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成瘾性”
闵良臣
“习惯性”，在新出的辞书中只存条目，要读者参见“成瘾性”。可见“习惯性”也解释为“成瘾性”。
报上载消息：有一外国人，被他父亲囚禁在一间污秽肮脏、布满虫蚁的秘室中达几十年之久，人们发现后，将他放了出来，可他“竟然要求返回秘室，理由是只有在那里他才可以生存”。无疑，这人蹲秘室已成习成瘾。
世上本来要数人最聪明，可有时又数人最傻。譬如：明知“大烟”甚毒，也看见了那种“毒相”，却还是偏偏要吸，且能成瘾。自然，现在外国的不论，我国吸“大烟”的似乎绝迹，但类似的不好的“成瘾性”却不乏其例。
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不久前发表感慨说，我们文艺界严重存在一种坏的习惯性：“闻风而动”，“执行上级指示不走样”，“一有人反对，他就说，这可是某某同志说的，堵人家嘴”。
今年7月，美籍华裔物理教授钱致榕发表观感：“我到中国大陆访问过多次，遇到有独立见解的干部很少，同他们谈话时，一般都说：我们的领导是这么说的，我们的书记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不少干部，几十年来对只知“按上面说的做”已经成习成瘾，上边怎样说，他就怎样做，从不去认真想想该做不该做，做了后的结果如何。我总觉得，什么事一成了瘾，极易形成“条件反射”；而一到了“条件反射”的地步，那就会是极端机械的了。“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
如此看来，得了一种坏的“成瘾性”是多么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一成瘾，便极难戒掉，象吃“大烟”成瘾的人断了烟，就同要了他的命一样。我们有些坏的“成瘾性”，不是人们没意识到，那“毒相”更是明摆着，可就是难戒掉。缘由到底何在？我冥思苦想——原来，成瘾后会产生一种反常感觉：即便是明知那样做有害，倒反觉得做了更舒服。再翻开辞书，发现“成瘾性”条目后面还注有这样的文字：“连续应用某些药物如鸦片时，机体逐渐对之产生强烈嗜好，一旦停药，会产生严重症状”。这也就怪不得难戒。联想起我们有些人对只知照领导说的做成了瘾后，再遇到一些新问题，一旦领导没说，又无先例，他们就会手足无措，无所适从，那种“停药”后的“严重症状”不是就出来了吗？
但我想，无论“停药”后产生的“症状”多么严重，既是坏的“成瘾性”，就必须戒掉。并且可以告诉患者，这一点确有先例：不管是成了什么坏瘾，只要下决心，又不怕戒瘾后的症状，是一定能戒掉的。况且人毕竟不同于猴子，即便是成瘾到“条件反射”的地步，也还是可以戒掉。我更相信：戒了坏瘾后，非但要不了命，倒是会渐渐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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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串响铃
禹舜
这里的一切我都陌生。
白色的、黑色的、黄色的面孔，没有一张面孔是我熟悉的。百货店、日杂店、珠宝店……没有一个店铺的商品有故国的标记。
然而，当我漫步街头，一种亲近感却油然而生。这里毕竟是纽约市华人最多的地方。中国人叫它唐人街，美国人叫它中国城。满街的商店是繁体汉字招牌，人们交谈时大多用汉语，以及那灯笼、石狮、旗袍……又使我止不住情思恍惚，忘记了自己是在异国他乡。
我信步走进了一家百货店。
一位年轻的营业员见我是中国人，恭敬地说：“您好！”
“您好。”我忙点头作答。
“先生从哪里来？”
“湖南来的。”
他忽然热情地伸出手：“欢迎您光临！”
我在店里转了一圈。店面不大，但分成五个区，各区卖不同的货物，象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但顾客太少，显得冷清。我是随便逛逛，无意买什么东西，不一阵，又来到了年轻营业员前面。
“您买这样的自动伞吗？”他的目光也许一直在跟踪着我，想方设法招徕我。
我仔细打量着他：身高，脸阔，蓬松的长长的头发，花格子高领衬衫，厚厚的牛仔裤。看样子三十岁不到。
“台湾造的！”他扯下自动伞的布套，想动手把伞打开。
我连忙阻止他，然而，“台湾”二字使我的好奇心萌动，我问他：“你是台湾人？”
随便一问，却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原来，他父亲是广东人，可广东是个什么样子，他没见过。他是台湾生，台湾长，前年来美国留学，在纽约一所大学读电子专业。美国的大学学费是昂贵的，一年要一万四千美元。他父亲负担不起，来信叫他半工半读。去年假期他在一家餐馆做招待。今年假期未到，父亲托运来一批日用百货，他便在唐人街租了这家店铺的一角，停学来经营，货卖完后，他还要去读书。
天涯游子，相逢不必曾相识。此刻我们的心竟是那么相通。
“见到您，我很高兴。我来美国两年多，还是第一次见到没有加入美国籍的中国大陆人。”他双目炯炯地望着我。
我递给他一张名片。
他搓着手，呐呐地说：“对不起，我没有名片给您。”说着，拿起一支圆珠笔：“我给您写个名字吧！”
“骨肉同胞。台湾留美学生张××。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于纽约。”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一行清秀的汉字。
“你到过大陆吗？”
“没去过，现在还不能去。”他停了停，斩钉截铁地说：“将来一定要去，一定能去。”
听了这话，我心中仿佛荡漾起浪花水珠、涓涓暖流。访美期间，我接触了许多华人，象张先生这种感情，几乎是人人皆有。他们之中，有的是为祖国天灾人祸贫穷苦难所驱赶，离乡背井，在美国侨居了数十年，甚至几代，但那强烈的家国之情却不曾泯灭。虽然身在地球的另一边，却仍然保持着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惯，讲的是家乡的语言，每逢传统节日，他们照样地要庆祝一番。至于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家国的用具，辗转购买家国的书报，慷慨地解囊支援家乡建设，年老以后落叶归根，种种情形更是常见。
“欢迎你回去看看。”我说。
他见我即将离去，轻轻地说：“请等等”，回头从货架上取出一个小小的纸盒来，又不慌不忙地将纸盒打开，取出一串响铃提在手上。那响铃顶端是一块玻璃圆盖，盖上系着十根尼龙丝线，丝线上吊着小巧铃儿。我数了数一共二十四个，每一个都呈现粉红、淡绿、浅蓝、洁白四种颜色，铃与铃之间排列得错落有致，整个看去象一条彩色的游动着的蛇，弯弯曲曲成一个S形状。铃儿互相撞击，发出一串琴弦般的响声。
我看毕，他把响铃仍复装进盒中，然后递给我说：“台湾人家的客厅最爱挂这种响铃。”
我暗自佩服他，显然使我有了购物之意。可是，当我要付款的时候，他用手一挡，连连说：
“送给您，送给您！”
我再三坚持要付款，他再三地推让，说：“这东西值不了几个钱，是我的一点心意。难得相会，留作纪念吧。”
而今，这串响铃挂在我家的小小客厅里，凡来我家的客人，都要久久地凝视它，伸手轻轻一拨，听它发出那琴弦般的声音。
“叮铃铃，叮铃铃……”对我来说，这声音仿佛是一位台湾青年真情的流露，仿佛是一位骨肉同胞对故国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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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河壶口瀑布〔水彩画〕 刘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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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风景线
浩然的话
真真
见到浩然，还是一副农村基层干部的打扮。这些年他跑了多少地方？胶东、冀北、南通、东三省……访问了近一百个县，调查了二十五六个专业户，接触了不少人物，包括开拓性的、保守的、成功的、失败的、好人有毛病的、发不义之财的。晚上他的炕头上常常坐着县干部、村干部、青年农民、村里老乡。他们谈家长里短、民事纠纷……说来说去最后归结为一条：“农村非改革不可。”
用浩然自己的话说，这十年他做了一件事，就是“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这中间他完成着两个转变，即从一切紧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一切反右，到认识到必须反“左”。
1982年，他本不想再写现实题材的小说了，准备着手写自传。可农村改革形势急骤发展，从土地改革起，写了半辈子农民的作家，总不安心将农村这么大的变化置之不顾。更何况每天耳闻目睹，一桩桩，一件件，总撞击心头。于是他还是提笔描绘农村的现实，包括《山水情》、《晚霞在燃烧》等三部长篇，《浮云》等十五个中篇，三十个短篇，五十个儿童故事和一些散文。
1984年起，浩然着手创作描写农村改革风貌的长篇小说《苍生》和姐妹篇《动变》。
浩然没有忘记自己生长的故乡，他还要回到乡亲们的身边去。“我要写作。我要比卢梭更真诚，赤裸裸地站在读者面前。”这是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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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三峡
李士非长江名气太大三峡名气太大长江掩盖了宁河三峡掩盖了小三峡宁河流了千万年谁说过它风光如画小三峡美了千万年谁叫过一声小三峡直到旅游热来了才发现这美景无价小三峡是三峡的小弟弟正因为小才更加突出了精华不必形容，不必描画让人们去看吧，比吧每一个看过的人都会承认两个三峡的美难分高下浩浩长江并不妒忌宁河的清澈巍巍三峡能欣赏小三峡的峭拔只是我们要想一想，想一想人世间还有多少埋没的小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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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桨声
刘鸿鸣大漠，一片凝固的波涛有一块绿洲是生命的岛岛上每一棵草儿都是缆桩船儿很多但都没能启锚我想，泼出一腔心血定会涌起沙浪——可以淹没驼铃却不会淹没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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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谈片
闲话“扭秧歌”
徐城北
已经很久没看到扭秧歌了。这使我甚至记不准它是每进两步还是每进三步之后，才通过那漂亮的“扭”来实行后退一步的。这“扭”不仅洒脱出万种风情，而且我以为还大有学问。
“扭”——化进为退，难道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因为一些人眼中，向来都是以进为荣，为革命的。然而无论艺术还是生活，都不能象田径比赛中的跑百米，不能光进不退，不能毫无后顾之忧。它不仅是个节奏问题，更是一个规律问题。
小至文艺作品，为什么解放以来能真正留在人们心中的并不太多？一方面，是那些年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功利心太强，而一经政策方针上的摇摆，这些作品就因时过境迁而失去价值。另一方面，是我们花在艺术上的力量偏小，没把传统“吃”透，因此魅力不足。前段昆曲界提出了“继承第一”和“抢救第一”，京剧界也侧重去抓传统、流派剧目的继承革新，这都说明已经意识到昔日留下的局面相当难堪，并且开始找到了打破这种难堪的办法。
政治路线方面，我们也是有失误的教训的。若不是盲目进行了那个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大跃进”，又何须风急火忙地刹车——赶忙去实施“八字方针”？这一“扭”是被迫的。今日的改革也有“扭”，不是提倡“迈小步”和“走一步看一步”吗？“迈小步”是接受了过去头脑一热就盲目冲刺的教训，“看”字当中就包含着要根据实际情形推行有弹性的政策。这一种“扭”是自觉的。这一种“扭”法，不仅演员需要掌握，改革家也要驾驭纯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