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睁开眼睛说文化
——访意归来断想录
焦勇夫
作为《中国文化报》的一名记者，10月间我到意大利采访，在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这些世界名城跑了半个多月。回来之后，不少朋友问我印象如何，我的回答是：意大利人不愧是“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他们在文化、艺术、建筑等多方面的精美的创造，确实令人叹为观止，也不禁生一种“非亲到不知有此胜境”之感。
拿我们中意两国来说，都是文明古国，这是不成问题的。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虽然相隔万里，但是在与欧洲人的交往中，从马可波罗开始，我们之间交往得最早，这也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要说把两国文化作一番比较，平心而论，我却不能不说，比之我们，人家确实是更宏放、更辉煌、更灿烂。这大约会很伤了我们一些同胞的心，骂我是“崇洋媚外”，但我以为这是事实，也实在没别的法子好想。
我以为，中意两国的文化，从根本体系上说，正好是相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他们正是在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中，使自己的文化走向更加成熟的。拿一句话来说，他们的文化的主宰和主题是人，是人的伟大，人的美，人的无限的创造。不论是他们的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还是建筑装饰，处处都可以感到这一点。看了以后，给人以热情和力量，引起对这个世界的爱。自然，他们也碰到神的问题，例如在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中，有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他们的办法就是把神人化，把神也拉到世俗中来，同世间的男男女女一块儿生活。米开朗基罗的著名的雕塑《慈爱》所表现的圣母玛利亚抱着从十字架卸下来的耶稣，即可以说是一个并不稀罕的典型例子。那么，我们文化呢？恕我直言，和意大利文化正好相反，我们是把人神化，我们的和尚庙里的佛、菩萨那些真神不必说了，都是那样正襟危坐、仪态端庄、一尘不染；就连那些本来世俗中的英雄人物，也往往是一点缺点皆无，而且还都是什么神仙下界，星宿转世，单是那长相就得大大地与众不同。自然，我们有山水，有花鸟，有虫鱼，而且有些也确实搞得很精美，可是跟人比起来哪个更美、更丰富、更值得表现呢？说句老实话，看了那些，往往不能激起我们的热情，倒使人产生一种超凡出世的想头。
长时间的闭关锁国，很养成了我们一些人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脾气，从不大情愿承认人家比自己高明。鸦片战争，是人家的坚船利炮打来了，才发现在“格物”、“致知”上不如人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总算是睁开了一只眼。但是，即便如此，有些人还要把人家的科学贬为“淫技奇巧”，似乎终非正道。至于说到文化，就更加振振有词，“中土天朝无所不有”，外国都是荒居僻远的“化外”，都没什么了不起。可以说，直到现在，有些人还在文化上有这种妄自尊大的神气，张口五千年，闭口五千年，似乎外国有的，我们早就都有。不过，令人气短的是，虽是五千年文化，又是“礼仪之邦”，可精神文明建设却要从“禁止随地吐痰”开始，要从那几句“文明用语”开始。
马克思在1853年就指出过：“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如今，我们是开放了，但是如果不放掉妄自尊大的架子，那所获恐怕会是寥寥茫茫。因此我想，我们在文化上半睁半闭的那只眼，确实应当彻底地睁开了。
第8版()
专栏：
野狐峡探奇
祝咸录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我们怀着深深的向往与憧憬，专程去拜谒九曲黄河上游那鲜为人知的险峻峡谷——野狐峡。
一大早，我们从倒邦公路上有名的小镇河卡驱车出发，然后沿着河卡草原那高低起伏、坎坷不平的简易公路向东奔驰而去。透过车窗，我们看到美丽丰饶的河卡草原已经脱下了她那迷人的绿色的夏服，开始换上了素雅的冬装。终年逐水草而牧的草原牧民驱赶着成群成群的牛羊，从山高气爽的夏季牧场开始转移到这地势平坦、气候较暖的冬季草场安营扎帐。公路两边草原深处，一顶顶白色的和黑色的藏帐星罗棋布。帐篷周围，无数膘肥体壮、活蹦乱跳的牛儿、羊儿在悠闲地吃草撒欢。早起的牧羊女正忙着挤奶、烧茶、拣牛粪。一缕缕淡淡的炊烟，一股股芬芳扑鼻的奶茶味，从帐篷中飘逸出来，久久不散……
越野车在漫无边际的草原便道上左冲右突，急急奔驰了大约三十多公里。这时，我们发现平坦的草原戛然而止，地势突然下切，前面出现一条又宽又深的呈“Y”形的巨壑深谷。我们急切地跳下车子，走到路边凭高鸟瞰。原来伟大的黄河就在我们的脚下。看上去，就象一条桀傲不驯的灰色巨龙，被夹峙在深深的谷底，不满地咆哮着、喘息着、冲撞着，向前奔去，那气势仿佛非要把整个峡谷撼倒震塌才肯罢休似的。
时近上午十时，汽车开到了野狐峡顶。我们下车一看，才知道从这里到野狐峡底，中间要下一个很长很陡的斜坡。而且往下既无公路可通，又无大道可循，只有一条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地通到峡底。我们沿着这陡峭的河壁鱼贯而下，沿路忽而是满地满坡的河卵石，忽而是细如粉尘的沙梁，忽而是陡直的崖坎，忽而又是崚嶒的石壁，稍不小心，就会跌下万丈深沟。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好容易才到达野狐峡。当我们站在峡口附近的黄河高岸，举目仰望近在咫尺的峡口雄关，俯首鸟瞰脚下奔腾汹涌的黄河激流时，仿佛才明白自己是处在怎样一幅雄伟险峻、至为壮观的境地之中：在我们面前，雄奇险峻的野狐峡象一座拔地摩天的石门，巍然耸立在黄河两岸，两边的峡壁高耸陡峭，笔立如削，峡顶和峡底几乎一般齐，好象是曾经有谁用神工鬼斧劈开了一般。
野狐峡全长约五百多米，而两岸的峡壁却高达二百多米，有四十层楼房那么高。而峡顶之间，只有十来米宽，举目望去，整个峡谷窄如甬道。峡底两岸各有一块小平台，平台之间距离只有四五米宽。据说轻盈敏捷的野狐可以从平台之间一跃而过，所以人们称它为野狐峡。
浩浩荡荡的黄河流到这里以后，被夹峙在只有几米宽的峡谷之中，形成一条深不可测，急不可挡，势如万马奔腾的激流。其情其景，真令人惊心动魄。置身此地，我们不能不深深地被野狐峡那险峻奇伟、巍峨壮丽的景象所折服，同时也被汹涌澎湃的伟大黄河所震撼。觉得这里的一切，就象是被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安置得如此绮丽而壮美，甚至觉得这里的每一块岩石，每一滴河水都充满了神奇。
不知不觉，时间已过下午二时，我们不得不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野狐峡往回返。
当我们重新登上野狐峡顶，回到平坦的河卡草原时，已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嘘嘘了。借着喘息之机，我不由地回过头来望了望深邃险峻的野狐峡和远山如带的拉干峡。蓦然间，我发现河卡草原与对岸的贵南草原几乎一样高、一样平，看来原先是连在一起的。于是，一个奇异的念头立即出现在我的脑海，禁不住使我幻象丛生，神驰远古。我仿佛看到，在那遥远的古代，青藏高原是一片浩瀚的大海，以后，由于青藏高原的不断隆起，这里成了一片干涸的陆地。后来，黄河诞生了，那滔滔不绝的河水逐渐将平坦的草原冲成了这巨壑深谷……
古海变陆地，陆地变河滩，河滩变草原，草原变沟壑，沟壑变峡谷。大自然的变迁史该是怎样一部伟大壮阔的历史画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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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街头秋色
毛宪文
满树金黄
是成熟的色
满街金黄
是丰收的色
满地黄金
是果实的色
金黄映着蓝天
随风拥向大地
再去与明春的
生命紧贴
第8版()
专栏：文坛风景线
夕阳山外山
袁晞
金文，深沉地铸在坚实的青铜器上，仿佛象征着产生它们的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骆宾基，过去是作家，现在又身兼金文研究者，他给人的印象是深沉、坚定。抗日烽火中，他曾是个热血青年，用激愤的笔写出了抗日小说《边陲线上》，同萧红、萧军的作品一样，引起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震动；后来，他打过游击、蹲过监狱，成长为刚毅的战士。十年动乱中，他是一条不屈的硬汉，不论是被“斗争”、“审查”，还是“下放劳动”，都宁折不弯。
在文艺界朝来寒雨晚来风的日子里，他不愿违心著文，转而去研究早有所好的金文。
光阴十余载，一部五十万字的论著《金文新考》即将出版，骆宾基的考证把我国金文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书中有详实的论证。
金文，又称钟鼎文，是古代铸于青铜器上的文字，多用于祀典、征伐、契约、锡名等。传统的说法金文产生于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十一世纪的殷商时期。骆宾基在大量考证后认为，公元前二千五百年我国就有了金文，大多是用氏族的大事给后辈命名，出土的轩辕皇帝给伏羲氏命名的“柱尊”就是证明。
说到《金文新考》，骆宾基记得这样一些往事：
那是1972年，他将自己考证《左传》的文字寄给周总理，一个星期后就得到批复。不久，他被解除了长达七年的“隔离审查”，又发还了工资，得以潜心研究金文。
1973年冯雪峰同志当了骆宾基最初几篇金文考证文章的第一读者，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为这些文章起了总名《金文新考》。
还在1974年，骆宾基送了一部分稿子请茅盾先生过目，为的是让茅公略解寂寞。哪知茅公却专门约请了一些国学专家座谈，以后又亲笔为《金文新考》题签。
不料，《金文新考》尚未出版，雪峰、茅公都已作古。雪峰的鼓励成了故语，茅公的手书也已是遗墨，但却将和骆宾基的著作一起久传。
在骆宾基的论著里，共工的传说有了新解，龙的来源有了新的论证……。
今天，骆老又要拿起笔写一些文学回忆录。他说：“我快七十了，身体也不好，搞文学创作已力不从心，但还要搞点考证，写点回忆。在这些方面为人民作点事。”
他正在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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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赤诚归根游子心
——话剧《渥巴锡汗》观后
田文
最近，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话剧团从祖国北方边陲为首都观众送来了一台话剧《渥巴锡汗》（编剧：宝日夫；导演：张大起），使首都剧坛增开了一朵耐寒的小花。
渥巴锡汗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的杰出领袖。《渥巴锡汗》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塑造了以渥巴锡为代表的英雄人物，热情地歌颂了蒙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
应当承认，把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呈现于戏剧舞台，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呼伦贝尔盟话剧团是一个仅有五十名成员的地区剧团，他们在艺术家刁光覃、朱琳、王韧的帮助下，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投入话剧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剧中表现的蒙族人民的生活气氛和情调是相当浓厚的。这里既有善歌善舞的柔情荡漾，更有尚武骠悍性格的闪光。正是在这样的民族乳汁渗灌的土壤上涌现出来了年青的民族英雄渥巴锡汗。作为一个蒙族青年，他具有性情急躁、性格骠悍的特点，但他年轻登临汗位的地位和身份，又使他不得不处处克制自己，在斗争中磨练自己。从这种变化中展现了他的性格特征和发展。比如他第一次出场，正值他的叔伯兄弟多尔吉前来骗争汗位。那时他还是个没有亲临汗位的年轻王子，听得消息，不容分说，就要拔刀相拚，他的嫉恶如仇的骠悍性格显露眼底。做为这种性格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不讲策略公开冲撞。但在实际斗争的磨练下，当沙俄政府要土尔扈特部“出兵远征土耳其”时，他已经能够冷静地考虑对策，不为部臣的感情（其实也包括他自己的感情）所左右，亲率部卒名为随征实为东迁返归故土保存实力了。而当沙俄政府以邀请三百儿童、以及他自己的爱妻和未出生的孩子，赴彼得堡求学为名，实为滞留人质时，他为不致丧失全体部卒东迁归还故土的前途而能忍痛下了果断的决心：暂时答应了对方的要求，以亲人的鲜血换取了东迁时间。这说明，这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位能以部落和民族的大业为计，忍辱负重，在韬晦中图发展，善于处理错综复杂的外交、内政事务的部落领袖了。当剧结尾时，他根据对形势的判断，毅然做出决定，发出号令，率领十七万土尔扈特蒙古人民向着启明星升起的东方，不畏艰难险阻向着遥远的祖国壮丽地出发的时候，一位历史上的年青有为的部族领袖的身影，形象地印在观众的脑海中了。
大概是出于对主人公热爱过切，剧本的结构和处理流露有直奔主题的痕迹，不少可以丰富人物性格的矛盾没有充分展开，使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显得不够丰满。这或许是该剧值得推敲改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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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宾〔雕塑〕 俞嵩作 阎淑琴摄影