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与中国工人运动
朱学范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还很幼小,因而孙中山未能认识工人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孙中山亲眼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战斗力量,感受到了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英勇搏斗的大无畏精神,思想开始转变。他认识到,要使革命成功,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因此热情地关怀和支持工人运动的发展。他是我国工人阶级的真诚朋友。
一、香港海员大罢工
1922年1月到3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和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大规模的斗争,也是我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邓中夏把它叫做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它的胜利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长江船员、上海邮务工人、上海日华纱厂工人、汉阳钢铁厂工人等相继罢工,怒涛一浪高一浪地波及全国。
国民党与香港海员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发动多次起义,所需枪支弹药很多都靠海员帮助,得以从海外购运回国。1911年武昌起义后,香港工人响应同盟会的号召,组队前往参战,其中大部分是海员。1920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在船上曾对海员演讲,还写了“博爱”两字送给海员。1921年3月6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工会的名称是孙中山起的,工会的牌子也是他亲笔书写的。他还以大元帅的名义派王斧均代表到香港参加工会成立典礼。罢工发生时,孙中山并不知道。但是,当孙中山一得到消息,就大力赞助。他从桂林电令马超俊到香港慰问,并且通知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筹款支援。袁世凯时期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规定,对同盟罢工者,要处以刑罚。孙中山为了支持海员罢工,同意大理院长徐谦在国务会议上的提议,明令取消了新刑律中罢工治罪的条文,这是对海员罢工在政治上的有力支持。
孙中山对罢工的赞助,增强了国民党在海员中的影响。据统计,罢工的香港工人中参加国民党者有二万多人,其中半数为海员。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海员工会为大会代表举行欢迎会,邓中夏写过一段实况:“海员工会在五一节那一天,在海旁街口扎了一座雄伟奇丽的花牌楼,左右一副对联,就是‘拥护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宪法’。这次欢迎会是用西式大餐,满屋悬挂青天白日旗。这些事实,都可看出那时海员工会对国民党信仰到了如何程度”(《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71至72页)。领导罢工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会长是国民党人陈炳生,在罢工期间因私事触犯刑律在广州被捕(1922年5月4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命令特赦),由苏兆征代理会长,他是孙中山的信徒,1908年参加同盟会,后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又加入了国民党。他和海员工会谈判代表林伟民都已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思想有了较大变化。他们依靠群众,排除种种困难,使罢工发展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这次大罢工被人们称为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的新起点。
孙中山在1921年10月自序的《实业计划》中,还不承认中国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把阶级对抗看作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弊病,不相信工人斗争能取得胜利。在海员罢工中,孙中山派马超俊到香港慰问和调处,以解决经济要求为目的,避免事态扩大。到最后谈判时,他还“嘱海员共体艰难,勿为已甚”。(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2编第194页)但是,罢工的胜利使孙中山看到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坚强力量,他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他的迂回曲折的革命进程中,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促使他在思想上认识依靠工农群众力量的一个起点。
二、京汉铁路大罢工
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争取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新阶段。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军阀的血腥镇压,可是全国人民从工人阶级的流血牺牲的英勇斗争中,认识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人民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京汉铁路大罢工后,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更多的革命群众所接受。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所以愿意和共产党合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经过多次失败之后,特别是在1922年6月陈炯明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他之后,他从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力量的雄伟坚强。孙中山斥责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暴行,对京汉铁路工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的步骤,联合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组成了革命统一战线,为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促使孙中山在思想上和革命实践上,从依赖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企图在军阀之间的矛盾中寻求军事力量的幻想,转向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使他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孙中山从辛亥革命依赖会党到支持工人组织工会,赞助香港海员大罢工,进而到开始依靠工农群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和农民、工人及其他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在辛亥革命之前,是通过会党实现的。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结束了与会党的联盟。1921年3月,孙中山帮助香港海员成立工会。同年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列宁委派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长谈了三次。据马林回忆说:“我与孙讨论了群众运动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等。”(《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4页)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孙中山对它采取了赞助的态度。从依赖会党转变为支持组织工会和赞助同盟罢工,这是孙中山在对工人运动的态度上的一大进步。但是,这时孙中山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兴起的工农革命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还没有想到要依靠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后,处于危难之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当孙中山在1922年8月回到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已于6月15日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了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作了公正的评价,同时也坦率地批评了国民党忽视群众力量的错误,并表明中国共产党愿与孙中山联合。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同国民党及其它社会组织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这对正在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是有力的帮助,又经过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力量,从而促使他在思想上和革命实践上有了重大转变,在屡遭失败的革命过程中,找到了联合共产党和依靠群众的正确道路。
三、广东工人运动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听取了孙中山所作《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选出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4月,国民党工人部召集广州各工会代表筹备五一劳动节纪念会议,共产党通过广东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倡议组织广州工人代表会,立即获得多数代表的赞成。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孙中山到会向各工会代表演说,鼓励工人组织大团结,要同世界各国的工人联合起来,去和外国资本家对抗,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工人要担任提高国家地位的责任,做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地上去奋斗。孙中山的演词,给了各工会的代表极大的鼓舞。各工会代表连续开了十天的会议,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还通过了二十多项决议,作为工人代表会的活动方针。经过上述一系列活动,广州工人开始统一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奋斗目标,并且初步实现了广州工人的统一团结,为广州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1924年7月15日,爆发了沙面三千多工人罢工。英法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要颠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寻找借口妄图打击广东人民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沙面英法当局于6月30日通过新警律,规定8月1日起中国工人出入沙面都须带通行证,但其他各国人都可自由出入。沙面工人不能忍受这种对中华民族的侮辱,在英法当局拒绝取消新警律的要求后,于7月15日举行罢工。第二天,沙面的华籍巡捕也参加了罢工。
英法帝国主义为了威胁广东革命政权,调动军舰两艘到广州,要求政府制止罢工。廖仲恺以广东省长的名义拒绝了沙面英法当局的无理要求。在沙面工人的坚决斗争下,英法当局不得不于8月19日接受了撤销新警律的要求。沙面工人罢工的胜利,使孙中山加强了实行扶助农工政策的决心和信心。
促使孙中山坚定地实行依靠农工的政策的,是广州的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配合黄埔学生军和其他革命军队镇压商团的叛乱。1924年10月10日,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反革命武装组织——商团,在英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军阀的支持下,在广州举行了反对孙中山革命政权的武装叛乱。他们开枪射击正在举行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游行的工团军和学生,并用武力胁迫商人罢市,张贴胁迫孙中山下野的布告,企图夺取广东革命政权。在这局势十分严重的时刻,周恩来在中共两广区委召开的反对反动商团的群众大会上指出,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很大,我们只要下团结的决心,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先驱。他号召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共广州市地方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广州市民书》,号召知识分子、国民党与工农兵联合起来,解除商团反革命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对商团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恨,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决心组织和武装起来,同商团决一死战。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电,表示誓为政府之后盾。广州的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表示,愿尽一切力量帮助孙中山镇压反革命叛乱。孙中山在黄埔学生军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增强了镇压商团叛乱的信心和决心,他亲任镇压商团叛乱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会长,派廖仲恺、谭平山等人为全权委员,命令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命令参加北伐的警卫军全部及湘、粤军各一部,星夜从韶关回师广州勘乱。10月15日,派黄埔学生军与桂、湘、豫、粤等各军分兵五路,把商团所在的西关区包围起来,在工农武装的配合作战下,经过几小时的战斗,就将商团反革命武装击溃了,解除了广州革命政府的一个“心腹之患”,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军阀、右派势力,使广东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下来。
广州工人和农民在平定商团叛乱中显示的巨大力量,推动了孙中山进一步实行依靠农工群众的政策。1924年11月,孙中山以元帅命令公布广东政府工会条例,确定了工会享有的权利。
这个条例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的法令,意义重大。自从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军阀的血腥镇压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唯有广州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共产党人深入群众进行工作的成果,也是孙中山坚持扶助农工的政策的成果。广州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以后全国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经过了不断的挫折和失败,吸取了无数的经验和教训,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我国工农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以俄为师”,向列宁学习,走扶助农工群众、联合共产党、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他在革命生活的晚年,为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群众的三大政策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这是他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同志指出,实行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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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读徐琳著《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
王贵秀
作为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人亲密合作、共同创立的。他们的哲学世界观,和他们的整个学说一样,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在其中处于“配角”的地位。长期以来,人们比较忽视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这是很不合理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所谓“马克思学”出现以后,在西方一直存在着一种把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起来、竭力贬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思潮。而对于这种思潮,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们虽然有所评论和批评,但一般都比较零散,而未能从正面系统阐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因而不足以说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徐琳同志撰写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出版)一书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弥补了这一不足。它作为一部关于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专著,着重从正面阐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纠缠于某些歪曲和贬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具体论点,但却有很强的针对性。它严格遵循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以翔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论点,实实在在揭示了恩格斯在各个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既无论战味道,也无泛泛议论。它在论述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时,既没有脱离他和马克思的共同哲学理论创作活动,而又突出了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历程和特点。
在《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所展现出的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的特殊道路。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经过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的启迪和影响,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完成其立场和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的。但他们是通过各自不同的道路实现这一转变的。如果说马克思转变到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道路,是同批判德国思辨哲学,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较落后的德国政治、经济相联系的;那么,恩格斯思想的转变,则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较先进的英国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深入研究的结果。恩格斯思想转变的直接动力是英国社会。他把理论研究和英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德国哲学和英国实际结合起来,揭示了物质利益和社会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发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从而孕育了唯物史观的思想。本书的研究表明,恩格斯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形成略早于马克思,并推动了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唯物史观的建立。
第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和系统化。以《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宣告无产阶级新世界观的诞生以后,由于马克思忙于《资本论》的创作和对国际共运的指导,哲学论战和理论研究的任务,就主要落在了恩格斯的肩上。首先,为适应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挑战的需要,恩格斯在马克思赞同下撰写了《反杜林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集中批判了杜林哲学,并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就,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在这里,恩格斯提出和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特征、范畴和基本规律,以及辩证法作为世界观、认识论和思维方法论的功能。之后,恩格斯又开拓新领域,着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他的《自然辩证法》一书,揭示了自然界运动的辩证规律,论证了从自然界到社会的飞跃和人类的起源,从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所有这些,都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
第三、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创造。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不仅担负起了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和整理出版《资本论》遗稿的重任,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创造。他在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的新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他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学说不仅发展了国家理论,而且填补了原始社会研究的空白,充实和丰富了唯物史观;他针对新康德主义思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和本质区别,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新概念,总结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特别是他在晚年的书信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增添的新内容,作出的新贡献,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仅举以上这几点就足以表明,《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一书所确立的基本论点,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这个基本论点就是:没有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和思想,就没有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系统研究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就不能全面了解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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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纪要
不久前,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在北京召开“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有一百多名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现将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发言同志从四个方面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1)中国社会的改革,不是经济改革的独奏,也不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二重奏,而是一部由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观念文化变革交织而成的雄壮的交响乐。
(2)政治改革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且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后者除了为经济建设服务之外,还要保障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使人们普遍具有的参加政治生活、影响政治决策的欲望得到满足。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不可缺少的一环。因此,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时,不能仅仅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出发,还必须从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身出发。
(3)会上也有同志指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超越大多数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程度,不能引起过大的社会震荡。考虑到这一点,从经济体制改革出发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比较合适。
(4)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当互相促进。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我国过去的政治体制是适应于计划经济的;目前,单纯的计划经济正在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政治体制还没有实质性的改革,因而出现政治体制在诸多方面约束经济改革推进的情况。举例说,我国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使企业领导人至今仍处于无权自主决策的地位,这就阻碍了新的企业家群体的形成。而没有这股富有生气的社会力量,政治民主化进程就缺少了一分强大的推动力。又如我国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由于劳动群众并未充分享有各项民主权利,特别是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和影响企业管理决策的权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并未能充分发挥。
鉴于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与经济的密切联系,有些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经济改革同时又是政治改革”的命题。其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经济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是受政治权力支配的。经济的每一改革,必定以政治权力的调整或重新分配为前提。我国农村经济的成功改革,包含了对政治体制的重要方面——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目前正在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每一步都要求对政府原有经济管理职能的调整。
有的同志认为,政治与经济过分紧密的联系是体制上的一个缺陷。他们说,在原有体制下,我国的经济生活已经政治化、行政化了。许多搞企业管理、经济管理的人并不很熟悉企业和经济,而是更熟悉政治。政治和经济,应当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相对独立性的系统。要用一整套法律法规,把经济生活的规则定下来,使政治领域的变动不易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的同志把这种观点表述为“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有的同志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实行决策的科学化,即政治决策要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客观规律。政治决策的科学化,不能依赖个别领导者的睿智和开明,而应当靠政治制度来保障。另一个目标是充分保障人民民主,使公民能够参加政治决策过程,并以其意见影响政治决策。这两个目标,是互相联结互相影响的。
对于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会上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些同志较多地强调,不能受当前实际的束缚,因为当前的实际本身不尽合理。要研究政治科学理论,分析世界各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的经验教训,从我国国情出发,并汲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制订出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案。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选择社会上普遍感到最需要、不改不行的点作为突破口,例如党政不分、过分集权、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效率低等等。改革应当设置包括若干阶段性目标的动态目标系统,采取渐进决策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在改革的过程中壮大改革的力量,积累改革的经验。
会上取得的一致认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理论研究部门和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有所区别的。理论工作者应当不受束缚地进行活跃的、创造性的思维,多考虑“应当怎样做”的问题,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最优方案。如果过多地囿于现实状况,瞻前顾后,那就很难产生新的思想。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在决策时,则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吸取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
(张明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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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企业之窗》出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世界企业之窗》,着重于为企业中的经营管理人员传递国际信息,提供国内外企业(主要是国外企业)在经营决策、企业管理、人才的使用和开发等方面的新情况、新知识和新经验。
(李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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