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大地
权力哪儿去了？
邵燕祥
曾经写过两句诗体杂感：
问权力是在掌权人手中，
还是掌权的人在权力口中？
或者压缩为“权在人手，还是人在权口？”当时自以为有点象方平译莎士比亚“世界和平，还是世界夷平？”的味道。
说的无非是一个浅显的意思，权力能够冲昏头脑，权力能够蚕食人。掌握权力的地位本身，对于不清醒的人来说，比外来的“糖衣炮弹”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当然，这种地位，跟“糖衣炮弹”一样，都是外因，它是通过当事人的精神状态、意志强度和认识水平来起作用的。
权之为物，并不象林彪之流理解的那样，只是一张为所欲为的特别通行证。如果掉一下书袋，那末从语源学的角度看，它是一种衡器，比如一个秤砣；用在社会生活当中，它在各种力量之间，在人际关系中起着调节、制衡的作用，而对于掌权的个人来说，无疑地它还要求与他的道德情操、政治责任、思想文化素质和工作活动能力相平衡。
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希望一切的掌权者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善用其权，推动和加快这个进程。然而，我们常常在听到“办事难”的呼声同时，听到一些干部慨叹：“没有权啊！”奇怪的是，一件事旷日持久办不成，有关的基层干部说是因为“没有权”，有关的中层干部也说是因为“没有权”，而甚至到了相当高级的干部那里，还是摊开双手，长吁一声：“没有权啊！”
权力，这个宝贝东西，究竟到哪儿去了？
难道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论者那里运用自如的，无孔不入地以之谋私的权力，一到用来“谋公”的时候，就“失重”了吗？
还是在上下之间、左右之间，由于互相争夺，互相掣肘，把好好一份权力扯得七零八落，消失在内耗之中？
在一些权力划分十分明确具体的国家，限制了权力的过分集中，连国家元首的权力也受到法律的制约，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个人说了算。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权力的持衡状态，标志着也保证着一个政权一定时期的稳定。
而我们习见的内耗、掣肘与拆台之类，恐怕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它不是依法施行的制衡作用，更不是从维护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出发，而不过是旧式官场争权夺利、排挤倾轧的翻版而已。
不过，因争权而掣肘，因掣肘而使力量对消还只是一种情况。这固然也有政治体制上的原因，却偏重于政治野心、权力欲望的结果。更多的情况是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没有权，而有权的人又不干事——不能干也不想干——这里说的当然是干好事。在慨叹“没有权”的基层干部、中层干部以至高级干部里，这两种人都有。有人不能干也不想干，推说“没有权”，一旦有点权，也许会一意孤行，或者去为真正干事的人设障碍，找麻烦。我的同情当然不在这些人方面。
要想使更多的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发挥他们的才干（不管他们是否在领导岗位上），需要我们切切实实从政治体制上找一找原因，在哪些层次、哪些侧面、哪些环节上使我们的权力不得善用——这不是属于个人的、用于个人的权力，而是人民的权力，应该用来促进现代化，造福人民。
权力哪儿去了？也许问题提得不够确切，但它确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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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东西南北
王朝闻
从台历上看到一副对联。上联：“四面灯，一层纸，辉辉煌煌，照遍东西南北。”下联：“一年学，八吊钱，辛辛苦苦，历尽春夏秋冬。”
编辑者在解说里指出：上联是县官郑板桥作的，下联是前来告状的私塾先生作的。他状告东家不按原议付给他八吊钱的薪水，反而诬蔑他才疏学浅，公然将他辞退了。下联证明他告状有理，打赢了这场官司。
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虚构的，但我觉得上下联都是文学成功的即兴之作，都很有灵感性，都富于表现力。体现在这种带幽默感的形式里的情感内容、思想内容和生活内容，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上联是郑板桥那做官应当照亮东西南北的志愿的一种形态自然的流露；下联是私塾先生对不能容忍的遭遇的一种质朴的控诉。都表现了倾向性与艺术形式的和谐一致，都表现了表现什么与如何表现的自由。
在我看来，一切艺术批评和这样的艺术创作一样，必须有与众不同的独特点，才有不为别人作品所代替的独立性。艺术批评和任何事物的意义都不简单，理论的价值自然而且合理地体现在主体与客体的特殊关系里。任何事物，局限性与优越性同时存在。在理发馆的地面上，剪下来的头发是以垃圾的身份出现的，仿佛它至多不过成为某种工业原料。然而在另一种场合，一根头发可能成为情人珍藏的纪念品。还有，微型雕刻者利用一段头发可能大显身手；公安人员可能从一段头发发现破案的线索……同一审美对象的多面性给审美主体提供了选择着重点的自由。翟墨在艺坛探美，所写出来的感受已经引起了一些读者的浓厚兴趣，这一现象也能表明艺术评论有写什么与如何写的自由。对艺术的评论，和艺术对生活的反映一样，可能是有多样性、多面性和多义性的。只有这样，它们对于兴趣不同的读者的审美个性，也才更有普遍的适应性。
诗人歌德在《格言》中说过大意如下的话：“真理并非总是必须具有一个明确的外形；只要它象在我们四周轻轻飞翔并带来和谐的精灵，只要它象庄严而亲切的绕梁三日的钟声，那就够了”。艺术理论的形态和艺术创作一样，应当也能使人感到有趣才好。
这本《艺坛探美》是著者欣赏艺术的感受的产物，看来他自己也欣赏自己的感受。他很重视诗化的理论形态，这种要求对读者的兴趣的多样性一定会有特殊的适应性。艺术评论作为认识艺术的特殊形式，最好能象宇宙那春夏秋冬的时间、东西南北的空间那样富于独特性。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是有个性的。
（本文为翟墨《艺坛探美》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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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被唤醒的腾格里
高友良
狂风裹着黄沙，嘶喊着飞扑而来，车外是一片浑浊的世界……由兰州开往银川的列车靠在一个小站，我想下去，可车门被风顶着，女乘务员费了很大的劲，才开了一道缝。我刚伸出头去，马上又缩了回来，望而生畏了。
这就是腾格里大沙漠给我的最初印象。
沙漠上的风暴多么可怕。常有这样的事：列车开过来的时候，或许还是平荡荡的沙野，可是当它返回之时，这里已聚起了座座沙山。相传，在这片黄沙底下埋着一个叫朔阳的小城。那是个风清月高的夏春之夜，城里的居民正载歌载舞欢度沙漠上的四月节哩，谁知巨风乍起，黄沙肆虐，一连刮了九天九夜，等到这场沙暴过去，这座城堡就长眠在黄沙之下了。当地老乡说，每当夜行车开过时节，偶尔会听到若续若离的嘤嘤声。那怕是掩埋在沙漠深处古域鬼魂如泣如诉的哭唤！
我们在宁夏中卫县宿了一宵，看看天气稍有转机，当天中午就搭了黄河上游独特的交通工具——皮筏，逆水向宁夏治沙有名的沙坡头划去。风沙还在远处鸣叫着，但比起昨天来要平静得多了。我们下了皮船，与一支骆驼队结伴而行。昨天在车上看骆驼，并不怎么，可现在突然感到了骆驼的高大，那昂首天外的雄姿，令人肃然起敬！第一次爬沙坡，还怪难的，真可谓行一步，退半步。赶骆驼的见我们的样子，就让我们上驼背。骆驼那庞大的身躯，我们还高不及半哩；要得上，须让它们跪下来才行。它们脖子上都挂有四方铸铁铃子，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只有这样坐在这沙漠的“船”上行走于那沙的波峰浪谷中，才切切实实感到泛舟沙海的奇趣，领略到“沙漠之舟”的涵义。
极目尽处，到处可以看到黄沙上鱼鳞似的“方格子”。这都会让第一回进沙漠的人感到奇异。原来是插在沙里的麦秸编的帘片。三十厘米长短，四个片组成一个方格。它的土名叫“草障”；外国人给它起了个更为形象的名字：“沙堤”。正是这连绵几十公里，如同网似的草障，挡住了滚滚流沙南侵，也护卫了从兰州到银川的我国这条钢铁大动脉的畅通。
沙坡头位于腾格里大沙漠南端，地势北高南低，每年在强劲的西北风吹动下，流沙以三四公里速度推进，大有越过黄河，直逼陕北之势。“要固沙，须设障，植树种草为根本”，这是这里的一句民谚。人们设置的草障，强有力地把“沙老虎”挡了回去；现在又在固沙的基础上，大规模地进行着沙漠绿化。被誉为“绿色长城”的西北防护林带，在各族人民及当地驻军努力下，正在这里形成。经过多少年奋战，这漫长的草障上已喜人地生长出杏、榆、梨、沙枣等许多林木，还大片繁殖了由科学工作者培养的象油松、沙打旺、紫穗槐等几百种沙生植物。有种叫“花棒棒”的植物，别看它花儿朵儿弱不经风，可是在这风沙肆虐，久旱无雨的大漠，却有着一股男子气息：大风刨起它的根，它会把露头的根变为茎，又毫不在乎地开出蓝色的花朵；风沙施暴，并不能摧毁它们，相反，它们却扎下根去，不屈不挠地繁衍自己的家族。在这蒸发量比降雨量大十五倍的地方，倔强地生长着。沙漠科学研究站的改良实验地上，繁花盛开，群鸟争鸣，果树有苹果、蜜桃、葡萄，菜蔬有西瓜、黄瓜、西红柿。这是许多科学工作者战风沙，艰苦奋战的果实，难怪这里绿洲上的人民称他们为沙坡头的“花棒棒”。由于植物根须作用，这披上绿装的黄沙已演变成大块土壤。我捧起脚下的泥土，感到从未有过的温馨和清新。这沙漠上的泥土，是多么的珍贵啊！闻名遐迩的沙坡头，它告诉人们：沙漠也是可以改造的。每年，前来参观的国际友人络绎不绝，联合国还多次在这里举办治沙学习班。沙漠是没有生命的，可是有了这绿色，它再也不是僵死沉寂的了。腾格里已被人们唤醒。
我们爬上沙坡头的高坡上，临风而立。黄河自西向东，打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依山就势，从绿洲中迟缓地流过，奔向天际。那映着夕阳的河面上，一道长长的堤坝把河段截成一个岔子。这是又一个引黄灌溉工程。人们不但能挡风拒沙，回击沙魔的挑战，人们还要捧起黄河之水，让沉睡千古的荒漠变为塞外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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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风景线
以改革家的精神写改革
刘卫星
“我适合描写一团情绪，表现那些透露着朦胧美的东西，因为我这人很容易受感动。也许诗更合我的胃口。”然而，她在诗的沃园里稍许徜徉，便勇敢地冲向报告文学这块“险滩”，而且从1979年初试锋芒，发表处女作《她创造时间》以来，七八年间，已发表报告文学七十余篇。《祖国高于一切》、《共产党人》、《催人复苏的事业》分别获全国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优秀报告文学奖。
认识她的人都说：陈祖芬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周总理逝世时，她的内心陷入极度的悲哀，整天写诗，借以抒发郁积的忧愤之情。开始写报告文学，也很偶然，《北京文学》约她写劳动模范陈伦芬，她就写了。没有想到，从此便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祖芬1964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天生一股书卷气和喜爱形象思维的气质，使她小时就背诵了许多诗篇，学生时代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难怪她勾勒人物形象，驾轻就熟，涉笔即活。可她天生对数字发怵，考大学口试，老师问她：“钢产量是多少？”她凭记忆答曰：“四十。”老师再问：“四十什么，单位是什么？”她不知道了。即使现在上街采购，要算帐仍然糊涂，人家要多少，她就给多少。可正是这样一个缺乏数学和经济细胞的人，近两年却扎进经济领域，写起了反映经济改革的系列报告文学《挑战与机会》，她诙谐地给自己封了个头衔儿：“儿童经济学家”。敏感的评论家们立刻意识到陈祖芬写经济改革实非所长，她甚至是在扬短避长，我也纳闷儿。日前去她家，方解开了这个谜。
她刚从东北采访归来，书桌上、沙发里堆满了统计报表、经济导报一类的资料，她正在赶写题为《论孙超现象》这篇五万字的报告文学。她闭门谢客，饿了拉开冰箱啃点冷面包也算一顿饭，为了减少干扰，家里的电话线都不插。她告诉我，她将在这篇文章中推出“孙超现象”“企业家精神”，把中年企业家的问题向全社会提出。编辑有意想把这篇文章放在明年1月登载，那样醒目一些，但她拒绝了，她要赶在今年12月发出去，让人们早一天认识那些改革者、企业家，理解他们的苦衷，支持他们的事业，共同促进改革大业。
她为了突破自己，硬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重新开拓“戏路”，这种变法精神，不是也具有改革家的气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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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撮影禁止”没有写错
贵报于10月7日第八版刊登了一篇题为《“门面”》的文章，所反映的关于定陵博物馆“撮影禁止”的牌示确实存在，但这一牌示并没有错误。首先，我们的牌示是用中文、日文、英文书写的，“撮影禁止”是日语“禁止拍照”的意思。在日文中是用汉字来表示的，这并不是万历皇帝的遗墨，也不是我们独出新裁。
我们希望贵报给予更正，并向《“门面”》一文的作者做出解释。
十三陵特区办事处 张庆军 张杰
第8版()
专栏：大地
渤滩的红荆
刘小放
从旋风里落下一粒种子
落在祖父跋涉的脚印里
一个坚韧的灵魂复活了
从凝固的苦涩里
爆出扭动的寒光
生命之根
照亮沉积的岁月
早春
豁然抽出一柄红剑
刺破荒滩千秋空茫
一炷跳跃的火
燃起篷篷绿焰
呼唤着风
呼唤着小鸟和蓝天
一条金色的火狐之尾
一缕鲜活的灵气
飘摇在寥廓的天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