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探索与争鸣
哲学应该把握时代的伟大课题
李惠国
哲学家的历史使命就是以其敏锐的思想洞察力，深刻地揭示时代的伟大课题，并力求以理论的形式进行概括和回答。一种哲学思想是否先进，是否能为广大公众理解和接受，就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概括和回答当今时代的伟大课题。今天，人类历史发展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具有什么特点？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课题是什么？这应当是中国哲学家们进行各个哲学领域的研究时普遍思考的问题，也是考虑哲学改革时的基本出发点。当今的世界正处在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转折时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使人类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大大增强，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从旧的发展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新的发展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过渡。与之相伴随的是人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准则、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变革。如何从哲学上分析和概括这一转折时代的特点及其主要问题？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哲学面向社会历史的发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从这方面看，当今的时代是改革的时代，改革是时代的伟大课题。
第二，哲学是以人类的认识活动及其成果——科学知识为对象的。从这方面看，人类进入了一个知识综合时代。综合观念、综合研究方法、综合评价原则正在成为人们的普遍意识，从而形成人类崭新的思维方式。
第三，哲学发现和揭示生活的真理，目的是让人们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从人类命运和前途来看，当今的时代是对话的时代。建立人类新的基本生活准则，运用智慧的力量争取人类和平与进步的美好前景，这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
当社会需要对时代进行思考的时候，特别是需要对转折的时代进行思考的时候，这个时代总是会推出一批思想家，深刻地揭示时代的性质和精神，以崭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去影响群众，从而推动时代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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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争鸣
哲学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
王东
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问题是我们哲学发展的最重要的突破口，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富有生机的生长点。因此，应当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展人的问题的讨论，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
（1）把人作为认识活动的主体，确立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主体性原则。传统认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仅仅把重心放在客体或认识过程的客观逻辑上，而主体活动多半是内在机理不明的“黑箱”。现代科学认识论要求真正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走向“主体—客体—反映形式”的系统把握，揭示人的认识活动是主体与客体、反映与选择、反映与创造辩证统一的本质特征。
（2）把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确立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体性原则。传统的唯物史观教科书没有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完整内容，仅仅讲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把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面。现代历史唯物主义则要求体现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的自我创造过程、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现实的人的发展过程的统一，把重心转向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人的主体生产力的开发。
（3）把人作为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主体，通过改革开辟一条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每个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最崇高的理想目标。打破僵化模式对人的束缚是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反对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寻求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管理相结合的最佳尺度是政治改革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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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肤浅的全面与深刻的片面
周洪宇
一般说来，认识有全面与片面之分。在常人眼里，全面总是比片面要好。事情果真如此吗？倘若一种全面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这种全面无疑是深刻的，应予肯定。然而，并非所有的全面皆是如此。其中有些大概只能称得上是肤浅的全面。在某些情况下，即或是某些片面也远比这种说了等于没说的全面要有价值得多。在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逆流而行的保守分子，大多“高瞻远瞩”、“深思熟虑”，字里行间处处透出一股“全面感”，认为传统文化固然糟粕不少，可也有许多精华亟应继承。西洋文化尽管新进，但于中国国情多有不符，汲取时尤须注意。提倡白话文当然不错，但何必反对用古文、看古书？这种“全面观”，实则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托词。对比之下，提倡新文化的前驱者们显得那么“片面”、“简单”、“偏激”、“幼稚”。即便是鲁迅，不也断然说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用意也是不言而喻的。难道他们都很“肤浅”么？
全面与片面，双方都涵寓着肤浅与深刻的两面。问题不在于是全面还是片面，而在于是否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达于此，均为深刻；离于此，皆是肤浅。以往对于全面，我们往往明其深刻而暗其肤浅。而对于片面，却明其肤浅而暗其深刻。这是需要重新认识的一个问题。
片面是一种强调。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实现其目的，在某个时期，总是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极而言之。这样做丝毫不意味着忽略了另一方面。鲁迅曾感慨地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无声的中国》）
纵览今日理论界、学术界，某种片面之论一提出，即使其含有真理的颗粒，具有深刻的力量，也易被斥为“偏激”、“荒谬”；而那些陈陈相因、毫无新意的全面之论，却往往被赞为“持平之论”而畅通无阻。这种情况不正严重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吗？在此，我疾呼：理论研究亟应少一点肤浅的全面，多一点深刻的片面！
（摘自《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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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争鸣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
陈卫平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当从这样的目标出发：从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反省中，找出中国哲学现代化之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因而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及其历史进程重新认识。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西哲学合流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长起来的，它在中国的传播和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以比较全面输入西方文化为前提的。没有这一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决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关闭在国内，而是中西哲学的合流。我们要进一步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应当继续近代以来中西哲学合流的趋势，决不能把学习和引进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立起来。其次，需要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缺点作进一步反思，决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把传统哲学的缺陷当作民族特点吸收进来。再次，必须建立一套既吸取西方哲学概念又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概念的哲学语言，即既要对哲学语言进行语义分析，又要保持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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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争鸣
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需要更新
孙承权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具有较严重的简单化、机械决定论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在理论结构中，强调社会，忽视个体；强调政治斗争规律，忽视经济运动规律；强调物质生产，忽视人自身再生产和精神生产（包括科学技术）；强调生产而忽视需要；强调生产方式的经济结构而忽视生产方式的技术结构；强调历史客体的必然性而忽视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强调社会发展规律而忽视个体行为规律；强调社会结构主要层次间的关系而忽视整个社会有机体的运动规律；强调社会意识形态而忽视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强调政治国家而忽视人群共同体。
造成这种片面性除了政治历史原因外，还有理论上的原因：（1）在研究对象上，忽视了马克思和列宁一再强调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忽视了社会有机体是物质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四方面的统一。（2）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历史主体的思想，即不仅要把历史看作客观自然历史过程，而且要把历史看作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双重发展过程。人是社会四种生产的主体，是社会有机体运动发展的唯一能动源泉。
这里发表的几篇短文是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上几位同志的发言摘要。原载《国内哲学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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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传统文化与清王朝的兴衰
左步青
清末曾执教于京师大学堂、后任江宁八旗学堂总办的震钧，满族人，姓瓜尔佳氏。其祖上于后金天命二年（1617年）归
附努尔哈赤，扈跸入关。在有清一代二百多年中，这一满洲勋
旧之家簪笏相承，科第不绝。震钧本人博学多闻，他经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晚年因身经目见清王朝日益腐朽，感到惆怅失望，便寄情书画，潜心著述。他追溯旧事，历时十二年写成并刊刻问世的《天咫偶闻》十卷，是一部记述清代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和京师风土人情的笔记杂录，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震钧在回顾满洲贵族入关后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礼俗习惯等的变迁时，写下一段感触极深的文字：
“八旗之习，去汉人无几矣。国语骑射，自郐无讥。服
饰饮食，亦非故俗。所习于汉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
华。所存旧俗，又多失其精华而存其流弊，此殆交失也。”
这是一个出身于没落的满洲贵族的文人学者对历史嬗变的慨叹。震钧察觉到，在满、汉两个民族二百多年的文化融合过程中，满族的特点保留甚少，一向被爱新觉罗王朝视为“家法”的满语（时称国语）、骑射，代表着肄武习劳的民族传统，都已逐渐淡忘。“八旗之习，去汉人无几矣”，这确是历史事实。但震钧认为满族“所习于汉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华”，则不尽然。汉族传统文化固然有“精华”与“流弊”之分，但它在清王朝从崛起到衰亡的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区别的，应当具体分析。简而言之，满洲贵族在入关前和入关初期，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吸收汉族传统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清中期以后，汉族传统文化的流弊使清王朝日趋衰微，终于招致覆灭的命运。
满族崛起于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明朝末年，统治者贪暴昏庸，政治腐败，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传统的封建思想、纲常名教维系人心的力量开始削弱，但是，对于刚刚崛起的满洲贵族来说，汉族的思想文化正是它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所迫切需要的。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他命人以蒙古文字母与女真语音创制老满文，并着手翻译《明会典》等汉族典籍，开始满、汉之间的文化交流。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就引用《论语》训示诸王“当世守孝悌之道”，还教导自己的妹妹、女儿要恪守妇道。皇太极即位后，录用不少明朝的降官降将。这批汉官汉儒以他们的才智在皇太极身边“左右赞襄”，对后金的政权体制、典章制度等方面逐步封建化起了重要作用。皇太极又命人将老满文改进成比较完备的新满文，设立文馆大量翻译汉族典籍，诸如四书、五经、《通鉴》甚至《三国演义》都被译成满文。大批录用汉族官员和翻译汉族典籍，成为满、汉两个民族文化沟通的重要渠道。满洲贵族入关夺取明朝的中央政权，除了依靠骁勇的八旗精兵外，汉族传统的思想文化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清军直逼燕京时，标榜自己是“兴灭继绝”、“伸义讨贼”，“为君父复仇”，以拉拢汉族官僚地主阶级。多尔衮至燕京，明宫内监以皇帝的卤簿、御辇陈列在皇城外，“跪迎路左，启王乘辇”。多尔衮说：“予法周公辅冲主，不当乘辇。”一个率领千乘万骑驰骋沙场、叱咤风云的满洲贵族统帅，俨然是温雅得体、自比周公的儒将，可以想见其汉化之深。
满洲贵族入关后，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建立新王朝，非常注意前朝覆亡的教训和汉族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清承明制”，实际上是满洲贵族把汉族的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作为开国创业、制礼作乐、厘定各项方针政策的依据，并有所发展。因此，清王朝历代皇帝从童年起就遴选名儒施以严格的汉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前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对汉族传统文化都有精湛的造诣。特别是康熙帝，自幼年即披览经史，勤奋攻读，即位后，举经筵，选择儒臣进讲，寒暑不辍。他一举粉碎鳌拜集团为代表的企图维护满洲亲贵特权和抵制汉族文化的保守势力，成为清前期重要的历史转折。他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奖励蚕桑纺织，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他勤于政务，宽于驭下，崇尚节俭，以儒家思想制定《圣谕十六条》，并以汉文帝、唐太宗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为自己的理想，无不显示他对汉族传统文化的倾心。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封建的经济文化呈现出复苏和繁荣，中国形成一个疆域辽阔、多民族的强大统一的国家，是传统文化在封建社会后期折射的最后一抹绚丽的晚霞。
清中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清王朝入关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带动了法国等欧洲国家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乾隆中叶，正值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科学文化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大清帝国明显地落后了。极端的封建专制制度，压抑着社会生活的一切生机。在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刻，入关时生气勃勃的满洲贵族已经完全丧失了前进的势头，失去了对外来文化大胆吸收的宏大气魄。它吸收的汉族传统文化的流弊越来越严重，如沉疴痼疾，斲丧它的肌体，无法以清醒的头脑省察时代的趋势，不可避免地沿着历代封建王朝盛极必衰的轨道上沉沦下去。
晚清时，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试图冲击传统观念的桎梏，主张学习西方，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振衰起弊，从早期的改良思潮到戊戌变法运动，无疑是振兴中华的积极因素，也是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但是，积重难返，要突破传统的思想文化是很不容易的。例如，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许多志士仁人有着临难不苟、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但也有受封建纲常思想长期濡染凝成的“愚忠”、“愚孝”。以光绪帝来说，他虽然也想奋发有为，但在封建伦理思想的约束下，只能在慈禧的淫威面前曲尽孝道，逆来顺受。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曾经以石破天惊之势震惊海内外，可是，对大清皇上的深情使他后来竟至哀叹取消跪拜后还要这一副膝盖有什么用！满洲贵族入关时，曾经强迫汉人剃发易服以表示忠顺，许多汉人因为反对剃发而掉了脑袋。辛亥革命时期，人们一旦表示坚决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就立即剪掉辫子。然而，直到民国成立，不少清朝遗老对这条辫子还充满缱绻之情。通晓多种欧洲语文的辜鸿铭拖着辫子在京师大学讲坛上作“尊王”和“春秋大义”的说教。甚至被誉为“新史学开山祖”的王国维，在清王朝覆灭十六年后，还带着辫子跳进昆明湖，忠以“殉清”，愚以“完节”。这一切都证实了恩格斯的名言：“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
清王朝因为融合、吸收汉族传统文化而兴盛，又因不能摈弃传统文化中的流弊，增加新的活力而导致衰亡。进一步探讨满、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相互融合的演变和影响，揭示出某些值得鉴戒的规律，是清史和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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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
张一文 施渡桥
中国近代军事史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无不与军事有关。因此，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不仅有军事价值，而且对深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将有着直接的重大的作用。
中国近代军事史所研究的这段历史，也是中国军事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介乎中国古代军事与中国当代军事之间的一座必经的桥梁。由于近代军事往往与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失败的结局相联系，以往人们在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都带着一种感伤、颓丧的心情，似乎研究这一段军事史没有多大的价值。诚然，在这个历史时期内，清朝政府遭受过许多挫折和失败，中华民族也蒙受着列强频繁入侵的痛苦和耻辱。然而，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始逐步觉醒，中国军事也在激烈的社会动乱中开始变革和发展进步。我们只要将鸦片战争时期与辛亥革命时期加以对比，就不难发现，这七八十年间，中国军事无论在武器装备、军队编组、官兵构成、作战样式和军事思想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其深刻程度而言，可以说胜过以往的七八百年。当我们看到中国军事所发生的如此巨大变化时，就会认识到对它进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并从中吸取教益。
目前，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较之中国近代政治史、近代经济史、近代文化史和近代对外关系史等分支来说，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有不少基础工作有待进行，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某些领域还是个空白，需要从头开拓。造成这种状况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但军事史这门学科所具有的边缘学科性质，无疑是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军事史的研究，对于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志来说，往往感到自己不懂军事，望而却步；对于一个具备军事知识的同志来说，又往往因为不熟悉历史而望之生畏。现在，该是冲破这种障碍、消除神秘观念的时候了。一些同志的实践已经证明，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志，只要有志于军事史的研究，完全有可能弄懂军事，并在军事史的研究工作中做出成绩来；同样，具备一定军事知识的同志，只要有志于军事史的研究，也完全可能做出成绩。关键在于决心和毅力。入门并不难，深入钻研做出成绩来，也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中国近代军事史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研究这样一门学科，无疑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它是一个子系统；然而，对于军事史中的军队建设史、战争史、军事技术史和军事思想史等分科来说，它本身又是一个大系统。研究这样一个大学科，理应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渐进过程。结合中国近代军事史的情况，应分作以下五个层次或步骤进行：（一）编写大事记，对近代各项军事活动进行初步的摸底排队，为整个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编纂，提供一个科学的可靠的基础。（二）汇编基本史料，将有关近代军制、近代军事工业、近代军事教育、近代军事思想等方面的基本史料，经过精选和整理，汇集出版，为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方便条件。
（三）进行专题研究。在这方面，军内外史学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已为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基本的宝贵素材。当前的任务是要填补少数空白，充实薄弱环节，对一些军事专业性较强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四）进行专史研究。目前，贯通整个近代的专史，除已出版了《中国近代战争史》外，其余象中国近代军制史、中国近代兵器史、中国近代军事人物传，以及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等等，还未见有专著出版。鉴于专题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专史的撰写，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五）研究撰写中国近代军事史。中国近代军事史决不是中国近代各个专史的简单相加，而应该站在中国近代史的高度，以各个专史为基础，对近代各个阶级的军事活动，以及它们相互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努力探索和揭示出中国近代军事运动的规律，并进行理论性的概括。
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是个庞大的艰巨的任务，需要老中青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当前需要进行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尽快成立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会，制定规划，将分散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的从事近代军事史研究的同志组织起来，分工协作。第二，当前，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工作要以研究各个专史为中心。有志于军事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应根据统一的规划，针对当前近代军事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撰写出一批史料翔实、立论中肯的专史著作，为下一步撰写中国近代军事史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培养一批研究近代军事史的人才。
可以相信，以上三方面的工作如果得以落实，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