有固定资金和自有流动资金都包括在内，而必须区别企业的运营资金与非运营资金。所谓企业的运营资金，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现实地参加企业生产流转过程的资金，一般说来，它由大部分流动资金和小部分固定资金构成。运营资金可能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也可能来自预收货款、占用其他部门企业的资金，还可能来自企业本身的积累。总之，它由自有和借入构成，此增彼减。如果运营资金主要来自借入，而且其借入的部分又超过了通常的比例，则从局部来说会产生以下影响：（1）增加企业负担，减少企业的盈利，因为企业借入资金的增加要增加利息支出。（2）削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力。（3）不利于企业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改造。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需求的变化，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必须具有应变能力。这种能力的强弱体现在时间和效率上。在优胜劣汰的商品经济竞争中，谁能领先开发新产品，谁能及时推广新技术，谁能主动采用新设备，谁就能占领市场。而要能够领先、及时和主动，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如果没有自有资金或自有资金不足，新产品的开发、新技术的推广、新设备的采用主要或完全靠借入资金来进行，就难于做到领先、及时、主动。（4）不利于企业挖掘内部资金潜力，变非运营资金为运营资金。在企业自有资金不足、主要靠借入资金从事生产经营的条件下，每当企业需资金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挖掘内部资金潜力，变非运营资金为运营资金，而是银行贷款。
就整体而言，运营资金中自有资金不足，借入资金超过了正常比例，还会产生以下影响：（1）不利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我国基本建设投资为何压而不缩？挪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是原因之一。这几年为什么总是讲流动资金短缺，主要不是因为供给的流动资金不足，而是基本建设、技术的更新改造挖走了相当部分流动资金。这样，给流动资金留下一个硬缺口，只好逼银行贷款。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不注意补充企业自有的运营资金，而让企业的运营资金绝大部分来源于贷款。（2）不利于银行信用融通资金。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国有企业的运营资金绝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而且被长期占用，这种状况造成银行信用有贷无还，“钱到地头死”。本来银行信用的作用在于融通资金，通过资金的融通调节货币供求，如果长期占用银行的资金，银行的钱也就是企业的钱，就谈不上或很难通过资金的融通调节货币的供求。如果银行信用难于调节货币供求，也就难于实现国家的货币政策。所以，不注意补充企业一定的自有资金，让企业长期占用银行贷款，有碍国家货币政策的效用。（3）不利于减少企业的相互拖欠。近年来在自有资金下降的同时，企业相互拖欠货款严重。拖欠货款上升的趋势与自有资金下降的趋势是同步的，自有资金少，拖欠货款就多。照理自有资金的多少与拖欠别人的货款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我国现行资金管理体制下，在利率的杠杆作用还受到很大局限的条件下，自有资金少就会导致占有别人资金多，这可以说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
总之，要重视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带来的影响。不注意补充国有企业的自有运营资金，实际上是让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
完善补充企业自有资金的制度
我国银行部门规定，企业必须拥有一定的自有资金才能取得贷款，工业企业为30％，批发商业20％，零售商业60％，自有资金不足比例的企业，要取得贷款，只能作为特殊对待。规定不同比例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这里首先需要研究的，是决定企业自有运营资金多少的因素。决定企业自有运营资金多少的因素有：（1）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金融市场是货币资金融通的领域。一般说来，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地区，企业筹集运营资金的可能性大，自有的运营资金能够少一些；相反就需要多一些。（2）生产流转过程的长短。在产品生产出来到取得销售收入存在着时间间隔的条件下，要使生产能连续进行，必须继续追加货币资金。流通时间越长，追加的货币资金越多。同时，生产流转的时间越长，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可能性和产品销售的风险性越大。所以一般说来，生产流转过程长的企业需要筹集的自有运营资金的量大；相反则量小。（3）资金有机构成的高低。资金有机构成高的企业，需要的运营资金量大，相应的自有运营资金的比例也应高；相反，在那些资金有机构成低的企业，自有运营资金的比例可以低一些。（4）产品的结构状况。企业通常都不只生产和销售一种产品，而是多种产品，而且有的产品畅销，有的产品滞销，有的产品销售的批量大，有的产品销售的批量小。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企业有不同的产品生产和销售结构。一般说来，产品结构比较单一的企业，自有运营资金的比例应大一些，因为在那里融通资金的选择余地小；相反，产品结构多样化的企业，自有运营资金的比例可以小一些，因为在那里融通资金的选择余地大。（5）运营资金利润率的高低。运营资金利润率高的企业，容纳借入资金的可能性大，自有运营资金就可以小一些；相反地，运营资金利润率低的企业，容纳借入资金的可能性小，自有运营资金的部分就应大一些。（6）销售收入利润率的大小。利润要分解为上缴税金和利润留成，在应缴未缴的时间间隔内，企业有可能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货币资金来使用。因此，销售收入利润率大的企业，自有运营资金的比例能够小一些；相反地，销售收入利润率低的企业，自有运营资金的比例就应当大一些。既然企业自有运营资金的多少受不同因素的影响，那么在不同的环境下确定不同企业的自有资金的比例是有理论依据的。我们应当建立和发展这方面的理论。
流动资金问题需要综合治理。在思想上必须明确，追加的流动资金是社会积累基金的一部分。社会积累基金的分配，既要有利于固定资产的积累，也要兼顾流动资金的积累。如果它们二者的比例关系分配不当，就会产生流动资金的短缺，有碍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在措施上需要建立流动资金的补偿制度。要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资金，而不要将资金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润。在组织上应当把新建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归口，统一由一个部门（如建设银行）来管理，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的同时，结合筹划必要的流动资金的来源。在政策上要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在保证国有资产完整无缺的同时，允许当事人充实企业的自有资产，并与物质利益挂钩，使经济实体的经营管理者，既是经济实体利益的分享者，又成为经济实体经营风险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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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中国人口迁移》评介
苏星
在经济学领域里，有许多专题，亟待研究和探索。人口迁移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田方、林发棠等同志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编了四本书，即《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移民史略》、《国外人口迁移》，已经先后付梓，对于研究这一问题，作了开拓性的尝试。
这四本书，我只读了《中国人口迁移》，它属于点睛之作。全书收辑了二十九篇文章，其中有二十篇是专家们的新作；共分七章，包括概论，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和边疆地区的开拓，人口迁移中的自流人口问题，人口迁移中的水库移民问题，经济特区与沿海省市的人口迁移，建国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此书虽然不是一本系统的学术著作，但它集结了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
人口迁移问题，既是社会学的问题，又是经济学的问题。它不仅同解决人口问题有关，而且直接涉及到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城乡经济结构变化、祖国边疆的开发和建设等一系列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无论从实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来看，还是从经济体制改革来看，都应当重视这个问题的研究。
古代的事姑且不说，近代产业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总是同人口迁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历史的伟大进步。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相当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建国以来，我国省、区际的劳动力迁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国家有组织地抽调各种人员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并组织农村移民；一是农村劳动力的自发流动。三十多年来迁移数量约为二千五百万至三千万人。迁出主要是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鲁、豫、苏、皖、四川盆地，另外还有京、沪、津、冀、湘。移入区主要是北三区（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区。总的看基本是自东向西、自南向北进行。”（《中国人口迁移》第49页，以下只注此书页码）除了省、区际的人口迁移，还有省、区内的人口迁移，两者加在一起，要远远超过三千万人了。
对人口迁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书中列举实例，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加速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黑龙江省“北大荒”的开垦，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新疆大规模农林牧场的建立和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都主要是靠有计划的人口迁移来实现的。
第二，建立了一批新的城市。象甘肃的金昌市，青海的格尔木，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十万，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内地。
第三，改善了人口分布的不合理状况。黑龙江省的人口密度已从1951年的15人／平方公里增加到现在的69人／平方公里（其中迁移人口占三分之一左右）。山东省三十多年来净迁出人口达四百万人，缓和了该省人多地少的矛盾。
第四，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上海等大城市科学技术人员支援边疆内地，解放军指战员复员转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对移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把科学技术和文化带到了这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书中专门分析了人口迁移对深圳特区建设所作的贡献。
此外，书中对水库移民和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在经济建设和商品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进行了全面分析。
三十多年来，人口迁移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主要教训是缺乏统一规划，城市人口大出大进，给城市经济建设造成了许多困难。书中从这方面所作的总结，对今后的工作还会有帮助。
随着城乡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布局的日趋合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人口迁移是不可避免的。书中对此提出了若干建议：如从东南向西北有组织地输送人才；适当恢复部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实行有组织的轮换支边制；鼓励自流迁移，并因势利导，加强管理；采取各种政治、经济措施鼓励知识青年和各类人员到边疆省区落户等；同时认为“进行劳动力迁移必须因时因地制宜，不可操之过急，被迁入区必须资源丰富，开发条件好，有可能吸收成批劳动力，并且迁入量必须与工农业发展速度相适应，不致引起比例失调，造成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同时还要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第50页）这些建议和意见，很值得有关方面重视。
《中国人口迁移》一书内容比较扎实。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够吸引更多的专家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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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树立外贸新观念
袁文祺
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较长时期内，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观点，是把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作为“调剂余缺”的手段，认为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实物构成的改善，弥补某些物资之不足，调节经济比例关系。
这一传统观点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五十年代初，我国当时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特别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自给自足的半封闭的经济状态。那时，把对外贸易作为“调剂余缺”的手段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对外贸易视为“调剂余缺”的手段，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国家，都必然要超出国界进行国际交换，同世界其他国家发生包括商品交换在内的各种经济联系。而这种对外商品交换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利用国际分工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实现更多的价值，增加一国的价值量。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通过对外贸易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在国际商品交换中，即使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资本论》第3卷第265页）。马克思还科学地论证了通过对外贸易增加一国的价值量的可能性。他指出：“交换使商品价值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任何可以交换的新的对象，归根到底其本身就是新的价值，所以会增加价值量。因此，随着新开辟的交换的源泉，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中的价值量都会增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18—119页）
上述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目的的两种不同观点，必然对于外贸体制模式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由于对外贸易“调剂余缺”论强调通过对外贸易达到商品实物形态或使用价值的转换，在客观上同政企不分、国家统负盈亏的集中经营的外贸体制是互相适应的，它忽视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因此不会产生外贸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
与此相反，认为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主要目的是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增加一国价值量的观点，在客观上必然产生改革旧的外贸体制的强烈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要通过对外贸易达到社会劳动的节约和增加价值量的目的，就必须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发展对外贸易的根本出发点。高度集中经营、政企不分、国家统负盈亏的“大锅饭”外贸体制无法实现这个要求。只有改革旧的外贸体制，使外贸政企职能分开，变高度集中经营为分散经营，各外贸专业公司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上述目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只有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新时期对外贸易的目的，才能进一步明确外贸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改变外贸旧观念，树立外贸新观念，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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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要的台阶还是要走的
籍援朝 李德水
据报载，最近重庆市在考察新提拔干部的情况时，发现有的干部尽管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地工作，但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没有经过必要的锻炼，因此工作中困难重重，政绩平平。重庆市决定免去这些干部的职务，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这实在不失为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对工作、对这些干部个人都大有好处。
近些年来，我们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选拔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这些同志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后，多数是胜任的，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确实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但是，也应该承认，有些部门和单位违背人才成长的规律，按主观意志行事，犯了揠苗助长的毛病。有的单位单纯强调“加快步伐”，对一些既没有经过实际工作锻炼，又未做过行政领导工作的干部盲目地越级提拔；有的单位则一味追求“破格”，把一些根本不适合做领导工作的人，一下子越过几级台阶，破格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些人由于经过的实际锻炼少，提升的跨度大，对所任职务缺乏必备的基本经验和起码的领导素质，上来之后懵头转向，且不说胜任职守，有些人连日常事务都不会处理，结果给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工作造成被动。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亟需大量的各方面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培养干部的步伐。但这不等于说可以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凭着自己主观愿望去瞎干。光有好的愿望，培养干部的方法不当，到头来也会适得其反。人的认识总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干部的才能也是逐步提高的，所以提拔干部也应遵循这个规律。当然，这并不是说对所有干部不分强弱都用一个标准衡量。应该承认，有些优秀人才的成长比一般人要快一些，对他们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给他们搭个轻便的梯子，让他们的才能能够充分发挥，迅速增长。但这毕竟是个别现象。即使是比较优秀的人才，在选拔他们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时候，也要走必要的台阶。
所谓必要的台阶，是指在选拔干部时，按照干部的“四化”原则和人才成长的规律，被提拔或破格提拔的对象必须经过锻炼的岗位或关键性部门。每一台阶时间的长短，则应根据对该职务任职周期的适应情况因人而异，但都必须经过实绩的考核，确属优秀者方可进入高一层次的领导岗位。
邓小平同志说，台阶，一级一级上来还是必要的。他还强调，一定要按级提拔。这是因为，干部的领导才能、领导经验等，只有在下一级领导岗位上经过一段实践的锻炼，并有显著的成绩，才具备了择优任用上一级领导职务的资格。从实际情况看，逐级提拔上来的干部基础比较巩固扎实，适应性强，进入角色快，成功率较高。
在干部工作上出现揠苗助长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直接的原因，恐怕是一些领导干部和做干部工作的同志思想方法上的毛病。有些人选拔干部习惯于“运动式”，大呼隆，追求表面文章，而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的人对中央的干部政策往往作教条主义的理解，或照抄照搬，或片面夸大干部的专业、文凭、年龄等条件的作用，而忽视对干部的全面考察；有的则是凭着个人的好恶、关系的亲疏，生拉硬拽，飞天过海。当然，这后一条就不只是什么思想方法问题了。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干部提拔要走必要的台阶，决不是提倡人们去讲资历，熬年头，搞“论资排辈”，而是强调要按人才成长的规律办事，科学地培养人才，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素质和领导水平，使他们更加迅速地健康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