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怀念彭德怀同志
肖劲光
彭德怀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二年了。每当回忆起往事，他那既严肃又慈祥的音容笑貌，便会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和光明磊落、敢于坚持真理的高风亮节，更使我终生难忘。
我最早认识彭德怀同志是1931年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始人，在开辟湘鄂赣根据地和坚持井冈山斗争中，勋劳卓著。我久仰他的大名。在第一次相见中，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谈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年冬天，我调红五军团任政治委员。此后，三、五军团在赣州、水口、乐安、宜黄等多次战役中，都在一起配合作战。我和他的接触多了起来，对他的为人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
1933年11月中旬，当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不顾主客观条件，命令三、七军团等部队，贸然发起了浒湾战斗。这时我已调任七军团政委，率领部队主动配合三军团发起攻击。但由于敌强我弱，情况又不明，战斗失利了。战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本想加罪于三军团和彭德怀同志，但慑于他在军队中的威望，又因感冒没有亲自指挥这次战斗，便移罪于我们七军团，当即下令撤了我的职，送方面军总部审查。以后，总部派彭德怀同志调查战斗失利的经过。这时正值“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彭德怀同志顶着压力，在调查中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揭露事实真相，敢说公道话，向总部明确表示战斗失利的责任不在肖劲光。这件事使我亲身感受到，在彭德怀同志身上，有一种刚正不阿、大公无私、不畏权势、敢讲真话的高贵品质。这是共产党员最可宝贵的坚强党性。建国以后，他在庐山会议上挺身而出，为民请愿，蒙冤受屈，义无返顾，那种大无畏精神和凛然正气，正是这种坚强党性最突出的表现。
长征后期，我被调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在彭德怀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同他在一起战斗、生活了三、四个月，有机会当面聆听他的指示，学习他的优秀品质。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过草地前后的一些往事。
过草地前，部队已合编成左、右两路军。我们三军团被编在右路军，走在队伍的最后。
出发时，周恩来、王稼祥同志都病在三军团。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发了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是要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路上行军，也是不行的。怎么办？彭德怀和军团政委李富春同志都为此焦急万分。他们把我找去商量办法。大家苦苦思索了一阵，彭德怀同志突然手一挥，斩钉截铁地吐出一个字：“抬”。是啊，只有抬才是最牢靠的办法。本来，找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抬担架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然而，长征以来，缺粮少盐，风餐露宿，人人骨瘦如柴，疲惫不堪，轻装过草地尚且不容易，抬着担架就更难了。彭德怀同志深知这一点，他下定“抬”的决心是并不容易的。他对我说：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是中国革命最可宝贵的资本。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把他们抬出草地。你具体负责，多找些人组成担架队。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最后，我们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个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炮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恩来、稼祥同志，向草地进发。
六百里草地，漫无边际。到处是一个个的泥潭，一片片散发出腐臭气味的淤黑色的污水。气候奇冷，天气一日多变。时而浓雾迷漫，天昏地暗，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彭德怀同志同大家一样，踩着软沓沓的草丛，一步一摇，艰难地前进。组织上配给他一头骡子，他自己很少骑，常常用来驮有病和体质特别虚弱的同志。当时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饥饿。出发时，大家带的是青稞面、炒黑豆，经过雨淋水浇，梆硬变味，非常难吃，有的粮食袋掉进有毒的污水里，吃不得了。彭德怀同志同大家一样，吃野菜、草根，把胃都吃坏了，直到一年多以后，肚子仍然经常疼痛。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在访问他以后，在《西行漫记》里就曾写道：“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
彭德怀同志素以严格治军著称。带兵打仗，他是一名智勇双全的“虎将”，身先士卒，不避艰险；管理教育中他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部队。他对部属的过失，从不袒护，批评起来“火力”很猛，不留情面。即使在过草地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也一丝不苟。有一次，十团政委杨勇同志处理一件事情不够周到，彭德怀同志朝他大发脾气，批评得非常严厉，样子简直怕人。我当时在场都觉得过意不去，便出来打圆场，把杨勇支走了。事后我才知道，在他批评人时，是不喜欢别人干预的。这次可能是由于我初到三军团，破例给我留了面子。他批评人虽然很生硬厉害，但是被批评的同志并不忌恨他，这是因为他对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心，对革命事业有一种高度负责的精神。从他的批评中，被批评者往往能体会到他那“恨铁不成钢”的苦心，从而打心眼里感激他。有时他批评得有出入，事后他知道了，就主动找被批评的同志做诚恳的自我批评。这样，他就更加赢得了全军上下一致的尊敬。
红军过草地，不但同大自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较量，而且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彭德怀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不打折扣地执行了党中央对三军团的指示。
为了拉拢三军团站在自己一边，张国焘在彭德怀同志身上真是费尽了心机。过草地前，他先是派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黄超当说客，送来几百元银洋，兜售他那套“欲北伐必先南征”的货色。这件事彭德怀同志在《自述》中已经提到了。黄超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张国焘便亲自出马。有一次，他对彭德怀同志说，三军团的兵力太单薄了，我从四方面军拨一支部队给你们补充一下好了！彭德怀同志由于有了警惕，当时不置可否，嘿嘿笑了几声。
正当我们准备出发过草地时，一天，毛泽东同志来电，要三军团派部队去寻找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原秘书长廖承志同志。在长征路上，他因对张国焘执行王明路线不满，被张国焘打成“反革命”，开除了党籍。党中央为了营救他，想尽快把他找到。彭德怀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要我派部队去找。我们派出一个排去寻找了大半天，没有找到。为此，彭德怀同志感到很遗憾，心情很沉重，回电向毛泽东同志如实作了汇报。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张国焘把廖承志同志当作要犯，命令保卫部门把他押走了。
走出草地，党中央到达巴西时，一军团已经前进到达了俄界。一方面军的部队只有我们三军团同中央领导机关在一起。这时，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已发展到了顶点。彭德怀同志及时察觉，提高了警惕。在党中央住处附近，布置了一定的兵力，保卫中央，以防万一。在中央为了脱离险境，果断作出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决定时，彭德怀同志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决定，率领三军团连夜起程。当时，毛泽东同志要三军团派一个团负责掩护中央机关。彭德怀同志毫不迟疑，当即决定派杨勇同志领导的十团去担负这项任务，并要我和十团一起行动。杨勇和十团的同志们机智勇敢，掩护着中央机关脱离险境，翻过岷山，直到胜利到达陕北。
张国焘妄图挟持中央南下的阴谋被挫败以后，陈昌浩等人把在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部队都“动员”重过草地南下了。但有少数人员，大约一个排的兵力掉队，被我们三军团收容了。当时彭德怀同志觉得，这些同志是掉队被我们收容的，可以带他们一起北上。报告毛泽东同志时，毛主席说，一个也不要带，搞得不和睦，将来不好见面。我们要相信四方面军的同志以后会跟我们一道来的。彭德怀同志听了，愉快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让掉队的同志仍回四方面军去了。从这类事情上可以看出，彭德怀同志执行中央指示是非常坚决的。
红一、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以后，彭德怀同志任支队司令员。他遵照中央的决定，率领部队渡渭河，攀六盘山，斩关夺隘，击退顽敌，从甘南直奔陇东高原。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第二天，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他率领部队埋伏险要，同近万人的马家军骑兵进行了一场激战，歼敌一个多团，溃敌两个团，把妄图跟进陕北根据地的“尾巴”斩断了。就是在这次战斗胜利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写了“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的诗句赞扬他。他看到后，当即把第四句改成了“惟我英勇红军”。这种把功劳归于集体的谦虚精神，充分显示了彭德怀同志的宽广胸怀。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总司令率领部队挺进敌后，开辟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我留守陕甘宁边区，许多事情仍需请示八路军总部，接受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指示。不仅函电往来，他们从敌后回延安时，还能当面向他们汇报工作。有一次，彭德怀同志了解到边区境内反磨擦斗争的情况，在他从延安返回敌后途经西安时，便当着国民党西安行辕主任程潜的面，历诉了国民党派驻边区境内的专员何绍南制造磨擦、破坏边区建设的罪行，骂得这个“磨擦专家”抬不起头来，不得不有所收敛。他的直接干预，对我的工作和边区军民后来把何绍南驱逐出境，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坐镇西北战场，指挥部队英勇奋战，战功显赫。在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领中华英雄儿女，同朝鲜军民并肩杀敌，威震敌胆。在这六、七年间，我们之间虽然关山阻隔，但每当听到他指挥部队打胜仗的消息，我总是对这位老战友、老首长的杰出贡献，从内心深处表示由衷的高兴和敬佩。
彭德怀同志就任国防部长后，很关心海军建设，不仅经常给予指示，还多次亲临海军部队视察。1953年1月，他冒着风浪，乘舰到嵊泗、舟山、穿山、象山等地视察了海军的国防工程建设。1954年5、6月间，他又到山东沿海我海军部队驻防的海屿、码头、海岸炮兵阵地及海军学校，视察了设防情况和部队工作，并为海军题词：“为了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必须有步骤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他的关怀，有力地促进了海军的工作和建设。
彭德怀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丹心昭日月，刚正秉千秋。他的坚强党性，他的崇高品德，他的卓越贡献，都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不幸的是，他蒙冤受屈，在十年动乱中含恨离开了我们。回首往事，感慨良多，草成此文，聊以寄托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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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军西藏 献身西藏
——怀念谭冠三同志
陈明义 李觉 刘振国 阴法唐
1950年谭冠三同志和张国华同志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接受刘伯承、贺龙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命令，率领十八军进军西藏，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历史使命。
担任军政治委员的谭冠三同志在风雪茫茫的进军途中，望着崎岖的山路，感慨地说：“人说蜀道难，我看西藏的路就更难了！不过，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
进军西藏期间，谭冠三同志牢牢记住中央制定的原则：“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他深刻体会邓小平同志的指示：
“到西藏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去把广大的僧侣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他集几十年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深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西藏的特定环境下，坚决、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显得特别重要。他与张国华同志在接受进藏任务后，立即派出先遣人员，深入藏区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调查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与同志们一起研究制定了《进军西藏守则》发给部队，反复深入地进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教育。通过教育，提高了部队的政策观念，消除了由于对西藏情况缺乏全面了解而产生的种种顾虑，为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为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部队进驻拉萨之后，因为公路尚未修通，主副食供应十分困难。部队、机关吃豌豆、胡豆、青稞麦粒充饥。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背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趁机封锁粮食，扬言“要把解放军饿跑”！在这艰难时刻，西藏军区党委遵照党中央、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提出了“开荒生产，自力更生，站住脚跟，建设西藏，保卫边防”等战略方针和响亮口号。拉萨河畔的荆棘林中、沙石滩上，展开了一场开荒生产斗争。冠三同志不仅认真做思想动员工作，讲清在西藏进行农副业生产的特殊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而且还挥动铁锹；和同志们一起开荒。他和同志们一样，把破旧的裤子扎上口当麻袋，去拾干牛粪。他不仅大力支持创办西藏军区第一个农场“八一农场”，而且经常到农场去参加劳动。他参加劳动不是挖几锹，做个样子就走了；而是常常住在八一农场，和藏汉农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他住在一个被称为“罐头盒房子”的土屋里。墙是草皮垒的，屋顶是用罐头盒铁皮盖的。在高原日夜温差大的情况下，中午热得汗流浃背；半夜冷得四肢僵冻！边防战士们看见年过半百的谭政委，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劳动，同甘共苦，大家开荒的劲头越来越大。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军区八一农场和机关部队的庄稼蔬菜，获得了丰收，大大鼓舞了我区部队长期建设边疆的勇气和信心。秋收时节，冠三同志特意邀请了西藏的爱国上层人士和妇联、青年联谊会的男女老少，到八一农场参观。其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有饶格夏夫妇；还有达赖喇嘛的母亲等。八一农场附近的藏族群众也闻声赶来参观。这不仅大大鼓舞了藏族人民建设家园的信心，而且让西藏上层朋友和广大群众通过丰收果实，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的的确确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是来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生产，建设祖国边疆的。他们亲切地称赞解放军是“新汉人”、“西藏的红军”，是“菩萨兵”。冠三同志常常对战士们说：“咱们在世界屋脊、风雪高原搞生产，撒下的不仅是萝卜种子，白菜种子，而且是希望的种子，团结的种子，富裕繁荣的种子啊！”正如冠三同志所预言的那样：过去很少种菜、蔬菜品种很少的西藏高原，如今已种出了番茄、辣椒、黄瓜、芹菜、菠菜等十几种蔬菜。西藏军区各农场和广大部队实现了蔬菜自给或部分自给，西藏地方上的农场和农民的土地上，也长出了又鲜又嫩的蔬菜。
西藏高原过去缺少水果，吃水果很困难，须从内地运去，路途遥远，运到拉萨，坏的多、价格高。冠三同志积极支持八一农场种苹果，批准农场去山东、河南等地买苹果苗，请苹果种植专家来西藏指导。冠三同志还在他的住地开垦了一个小苹果园做实验。他回内地开会，常常带回一些果树苗。经过他的辛勤劳动和精心栽培，他的小苹果园比八一农场的苹果树早一年结果。他种的苹果树有一棵结了二百多斤苹果。政委苹果园丰收，带动了军区各个农场和部队。他除了关心种菜和水果外，还十分注意在藏族群众中培养专业技术人员，他嘱咐农场场长刘国玺同志，把那些孤苦伶仃的藏族流浪儿收留进来当农工。有的藏族孤儿，随父母来拉萨朝佛，经过长途跋涉，父母死了，孩子流落街头，挣扎在死亡线上。看见八一农场丰收的粮食、蔬菜，流浪儿们看到了生路，看到了希望，纷纷要求参加农场。他们在农场得到了温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今如，西藏高原的苹果不仅年年丰收，做到苹果自给；而且品种越来越多，质地优良，嫁接的“高原红”，一个苹果有半斤重！还有黄香蕉、红香蕉、苹果梨等优良品种。每当苹果丰收，同志们吃到香甜的苹果的时候，总是倍加想念当年艰苦创业和辛勤劳动的谭政委。当年的流浪儿，现在成了农工，有的当了拖拉机手，有的还成长为农场的领导、农技专家和管理人员。
谭冠三同志到达西藏后，先后担任西藏军区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监委书记等职。针对西藏当时的特殊情况，党中央、毛主席指示：要认真做好西藏上层统战工作，通过上层影响下层，寄希望于西藏广大人民。谭冠三同志严肃坚决地执行了这一重要指示。他教育在西藏工作的全体党政军工作人员，都来做上层统战工作，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争取尽可能多的上层僧侣官员站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他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尊重爱护，赤诚相见。从政治上团结他们，从经济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在进藏前夕，为了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谭冠三同志请了金匠，日夜加班赶制了一对金灯，千里迢迢带到拉萨。到拉萨后，他和张国华同志代表刘伯承、贺龙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把金灯赠送给达赖喇嘛。当时，宗教界人士感到既惊讶又高兴，有的朋友说：这金灯不是一般礼品，是共产党送来西藏解放的明灯。
谭冠三同志不仅在会议上热情宣讲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而且常常和西藏爱国人士、上层朋友促膝谈心，认真地倾听他们的意见，仔细记下他们反映的情况，帮助他们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他和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关系十分融洽，感情深厚。为了保卫班禅额尔德尼的安全，冠三同志去日喀则部队视察工作时，经常教育“班禅警卫营”的全体干部战士，要尽心尽力做好警卫工作，保证班禅额尔德尼的安全。有一次，冠三同志和阿沛正在楼上谈心，突然拉萨发生了地震！在警卫人员催促下，他俩从楼上走到院子里，坐在草坪上又接着谈起来。八一农场生产出第一批蔬菜，谭政委亲自布置农场的干部，把蔬菜送给达赖的母亲和阿沛·阿旺晋美等。阿沛·阿旺晋美任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时候，军区开办公会，谭政委很注意听取和征求阿沛·阿旺晋美同志的意见。
1959年3月，西藏上层中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发动了武装叛乱，情况十分复杂，斗争极端尖锐，在此关键时刻，冠三同志在西藏主持党政军工作，任中央代理代表（当时张经武代表和张国华司令员都在内地开会），忠实、灵活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方针政策，坚定地依靠西藏百万农奴和广大干部，团结广大爱国进步人士，对西藏上层中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冠三同志及时地洞察全局，决断刚毅，大智大勇，无私无畏的气概。举世瞩目的谭冠三将军给达赖喇嘛写的三封信，既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原则，又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对达赖喇嘛的尊重、爱护和关怀。同时，对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斗争。这三封信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进步人士的一致好评。在这严峻关头，谭冠三同志坚持革命的原则性与斗争策略性的统一，同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了有礼、有利、有节的斗争。为了祖国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他临危不惧，履险如夷，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领导西藏军民，有力地打击了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挫败了他们的罪恶阴谋，维护了祖国的团结和统一。在此期间，冠三同志还十分关心爱国朋友的安全。情况紧张的时候，冠三同志冒着“打冷枪”和“扔石头”的危险，亲自去请阿沛搬到安全的地方居住。当阿沛以工作为重，不顾个人危险，坚持住在家里时，谭政委亲自布置警卫人员加强保卫措施，务必保证阿沛和他一家的安全。他还真诚地邀请其他的爱国朋友搬到安全地方居住。帕巴拉·格烈朗杰等许多爱国朋友，就是在他的关怀下，携带家属住进了安全地方的。达赖喇嘛出走以后，冠三同志到罗布林卡指示工作人员要保护好达赖的住地。达赖住室外面阳台上有两盆牡丹花，冠三同志叮嘱工作人员说：“要把达赖喜爱的牡丹花保护好，要看远一点，总有一天，达赖喇嘛会回来的。”
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西藏民主改革政策，十分注意到西藏的特殊性。对爱国的农奴主的土地实行赎买政策（由国家出钱买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这是马列主义和西藏实际相结合的又一范例。冠三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政策。有的爱国朋友不愿接受赎买金，冠三同志再三地、真诚地劝他们收下。这样，既使西藏农奴分得了土地，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又维护了爱国朋友的利益，增强了民族团结。在民主改革期间，冠三同志还十分注意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集中集体的智慧，研究制定了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使西藏民主改革顺利进行，取得了伟大胜利。1964年4月，陈毅元帅在游成都杜甫草堂时，遇到谭冠三同志，立即握住他的手说：“你是西藏的功臣！我要请你吃狗肉！”并向周围的人介绍谭冠三将军在西藏的功绩。后来，冠三同志去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西藏的情况时，受到了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同志的赞扬。
为了团结藏族人民共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军区党委号召部队学习藏语文，生活高原化。冠三同志身先士卒，并带领全区部队这样做。在一次军区召开的师团干部会议期间，谭政委邀请全体与会人员“赴宴”。大家十分高兴，以为谭政委可能弄些稀有的美食佳肴慰劳大家。结果，宴会桌上摆的却是酥油茶、糌粑面，谭政委揉着糌粑面，举起酥油茶杯，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吃啊！在西藏要过‘生活关’、‘语言关’，我们才能扎下根呀！”说完，带头将酥油茶一饮而尽。身教重于言教，全区部队掀起了学习藏语文，生活高原化的热潮，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藏汉团结。
冠三同志在西藏高原戎马戍边整整十二年，经受了多少风风雨雨，熬过了多少艰难困苦，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按照规定，干部可以回内地休假。可是冠三同志在西藏工作十二年中，很少休假！冠三同志不仅热爱西藏人民、热爱边疆山河，甚至对西藏一草一木都有极深的感情。他曾带着农业技术员步行勘察拉萨河两岸的土地。亲自收集了十二口袋草籽和土壤标本，号召、组织部队开荒种菜、种草、种树。他自己开了一片地，除种菜、栽苹果外，还种树苗。每年春节，他都带着秘书、警卫人员等出去向部队、机关、农场拜年，走到哪里，就把自己苗圃里的树苗赠送到哪里，动员同志们都来种树。他常常对同志们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边疆种树就更有意义！绿化风雪高原，改变生态状况，增加氧气，调节湿度，防止风沙！这是建设西藏，巩固边疆的百年大计啊！”如今，西藏军区大院杨柳成荫；拉萨城内外，林卡翠绿，花果飘香；柏油路旁林荫小道枝叶茂盛，春意盎然！看见西藏生机蓬勃的花木、吃着香甜的苹果，人们怎不怀念谭冠三将军和成千成万的西藏老同志！他们象柳树一样，把自己的青春、中年，甚至花甲之年，献给了西藏；把根子深深扎在祖国边陲！
曾在祖国边疆立下赫赫功勋的谭冠三同志，1985年12月6日辞世，临终之前，向党提出了唯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1986年8月1日，根据冠三同志的遗愿，西藏自治区党政军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在拉萨八一农场苹果园隆重举行了谭冠三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