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革命军人思想品德教程》出版发行
新华社长沙11月28日电 （通讯员宋举浦）一本全面阐述军人思想品德的教科书——《革命军人思想品德教程》，最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共二十五万字，包括理想、幸福、荣辱、苦乐、生死、审美、恋爱、婚姻、法纪、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情感、性格、气节、风度等十七章。此书适合军队和地方各类院校思想品质课教学，也适用于部队和地方青年加强思想修养。
由解放军长沙工程兵学院编写的这本书，已被总政治部推荐为军队系统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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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安部治安局负责人说
凡需证明公民身份事项都可使用身份证
公安人员查验居民身份证时应首先出示自己的工作证
本报讯 11月28日，公安部治安局负责人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的公布答记者问时说，作为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与户口簿以及其他身份证件如工作证、介绍信、学生证等等虽然都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作用，但是与其他证件相比，居民身份证是国家法定的身份证件，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证件规格统一，由执法机关制发，可以在全国范围使用，不受时空范围的限制，而且携带、使用方便，不易伪造。这些特点是其他身份证件所不具备的。
这位负责人说，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公民的常住户口在本市各市辖区的行政区域之间和本县行政区域内迁移变动的，可以不换领居民身份证。公民的常住户口迁出上述区域时，应在迁入地办理户口登记手续的同时换领居民身份证。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方便群众，解决住址一动就要换证的问题。当然，公民主动申请换证，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办理。规定在迁入地换领新证，由迁入地收回旧证，也体现了便利公民活动的原则。
他说，居民身份证作为国家统一颁发的身份证件，必须随身携带，应妥善保管。居民身份证是否有效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检验：1、从证件的有效期限看；2、从证件的完好程度看。如果证件有效期限已满或证件发生塑封套开裂，有严重折痕、污损影响辨认以及签发机关印章和持证人相片残缺等情况，则属于无效证件，应及时申报换领新证。
他说，居民身份证的使用以条例作为法律依据，凡是需要证明公民身份的事项都可以使用居民身份证。正确地使用它是国家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实施细则中列举了十八项事务，其中前十七项是公民在办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权益事务中经常可能面临的具体事务。目前，许多公民持有几种不同用途的身份证件，尽管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内都可以证明公民身份，但由于前面讲过的原因，我们提倡，凡是可以使用居民身份证办事的，都尽可能地使用它。
公安部治安局负责人说，公民在办理涉及权益的事务时，需要随身携带和使用居民身份证，同时，居民身份证得到了国家法律的承认，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方便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办理涉及公民权益事务的事项时，可以要求其出示居民身份证，但不得扣留或者要求作为抵押。对公安机关扣留公民居民身份证的问题，条例同样作了严格的规定。
他说，由于执行维护社会治安任务的主要是公安机关，而且，颁发管理居民身份证是公安机关的职责，为此，条例规定居民身份证的查验工作由公安机关负责。公安机关在执行公务时，通过一定的检测手段和方法检查公民的居民身份证，是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手段之一。当然，为了防止公安机关滥用权力，只有依法执行公务的公安人员才有权查验居民身份证。查验时，公安人员应首先出示自己的工作证件，被查验的公民不得拒绝。需要说明的是，条例规定的查验与其他机关单位开展工作时要求公民出示居民身份证的做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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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常委会审议设立国家监察部议案
加强行政管理 健全行政体制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八日电 设立国家监察部，将加强国家监察工作，有利于保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明，改善和加强行政管理，健全国家行政体制。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设立监察部议案时提出的看法。
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分组会上，委员们对恢复、确立国家行政监察体制进行了审议，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国务院提出的这一议案。王甫委员说，现在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设立监察部对加强政纪十分必要。何英委员说，恢复设立监察部是适应改革和建设的需要。我们有些干部违反国家政策、法令、纪律，以权谋私，脱离群众。设立监察部就可以对人民揭发出来的违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尽管我们正在强调精简机构，但对属于改革和建设必需的机构还是要设立。杨克冰委员说，设立监察部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步骤，设立监察部可以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也是广大群众的愿望。胡绩伟委员希望，国家监察部要用改革的精神建立起一个最少官僚主义、相当模范的部门。
张承先、王永幸、雷洁琼、刘瑞龙等委员认为，为了使国家监察机构更有效力地行使职权，应将监察部改为监察委员会。张承先委员说，监察部监察的对象包括部长、省长，一个部级单位怎么能够实施监督？建议提高监察部的地位，设国家监察委员会，使他们行使职权有切实保障。
在审议中，有的委员对设立监察部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吕骥委员说，设立监察部又要增加许多干部，这不符合精简机构和人员的精神。张珍委员认为，在国家机构改革中，增设机构应当慎重。
分组会上，委员们还同时审议了设立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撤销机械工业部、兵器工业部的议案，认为这一做法有利于统筹规划、综合平衡，加强对全国机械、兵器行业的统一管理，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同时，委员们还希望这次机构调整能真正体现精简机构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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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廖汉生作全国人大代表团访保、匈、捷三国情况报告
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全体会上，作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情况报告时说，这次出访体现了我国同这三个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发展。通过访问，恢复和发展了全国人大与这三个国家议会的联系，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友好合作关系，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他说，这次访问是中、匈两国建交以来我国人大代表团第一次访问匈牙利，也是1956年彭真同志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以来，我全国人大首次派团出访这两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对我国人大代表团的往访都很重视，代表团受到了各国议会、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这三个国家都安排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见代表团，给予了高规格的政治礼遇。
他说，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对我国人大代表团的往访给予较高的评价。他们强调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联系和来往可以促进双边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加深和扩大”，“为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和增进各种机构之间的交往创造了良好的气氛”，代表团的访问在两国交往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使两国关系“又前进了一步”。这三个国家都表示了加快同我国发展各方面关系开辟新的合作途径的愿望。
廖汉生在报告中还介绍了东欧这三个国家议会工作的情况。他说，这次访问，使我们对这三个国家议会工作有一个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了解。我们突出的印象是，这三个国家都致力于不断加强议会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在议会工作中则注意发扬民主，密切议员和选民的联系。
他说，这三个国家议会都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立法制度和工作制度。议会除审议通过法案，讨论和审议政府的施政纲要、经济发展计划、年度预决算外，还常要求政府部门领导人向议会汇报工作。议会休会期间，各常设委员会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议会的工作。常设委员会有权检查各自职权范围内政府部门的工作。特别是近年来，这三个国家都进一步加强了议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如，今年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十三大决定扩大议会常设机构的权限。过去，常设委员会在检查政府部门工作时，对发现的问题只有咨询权，现在可以下令要求政府部门纠正。匈牙利议会新增设了“宪法法制委员会”，负责检查政府各部和其他领导机构颁布的规章制度是否符合宪法。
廖汉生说，在发扬民主和密切联系选民方面，这三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都建立了议员向选民报告工作的制度，有的还规定了议员接待选民日，答复选民提出的各种问题的处理情况和结果，议会为议员提供免费乘坐国内一切公共交通工具的便利条件等。匈牙利去年议会大选第一次普遍实行了差额选举制，即除对占代表总额10％的各界代表人物和中央党政领导外，其余90％均用差额选举办法产生，以增强代表的“竞争性”和选民的“选择性”。每个候选人要向选民发表竞选演说，有些地方就内政、外交、地方建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少过去“只当代表，不干实事”的人落选，这对新当选的代表具有一定的约束和鞭策作用。匈牙利议会领导人认为，这次选举的经验是成功的，去年用差额选举选出一届文化程度高，比较年轻，接近群众，能干实事的国会和地方议会代表，在发扬民主、积极发挥议会作用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捷克斯洛伐克议会机构有自己的特色。联邦议会是两院制，人民院和民族院，两院地位平等。联邦的两个共和国又分别设立捷克民族议会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这种机构设置有利于妥善处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民族团结。
廖汉生在报告中建议，积极开展我国人大与东欧国家议会之间的往来，和这些国家的议会代表多接触，加强合作，发展和东欧国家的议会多层次的交往，交流立法工作经验，以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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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天主教召开会议
习仲勋等会见与会代表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张宿堂、本报记者张砚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11月28日在会见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中国天主教第二届代表会议的代表时说，我国政府历来支持宗教界朋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各国宗教界人士进行友好交往，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宗教组织和个人干涉我国内政，以及以任何方式插手和支配我国的宗教事务。
乔石、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等参加了会见。
几年来，我国三百多万天主教徒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围绕“爱国爱教，敬主爱人，投身四化，服务人群”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获得各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的天主教徒有一千六百多人，九百五十多名神长教友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各地教徒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从事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赞扬。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宗怀德在这两个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透露：几年来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和天主教爱国会本着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原则，积极开展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神长教友的友好交往。从1982年9月起，天主教两会先后邀请和接待了加拿大、印度、香港、菲律宾等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天主教徒来访，表明我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事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天主教友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我国天主教自身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
习仲勋在会见会议的代表时充分肯定了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几年来取得的成绩。他希望中国天主教两会继续团结、教育和鼓励我国天主教徒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发挥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这两个会议是11月17日开始在北京举行的。会议将修改两会章程，选举产生两会的新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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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启立会见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计委主席曼·戈雷沃达。
胡启立祝贺戈雷沃达这次访华成功，并说，中波两国的历史和国情不同，但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从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也重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
戈雷沃达说，他这次访华是成功的。访问中，他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有益、诚挚和友好的会谈。他说，波中两党都把经济改革看作是一项重要任务。两国进行改革的方向是相似的，面临着的问题也是类似的。两国交流经验和相互学习是有益的。戈雷沃达请胡启立转达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对胡耀邦总书记的问候。胡启立则请他转达邓小平主任和胡耀邦对雅鲁泽尔斯基的问候。
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等参加了会见。
访问期间，戈雷沃达一行参观访问了北京、广州、深圳、上海等地。波兰客人将于明天离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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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外友协纪念“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对外友协会长章文晋今晚在纪念“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招待会上说，中国人民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为恢复合法民族权利和收复被占领土的正义斗争。巴解组织驻京办事处主任尤素夫·拉加卜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将团结在巴解组织周围，顽强战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等出席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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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肩担道义 面向真理
——纪念爱国将领王以哲烈士九十诞辰
谷牧
今年11月29日是爱国将领王以哲烈士的九十诞辰。再过十三天，正好是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团结抗日的要求，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为举行全民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王以哲是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主要将领之一，并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献出了生命。我们应该纪念他。
西安事变前后，我在东北军工作。当时王以哲跟随张学良将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面前，大义凛然，置个人安危得失于不顾，为实现团结抗日尽心竭力，我至今记忆犹新。
1935年底，红军遣送被俘的高福源（王以哲所部619团团长）回东北军。王以哲让他向张学良转达了红军关于联合东北军共同抗日的建议，并设法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1936年2月25日，王以哲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在洛川同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会晤，就红军同67军实行局部合作达成协议：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67军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则；二、恢复67军在肤施（延安）、甘泉、鄜县县城（三县均为东北军防区）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67军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转饬地方政府发动群众送柴粮进城，恢复正常关系；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双方均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之责。
1936年3月5日，王以哲陪同张学良与李克农、钱之光会晤，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商定约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张学良进一步共商抗日大计。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飞抵延安，同周恩来等会谈。张学良赞成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主张，欢迎红军北上抗日。双方就逼蒋抗日以及如何打败日本侵略军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两军停战，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等协议。王以哲对实现这次著名的会谈作了精心的安排。
1936年6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城南王曲镇设立长安军官训练团，向部队灌输抗日思想，张、杨兼正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训练团集训中级军官一千五百余人，在促使部队接受联共抗日思想方面，收到显著效果。
1936年12月12日，王以哲在张学良率领下参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张学良、杨虎城领衔的关于八项政治主张的通电上签了名。
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司令部，另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张学良、杨虎城分别担任军事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之下设参谋团，王以哲是参谋团成员之一。
12月17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宣布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支援抗日部队收复失地，王以哲任副军团长。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对陪送他的张学良加以迫害，并对西安进行政治军事压迫，形势紧张。王以哲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力主按照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内战。1937年2月2日被少数不顾大局的人杀害，遂以身殉。
王以哲将军殉难之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代表红军和苏区人民对他表示深切哀悼，并指出：“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王以哲对这一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他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王以哲将军作为一个受命于蒋介石直接同红军作战的职业军人，能够率先接受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抛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肩担道义，不断探寻救国救民之策，敢于面向真理的结果。
1896年王以哲出生于吉林省宾县（现属黑龙江）。他在青少年时代目睹日、俄等帝国主义侵略和民不聊生的惨景，即立志救国，选择了从戎卫国的道路。他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以优等成绩毕业。从1922年起在东北军张学良主办的教导总队任排长、连长、营长，后任东北军的团长、师长及中将旅长。1928年，张学良把十九师的学生队改为东北学生队，张自兼监督，任命王以哲为教育长，让王担负实际责任。王对学生进行严格军事训练的同时，还给他们补习数、理、化等基础文化科学知识等科目，择优选送出国深造，培养了大批人才。
王以哲将军不仅是一位干练的职业军人，而且关心国计民生，注意社会动态，结交爱国的进步人士。他与阎宝航、杜重远、高崇民、车向忱等都有深厚的友谊，支持他们创办东北人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和开展抵制日货、查禁毒品、办平民夜校等社会群众活动。他创办军人工厂，以产品抵制日货，以经济收入改善部队生活，救济困难军属。他注重对部队进行爱国教育，亲自制订《旅训》，告诫将士：“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官士兵夫，……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精神，结成团体，共赴国难”。张学良率部进关，王以哲领导的第七旅驻守沈阳。他训练部队枕戈备战，密切注视日本侵略军的动向。“九·一八”事变前夕，他获悉日本将发起军事挑衅，于8月初亲自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请求张回师备战，以抵御日军侵略。张派人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发来电报（8月16日），不许东北军抵抗。9月18日，日军进攻北大营，占领我东北重镇沈阳。王以哲用尽心血帮助张学良筹办的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连同大批军火、二百六十架飞机，一夜之间完全落入日本侵略军之手。仅仅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惨遭侵略军铁蹄蹂躏。在这国亡家破的紧要关头，本想奋战御敌的王以哲，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之下，只好满胸悲愤，率部洒泪退出阵地。这使他遗憾终身，悔恨不已。
王以哲怀着沉重的国仇家恨，背着不抵抗的罪名，忍受着莫大的屈辱，率部入关，驻防北平，抗日复土之心愈切。
1933年初，十万日伪主力军，大举进攻山海关。王以哲为保住热河省，再谋收复东北，同宋哲元、商震、关麟征、黄杰等将领一起，分别率部奋勇抗击进犯长城各口之敌，进行了持续两个多月的威武壮烈的长城抗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震动国内外。
正当王以哲力图实现其抗战复土抱负的时候，又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之下，被迫撤出长城抗战第一线。不久，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张于临行之前，召开东北军将领会议，决定全军保持战时体制。组成四个军，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及万福麟分别担任军长，扩编卫队师由刘多荃任师长。张嘱令东北军将士坚守阵地，保持团结。
蒋介石趁张学良出国之机，对东北军各高级将领大肆拉拢，准备把东北军调离华北。蒋在庐山召见王以哲时，送以加倍的仪程，暗示王，只要听其调遣，参加“剿共”，许以河南省首席要职。王以哲拒不接受蒋介石的拉拢，并与东北军各将领计议，率领各部坚持张学良的嘱托，团结一致，不离阵地，不受封官，并把蒋介石送他的仪程五万元，用于为全军军官购买学习用品和军衣，补助困难军属的生活，自己一文不留。
王以哲在驻守北平期间，还积极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活动，以人力和物资援助东北义勇军。他十分注意对广大官兵进行抗日复土的教育。他在67军内部创办《东望》月刊，亲自为该刊题词：“所欲告诉我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成之，方不愧为东北健儿，方不愧为现代革命军人。”这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和抗战复土的决心。
1934年1月，张学良归国。3月，张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王部67军被调到大别山参加“剿共”内战。王违心地离开燕赵抗日前线。前者，他拒绝蒋介石的拉拢；此番，他不得不听张学良的调遣。他深知，这是东北军“亡家”后寄人篱下，卖命求食的可悲处境。他渴望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枪口冲杀，而不愿去打自己的同胞；他希望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以图打回老家，收复故土，而不愿在对红军的作战中被打垮。
1935年，王以哲奉命进驻陕北，到达洛川、肤施（延安）。在同红军作战中，王以哲所部损失惨重，一一○师全师覆灭。这时，蒋介石又削减了一一○师番号，减发东北军军饷，实得军饷只有国民党中央军的七成。“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和他的将领，替蒋介石承担了不抵抗的罪名，为国愤民怨，已是屈辱难言；后又受蒋介石的多方排斥、压迫，使东北军欲抗日不能，想保家不得，离乡背井，颠沛流离，饱尝内战之苦。这一切，引起王以哲的深思，终于使他认识到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错误的，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没有出路的。
王以哲通过长期的观察、比较、思考、探索，终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抛弃了蒋介石打内战而不抗日的错误政策，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立下不朽的功绩，成为“国家民族之干城”。
王以哲一生爱国。为救国于危亡，拯民于水火，他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接受真理。他这种肩担道义，面向真理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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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波两国签署两份文件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中国政府和波兰政府关于《长期经济合作的主要方向》的文件今天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签字。根据这份文件，中、波两国将在原料、煤炭、动力、机械电子、化学、交通运输、纺织等工业领域以及农业、食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和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部长会议计委主席曼弗雷德·戈雷沃达代表各自的政府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字。宋平和戈雷沃达今天还签署了他们之间的会谈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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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赠送助听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今天代表英国政府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赠送了二万五千付助听器，以帮助中国残疾人康复。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邓朴方在接受这批礼物时，向英国政府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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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忻州市董村农民办起了敬老院，有九位孤寡老人在这里安度晚年。 范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