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大地

喜闻乐见与诘屈聱牙
臧克家
前些天,一位诗友寄来他刚刚发表的一首长诗《和平交响诗》,是为“国际和平年”写的,我高兴地读罢,感到写得有气魄,有激情。我猜,可能有人不喜欢。不久,我就听到了反应,不少诗友为它的出世而欣喜;不幸而言中,也有人为之摇头:“怎么写这样的东西?”其实这不奇怪,艺术欣赏,各有所爱嘛。对一首诗的几种评价,代表了对诗创作的不同意见。我只讲一点个人感受。
现在,不少人对表现政治性质与气味的重大题材的诗作,不管它内容如何,意义多大,写得多好,先以白眼相向。好似这类题材陈腐不堪入目,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不能寿世。与此相反,有人以与政治拉开距离为高,以远离现实为妙,尽量挖掘个人内腑的宝藏,深得不见天日,人莫之测。在表现手法上,视中国优秀传统为虚无,盲目引进,拜倒于什么派的名下。写出来的有些作品,思想感情不知所云,或者来一点低沉伤感,以无病呻吟为雅趣。有的内容虽然健康,但外壳却硬得崩牙。还有的诗,以故意折磨得令人不懂或似懂非懂为尚,自以为这样才是独创的珍品,“阳春之曲”。他们视一目了然的作品为直白,视直抒胸臆的诗句为浅露,他们以象征性、深奥性、非群众性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弄得读新诗比读古诗要难得多,捧在手上,如读天书。
最近,听到一个响声很大的新口号,叫做:新诗要走向世界。这当然是好事。但凭什么?如果凭从国外生搬硬套搞来的一些东西,我想是难以走向世界的。外国人想看点中国特色、中国情调的作品。天天吃西餐,很想欣赏欣赏中国的烤鸭、涮羊肉,换换口味。且听一位美籍华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李欧梵先生的一段话:“每个民族,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文学作品的世界冠军是没有的……中国作家也不要盲目地学什么外国流派,中国为什么不独创自己的流派呢?”这些话,语重心长!一个作品,越富有民族风格,越为本国人民和外国读者所欢迎,因而它的世界意义也就越强。敝帚自珍,或鼠目寸光,当然是可笑的;但饥不择食似地生吞活剥外国一些令人倒胃的东西,在本国尚且站不住脚,从哪儿走向世界呢?总得有个起点呀。
最近读到李瑞环同志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强调说:“文艺终究是属于人民的,群众喜闻乐见,是文艺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对文艺是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最终考验。”这使我感慨于有少数诗人,有意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条深沟,与广大读者群众隔离开,还孤芳自赏、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我的诗,现在的人不懂,等到我们的下一代就会懂的!”诗作意境的浅深,艺术性的强弱,它价值的高低,当然不能全从字的表面上去看。应该以感情的真伪,思想的好坏,意境的优劣,群众的爱憎为标准。故作深奥,把字句雕琢得难懂的作品,未必有深度,有的人似乎以高级的文字游戏来掩盖苍白、贫乏和缺少诗才。我决不反对诗的多样手法和朦胧美。往往真正有深度的作品,看来似乎很平淡。把表面字句写得深,似乎不易;而把深的东西浅出之,尤难!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看就懂,动人心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句子象口语,却字字千钧。白居易的讽喻诗,象“地不知寒人要暖,少把人衣作地衣”,句浅而意深,千载传诵!陶渊明的诗,看似平淡,比白话诗还口语化,但它为历代诗人所钦佩。才华横溢的苏东坡,首首唱和而且书而出之。现在有些白话诗比起元好问所讥讽的“独恨无人作郑笺”的李商隐及西昆体诸家,其难懂程度,就更上一层楼了。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行进中的哀思
齐致翔
范钧宏老师,您不该去,不该独自离家,不该折返家门而不入,不该带着如许未了的心愿一去不回,客死他乡!初闻噩耗,我木然无泪,我不信这是真的!我要去看个究竟!
汽车在山路上行驶。此刻,您躺在我和您亲属身边,我们接您回家。您默然沉思,山岚、夜色、沟坎、泥泞都不能纷扰您,您在构想一部新作?是的,您常会于熟睡时发现一片新天地,那里,可任您自由驰骋。我却无由入睡,想车到北京就送您回您只住了半年的新居,象往常散戏送您回家一样,但不可能了,您执意要我们送您去另一个去处——您是怕亲人难过吗?那,您为什么心里只有作品,而没有家?
您不知您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吗?您不知您羸弱多病,不能须臾缺药少医吗?如果您耻于“吃粮不当差”,做了人家的顾问,就一定要去参加人家的戏剧研讨会,那也应提出由家属陪同,以往不都是这样吗?为什么羞于开口?只因邀请书上没有注明这一笔?那么,您能自我照料吗?一连十天,您会上忙,会下更忙,无论谁请您看剧本,您都有求必应。十天间隙,您看了八个剧本,几乎占去您全部会余时间,坐火车都不得闲。9月23日清晨,当您结束了石家庄之行,乘车返抵北京时,竟又辞不掉主人的盛邀,与接站的女儿匆匆一见,即又登车北去,到承德就寝时已是午夜时分。就在第二天下午,您终因疲劳过度,心力交瘁,溘然逝世于您正作学术报告的讲台上。
莫非您已窥见到死神的召唤,便迫不及待地要为他人多做一点事?您知道您对他人的价值,便决然这样做了。不顾家?您,还有多少事要做呀?
《调寇审潘》的打字蜡纸就在我眼前。清晰的改样是您离京前亲自校对的。您嘱我早日找到一位善解您意图的导演,渴望看到您刻意追求的成果,您自信您八十年代改编的戏当比您五六十年代改编的戏更有时代的意蕴。尽管您过去的那些佳作早已蜚声于世,已为您在新中国戏曲发展史上驻下盛名,您还是孜孜以求地向前走去,以期超越自我。
《杨贵妃》在反复构思;《铡判官》已大致草成;您的剧作集正编辑出版;您的新文论待源源出台;您准备好在即将召开的全国戏剧创作会议上的发言,将为第三代戏曲的创立增添新的助力;您还在不间断地阅读着全国各地学生的作品,为他们批,为他们改,为他们奉献出“掏心窝子”的意见,为他们取得的点滴成功鼓呼出发自肺腑的赞许。可这一切,也都不可能了。
然而,您最大的遗憾,我敢说,是您终于没看到中国京剧院的复兴!中国京剧院呵,您对她该有多深的感情?三十年来,您和她同呼吸,同欢乐,同忧患。您用自己的劳作为她争得了荣誉,她给您带走的却是谜一般难解的惆怅。您何以有许多时间到外面去讲学?还不是因为您自己的剧院已很少有您的用武之地了?这十年,您为她创作的几部大戏都未能付排,您为您理应分得的一套住房徒受了多少比写剧本还百倍艰难的焦虑与熬煎。您无时无刻不在呼唤着京剧院的复苏,阑珊的春意却总是不肯降临,多少人心灰意冷,您却依然虔心以待,对剧院,对您无比眷恋的演员仍一往情深,象老骥和赤子,盼望为他们续写自五十年代以来就以“革新”二字为主旋律的新篇章。可惜,我们阵痛未已,急待康复的剧院,再也惠享不到您真挚而宝贵的关注了。
我耳边又响起您行前留下的仅六分钟的讲话录音,您只开了个头:《紧跟时代步伐,符合戏曲规律》——这可是您留给我们的殷殷至嘱?
汽车还在行驶,您已安然入梦。路再远,车再颠,您不被纷扰,您彻底解脱了。我忽然想到,有一天我们也会解脱,只是我们还没受够这长途的跋涉。我们有责任继续向前,象您那样厚道、慷慨,不顾自己,不顾家……
1986年9月25日夜


第8版()
专栏:

沙原素描二则
郭永明
老猎人
老猎人,会学兔子叫,会学狐狸叫,会学黄羊叫。会把黄羊、狐狸和兔子叫到跟前来抓住,象磁石吸引着一堆铁屑。
老猎人死得早,没把这套本领传授给小猎人。可是,他教会了小猎人枪法:每次只装一枪,打十步的兔子,二十步的狐狸。
那时候,黄羊真多:有几只的小群,有一两千只的大群。猎人饿极了,才去打猎,打着了,生起一堆篝火。剥皮,剔骨。取出胃来,翻过,把肉塞进去,撒上沙葱和蒙古胡椒。将篝火移开,把胃埋在烧红的热沙里。上面,再堆一点余烬,就睡了。一觉醒来,肉熟了。有汤有水,又鲜又嫩。拿出酒来,美美地饱餐一顿。剩下的,碰上谁就送给谁。
可是,他怕遇上背一条空绳子去打柴的人,提一副空笼头去逮马的人。他说:这样的日子,断然打不到,打到也取不回来。有一次,小猎人(我还说小猎人,其实早变成老猎人)去打猎,放了十八枪,没有打住一头野物。
“这是怎么回事呢?”
“枪‘锈’了。”老猎人放下手里解绳扣的黄羊角,神秘莫测地笑着。笑容里,充满不容置疑的真诚。谁知道呢,也许这一切,与那从前的生态之间,也维系了某种平衡……
爱之夜
白羊群,黑夜里卧下了白羊群。没有月,星星一大片。白羊羔把头伸进妈妈的乳房,闭着眼睛,嘴巴还在不停地蠕动。奶汁浸润的口角边,有一圈白白的梦……
白母羊眼睛闪着光,象星星。眼皮涩涩的,疲倦和操劳在上面织着皱纹。可是不肯垂下来,怕遮蔽这盏爱之灯。
那座酣睡的蒙古包里,有这样一位母亲?


第8版()
专栏:书林一叶

卅年一滴蜡烛泪
——读范方的诗集《还魂草》
洪枫
红蜡灿出那夜新娘的笑靥
脸上一时落着今宵的泪珠
哎,从眼角到唇畔这短短的路程
咸咸涩涩,竟爬了三十余年
诗集末尾这首题为《良宵》的小诗,可说是诗人范方近三十年创作的小结。虽然集中所收的是从近几年发表的诗中选的,但每首诗几乎都凝结着坎坷人生的履痕和艺术追求的苦心。
同许多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诗人的命运之舟从“反右倾”到“文革”,屡次被打入生活的底层。冷峻、深沉的诗风是经过动乱找到了更坚实的基础,对历史、社会、人生、自然作更深刻的思考后形成的。那是心灵的烛泪,读来似有腥风血雨扑面,又有温情哲理沁胸。
艺术的十字架在真诚的追求者身上比生活的艰难要沉重得多。诗人苦苦经营于文字、意象、节奏、结构等形式,以求完美地表现对生活的感觉和思索。唐宋诗词的凝练,惠特曼、聂鲁达等的风骨,西方现代派诗对意象的经营,经过吸收熔铸而让读者感受得到翻新的睿智。思想深刻而不失热情,构思奇巧而不偏怪僻,具有朦胧美又不晦涩,年长者可引起共鸣,年轻人又可发现一颗并未衰老的诗心。展阅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独具特色的诗集,读者或许会有所感悟。


第8版()
专栏:文坛风景线

学者钟敬文的“副业”
童古丽珂
这是一间拥挤的书房。书架上摆着各种民间工艺品,有“兔儿爷”、青蛇白蛇的泥塑、布老虎,还有日本民间艺人做的“福神”。您不难猜出房主的职业了吧?他——就是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六十余年的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
在众多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各种专业书籍旁边,又有不少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和诗,古今中外的,自己写的,应有尽有。
早在二十年代初,钟先生就以作品“冲淡静默、平远清秀”而著称文坛。郁达夫先生称他是继“冰心的后武”。他先后出版了不少集子,最受人们喜爱的有《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海滨之月》、《未来的春》等。二十年代中叶,钟先生开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从此作家成了学者。去年,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民间文学卷)》的时候,钟先生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当年没改行,今天就不会在民间文学集里耕耘,恐怕会在散文集里插秧了。”
自从民间文学成了主攻专业后,钟先生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在各种坎坷面前,他始终不渝地忠实于这门年轻而古老的学科。然而,对文学创作的爱,他也是不能忘记的。忙中偷闲,他总要用散文和诗抒发自己的情感。钟老说:“搞创作和搞研究迥然不同,对我来说这是一对矛盾,只能有所侧重。我选择了研究,因为这门学科在我国几乎是空白。这几十年工作之余,只要有机会出去,我还是要搞点‘副业’。”
钟先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文学的思考。当我们谈起散文写作,他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他认为,散文做到不加雕饰而富有魅力才是炉火纯青,文章不能靠词藻来洒点香水,国色天香不需要过分打扮。我记起他曾在《谈乡下的姑娘及其它》中有这样的话:乡下姑娘虽然没有都市女子那样善于装饰,但她们都是真挚、朴素的……如果过分卖弄技巧,反不如新鲜本色的可爱。钟先生一直推崇自然平易,因此这也成为他文学作品艺术上的一大特色。
最近,报刊上陆续发表了钟老为怀念老舍、柯仲平、聂绀弩和阿英而作的几篇散文。文章看似平淡,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寄托着钟老诚挚的情感。钟老说,该写的还很多,现在欠了不少债,只苦于时间太少。因为民间文学、民俗学比起其它学科仍不太为人们所重视,还需要我们去奔波、呐喊。现在,耄耋之年的钟先生正忙着编写《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卷》;为了培养新人,他还要带硕士、博士研究生。不论怎样繁忙,钟先生仍然利用间隙,从老学者的文藻雄蔚中显示出一位老作家的端雅风姿。


第8版()
专栏:艺文谈片

塞克受礼遇
孙焕英
塞克,原名陈凝秋,是一个曾经为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讴歌过的诗人。尽管文学史上很少人记他一笔,人们还是爱唱他的“二月里来”;虽然他早年的诗集在中国的书目上找不到了,但在东京的图书馆里却占有一席之地。
塞克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不少人不理解他,称他为“延安八怪”之一。
在延安文艺整风前夕,毛泽东为了解文艺界的真实的详细的情况,决定找塞克谈谈。但是,塞克确实有“怪”处:何处戒备森严、岗哨齐备,他是不肯涉足的。毛泽东知道了这个情况,在约见塞克的时候,临时撤掉了岗哨,以示对塞克的尊重。两人深谈了足足半天的时间。毛泽东的著名论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吸收了“延安八怪”之一的意见。
晚年的塞克之家,是被人遗忘了的角落。塞克的八十诞辰,被文化部长王蒙知道了。不巧,那天王蒙又在开一个重要会议,但他还是在间歇的时间,赶到塞克家看望老人。塞克步履艰难,只能以轮椅代步。王蒙见状,赶上去扶轮椅。
王蒙与塞克素昧生平,这样做体现了领导部门对老知识分子的尊重。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